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鸦片的来历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中国人的痛楚：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
鸦片，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罂粟确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大家族：它有28属，250多种；主要生长在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这个地方几乎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joy plant）”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也使用它。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
繁冗的列举我们不再继续，总之一句话：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 Sydenham）歌颂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我们的祖宗也早就熟悉鸦片。文字的记录是贫乏的，但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帧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2.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17世纪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它成为官方特许的商行，于是就有了腐败的门户。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户部官员则获得贿赂。整个18世纪中外贸易在发展之中，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角，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鸦片也跻身其中。
贸易的发展导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动摇朝廷的统治；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产生抵触，于是必须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边远的广东；另一方面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于是官员们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由于中方市场有限，严重的出超使英国为主的商人难乎为继，此外，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更垂涎三尺于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由于中国的茶叶同样使英国人上瘾，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两种商品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棉花和鸦片。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的运输成本导致无利可图；即使印度的棉花也获利菲薄；而产于印度的鸦片却有暴利可图，官员们特别需要它来发财。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
鸦片导致不良后果的证明在于：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处罚包括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对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处，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仅禁令颁布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不可思议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一个苦涩的故事是，1793年英国首任外交公使马戛尔尼（Ma Cartney）率七百余人的庞大使团携各种礼品抵达北京。使团的规模与礼品之丰厚表明了英王的重视程度。在英皇乔治三世给他的授权书里，不仅有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而且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以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英国特使谋求中国开放内地市场。但马戛尔尼拒绝了必须对乾隆皇帝行跪拜礼的要求，于是被视一切外国均为夷、礼品必是贡品的清朝认定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国门。
而他所赠送的大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器都被安装于皇宫当做玩物，所提议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亦未讨论即被拒绝。英王促进英中正常贸易全面开展的企图寿终正寝。非但如此，马戛尔尼却通过与满清官员的接触得出结论：“清王朝已经腐败衰弱，不堪一击。”称之为“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他提议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以继续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结果在跪拜礼问题上又僵持住了，这回清廷干脆连对话也不考虑，直接把他们遣送出境。
进口鸦片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了禁鸦片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本国发财的清国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他们阳奉阴违，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与外国――主要是英国――鸦片商互相勾结，走私鸦片如入无人之境。
魏源追述：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马克思也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当时人士蒋湘南调查：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林则徐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
由于清国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 Karl 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鸦片达三亿元以上。
3.英国对鸦片的争论
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在当时的世界，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但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1830年代，鸦片占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可以获得大额收入。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是没有吸食鸦片的市场。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这个法案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鸦片一直到1914年。英国甚至制造相当多鸦片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1885年美国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异议。英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在1780年代就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 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 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 但多数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4.林则徐、义律其人其事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nt）本人就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他终于被免职，临时委任义律担当此职。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中国的历史航向，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林则徐则是中国方面严禁鸦片的代表人物。当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时，启用了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满意，却令英国朝野愤怒。只是中国历来的宣传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英国则忽略了他在割让香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至今连《英国名人大词典》仍未提及正是义律首先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且实施占领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后，义律在提交《穿鼻条约》时，又未经伦敦批准。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1841年8月，义律被免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称义律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就算是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扯平吧。
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原本不错。但这次战争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是显示剂，它把中国专制统治的腐败暴露无遗；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体制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忠勇之士忧患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尽管范文澜尊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以他们的能量而言，无力回天。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只有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 Larne）号保护。林则徐没有坚持让这些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当义律命令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便满足了。而英商马地臣、查顿则向英国政府状告义律，因为中国官员有人偷偷告诉他们：只需缴“六七千箱足矣。”
销毁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一位美国商人金（C.W.King）、一位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 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途中。林则徐对这个情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他也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直到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按大清律将水手中一人偿命；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冲突，它也是后来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林则徐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顺从天朝。8月15日，林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义律则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登船，驶离海岸；林进一步命令严禁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的信件之一，要求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之二则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拒绝了。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时代周刊》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战争。
5.鸦片战争始末
冲突结束之后，无论正常贸易抑或鸦片走私，在整个过程中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区别仅在规模缩小了许多。销毁鸦片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双方僵持数月却没有积极的解决不能不是林则徐的一个失误，这种僵持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利用，致使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逐渐占上风。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报告朝廷称之为“七战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赞扬声中，道光皇帝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的问题，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腐败僵化的清政府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已经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但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并没有中断，义律提出了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方案。不过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僵持至1840年5月，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英军反向封锁珠江口。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办艇11只；义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皇帝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廷桢等。英国军舰于是南下。8月道光委任琦善为钦差，9月28日免林则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14点要求。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报告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决心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以最紧急件命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调湘、川、黔诸省兵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琦善复照义律，警告英国勿轻举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20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谓为“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战争。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悉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终究难挽颓势。27日签署《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动并不满意，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穿鼻条约》、《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6.鸦片后话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鸦片并非战争的全部。鸦片并不是英国人带来中国的，它早就在中国存在巨大市场。不是鸦片导致腐败，而是腐败已经造就了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腐败。如果寻找一点安慰，那么清朝政府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并且最早颁布禁止鸦片令的政府。
在那个年代，人类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设立限制。问题在于，只有中国社会吸食鸦片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英国商人如同猎狗，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根本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西方从那时起将近百余年的“黄祸” 说，也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而是“鸦片鬼”之祸害。
大致在1820年代，广东、福建沿海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俗称“卖猪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于是为了解除烦恼，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华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三分之一男人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鸦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华工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随后便发展到这些国家。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 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美国的排华法案，鸦片是根本原因。
对此，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说具有代表性：“中国人作为家仆、洗衣工、体力劳动者、矿工等大批到来。我们尽我们所能使他们文明和基督化（我们给他们学习的学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们到来时都已经虚弱不堪，鸦片使他们浑身无力。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也许鸦片的祸害恰是全球化的先声，毒品对全人类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只伤害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种。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输入鸦片的强制性政策。美国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鸦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布伦特主教致函罗斯福总统，美国正式开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及其他毒品。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略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会议因对慈禧太后驾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慈禧正是一个鸦片鬼。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国际鸦片委员会渴望努力促各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采取措施，控制吗啡及其他或能带来相似结果的鸦片衍生物的生产、出售和分销。”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 La Mott）《鸦片民族》一书，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后来的毒品历史证实了她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