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和渡边华山都是我崇敬的历史人物，不过把他们放在一起，或曰不着边际。其实，寻遍与林则徐同时代的日本人，最相近的莫过于渡边华山了。众所周知，林则徐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东邻的渡边华山被日本人誉为“我开国史上的第一人”〔1〕，二人均为中日两国近代认识西洋的先觉者。他们大约处在同一个时代，又都是站在迎接西洋挑战前沿的在朝学者，都为自己的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又在当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都被后世所敬仰。对他们研究西洋的轨迹做一探查，或许会给我们某种启示。
一
林则徐（1785～1850）于1838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上任后，因为要直接面对洋人，因而开始接触并研究西洋问题，直到1840年9月被革职。渡边华山是日本江户幕府（1603～1867）末期三河国田原藩（现爱知县东部）藩士，1832年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日本江户时代协助藩主代行藩政的职衔，一般从藩主家族和重臣中间选拔）兼海防系（主管海防的官职）。翌年，日本国内天保饥馑〔2〕开始蔓延，而英国东渐势力也在加速。当时在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而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对此，渡边华山深感责任重大，为解决内外危机，开始认真研究西洋问题，直至因笔祸罹罪的1839年。与当时日本正统职业“兰学”家〔3〕比较起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可算是小字辈，况且二人都不识洋文，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分别达到了那个时代本国对“西洋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于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中所担当的角色。
十九世纪中叶，就远东地区而言，是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时代。中日两国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机，迎接这次挑战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两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能清醒地认识上述现实的人却寥寥无几。林则徐和渡边华山同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并分别担当“驭夷”要职，又分属本国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这些客观条件促使他们对本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民族前途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西洋诸国的先进性和自我危机的严重性。为此，他们积极了解、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以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途径，正是上述相似的经历将他们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另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异，他们研究西洋的侧重面、深广度又不尽相同，这也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
我们先看一下林则徐的西学研究成果及其效用。
林则徐主持翻译编译的西方书刊主要计有：《四洲志》（Hugh 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各国律例》（Vattel Emericde,Law of Nations）、《澳门新闻纸》（Canton Press）、《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等。《四洲志》是英国人慕瑞所著，原本于1836年在伦敦出版，属当时最新之世界地理书，书中介绍了五大洲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军事、政情等。全译本共四十九页，其中欧美部分占五分之三，美国部分则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详细地描述了美国总统、上下两院及司法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可惜美国的民主制度没能引发林则徐的兴趣。尽管如此，该书仍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志的译著，也是林则徐译述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梁启超曾赞曰：“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4〕《各国律例》的作者是瑞士人，汉译名为滑达尔，该中译本系原书之摘译，后收于魏源著《海国图志》。其内容包括关于一个主权国家对在留外侨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以及作为对外敌的措施如封锁、禁运等手段。《澳门新闻纸》又译作《澳门新闻录》或《广州周报》，系广州商馆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于1835年创刊，1839年7月迁往澳门继续出版，主编为慕勒(Moller Edmund）。由于该报“将广东事传至该国（指英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自1839年春始，林则徐命人将其中有关的时事报道和评论一一摘译出来，诸如鸦片生产，国际社会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直至西方国家在中国周边及邻国的活动等。如此一直继续到林则徐被革职。现存中译《澳门新闻纸》抄本六册，译载了原刊1838年7月至1840年11月间的部分内容。《澳门月报》亦译为《中国丛报》，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卑治文（Bridgman）主编，1832年创刊，至1852年共出版了二十卷。现存中译《澳门月报》译自其中1839年和1840年部分，按事项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收于《海国图志》卷八十一。
从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内容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即：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地理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外交的情报及其外交技术；欧洲舆论对中国的反应。从以上内容结构不难看出，这些译书主要是为“驭夷”需要而作，事实上也确实为办理“夷务”发挥了作用。
由于林则徐对西洋列强及其动向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他的对外策略远高于其他官吏。当时，主和派强调不可“轻起边衅”，甚至提出容忍鸦片贸易；抵抗派则主张执行“闭关绝市”以彻底断绝一切对外贸易的强硬政策。林则徐属坚决抵抗派，反对被动让步，但同时也反对“闭关绝市”论。林则徐的原则是“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他通过《各国律例》察知“此等奸夷（指欧美的鸦片走私犯）并未领照经商，而取偷渡蹿越，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5〕。据此，林则徐在采取一系列严禁鸦片的措施的同时，明确承诺“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6〕。林则徐实际上已在遵循国际法的原则，因而也并没有伤及中外贸易，可以说国际法知识之引入中国并应用于对外交涉是自林则徐开始的，他的国家主权观念已开始带有近代色彩。林则徐在处理外交事物中极少偏差，正是受益于他能掌握相当程度的西洋知识。林则徐自己也曾说过：“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7〕
林则徐得力于西洋知识的更重要的收获是他在海防上的作为。他针对英国“以船坚炮利称其强”的现实，于海防上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在给道光帝的奏章中提出：“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务使利于远攻。”〔8〕并“用价一万八千元购得西洋大号旧夷船一只，一备兵勇演习仰攻”〔9〕（此为中国购买西洋船只之始）。1840年4月又首次仿造西洋式战舰，奏报朝廷：“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10〕当时有外国人记曰：“1840年4月25日，二三只双桅船已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照欧洲船式修造的，它们已能加入帝国的海军了。”〔11〕林则徐还曾向奕山建议：“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非自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总需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12〕可见林则徐是在试图建立一支有近代装备的新式海军。若能如此，“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邦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13〕。综观上述不难看出，林则徐将其西洋知识付诸实践，颇有成果。总体看来，林则徐作为钦差在广州期间，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始终无法逞强。
在中国西学衰落约百年后，林则徐能在不满两年的时间里对西方了解到如此程度，并能运用于对外策略的实践中，不能不令人叹服。
三
参照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成果，或许会加深对中日两国近代史的理解。
渡边华山真正的“兰学”研究是从1832年被推举为家老和海防系以后才开始的，从这个角度讲，在关心西洋的动机上与林则徐是相同的。渡边华山明确指出：“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今时之急务”〔14〕，“不审敌情则无以立兵备之策谋。”（《慎机论》）渡边华山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在《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提出过海防构想图，很明显二人对西洋关心的重合部分在于海防。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知识的全部内容，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只占其研究西洋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渡边华山西洋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引照欧洲的经验用以解决日本问题的思想和基于科学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体的世界认识。
渡边华山通过潜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初稿西洋事情书》），并提出西洋富强的根源是“学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养才造士为先”，通过教育“成才成德后，入教院、成学师，施其所学”（《外国事情书》）。渡边华山基于对西洋尊重实学、因才适用社会原理的憧憬，将当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比作“天下（指幕府将军）为一大箱，诸侯为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退役愿书之稿》）的社会棺椁。
在对外问题上，渡边华山对幕府采取了的批判态度。1837年美国商船“摩里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幕府决定依照成法予以武力驱逐。对此，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提出了日本应采取的对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再稿西洋事情书》）对日本来说，“英吉利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慎机论》）。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渡边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戎之论、我邦之神风不足恃”（《初稿西洋事情书》），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击退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初稿西洋事情书》）的对处原则。这便引出了渡边华山西洋研究中“变”的主题。
统观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颇具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体系。他是站在历史哲学或称人类文明发达史的高度来分析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的。因此，梳理出这些论述中“变”的主线可进一步理解华山思想的历史价值。笔者将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述作了一个串联，惊奇地发现他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达史上“变”的历程：
一地球因诸国变革而生生不已，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相变，又由政变酿出英杰，以至学风政事一变，实乃千变万化。首先是亚细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南方尊北方卑。后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押领四大洲诸国，此实天地古今为之一变。其间物极则衰，衰极则又盛，理势乘除无所不至。〔15〕
可见，渡边华山把上述盛衰兴亡看作是历史发展的铁则。渡边华山的研究并未至于此，接下来的问题是，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夷皆专于物理之学，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外国事情书》）简而言之即是“科学精神”和“世界视野”。这就是西夷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由此渡边华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清醒地认识到：“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外国事情书》），“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瑟”（《鴃舌或问》）。
那么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日本该如何应对？对此，我们再串联一下渡边华山所主张的通过学习西方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的思想：“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铠，波斯之草可以活人，非以备用者乎。若夫当路重任读之，有审其俗而知其变，防其微而杜其渐，余望外之幸也。”总之，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须变。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的洋学论著中，通过与西洋对比而描述日本社会的文脉中整理出其要求变革的一系列愿望。即，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高明空虚之学”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对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指日本国内状况）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之局面。这正是渡边华山真正的苦心所在，如能达到上述变革，他大概就会感到“望外之幸”了。总之，他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数年之后为之一变”〔16〕。这里虽然没有更具体地说明变什么、怎样变，但是，通读上述论述，似乎已无须再做解释了。
综观上述，可映照出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不同特点。林则徐的西洋知识直接应用于对外交涉，是制定具体“驭夷”策略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并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可以说林则徐研究西洋还基本上局限于与中国直接有关的西洋知识，因此其西洋学视野还不似渡边华山那样宽阔、系统，也没能达到渡边华山那样的理论体系。对比之下渡边华山对西洋各国本质认识的水平远远超乎林则徐之上，他是从原理上认识西洋社会的。他认为“万事穷理”为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观其文脉，有理由认为他是站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高度来看待西洋社会与东亚及日本社会的，只是没有使用“近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这样的概念而已。也正因如此，在渡边华山那里才出现了以“变”为核心的认识链，即西洋社会变了，创出了新的社会原理，日本也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战的总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在将西洋知识付诸实践的领域，是渡边华山的弱点，他虽然也曾在海防方面倾注过精力，却是无法与林则徐系统的海防活动相提并论的。正如有日本学者所述：“就其（华山）一般施政而言，几乎找不到直接将洋学知识直接付诸实践的证迹。”〔17〕由此，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可以得出“实践的则徐”和“理论的华山”这样的认识。当然，笔者无意否定渡边华山西学的实学性质，而且必须承认，华山西学中浓烈的危机意识正是当时日本即将走向近代变革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说是不可缺少的认识环节。林则徐虽然也抱有危机意识，但那是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具体危机所感受到的，而不似渡边华山那样对西洋深入研究而得出清晰的认识。因此，林则徐不可能认清世界发展趋势，也不可能从东西不同社会原理的高度来理解近代危机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林则徐甚至认为只要有一支近代化的舰队即可渡过危机。
四
为什么活动于同一时期的这两种西洋研究出现上述差异？
首先追溯一下两国西学史就会发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关节点。1720年和1723年日中两国的统治者分别发出了内容截然相反的政令。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发布“洋书缓禁”令，使洋学信息源源流入日本，所谓洋书实际是指由中国输入的汉译西书和有关西学的汉文书籍。1740年德川吉宗又授命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其后自杉田玄白等“兰学家”翻译《解体新书》〔18〕以来，“兰学家”学习荷兰语便成为一种传统，“兰学”在日本骤然兴起。返观中国，明末清初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将西洋书籍译成汉文，早期西学曾一度发达，但是因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于1723年明令在中国禁行天主教，由此，西学在中国也随之逐渐衰落。如果说在相对和平的时代这种差异还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差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暴露无遗了。这可以从渡边华山和林则徐的西洋知识来源清楚地看出。
渡边华山的西洋知识来源约略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其一是利用当时传入日本的有关西洋知识的汉籍、汉译西书和日本“兰学家”们译述的有关西洋的书籍。关于前者，自1720年“洋书缓禁”以来，有关西洋知识的汉文书籍不断流入日本。而后者，即使自1774年杉田玄白等“兰学家”翻译的《解体新书》刊行算起，至渡边华山活动的时代也已历六十年。这期间日本“兰学家”译、著的有关西洋的书籍已逾几百种。此外，渡边华山任家老后极力鼓动藩主继承人三宅友信修习“兰学”，在此期间三宅有信购入了“一室充栋”的荷兰文书籍，仅现存兵学类即有二百一十九册〔19〕。这些书籍成为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基本资料。仅渡边华山所著万余言的《外国事情书》直接引用的书籍计有：《职方外纪》（在华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皇朝经世文编》中的《澳门图说》、《外番借地互市说》、日本“兰学”教育家大槻玄泽编著的《环海异闻》、日本洋学家青地林宗所译《舆地志略》等十余种〔20〕。其二，延请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一流兰学家译读所需荷兰语书籍，《华山先生略传》即云：“常招小关、高野二氏，使读地志历史之属。”其三，直接请教荷兰商馆人员以补正自己的洋学知识。渡边华山的《鴃舌或问》即是1838年3月访问在江户参拜幕府将军的荷兰商馆馆长尼曼后而撰写的有关西洋情势的访谈录。
在中国，由于西学的衰落，从皇帝到官僚以至知识层对西洋事物以及西洋所发生的变革几近无知，更可悲的是“沿海文武弁员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21〕。此时林则徐可资利用的西学书籍，不过明末焦勖的《火攻挈要》而已，而《四库全书》所收西学书籍已被遗忘。在这种背景下，林则徐要研究西洋只得依靠自身的苦心经营，在料理政事的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机会购买、搜求西方书刊，“欲系夷情，多方购求”〔22〕，且须“辗转购得新闻纸”〔23〕。由于信息源的限制，林则徐不得不采取“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24〕的做法。此外，当时国内翻译人才也是凤毛麟角。林则徐到广州时，十三行（独占对外贸易的公行）中虽有华籍通事，但他们只是略知商务知识而已，而林则徐需要的译员则要具备政治、法律、历史、军事、科学技术等诸方面知识，而且对外国语的要求也很高，通过苦心访求，也仅得四名不太合格的英语译员〔25〕。这些译员与精通外国文字和西洋事物的日本“兰学家”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从以上二人的知识源可以了解到渡边华山是在日本“兰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而林则徐的使命则是奠定中国近代西学的基础。显而易见，与渡边华山相比，林则徐的西学研究要困难得多。
其次，当时西洋对中日两国冲击的力度是大不相同的。日本虽然面临“北方之警”沙俄的威胁和英国的进逼，但是终究没有发展到培理叩关（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培理以军舰为后盾要求与日本通商）的阶段，渡边华山有充分的时间从理论上深入了解、研究西洋。换言之，西洋对日本的总攻击虽然已迫在眉睫，但终究还没有成为现实。因而，渡边华山研究西洋是出于一种强烈的预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统治者说明世界旷古以来的大变局和即将随之而来的民族危机。历史要求渡边华山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对付西洋的冲击寻求理性的出路，从而产生了渡边华山以穷理观为核心的变迁理论。而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渡边华山那样的预感阶段，及至中国人发现欧美的野心，来自英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已然使中国陷于名副其实的深刻的民族危机。严酷的现实不容林则徐像渡边华山那样做书斋式的研究，而只能急起应战。林则徐一到广州便亲身感受到，以英国不法商人为首的鸦片走私贸易正使中国步步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也亲眼看到了船坚炮利的英国海军。出于直接应对这种民族危局的政治家的责任感，林则徐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摆脱眼前的危局，保国保种。就是说，林则徐是为抵抗侵略而被迫研究西洋的，这一点与渡边华山大不相同。渡边华山是通过研究西洋逐渐意识到即将降临的民族危机，而林则徐则是危机到来之后才开始认识西洋。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个时间差竟然成为日后日本蚕食、鲸吞中国的历史关键机关。
五
与上述差异相因果，他们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尽相同。林则徐的影响不在于其研究水平的高低，而在于他奠定了中国近代西学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中国西学自明末清初以来即已发端，并留下了不少汉译的西洋书籍。不过这些书籍皆是西洋人所译，或经西洋传教士口译，再由中国热心于西学的知识人笔录而成。而由中国人自己翻译西洋书籍则是从林则徐开始的，这在中国西学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环节。明末清初时的早期西学因中国人不通西文，因而对于西洋知识的选择和吸收量的多寡完全是由西方传教士决定的，这便使得中国西学无法反映西洋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而林则徐跨越了这种局限。再有，通观前述林则徐组织的翻译事业，报刊自不必说，主要译书也皆为当时西洋最新出版的著作，这些译著书刊在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西学研究的基本资料。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即是林则徐西学的延续和发展。1841年林则徐遭贬在赴流放地伊犁途中巧遇魏源，遂将他在广州时收集、翻译的资料和《四洲志》原稿交与魏源，并托嘱魏源进一步搜寻、研究海外资料，以编撰《海国图志》〔26〕。魏源自己也曾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日夷图、夷语。”〔27〕可见，《海国图志》所利用的最新资料主要是由林则徐提供的。不仅如此，林则徐的一些主张也被其后人继承下来。例如，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是魏源从林则徐继承而来，并通过《海国图志》发展并传播的。林则徐的学生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以学问文章受之于文忠最深”〔28〕，并继承发展了林则徐“藏富于民”和“造炮御侮”的主张，明确提出了“求富求强”的口号。晚清官吏中直接继承林则徐遗志的莫过于左宗棠了，左以林则徐后继者自许，为完成林则徐未竟之事业，“今我复重来”〔29〕，洋务运动期间左宗棠在福州创立船政局，制造出西洋式蒸汽船，并在新疆实行屯垦以抵御沙俄，初步实现了林则徐的遗愿。也正因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当然，这种说法还有待于研究。
林则徐另一大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冲破了“天朝尽善尽美”的中华意识，不愧为“近代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果追溯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承认中华民族落后的前提下而学习外国的思想是从林则徐开始的。从此之后，了解、学习西方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同时也是贯通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在中国近代蹒跚的步履中，自魏源开始，经早期改良派、洋务派到资本主义改良派的康、梁变法，直至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无一例外地贯穿着学习西方的冲动。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仅仅将林则徐评价为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势必会大大降低他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回溯渡边华山以前的日本“兰学”史，总体看来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洋的近代科学，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研究则被作为一种副业。而渡边华山在“兰学家”们研究的积累之上，开创了以“兰学”知识批判、并试图改造日本社会的新的研究领域，将日本的“兰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渡边华山“将近代社会轮廓明确地形象化了。〔30〕”再有，在渡边华山著作中首次利用的诸多最新西文资料，直至幕末始终是日本人研究西洋的主要知识源。可见，华山的西洋研究代表着当时日本西洋研究的前沿水平。他对西洋社会原理的研究虽然很难说有直接的继承人，但是这种研究西洋的视点已经预示了至幕末维新时期洋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为止，渡边华山的西洋观始终居于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渡边华山的思想似乎已超前进入近代思想阶段。此外，华山思想对周围人们的影响也颇值得注意，如果说渡边华山在世时没能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话，那么，其对外交涉原则和海防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深受其影响的幕臣江川英龙得以实现〔31〕。首先是1842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击退令”，继而起用江川英龙推进军事改革，而江川的施策贯穿了渡边华山的海防构想。再对照一下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可以说渡边华山所期待的变革已逐渐成为现实。
通过上述两相对照清晰地显现出，林则徐的西学还只停留在反侵略的本能反应，学习西方的重点也还仅限于军事技术和应用外交领域，远没有达到渡边华山那样深邃的西洋观。以华山西学为参照系便清楚地映照出中国近代西学的先天不足，“中体西用”论即是典型的反映。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至十九世纪末，中国学习西洋的范围基本上被限定在军事技术和产业技术领域，作为结果，中国人终于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众所周知，甲午战争中清朝舰队不谓不强，结果却是中方惨败。至此，中国人才终于明白仅效法西洋的皮毛是无补于事的，由此好不容易才产生了要求更大规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百日维新”。由林则徐创始的近代西学发展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整整花了半个世纪，而最终仍不免归于失败。不难看出，中国近代西学的先天不足决定性地延宕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关键性的症结。
注释：
〔1〕（日）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第1页。
〔2〕天保为日本年号（1830～1844），饥馑发生在1833—1836年。
〔3〕当时日本主要通过长崎的荷兰商馆学习荷兰语摄取西洋学问，因而当时学习西洋知识的学者称为“兰学家”，日本学者认为不懂荷兰语就不能称为“兰学家”。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23页。
〔5〕〔6〕〔8〕〔10〕〔21〕林则徐：《东西各洋越蹿外船严行惩办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9、796、838、865、649页。
〔7〕〔12〕林则徐：《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见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00页。
〔9〕魏源：《海国图志·筹海总论》卷八十，古微堂重印本，咸丰二年（1852）。
〔11〕陈大宜：《从鸦片战争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国军事工业》，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3页。
〔13〕〔23〕林则徐：《致苏廷玉·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见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86、174页。
〔14〕〔15〕〔16〕本文所引渡边华山论著皆出自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岩波书店1978年版。
〔17〕〔30〕（日）佐藤昌介：《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与蛮社之狱》，载东北大学文学会《文化》，第十八卷，第一号，昭和二十九年一月。
〔18〕原书为德国人Johan Adam Kulmus（1689～1745）著：Anatomische Tabellen(解剖图谱)，日译本是据荷兰文译本Ontleedkundige Tafelen翻译过来的，1774年出版。参阅（日）小川鼎三：《医学的历史》，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112页。
〔19〕赠从四位三宅友信公自笔：《兰书目录·兵书之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20〕（日）佐藤昌介：《洋学史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80年版，第176～197页。
〔22〕琦善：《奏遵查林则徐在粤办理禁烟情形摺》，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15页。
〔24〕姚莹：《康纪行》卷十六。
〔25〕参见林永俣：《论林则徐组织的迻译工作》，见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6〕杨国祯：《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
〔27〕魏源：《海国图志·原叙》，古微堂重印本，咸丰二年（1852年）。
〔28〕冯桂芬：《显志堂集·序》，校邠庐刊光绪二年（1876）。
〔29〕《左文襄公全集·联语》，第四函，光绪二十三年（1898）。
〔31〕1839年3月江川英龙视察江户湾沿海后，计划在向幕藩进呈视察复命书时添加一些有关西洋情况的材料，并将此事托付给渡边华山。《初稿西洋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外国事情书》、《诸国建地草图》等，皆为此而作，对江川英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