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发表的《嘉庆“维新”》，说了嘉庆四年（1799）这个皇帝发动政变，扳倒权相和珅，立即宣布“咸与维新”，那经典依据却是《伪古文尚书》。

清代官方、民间的记载，都说向嘉庆帝献此策者，是谏官王念孙。据《清史列传》，太上皇才咽气，王念孙便“首劾大学士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这位乾嘉汉学大师，明知什么“维新”云云出自伪《书》，却更知这部伪《书》仍是满洲皇子们必读的帝学教科书，为了给皇帝搞政变打气，怎能顾及经义真伪？

多年前，拙作《从乾隆到嘉庆》（见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页141—158），已指出嘉庆帝虽为庸主，却有很强的权力独占欲，更强的金钱独占欲。他刚亲政，便不顾自称信奉的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之类圣训，对正在操办太上皇丧事的和珅实行突袭。这时王念孙由伪经给他找到政变不悖“孝道”的理由，当然“大契圣心”。

不过历史没那么简单。嘉庆帝也可说抓住了时机。乾隆在位六十三年，“乾纲独断”，至死不改。他晚年宠爱和珅，但视作弄臣，纵容其人招权纳贿，却不让其人控御禁军，并于死前年余才晋升和珅为领军机大臣。不久他死了，留下的帝国，政治腐败，民变蜂起，如汉代贾谊所说，“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尸居君位已三年的嘉庆帝，面对士民共愤的如此局面，需要有人充当先帝的替罪羊，而和珅声名狼藉又未成僭主气候，无疑是塞责首选。果不其然，皇帝一出手，和珅便俯首就擒，成为皇帝“以关系政治、纠劾贪污为要务”的箭靶。

嘉庆帝好读唐朝文史，尤其熟悉中唐肃宗、代宗、德宗祖孙转危为安的历史。相传他抓捕和珅，便受唐代宗暗杀“尚父”李辅国事件的启迪，反其道而行之。但他似乎更欣赏唐德宗在任何情形下都“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的先例（见《资治通鉴》唐纪代宗大历十四年）。他突袭和珅得手，发布上谕，说抄没和珅家产，凡编为一百零九号，并公布已估价的二十六号清单，总值已达白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这已是当时国库每年税收总额的三倍多。人们等待皇帝继续公布尚未估价的八十三号清单，岂知不见下文。有个满洲副都统萨彬图，不懂皇帝再三暗示，公然上疏要求皇帝彻查和珅财产有无隐匿。嘉庆帝大怒，颁旨申斥：“岂萨彬图视朕为好货之主，敢以此尝试乎！或伊必欲陷朕等于唐之德宗？”（见《东华续录》嘉庆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真是不打自招，恰证这位清仁宗在自觉因袭唐德宗故伎。据有的清史学者推算，嘉庆帝抄没和珅的财产，总值不下于白银八亿两，其中近四分之三，都进入了皇帝的私人“内库”。难怪很快在民间传出口号：“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嘉庆反贪，越反越贪，根源在满清制造贪污腐败的专制体制。既然皇帝是最大的贪污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庙号仁宗的嘉庆，亲政凡二十一年（1799—1820）。据这位皇帝的父祖钦定的《四书》新注，同意南宋朱熹的诠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那么嘉庆帝的“仁”，首重“亲亲”，即维护的等级特权，由满洲皇室，而八旗权贵，而汉人士夫，而先旗后汉及四夷的平民，似毋庸置疑。

因而，嘉庆亲政二十一年间，危机不断，显例如皇帝迭遭暗杀和宫廷政变，迫使皇帝一再下诏罪己，在清史上都无先例。

由于我曾指出的“腰斩清史”，按照毛泽东划定的1840年线，将清史裂作两橛，道光二十年前属于“古代史”，那以后则称“近代史”。自延安整风到十年文革，其间四十年，经过主流史学的反复宣传，于是“近代”自1840年开端，而嘉庆朝至道光前二十年，均属于中国古代史末世，似成定论。以人生譬喻，末世病入膏肓，勾魂无常已临，谁信病人尚能起死回生？半世纪来的大陆史界，“古史”论者谓嘉道走向死亡，不屑作挽歌；“近史”论者谓鸦片战争始开“国史”新纪元，也不屑回顾嘉、道史。结果，由嘉庆亲政到道光禁毒那四十年，无论考察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世界闯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属于历史的时空连续体的转折时期，却在历史论著中研究很薄弱。看来需要再研究。

回到前篇与本篇都提出的历史疑问：在清英鸦片战争前四十年，清仁宗已重提“维新”，而有的清史论著赞之曰“嘉庆改革”，合乎历史实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