昨天看到外交部前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的一篇文章——“美国的‘衙门’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感慨之余，引发了我的一番联想。
袁南生2013年4月到美国旧金山上任。他负责的旧金山领区包括阿拉斯加州、华盛顿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部分县市。因为工作需要，在职期间他需要经常走访领区内的各州，与各州州长、州参议长、众议长、州务卿等高官保持联系，因此，他有机会经常出入领区内美国的各个“衙门”，包括州政府和州议会大楼，以及主要城市的市政厅大楼。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衙门”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首先让袁南生深感意外的是，美国的“衙门”都允许非工作人员、非公务人员，包括闲人和外国人随意进入。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的州府大楼就没有人站岗，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不过必须经过安检。必须像坐飞机那样，摘下手表，拿出身上的钥匙、钱包之类的东西放进塑料筐，连同提包等通过X光机的检查。
各个州府大楼和市政厅大楼不仅允许进入，而且成为旅游的好去处，参观全部免费。有的市政厅还为公民提供免费举办婚礼的便利。进入美国的“衙门”，最大的感觉是游人比工作人员多得多。人人都可以在里面随便溜达，可以索取有关资料，甚至国外游客都可以参观州议会，旁听议会会议，感受美国决策的程序……
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的这种“开放性”，我曾经有过亲身体会。1988年10月，我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一个团出访当时的西德。第一站是上海的友好城市汉堡。那两天恰好上海的市委副书记曾庆红也在汉堡访问，我们刚刚住进酒店，就被拉去市政厅参加汉堡、上海的一个友好城市活动。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堂堂的汉堡市政厅门前居然没有警卫，人们可以随便进出。那天市政厅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其中许多是游客……跟我就职的北京市政府和去过的上海市政府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曾庆红和汉堡市长讲话后，音乐会开始，第一个曲目是中国作曲家谭盾的作品。乐团不时发出的巨响，那种过于夸张的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荒野、森林中的苍凉感觉，我当时还真是欣赏不了……
几天后到了我们北京市的友好城市——科隆。市政厅里也跟汉堡差不多，各色“闲杂人员”不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市长博尔格在一间会议室里为我们举办简朴的欢迎活动。作为北京市的代表，我在致辞中还代表陈希同市长向博尔格表达了敬意……
2007年暑假我去美国看望在洛杉矶学习的儿子，我们一起去过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我们专程去看了那座号称“小白宫”的州府大楼，只是那天天色已晚，没有来得及进去参观。当天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时，我和儿子骗她说在州府门前碰到了施瓦辛格（时任加州州长），还聊了几句，没想到老太太还真的相信了……
作为外交官，袁南生见到过不少美国的高官，他的一个突出感觉是，那些高官都非常“抠门”。去美国州长、市长、议长的办公室，从来都只是谈事，水都没有喝到过一杯；不管请高官们吃多少次饭，从来没有人回请过他——因为那些高官无法报销。
曾经3次出任加州州长的布朗有一段名言：“我知道应该如何有节制地生活。简单地说，就是不乱花钱。我不喜欢花自己的钱，更不喜欢花纳税人的钱……假如你们想要一任节俭的州长，那你们就找对人了。我会严格地控制政府预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去洛杉矶参加会议，布朗总是一个人乘坐飞机的经济舱前往目的地；回去后，几百美元的往返机票他只报销100美元。
袁南生接触过的美国官员，“油水”很少。有的官员甚至要倒贴钱为选民办事。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担任过两届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在施瓦辛格当州长期间，不仅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而且常常拿出自己的钱用于公事。加州政府资料显示，从2001年开始，施瓦辛格为两次州长竞选活动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投入了2500万美元的个人资金。这2500万美元还不包括他当州长期间自付的交通费。他每周乘坐私人飞机在洛杉矶和萨克拉门托之间往来数次，这些交通费也都是自己掏腰包……
旧金山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然而其华裔市长李孟贤任内一直开着私人汽车办事；如此大城市，政府官员中竟然无一人配有公车……
袁南生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开放、平等、清廉的美国‘衙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感受颇深”。
我曾经作为公务员，在北京市政府和国家体改委工作过一段不短的时间；任职期间我去过美、英、德、法等一些西方国家，去过它们的政府机关，接触过它们的政府官员，我的确有与袁南生相类似的感受。
仅从表面看，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同这些国家相比，就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比如，我们的省市政府一般都有警卫站岗，“闲杂人员”是不能进入的，更不可能在那里参观、举行婚礼或开音乐会。比如，不算省市委书记、常委，我们仅省市长，职数就相当多，北京、上海都是一正八副；那些副省级城市、地级市甚至县级市，职数也都不少。记得前几年媒体曾经曝出：辽宁的一个地级市，市政府居然有27位副秘书长！后来该市解释说，副秘书长中的大部分，是市政府的委办主任和局长们兼任的，专职的没有几个……又比如，我们的市长出差一般都要带秘书同行，京、沪两市的正副市长和秘书还要坐飞机的头等舱；还比如，我们众多的政府高官，几乎都有公配专车或变相专车。再比如，我们的官员请客或吃请的“机会”，要比那些西方国家的官员多得多……至于这些年来反腐，抓出来成批的大大小小贪官，更是令人咋舌。
我想，我们要做实做强自己的国家，要为亿万百姓谋取最大的福祉，尽快启动政府和吏治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亟需通过真正的深化改革，构造一批亲民的政府、开放的政府，建立马克思所推崇的“廉价政府”，造就一批真正的“人民公仆”……这不仅是为了大幅度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不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社会的效率和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腐败，改善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形象、提高公信力，为建立文明的现代社会而努力。
2019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