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咸丰朝的历史悖论》，已述清咸丰帝得位很幸运，在位却很倒霉，做皇帝近“一纪”（十二年），内乱外患交迫，几无宁日。当然这是“后知后觉”的史家，对于这位早逝的满洲入关后的七世大君的统治岁月的追述，所谓“后见之明”。那么，这位死谥“显皇帝”（显者，光明也）的咸丰帝，生前了然自己的处境吗？可说又明了又不明了。

咸丰帝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与异母弟、后封恭亲王的皇六子奕?同龄。咸丰十岁丧母，养于奕?生母静贵妃，因而两少年一度情同手足，同读书同习武。但奕?天资聪明，智勇均出四阿哥之上。而道光帝为二子所择师傅，却又品格大异。咸丰之师杜受田，是典型的假道学，唯教其徒怎样假装仁慈，以讨年老的父皇欢心。奕?之师卓秉恬，却是著名的能吏，历兵户吏工诸部尚书而兼任顺天府尹即首都市长十八年，在九卿会议素有好辩名声，教徒儿也重通中外实情并敢于直言。不想道光帝晚年密选储君，对四、六两阿哥进行道德测验，选中的正是智商政艺都远逊其弟的咸丰帝，唯一理由就是四阿哥的表现既孝且慈，而六阿哥勇武又敢言，反被裁定非帝者表现。

于是咸丰帝登大宝了，实龄才十九岁，不消“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必向帝师资询。不能说杜受田没干过好事。咸丰帝起用林则徐、向荣，以镇压广西叛乱，都出自他的推荐。但此人在咸丰元年（1851）就死了，很难说咸丰帝摆脱了这个帝师的啰嗦，是幸呢，还是不幸？总之此后咸丰帝可以专心对付其弟恭亲王，显例就是咸丰五年（1855），皇帝的养母即恭亲王的生母死了，皇帝却下诏痛斥其弟“礼仪疏略”，意谓不孝，罢免其弟恭亲王的军机大臣及宗正令、镶黄旗都统等实职，显然意在去除皇位的可能觊觎者。

也许天从人愿吧，咸丰帝将其弟恭亲王逐出政府的次年，他昔日“选秀女”，而得的一名宫女，因偶然召幸而怀孕，给皇帝诞育一子。唯恐绝嗣的皇帝大喜，连晋皇子生母由嫔而妃，乃至皇贵妃。然而咸丰帝自幼读史，显然对师傅所讲汉晋北朝的立储印象很深。他称帝第七年，才得一子，然后众多妃嫔无一生男，怎不使她担忧身后皇子之母会成为自两汉至北魏的那些女主？但他到底是孱头，虽已觉察独子生母那拉氏野心勃勃，却不敢效法汉武帝或北魏先帝立子杀母，仅在临终前给皇后一道密谕，说是身后如发现嗣君之母骄纵不法，便可将她处死。但皇帝既不能执法于生前，却要皇后行遗诏于身后，岂非言必不行吗？

既然连自己的妻妾也管不了，那么这位皇帝还能“治国平天下”吗？咸丰朝统治中国十一年半，对中国面临的内乱外患，尤其是欧洲列强侵略已亟的外患，束手无策，可想而知。

然而这个皇帝生于清英鸦片战争前九年，六岁接受师傅杜受田的卫道教育，至十九岁，已被灌输于满脑袋的官方朱子学成见，“尊君卑臣”、“用夏变夷”、三纲五常之类。当然脑中也充斥着唯恐“西夷”改变满清祖制的忧患意识。他即位后，对于已经占领南国的太平军造反，似乎不那么紧张，由遣官军镇压到许可湘淮士绅组团练打内战，都显示某种自信感。但他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自始便惊慌失措，尤其害怕英法俄美等国遣使驻北京的要求。从道光三十年闹到咸丰十年，这个皇帝给沿海诸省督抚，发布了无数谕旨，焦点即在制止西方列强入京修约或设馆。由此反而促使在欧洲敌对的英法与沙俄，面对满清拒绝其使节入京，结成了“统一战线”。因而咸丰十年（1860）的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或称清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变得必不可免。

拙著《从乾隆到嘉庆》、《道光帝和他的首相》（均见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已对晚清初中叶的这个时段的思想文化史，有过考察，此不赘。

晚清由嘉道至同光那近百年，中西关系已处于非战不可的过程。咸丰朝正处在这个过程的转折点。他的朝廷如何对付显然需要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