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2年英国炮舰打开满清帝国门户以后，中国人就在“师夷”与“制夷”两种取向之间摇摆。
本来，按照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师夷”是手段，“制夷”才是目的，因而帝国应向敌人学习的，只是英国海军的“坚船利炮”那样的优胜工艺。——由林则徐终生强调没有足以与英国抗衡的海军，便不可能“制夷”，可得佐证。
难道满清战败仅仅由于技术不如洋人吗？林则徐已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被道光皇帝罢官后的私人书信里，屡有对这个满洲大君既无定见又好瞎指挥的不满之词；还有学者指出他已有“商战”想法。但更明显的，是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反思中国何以失败的若干论著，已经开始将考察重心转向“师夷”。比如曾支持林则徐禁毒的广东举人梁廷柟，便对美国“合众为国”与英国体制不同的由来表示关注。另一位因准许医学传教士入福州行医而被晚年林则徐率众驱逐的闽浙总督徐继畬 ，在任内所著的《瀛寰志略》，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拿破仑、华盛顿和英国两院制。可知他们的视野已越出技术层面，而关注西方列强的立国之“道”。
对晚清“师夷”实践者奉作理论指南的，不是来历可疑的《海国图志》，而是《校邠庐抗议》。它的作者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毕生憎恶涉嫌剽袭林则徐“筹海三策”的魏源，但历经英法联军攻陷帝都、太平天国摧毁帝国经济文化重心等事件，也对老师把“制夷”当作目的之策略发生疑问。他在太平天国占领苏州期间流亡于上海租界，一方面力促曾国藩与租界当局合作抗击李秀成，从而成为李鸿章组建淮军立足上海镇压太平主力的策动者，同时依据在上海所得关于英美现状的新知，著成《抗议》四十篇又附二篇。这部书曾被张之洞推崇为“中体西用”的启蒙典范。 但冯桂芬瞩目的焦点，在于西方“诸国富强之术”，就是说帝国要革除弊政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正因为冯桂芬的《抗议》，尤其重视“师夷”方案的可行性，所以它在冯桂芬去世后初刊，便被李鸿章称作“洋务机要”，而在冯氏死后二十四年，由光绪皇帝“诏定国是”而匆匆展开的百日维新，竟将这部旧书重印发给政府所有部门，要求对它的可操作性签注意见。据闻当年相关档案具在，惜迄今仍为档案主管单位垄断，无法得到史家研究。
我赞成这种说法，即历史是因果关系不断互相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就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则徐本意是为达目的而不计手段，而冯桂芬却强调手段的实践意义，导致戊戌百日维新将手段当作目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八旗权贵绞杀。但慈禧集团支持义和团，招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至辛丑和约宣布帝国名存实忙。那以后虽经清末假立宪，虽经武昌起义给满清帝国出具死亡证明书，虽经民国的分裂混乱与内外战争，但“师夷”始终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社会政治的主旋律。
自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要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三阶段”，将中国“化成美国”。但他的继承人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起“训政”没完，直到滚出大陆前夜，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宣布“宪政”。
在共和国建立前，由毛泽东撰写的六评美国《白皮书》，号召中国人消除恐美亲美媚美的奴才哲学，在更高层次上复活林则徐的“制夷”论，曾是中国人勇赴抗美战争的巨大精神动力。然而从那时起的“一边倒”，在建设过程中“全盘苏化”，又使文化精英感到失落，反对“师夷”由欧西倒向苏东，当属一九五七年所谓右派发泄对现状不满的主因。
据日本《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以西顺藏、近藤邦康等为主的作者群体研究，关于“师夷”与“制夷”两种取向的争论，在新中国思想界仍是主题。是耶非耶？仍待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