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一批中青年学者的讨论很有意思, 它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自己作为北京大学读博时的情景:我那时刚从南京的一所省属师范大学来到全国顶级的北京大学, 感觉到一下子便从学术理论的边缘步入了中国的人文学术中心, 与国内外学界的一些顶级人物直接交流, 许多过去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的名字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而我则充分发挥英语的优势与他们平等地交流和讨论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但同时, 我也切身地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和积累的不够, 于是拼命地恶补各种理论, 图书馆里的最新理论书籍很多都是被我率先借阅的, 此外我还通过和一些国际学界同行的交流获得他们的赠书或赠阅期刊。当然, 那时的文学博士生也确实很少, 于是我也像今天的这批中青年学者一样, 动辄就宏论20世纪的西方文论, 一派指点江山的气势。尽管我的导师杨周翰先生对此不太高兴, 认为我必须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不要乱发言, 特别是对一些正在发展中的新的理论思潮不要随便作出批评性的判断。好在后来我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接着便有了机会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就是蜚声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佛克马教授, 在他的推荐下, 我去了多所欧洲大学演讲, 直接和国际同行交流, 可真是获益匪浅。这才发现我们过去所学到的书本上的、大多依赖于翻译的西方文论简直就是一些皮毛, 而且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往往是单向度的, 也即中国学者花上许多时间和精力大量地译介西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 但西方的理论家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们更看重的是你是否真正对他们的理论理解并能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和讨论, 哪怕对他们的理论提出质疑, 他们也会对你另眼看待。而你如果只是一味地译介他们的理论著作, 在他们眼里你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理论的信徒或代言人而已, 根本不具备与他们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资格。所以我就下决心潜心从阅读英、法、德文理论原著开始, 并且直接用西方的语言来从事中西文论和文学的比较研究。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今天要求中青年学者必须具备的一个起码的本领, 否则一切都依靠翻译来研究恰如隔靴搔痒一般, 西方学者根本看不起你。就比如我们见到一些不大能开口交流的汉学家一样, 我们也会怀疑:他真的懂中国文化吗?在这方面, 受过西方高校严格训练的刘康教授选取的一个视角就很好, 他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西方文论大家, 具体说来, 以西方那些关注中国问题的文论大家为个案, 对西方的理论进行创造性建构。可以说, 这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他首次提出的, 而他同时也用英文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刊物上, 在整个英语世界也属于独创。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对待西方文论的正确的态度。

这组文章主要聚焦于刘康近几年来在国内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这组文章的作者更为关心的是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和所起到的效果以及对我们的启示。更为重要的则是, 我们如何由此出发超越西方文论的局限, 进行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曾军近年来开始愈发关注西方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 他曾在我主持的德里达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针对德里达对中国汉字的误读提出商榷意见, 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强烈兴趣。在他的这篇文章中, 他认为, “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 或“中国文论”“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等, 均具有与“西方文论”“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相同或相似的知识形态特征, 因而完全可以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对话甚至辩论。但是, 也正如他所认识到的, 中国真正获得西方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东西并不多, 除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孔孟老庄、周易禅宗外并无其他东西, 这就使得西方文论对理论化的中国问题的认知存在明显的“窄化”, 相应地也导致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形成某些简单化的关于“文化中国”的刻板印象。确实, 我们都知道, 德里达、拉康、克里斯蒂娃这些西方文论大家对中国的汉字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他们对汉字的理解并不是在中国的文字学理论框架内展开系统性认知的。他们更多的是在印欧语系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中通过差异性的比较来形成对汉字的基本认识。因此, 除了那些中国文化功底深厚的汉学家外, 西方学者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以知识论的方式来客观认识中国文化, 而是以认识论的方式将中国文化进行理论化阐释。也即将中国或中国文化和文论当作一个“他者”, 并据此来反观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理论, 因为在他们看来, 通过对一些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批评和解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检验自己的理论方法是否有效, 而至于这些理论是否能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当然, 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理论在另一语境中得到理解和接受, 哪怕是误解和误读, 只要能够产生影响并获得新生, 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就对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西方文论于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建构中?在这方面, 曾军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并已初见成效。

李松的文章气势和格局很大, 让我看到了二十多年前我自己的影子。我记得我于90年代初在北大破格晋升为教授后立即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弗莱中心从事研究。我经常去图书馆翻阅学术期刊, 试图能从一些人文学术期刊上见到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论文, 或者出自华人手笔的论文。但是令我失望的是, 在那些主流的权威期刊上几乎难以见到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论文, 更见不到出自中国学者手笔的文章了, 即使偶尔见到一个像中国人的名字的作者, 但是很快便从后面的作者简介中发现他/她是一个美籍华人。当然, 正如李松所指出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进入西方主流学术圈, 相信国际话语权将会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而局部调整。我非常欣赏他的这一判断, 并可以十分欣慰地告诉他, 我最近二十多年前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改变既有的世界学术格局, 当然从掌握主流学术期刊的话语权入手。当然, 我也不赞成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我在所有的国际场合都试图弘扬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 并且比较巧妙地利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讨论中国问题的论文, 并邀请西方的主流学者参与我们的讨论。这一点我也同意李松的这一看法, 也即在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上, 我们应该具备一种第三者立场的方法。他认为, 中国人看中国学术属于第一者视角, 由于情感偏见与敝帚自珍的本能, 容易看清自己的优点而忽略自己的盲点。外国人看中国学术属于第二者视角, 出于先入为主的前理解, 容易看出文化之间的差异, 而忽略历史化的同情之理解。如果局限于第一者和第二者视角之间的颉颃, 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要全面、辩证地认识自我和他者的话, 则需要跳出对立项之间的紧张关系, 获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整合视角, 这种视角可以称为第三者的视角, 借此可以看清中国和外国的问题, 同时具备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形, 但是现在这样的理想远未实现。我们中国学界很注重西方汉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一些在西方地位并不高的汉学家在中国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其著作在中国也颇受欢迎。反之, 中国研究西方问题的学者却在西方学界备受冷落。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已故的袁可嘉先生。他在改革开放时期率先挑起了关于西方现代派问题的讨论, 尽管其中一些观点不太准确, 但毕竟是代表中国学界的一家之言。开始时他被邀请到美国人文中心从事研究一年, 但后来他退休之后长期定居在纽约的子女家里。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演讲时几次向我的美国同行提到他, 并建议斯皮瓦克主持的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邀请他去演讲, 但是后来却一直未果, 他老人家直到去世前都未能获此殊荣。所以, 我希望李松在这方面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毛雅睿的文章指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现象, 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的情形, 也是西方的后理论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也即曾经无所不在所向披靡的批评理论失去了以往的那种锐利的批判精神, 而是更加注重经验研究和个案分析, 同时也带有更多的自我反思之特征。这一点也体现于中国的西方文论及其大家的个案研究。中国的詹姆逊研究已经显示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特征, 乌托邦、全球化等话题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她对刘康的詹姆逊主义这一个案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认为从发生学意义上而言, 詹姆逊主义的形成源于中国知识界对詹姆逊理论的接受,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基于中国的经验而得出的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 带有鲜明的中国接受者的主体性。但是,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仅仅简化为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关系, 这无形中切断了思想的形成与社会思想背景的关联, 限制了接受研究的思考深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刘康对詹姆逊主义的建构得到启示。

吴娱玉的文章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一个现象, 在20世纪西方理论的生产中, 主流的西方理论家从来就未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而仅仅是作为研究方法, 取其可用之处解决自己的思想困境。有鉴于此, 她提出了两个应对策略:第一, 基于自身、扎根本土, 不断批判、永远中介化。第二, 不断跨界、不断“解域”。也即我们通过追踪中国文化在西方理论中的变异过程而思考西方理论的生产模式, 并以此为参照反观中国文论之得失。无论从中到西, 还是从西到中, 中国视域犹如一枚胎记始终在场。带着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 我们便发现古今中外, 情同此理, 中西方文化知识的生产肌理相关、道理相通, 我们可得其精髓, 去其糟粕, 让其在中国文论的建构中发挥作用。我认为这应该是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采取的态度, 也即在那些西方理论大家止步的地方, 我们可以再出发, 从而达到理论建构的目的。

颜芳从刘康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入手做了进一步阐发, 她认为“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和“世界的中国”视角正是以“内生于 (of) ”的认识方式, 清算汉学/中国研究的“冲击—回应”模式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中隐含的将中国自外于、平行于、并置于世界的前提假设, 从而打开了中国无时无刻不关联于世界、中国深度参与并深度缠绕于批评理论生产的真实图景。因此, 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过程应被突显为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 例如, 中国的“詹姆逊主义”相对于詹姆逊思想原貌发生了各种“错位”, 这种错位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如果这种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将詹姆逊的理论作了更大范围的推广和普及, 至少未必是坏事。就好比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建构出的“毛主义”一样, 虽然他们的建构与我们国内正统认定的毛泽东思想显然有相当的距离, 但是客观上却在西方推广普及了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这比我们不遗余力地向国外推广中国文化和理论更加有效。詹姆逊和米勒本人曾经开玩笑似的说过, “我在中国的知名度大大高于在美国的知名度”。同样, 我在法国讲学时, 提到德里达时, 在场的听众在提问中指出, 德里达在中国的风靡和影响主要是依靠其在美国的中介。而我提到巴迪欧时, 竟有一位法国学者公然不屑地说:“巴迪欧不过是我们这里的一个退休教授, 我上周还在超市见到他, 没人搭理他, 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中国竟然有那么多的追随者?”但不可否认, 巴迪欧确实在中国吸引了一大批人文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甚至从事英文和中文研究的学者对他的兴趣大大超过了专事法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他的关注和兴趣。这也是中国的理论研究之特色。

杨建刚借刘康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思路, 对“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及其“身份认同”问题展开考察和分析, 他认为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研究是将其当作知识的对象来研究。认为唯有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填补遗漏、调整错位、减少联想和想象、还原理论的原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也没有这个必要。当然, 如果以此为标准, 我们完全可以说, 中国目前的西方文论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远不尽如人意, 需要进一步提升。他认为值得肯定的是, 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研究并不是西方有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更多的是出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需要而对西方文论加以甄别和选择的结果, 即“以西方之话语, 议中国之问题”。但是仅仅将西方文论当作知识对象显然不能满足中国当下的需要, 于是便出现了将其当作研究方法来对待, 并且将其当作理论他者来研究。他最终肯定的是一种理论镜像, 也即刘康所认为的应该取代“世界与中国”这一二元对立结构, 代之以“世界的中国”这一立足点。按照这种方法, 中国不是站在世界之外, 而是在世界中, 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问题也自然是世界的问题。同理, 世界的理论也可以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阐释和解决。这显然较之以往的中西二元对立是一个进步。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 中国的人文学术也要走向世界, 殊不知我们自己就置身于世界之中, 只是没有引起世界主流学界的关注, 因此我们所说的“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走向西方——现在世界的中心。我认为, 我们中国学者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建构至少可以消解单一的中心, 为一个多元的人文学术中心的形成铺平道路。

李辉的文章别出心裁, 用了“穿越”一词, 认为之所以使用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在中国的“穿越”, 而放弃“传播”或“旅行”, 就在于“理论穿越”能更好地体现了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在中国的时空跨越、内涵置换、改头换面、宏大追求以及在新技术浪潮中的齐头并进, 乃至最终与世界文化产业理论融为一体。也即“穿越”带有更强的主体接受和建构意识。他指出, 在西语的语境中, “CultureIndustry”译成汉语分别为“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 但这其中也带有中国学者的取舍和建构。面对“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学者们必须做出选择。于是他通过比较来自德国和日本的两种观点, 提出了自己的取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以偏概全、罔顾历史以及蕴含的精英主义与中国的当下相去甚远, 因而在中国仅引起小众的关注。而日下公人所倡导的文化产业正在中国大陆上如火如荼, 蒸蒸日上, 引起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的兴趣。而学者们厚“文化产业”, 薄“文化工业”也就不足为奇。确实, 如他所说, 中国学界引进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理论, 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也即一切为我所用。

显然, 从这组文章的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来看, 他们确实已经走向了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理论前沿, 对西方文论的发展跟踪十分及时, 几乎达到了同步的境地。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我们中国的理论和中国的学术在西方的被关注度如何呢?二十多年前,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叹道:“今天的中国, 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 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 毫无所追, 甚至个别人还以为中国人现在还在裹小脚, 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 连鲁迅都不知道。”我开始觉得他这话是否有言过其实之嫌, 但几年前我有幸在他的母校哥廷根大学讲学三个月时才切身地感受到情况确实如此。季羡林这位在中国当代学界如雷贯耳的国学大师和外国文学学者竟也和鲁迅一样在国外受到冷遇, 即使在他的母校哥廷根也只有少数人因为有幸读了他的回忆录《留德十年》的德文译本后才知道季羡林这个名字, 而他的《糖史》等体现他深厚学术造诣的许多著作却至今却连英译本和德译本都没有, 更不用说那些二流的作家和学者的著述了。所以, 我本人现在发奋用英文著述, 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并在一些西方主流人文学术刊物上编辑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主题专辑, 借以发表更多中国学者的论文。虽然我的这一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但是仅仅靠我和刘康这些年过花甲的学者去用英文著述显然是不够的, 对此, 我更对这批有着理论建构意识且锐意创新的中青年学者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