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满清入关当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便颁诏许诺“改革”、“维新”，但以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时逾一个半世纪，这两个词汇却在上谕中消失。

消失的无非是名，因为顺治帝亲政仅四十天，就大反多尔衮。原因在于满洲权贵内讧，还有传说是由于多尔衮曾纳皇帝生母即谥号“孝庄”的太后为妻（所谓清初三大疑案之一，见孟森《太后下嫁考实》）。其实呢？顺治帝和他的子孙，无不继承多尔衮“以汉制汉”的所谓改革取向。顺治死时颁布的罪己诏，承认对满洲“淳朴旧制，日有更张”，而其曾孙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为多尔衮恢复名誉的诏书，盛赞没有多尔衮“创业”，就没有帝国一统全盛，都可为此作证。

不过清廷对“维新”之名的忌讳，仍在持续。直到嘉庆四年（1799）孟春，八十九岁的乾隆帝，在做太上皇“训政”三年后，撒手逝去。此时，貌似甘居傀儡的嘉庆皇帝，却突然出手，一举击倒在四年前曾力荐他为储君的权相和珅，震撼朝野。同样令朝野瞠目的，是他转身与出手也如此疾速，逼迫和珅自杀仅数日，就宣布“胁从罔治 ”，“咸与维新”。

和珅案的真相，我已据史简述（见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239-245），兹不赘。引人注目的是，嘉庆帝又将帝国讳言一百五十年的“维新”二字，再度化作最高指示。

由嘉庆帝再次引用的“胁从罔治”、“咸与维新”二语，可知当年多尔衮的“改革”即“维新”的昭示，出典于明朝颁行的钦定五经中的《尚书·胤征》中四句，所谓“歼彼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据唐宋经学家说，《胤征》原是夏帝仲康命胤国诸侯讨伐叛逆贵族的布告，出师前声明政策，首恶必办，向王师投降的“协从”可免罪，但必须与所有陈腐传统决裂，才准许改过自新。

清代经史考证之学盛行。经过阎若璩到惠栋、王鸣盛等在野学者的百年研究，包括《胤征》在内的“古文《尚书》”，绝非孔子及其晚年门徒编定的文献，而是孔子死后六百余年魏晋人假造的伪《尚书》，在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已视作铁案。嘉庆帝处置和珅案，分明是权力更迭夹杂私利争夺的宫廷政变，却装扮成有经典依据的义理决斗。岂知从乃父已否定的《伪古文尚书》中找出的经典依据，恰好暴露这位皇帝以假乱真，信伪经而弃真知，是自觉的。

即使利用伪经，嘉庆帝也只着眼其消极方面。清末章太炎因宣传“排满革命”，被囚于上海租界班房里，在牢中作《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刊于《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9日第三号），针对的是康有为等人保皇宣传，同时也揭露了自嘉庆四年以来满清官方借假维新掩饰专制的实相——

“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按指辛丑和约后“回銮”北京的满清朝廷——引者），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呱啼哺乳也。”

自嘉庆四年宣称“咸与维新”，到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在狱中宣布对满清“维新”表示绝望，这个帝国又延续了五朝百年。我曾引证，依据国际工合组织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中文版前言（2003年11月），清英鸦片战争以前二十年（1820，即清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全球GDP的33%；历经列强侵略，满清政府屡战屡败，不断向英法俄日德美等割地赔款或出卖权益，但到八国联军侵华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的GDP仍占全球比重的11%，与百年后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那不是所谓主流史学用直线进化的逻辑所能解释的。

有的清史学者盛赞嘉庆“维新”，称之曰“嘉庆改革”，是这样吗？看来应再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