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六十九岁的宣宗成皇帝，匆匆召见满汉王大臣，宣布硃谕，立皇四子为太子，封皇六子为亲王，随即驾崩。不过一个时辰，刚成储君的四阿哥，就继位皇帝，可谓运气好极。
然而时年二十、于次年改元咸丰的满清七世皇帝，甫登极便厄运连连。首先是外患，沙俄已在北疆侵吞了帝国发祥地满洲的大片领土，不久英法又于南疆开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其次是内战，原先已在南国处处冒烟的民众造反，迅即燃成太平天国起义的燎原大火，不久便建都天京，得捻军支持而与满清中分“天下”。更不幸的，是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1860）攻占北京，迫使他在满清入主北京二百十六年后首创帝国首都沦陷的历史纪录，而且于次年七月十七（1861年8月21日）病死热河，虚龄仅三十一岁。
庙号文宗而谥称显皇帝的咸丰帝，虽是满洲皇室的纨绔子弟，却因争夺皇储而颇具教养。当他如愿登上大宝，起初也想有所作为。例如即位初期，面对谏臣奏章，都表示有听德，并且很快惩办父皇宠信的佞臣穆彰阿、耆英，又起用林则徐，以示有意“维新”。哪知天不我佑，外患内乱不绝。他和他的亲信，都十分迷信中世纪的传统数术。两汉的《周易》纬书，不是说每个新朝都必遭“百六阳九”的厄运吗？就是说，每个新王朝，每逢建国一百零六年，必遭大旱或类似厄运九次，而据相传为箕子所作的《周易》“明夷”卦的传统解释，又说其卦（离下坤上）表征“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 既然咸丰帝实际在位十一年半，却屡遭患难，那么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作者，以下描述应说颇近历史实相：“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
然而《清史稿》文宗纪的作者，接着“评价”这个皇帝，说他在倒霉的处境中，“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末二语很有趣，意谓假如咸丰帝不是年方而立就死去，假如他的个人专制能延续，那么“后来之伏患”即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便不可能出现，大清帝国说不定将绵历百世。
历史从来拒绝假设。事实是咸丰帝的“庙算”，不仅着着失灵，连他本人也化作流浪不归的亡命徒。他除了众多妃嫔，还有从民间私纳的曹寡妇之类，却只同一个宫女那拉氏生有一子。因而他根本不可能远承高祖雍正帝秘密建储的传统，如其父道光帝那样，有立储的选择余地。当然他还有一个选择，即如北国鲜卑族先辈传统，立子杀母，并借口沿袭汉武帝晚年立少子而杀其母的先例。相传咸丰帝在热河临死之际，曾密授皇后一道硃谕，谓如发现那拉氏恃子为帝而骄纵不法， 便可将她处死，这证明咸丰帝是熟悉汉魏传统的，但更反证这个皇帝无能。明知满清早有“母以子贵”的太后专政传统，却不敢冒犯独子生母，而将死后预防大权旁落的希望，寄托给无子又仁柔的皇后，岂非恰给遗妾僭权开路吗？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半，正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关头。但看个人，这个皇帝应属亡国之君。然而帝国竟没灭亡。首都沦陷而王朝犹存，江山仅存半壁而帝国名义仍在，君主死于流亡而其子仍能复辟，诸如此类的悖论，怎样给出合乎历史实相的解释，至少既有的历史教科书，说法虽多，却都难以令读者信服。
悖论已属于历史，当然不能用逻辑代替历史。历史真相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