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常常需要回顾，关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讨论，不得不回头看看学术史。当我们回顾过去百年学术史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传统人文学术在西潮与东风的鼓荡下，在晚清和民初是如何转型成为所谓现代学术的?
二是这种所谓现代学术，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如何形塑出中国学院的学术研究模式，并且呈现所谓“国际化”的面貌的?
三是这些看上去很“国际化”的现代学术模式在资料、方法、工具和观念上，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了古代中国，并影响到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的?
从学术史角度说，第三个问题尤为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是否能够让学术界了解学术发展脉络如何延伸，使学者对于未来学术的潮流和取向有所自觉。很多人都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我曾经在很长时间里特别关注现代中国这一时期，并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除了当时正处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关键时期，外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恰好给了学术界一个契机，以及各自拥有一批兼通中西的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那个时代对于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追求，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平衡，这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他们始终站在现代国际学术前沿，不仅在研究领域上把握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这就是陈寅恪讲的，进入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即国际学术研究问题、材料和方法的主流。
第二，不仅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必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它必须逐渐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在经历了晚清民初整体向西转的大潮之后，在西方的学科制度和研究意识全面侵入中国现代学术界的时候，他们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并试图重新诠释中国，所以傅斯年在宣言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最后要大声疾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第三，仅仅有充分国际化的、相对中国立场的意识可能还不够，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得益于“地利”。那个时代恰恰在中国不断出现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所谓“四大发现”，都是在那个时代的新思路和新眼光下被使用起来，并且给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常常在图书馆翻阅当年国外的中国学期刊，深深感到那个时代中国文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那个时代的国外中国学家，不像现在某些人那样，觉得中国的论著不足以观，反而常常翻译和介绍中国学者的著作。那么，现在的中国文史学界应当如何应对“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它将怎样走自己的路呢?
1902年，当梁启超写下《新史学》和《论中国学术思潮变迁之大势》这些不同于传统中国历史学的著作，宣告新的研究典范的开端时，也许他主要依靠的资源是西洋和东洋近代历史学的启迪；而1919年，胡适写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山”，并成为新的典范的时候，也许他主要也是用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模式。他们之所以可能开创新典范，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民初中国学术大转型时期的特殊条件，即传统的文史研究刚好由于外来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冲击而来了一个大转向，他们适逢其时，一下子就站在了学术潮流的前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恰好顺应了当时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统绪和文化解释，以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心的契机，所以，看来只是学术研究的转型，却介入了民族国家重建的主流。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1.3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