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土化”成为岛内政权的运作模式，并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意涵。台湾“本土化”总体上沿着“权力—制度—认同”的路径演进，主要表现为：蒋经国时期权力结构的“本土化”，即上层政治系统向台籍精英开放；李登辉时期制度建构的“本土化”，即“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台湾化；政党轮替后认同塑造的“本土化”，即民进党通过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层面的“去中国化”重塑台湾人的“国族”认同。在此过程中，权力结构的“本土化”松动了岛内封闭僵化的威权体制，遵循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规律。但当“本土化”转向制度和认同层面，却不断为“台独”分裂创造所谓的“政治正确”，导致两岸政治定位的异化和台湾人“国族”认同的扭曲，对两岸关系产生恶劣影响。
关键词：台湾；“本土化”；政权运作；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0）06-0016-09
台湾“本土化”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大致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岛内社会应对外来冲击、回归本土价值的一种诉求，常常表现为本土思潮或本土运动；二是政治行为体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和本土发展需求，或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存在策略或运作模式。前一层面的“本土化”肇始于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在反日、抗日过程中，台湾人产生了较大陆中国人更加复杂的政治情感，对祖国的依恋、“被抛弃”的哀怨及被殖民压迫的悲愤相互交织，进而形成一种“中国人意识”下、反抗殖民统治的本土意识，具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属性。台湾光复后，“本土化”表现为文学领域中“本土派”与“西化派”的论争，在本土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乃是重叠的，并且由于日本外来文化的支配，使中国文化转变成台湾‘本土’文化，亦即加深了中国文化的台湾本土性”[1]，这一时期的“本土化”实质上构成了“再中国化”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后，“本土化”继续在文学领域呈现，尤其以乡土文学的兴起为重要标志，它一方面批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工具的“反共文学”，另一方面抨击现代主义文学沦为西方文学的“殖民地”，具有朴素的反权威、反西化性质。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发展，台湾“本土化”在上世纪70年代上升到第二层面，成为岛内政权适应本土发展需求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运作模式，对岛内政治发展及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以70年代后岛内政权的“本土化”运作为主题，对“本土化”的政治意涵、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做重点剖析。
一、“本土化”的历史语境及政治意涵
蒋经国时期的“革新保台”、李登辉时期的“民主化”转型以及进入新世纪的政党轮替，可谓是7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变迁的重要标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作为政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被赋予多样化的政治意涵。
（一）“革新保台”：作为政策举措的“本土化”（70年代初—80年代末）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高压的威权体制和封闭的政治体系使党政高层与社会基层严重脱节。一是统治集团尤其是党、政、军系统基本由大陆籍精英把控，台湾人的利益诉求难引起足够重视，出台各项政策与本土实际状况严重不符（如等同于变相加税的“肥料换谷”政策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造成台湾本省人感觉外省籍少数群体把握“中央政权”，统治作为本省多数群体的印象。[2]二是统治阶层与大地主阶级存在利益交集，随国民党赴台的大陆资本家在岛内巧取豪夺，曾依附殖民统治者获利的板桥林家、高雄陈家、鹿港辜家等摇身一变成为工商巨贾，岛内贫富差距和阶层对立非但未能缓解反有加剧之势，经历惨痛殖民剥削、迫不及待翻身做主的台湾民众期望一再落空。三是国民党采取高压威权统治并在社会上制造“白色恐怖”，“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等一系列政策法令使岛内政治社会运动无处遁形，“雷震案”、“李敖案”、“柏杨案”等政治案件更使岛内民众的怒火日益累积。至20世纪70年代，岛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省籍矛盾和阶层对立交织愈烈，国民党威权统治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从从国际局势看：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把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台湾的“国际人格”严重丧失。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大陆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回暖，国民党当局在国际社会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从岛内形势看：随着岛内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台湾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的工业社会，[3]新出现的、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一股全新的政治力量。[4]以本土政治人物为骨干的“党外”运动蓬勃兴起，他们通过创办杂志、参选地方公职、从事街头运动等形式发声造势，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形成重大挑战。面对复杂严峻形势，甫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提出“革新保台”，实施一系列以“本土化”为核心的政策举措，向内寻求更大的社会支持，这在岛内也通常被称为“吹台青”。
进入1980年代，国民党又面临新一轮的内外困局。一方面，蓬勃发展的“党外”运动加速冲撞国民党威权统治，“编联会”（全称“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公政会”（全称“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等“党外”势力组织化程度提高，对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中美建交及大陆对台方针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转变，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三不”政策、“法统”意识被嘲笑为“鸵鸟政策”，国际生存空间急剧萎缩。蒋经国痛感国民党统治处于“存亡续绝”的关键时刻，宣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5]进而继续加快“本土化”步伐，甚至用“我也是台湾人”为号召，强调外省籍人士对台湾的认同，表明了当局考虑问题以台湾为出发点。[6]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本土化”一直被作为缓和省籍矛盾与阶层对立、延续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政策举措。
（二）“民主化”转型：作为政治目的的“本土化”（80年代末—2000年）
80代末90年代初，“本土化”的历史语境出现新变化。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7]，此次会议成为岛内政治转型的转折点。同年9月民进党成立并通过具有“台独”性质的“住民自决”党纲，蒋经国决意开放“党禁”以展示对新政党的“诚意”。第一个符合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反对党在岛内拥有生存空间，也标志着台湾政治多元化进程的正式开启。但蒋经国于1988年1月突然去世，岛内政治的既定节奏被打乱，继任的李登辉作为第一位本省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枪，拳头又小，在国民党里头也没有派系”[8]，面临大陆籍势力的强力制衡，巩固权力成为其上台后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世界整体格局剧烈震荡，美国在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大获全胜，自由民主制度赢得“历史的终结”的赞誉，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且处历史变革紧要关头的台湾，自然成为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
新历史语境下的李登辉兼具权力现实主义和“台独”理想主义的双重性格。作为权利现实主义者，他先是利用蒋经国的“本土化”遗产清除异己、巩固权力，打造了一支以台籍亲信为主的政治班底；再将省籍情结不断发挥，“诉诸台湾人出头天的心理来对付原本优势的外省统治精英”[9]，将蒋纬国、俞国华、李焕、郝柏村等大陆籍势力排挤出党、政、军权力核心，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由台籍精英主导、服从李个人意志的“本土化”政权。1990年正式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李逐渐暴露出“台独”理想主义者的本性，他从根本上背离了蒋经国“本土化”政策的初衷，反之推行与所谓“民主化”互为表里的隐性“本土化”路线。在通过六次“修宪”完成所谓“民主化”转型的同时，也将统治疆域及各类选举限定在台、澎、金、马，虽然强化了对台湾地区的“代表性”，但也意味着放弃了原有的“中华民国法统”，带有浓厚的分裂主义色彩。
李登辉曾公开承认，“台湾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本土化’。”[10]日本政治学者若林正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强调“台湾化”（即“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在台湾，‘民主化’即是‘台湾化’，对部分人来说，‘台湾化’是追求‘民主化’的附属产品......不过，或许另有更多人因为渴望‘台湾化，才认可‘民主化’的必然。”[11]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民主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本土化”成为李登辉极力追求的政治目的，“民主化”则成为“本土化”的表现形式。
（三）政党轮替：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本土化”（2000年至今）
2000年3月，陈水扁当选第十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鼓吹“台独”的民进党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台湾政治发展进入政党轮替的新阶段。此后蓝绿两大阵营通过选举机制争夺执政权，而能否争取岛内最大民意支持成为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在政党轮替的历史语境下，“本土化”上升为具有绝对价值的道德律令和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正确”，因此也成为朝野竞相引述的“主流话语”和推动政策实践的意识形态工具。尽管在权力的角逐中民进党以“本土化”为矛，而国民党以“本土化”为盾，但双方至少在视“本土化”为“政治正确”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12]
任何政策主张只要以“本土化”的名义便能畅行无阻。陈水扁执政时期，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炮制“一边一国”、操作“公投修宪”等“法理台独”行径，在各界的反对下最终破产。但在“本土化”等于“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驱动下，台湾史成了“国史”，台湾文学成了“建国的文学”，“台语”则成了“民族语言”[13]，一系列“渐进台独”不断取得成效。马英九执政时期，虽强调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展开一系列“去扁化”、反“台独”举措，但也不得不迎合“本土化”的“主流话语”，提出“新台湾论述”、“台湾主体意识”、“台湾文化主体性”、“台湾优先、台湾有利”等，以争取社会民意的最大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在野时力图将国民党贴上“外来政权”的标签，执政时则以“本土政权”自居，甚至“以本土尺码审查每一个人的政治思考与立场”[14]，支持民进党的即是“爱台”、反之则是“卖台”，几乎完全垄断了“本土化”的话语权。而国民党常常在“本土化”的论争中进退失据，甚至因支持“九二共识”和两岸交流而被污名化为“卖台集团”、“中共代理人”等。掌握话语权的民进党还有意将“本土”与“中国”对立起来，赋予“本土化”强烈的狭隘性和排他性色彩，使“本土化”成为“去中国化”的代名词和“台独”施政的工具。
二、“本土化”的演进路径：权力、制度与认同
在不同历史语境和政治环境下，作为岛内政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先后具有政策举措、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工具等政治意涵。这也决定了“本土化”演进路径的多次转向：蒋经国时期表现在权力层面，即向台籍精英开放上层政治系统，拓展其政治参与渠道；李登辉时期转变到制度层面，即通过“民主化”转型建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政党轮替后则集中在认同层面，即通过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去中国化”，重塑台湾人的“国族”认同。
（一）权力结构的“本土化”与上层政治系统的开放
蒋经国“组阁”后，争取占台湾人口85%的台籍人士支持，成为维持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关键，故其“本土化”政策主要表现为提高台籍人士在党、政、军系统及民意机构中的比例，使台籍精英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革新中扮演重要角色，达到“以台制台”、“扎根台湾”的目的。
一是政党结构的松动。1970年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台籍人士占比不超过8.1%；1976年十一届一中全会后，台籍中常委增至5名、约占总数的23%，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增加到130人和65人，所增加的名额几乎全为台籍人士；及至1986年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台籍中常委增至14人，几乎占据中常会半壁江山。这对“以党领政”、党务系统封闭的国民党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此外，国民党还注意吸收台籍人士入党，从1972年到1976年，台籍党员人数增加到全体党员的一半以上，国民党成为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党。[15]在1979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蒋经国指出国民党的重要工作是“扩大本当群众基础，建立党的进步机制，强化党的号召，从社会中发挥党的力量”[16]。至1985年，本省与外省籍党员人数比已达65/35，[17]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国民党岛内民众基础的扩大。
二是政务系统的开放。1972年以前台籍人士在“行政院”各部、局、会中的整体比例只有4.5%，其中1950—1960年的12位部会首长全为大陆籍；在省一层级中，自陈仪就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起，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陈诚、吴国祯、俞鸿钧、严家淦、周至柔、黄杰、陈大庆等，均为大陆籍。蒋经国“组阁”后，台籍部会首长及地方长官逐渐崭露头角，徐庆钟、林金生、高玉树等位居“行政院”要津，谢东闵、张丰绪等在地方独当一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的副职均由台籍人士担任。1978年蒋经国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升谢东闵为“副总统”（第一位台籍“副总统”），台籍“阁员”占比上升至32%，1987年这一比例又上升到40%。[18]一大批台籍技术官僚被擢升重用，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革新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是“民意代表”的台湾化。国民党退台后，蒋介石为维持其“法统”制造出“万年国代”，使台湾政治陷入尴尬局面。“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均由大陆籍人士担任且长期冻结选举，1948年3月第一次“国民大会代表”2841名，延至1972年在台湾的“国代”仅存1301名，且大多已到垂暮之年，“立法委员”到1972年也仅剩原来的一半。[19]蒋经国主政后推动“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扩大“自由地区”（即台湾地区及海外侨社）在“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中的比例，首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中即有79名台籍人士，成为“民意代表”的新生力量。此后在定期改选机制的效用下，台籍人士当选“民意代表”的比例稳步提升，对长期把持民意机构的大陆籍“资深代表”形成强势对冲，进而使国民党统治具有代表台湾本土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蒋经国“本土化”政策过程中，以台籍人士为主的“党外”势力加大参与地方公职选举，不断冲击国民党统治的权力结构。蒋晚年开展第二次“政治革新”，对“党外”势力展现出积极“沟通”姿态，特别是默许民进党成立并开放“党禁”，使大批台籍精英得以通过组党或入党方式参与政治，为打破国民党封闭的政治体系增加了新动能。
（二）制度建构的“本土化”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
李登辉时期的“本土化”主要从权力层面转向制度层面，并以“民主化”的面貌呈现出来，六次“修宪”完成了所谓的“民主化”转型，同时建构起“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
1991年李当局推动第一次“修宪”，废止了“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重订“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名额，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总统”、“立法委员”均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出。“修宪”造成三个后果：一是“中央民意机构”性质蜕变。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后，大陆籍“资深代表”全部退出，台籍中生代代表占据绝对优势，以大陆籍人士为主、“代表全中国”的“国民大会”，变为以本省籍人士为主、代表台湾地区的“区域性议会”[20]。二是实质性地冻结了“宪法”中有关主权领土的表述。“宪法”虽有“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的明确条款，但并未明示疆域范围，其实际适用范围已缩至台、澎、金、马，不再包括大陆。三是长期限定台湾与大陆处于内战状态的法律体系失效，李登辉开始尝试以“分裂国家”的概念来定位两岸关系。[21]
1992年第二次“修宪”通过“第二次宪法增修条文”。明确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全体台湾地区人民选举产生，“总统”可提名“监察委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确立省、县自治原则，省长、省议员、县长、县议员由省民、县民选举之。1994年进行的第三次“修宪”，实为是二次“修宪”未决议题的延续，规定“总统”、“副总统”直接民选，“总统”依“宪法”任命人员无需经过“行政院长”副署。这两次“修宪”直接导致“总统”职权的膨胀，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逐渐向“总统制”、“行政院长”为“总统”执行长的方向发展，打破了“五权宪法”的制衡关系并间接破坏“中华民国法统”。
1996年李登辉通过所谓“自由地区”全民直选当上第九任“总统”，个人威望达到巅峰。1997年7月与民进党合作推动第四次“修宪”，主要内容包括“总统”任命“行政院长”无需“立法院”同意，冻结“台湾省政府”功能，第十届台湾省议员与第一届台湾省长任期届满后不再办理选举。结果加速了“五权体制”向“三权分立制”转变，岛内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出现根本性的扭曲。而“冻省”使省一级政府名存实亡，地理概念的台湾与“主权”概念的“中华民国”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1999-2000年，李当局针对“国民大会”职权变更问题进行了第五次、六次“修宪”，导致“国民大会”延任破产且大部分职权划归“立法院”，其对大陆地区的象征意义最终成为历史。
不难看出，李登辉推动的“民主化”转型完全是一个制度层面的“本土化”过程。“总统”、“中央民意代表”等各层级的选举限定在所谓的台、澎、金、马“自由地区”，表面上是要解决“宪法”与“统治地域”不一致的矛盾，实则是要搭起“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框架”；“总统”直选表面上涉及“内阁制”到“总统制”的行政体制变化，实则是摆脱对“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路径依赖，推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制度建构；“冻省”表面上标榜精简政府层级、提升整体竞争力，实则是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民国在台湾”制造所谓的“法理依据”。李登辉也毫不讳言，“中华民国目前统辖台、澎、金、马，拥有绝对而且完整的主权与治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原因。”[22]
（三）认同塑造的“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政治操作
随着“中华民国在台湾”政治体制的形成，台湾“本土化”延伸至认同层面。李登辉执政后期曾提出“新台湾人”和“凝聚以台湾为主体的生命共同体”等概念，推动“乡土教育”并指示教育部门在中学开设《认识台湾》新课程，开始了对岛内民众的认同塑造。政党轮替后，自诩为“本土政权”的民进党利用“本土化”的“政治正确”，变本加厉地推动“去中国化”，以达到重塑台湾人“国族”认同的政治目的。
陈水扁时期将“本土化”视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教育乃至历史定位诸领域内，建构以台湾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的总体工程。”[23]一是鼓吹台湾文化的“独立性”和“优越性”。在多个场合散布诸如“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与英国同为海洋国家”，“台湾应成为南岛语系的中心”等误导性言论；甚至抛出“台湾最早住民是矮黑人”，“原住民源自南岛语系”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二是推行“本土化”教育改革。陈水扁上台后，开放教科书编纂和课程纲要改革的步伐加快，教科书的“国定”编辑制度被打破，为“台独”分裂势力推动教育内容的台湾化提供了便利。[24]在“台独”势力的配合下推广“同心圆史观”，历史课纲改采“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分法，刻意凸显台湾历史的“独立性”。扁当局还推动“乡土教育”和“台语”教学，以自定的“通用拼音”代替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削减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影响力。三是强制更改“中国”符号和元素。带有中国记忆与中国成分的公营单位、建筑物乃至街道纷纷更名，如“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中正纪念堂”改成“台湾民主纪念馆”，极力抹去台湾的“中国印记”。
马英九上台后，虽有意反制“台独”并凝聚中华民族意识，但又屈从于民进党塑造的“本土化”“政治正确”，面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的政治操作，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清理，“客观上扩大了与大陆中华文化认同的距离”[25]，助长了民进党“本土化”/“去中国化”的嚣张气焰。
2016年岛内第三次政党轮替，重新上台的民进党掌握完全执政优势，“本土化”/“去中国化”更加横行无忌。在文化上：蔡英文当局以“台湾民族”重构台湾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拒绝承认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事实。[26]在文化脉络上极力摆脱中华文化圈影响，向所谓“南岛语族”、“南岛文化太平洋联盟”靠拢，使“台湾文化主体性”的观念逐渐扎根。[27]在教育上：加快推进以扭曲台湾人历史认知为目的的“独化教育”。废止“微调课纲”，强化“台独史观”教育，特别是将高中历史分为“台湾史、东亚史和世界史”三部分，有关中国历史的内容被大幅缩减并改放在东亚史的脉络下，进一步割裂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在社会生活上：刻意消除具有中国历史意涵的活动或符号。取消一直延续的遥祭黄帝陵、中山陵仪式，停办“七七抗战”纪念，拆除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二兽首”，孙中山、蒋介石雕像被泼漆或损毁等。这种“去中国化”的生活化，使“台湾主体意识”日渐融入台湾民众的生活，不断侵蚀台湾人的身份认知。蔡当局还尤其擅长政治情感上的“去中国化”。以“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为连接，稳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实质关系，凸显与大陆的意识形态区隔；在“大选”期间操弄“抗中保台”、炒作“亡国感”，扩大岛内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心理距离，“两岸同属一中”的认同感日趋弱化。
三、“本土化”的影响：从岛内政治发展到两岸关系衰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的政治意涵多次变化、演进路径多次转向，但“革新保台”、“民主化”转型、政党轮替等历史语境，往往赋予“本土化”以推动岛内政治发展的积极色彩，而掩藏了其致使两岸关系衰退的消极属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岛内“对西方民主所宣称的一些基本价值如民主、人权等诉求持有预设性的肯定”，“对台湾政治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都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28]，因此也对经常与改革、民主挂钩的“本土化”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是受特定政治立场的影响，岛内政治势力往往坚持以“台湾本位”诠释政治变迁，甚至刻意回避台湾政治是中国国内政治一个特殊版块的事实，缺乏对两岸关系的整体关切。
事实上，无论是日据时期、台湾光复后应对外来冲击、回归本土价值的的“本土化”诉求，还是蒋经国时期适应本土发展需要、维系统治地位的“本土化”政策，均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甚至构成“再中国化”的一部分。但经过李登辉时期的制度建构“本土化”再到政党轮替后的认同塑造“本土化”，“本土化”的“一个中国”内涵被逐渐消除，甚而成为服务“台独”的意识形态工具。台湾“本土化”的演进路径表明：权力层面的“本土化”对推动岛内政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制度和认同层面的“本土化”是一种异化的“本土化”，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恶劣影响。
（一）威权体制的渐变与两岸政治定位的不变
蒋经国时期的权力结构“本土化”虽然以延续国民党威权统治为目的，但长期封闭的“权力禁区”向台湾社会开放，使一大批成长于台湾年轻力量涌入党政高层系统，“代表台湾资产阶级利益的本省籍大资产阶级和新一代政治官僚集团的地位迅速上升，原来代表大陆去台势力利益的第一代军事官僚集团的政治地位逐步下降，这个大趋势已是不可逆转。”[29]这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在威权体制下得到栽培的很多本省籍精英成为国民党政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在后来的政治反对派转向激进时，选择了体制内改革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当权派与政治反对派都具有台湾省籍的本土属性，台湾朝野政治冲突的背后潜伏者大量的政治交易与合谋，从而使所谓的“宁静革命”有可能的空间。[30]在体制内改革力量与体制外倒逼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蒋经国的政治改革逐渐打破了国民党内的僵化思维，松动了一党专制和高压威权的统治模式。蒋经国晚年宣布“解除戒严”，“戒严令”及30种相关法规、条例停止运行，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集会结社、出入境、民事审判等方面的限制；“党禁”、“报禁”的开放使以民进党为代表的一批新政党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台湾开始由“集权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均可视为“本土化”的外溢效应。
与此同时，进入体制内的台籍精英不像原来的大陆籍势力持有僵化的反共观念，进而促使台当局的大陆政策发生变化，即从“反共复国”幻象下的“军事反攻”转向和平对峙现实下的“政治反攻”，尤其是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出现一些政策性的松动，体现出“本土化”政策举措的“正外部性”价值。更需要强调的是，蒋经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中国”的坚定维护者，“统一中国”的两岸立场从未动摇，其所推动的权力结构“本土化”是“一个中国”之下、回应台湾本土诉求的“本土化”。
（二）两岸政治定位的异化与“国族”认同的扭曲
李登辉时期的制度建构“本土化”与“民主化”一体两面。如果单从岛内政治视角看，“民主化”/“本土化”的确使台湾具备了政党竞争、权力制衡、选举政治等西方“民主”价值；但从两岸关系视角看，其“本土化”蕴含着颠覆“一个中国”两岸政治定位的险恶用意。在建构“中华民国在台湾”政治体制的过程中，李的统治地位先靠台籍精英支持，后由台湾地区民众“授权”，这决定了其处理岛内事务及两岸关系的“台湾本位”，甚至有计划地煽动岛内民意挑战“一个中国”。
李上台不久即鼓吹“一国两府”，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突出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必须相互承认、对等的、合法的“政府”，这与蒋氏父子时代坚持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截然不同。[31]1991年“修宪”后，公然提出“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32]；1992年8月，指示“国统会”重新解释“一个中国”涵义，声称“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33]。此论调是对“一个中国”的进一步挑衅。1993年11月，李授意赴西雅图召开亚太经合会议的江丙坤，发表“关于两个中国政策的声明”，公开提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历史、地理或文化含义的‘一个中国’下，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台当局主张“采取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34]。以此为标志，李关于两岸政治定位的论述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开始由“一个中国”转向“两个中国”。随着制度建构“本土化”的推进，李登辉更加有恃无恐地背弃“一个中国”。1997年2月发布的“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声称，“自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起，中国即处于分治的状态……与其说一个中国，不如说一个分治的中国，就像现在的韩国、过去的德国或越南一样。”1999年7月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又公然抛出“两国论”，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与国、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个合法政府、一个叛乱团体，或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35]2000年之后，轮替上台的民进党更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两岸政治定位，甚至抛出“一边一国论”、“中华民国台湾”等“台独”新论调，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阻力。
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以“本土化”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完全背离了适应本土变革与发展需求的“适当性逻辑”。一方面，它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切断了台湾与中国的内在联系，造成台湾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严重断裂，使得社会文化的进路陷入到一种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狭隘的胡同之中，于是民粹泛起、理性消退、社会失序。[36]另一方面，它在台湾人心中植入区别、疏远、恐惧、仇视和对抗大陆的情绪，致使台湾人的“国族”认同严重扭曲。政党轮替后的20年，岛内民众的中国人认同由12.5%下降到2.4%，而台湾人认同由36.9%上升到67%，中国人/台湾人双重认同由有44.1下降至22.5%；[37]支持统一的由19.3%下降到7.5%，明确支持“台独”的则由14.7%升至35.1%。[38]随着“国族”认同扭曲、统“独”矛盾凸显，两岸关系更被民进党定义为“敌我关系”，从而面临更多不确定的风险。
结语
“本土化”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判断功能，作为政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通常是一个政权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和本土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存在策略。但在台湾历史语境的变迁中，“本土化”自始至终都被赋予积极正面色彩，成为各政治势力普遍遵循的“政治正确”和“最大公约”，以至于“本土化”的消极影响常常被刻意忽视或掩盖。事实上，台湾“本土化”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多样化的政治意涵，其演进过程多次变轨，深刻影响岛内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发展。蒋经国时期的“本土化”是一种政策举措，通过将台籍精英纳入上层政治系统以缓和国民党统治危机，其结果是松动了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但未改变“一个中国”两岸政治定位，无可否认具有促进台湾政治发展的积极意义。李登辉时期将“本土化”视为一种政治目的，通过“民主化”转型建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其结果虽然具备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表象，但却导致“一个中国”两岸政治定位的异化及两岸关系的倒退。政党轮替后“本土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被民进党用来推动“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打造“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的“台独”论述链，结果造成台湾历史文化的断裂和台湾人“国族”认同的扭曲，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统一进程。2020年“大选”后，民进党再次完全执政，正进一步利用“本土化”的“政治正确”，打击政治对手、推动“台独”施政、升高两岸对抗，未来岛内的“本土化”异象及“台独”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注释：
[1] 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版，第125页。
[2] 郑振清：《“本土化”与当代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17页。
[3] 王振寰主编：《台湾社会》，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页。
[4] 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变及其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期下，第72页。
[5]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委会：《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十册）》，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出版，1991年版，第36页。
[6] 李强：《台湾“本土化”政策之我见》，《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1期，第11页。
[7] 李立：《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8] 司马辽太郎著，李金松译：《台湾纪行》，台北：东贩出版社，1995年版，第537页。
[9] 彭怀恩：《台湾政治发展的反思》，台北：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20页。
[10] 李登辉、中岛岭雄：《亚洲的智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5页。
[11] 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年版，第 219 页。
[12] 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变及其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期下，第80页。
[13] 萧阿勤：《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232页。
[14] 陈芳明：《梦境书》，台北：尔雅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
[15]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266页。
[16]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委会：《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二册）》，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出版，1991年版，第131页。
[17] 参见孙肖远：《政治“本土化”与台湾政治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5期，第85页。
[18]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266页。
[19] 详见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
[20] 刘红、郑庆勇：《国民党在台湾50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21] 陈世宏：《李登辉与台湾民主化》，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7页。
[22] 转引自张文生：《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主义（1988—2000）》，台北：菘博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23] 周伟：《试论台湾政治“本土化”的演变及影响》，《现代台湾研究》，2004年第3期，第6页。
[24] 刘佳雁：《透视岛内“教育台湾化问题》，《台湾研究》，2003年第3期，第73页。
[25] 宋漱玉：《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一个中国认同”问题解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6期，第60页。
[26] 韩冰：《试析蔡英文当局“文化台独”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危害》，《现代台湾研究》2018年第1期，第53页。
[27] 谢楠：《“去中国化”：蔡英文文化政策刍议》，中评网，2016年10月4日。
[28] 陈星：《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北京：九州出版社，第23页。
[29] 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34页。
[30] 参见郑振清：《“本土化”与当代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18页。
[31] 陈险峰：《假统真“独”的“台独教父”（一）》，《统一论坛》2014年第3期，第66页。
[32]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驳李登辉的“两国论”》，1999年8月10日，http://www.gwytb.gov.cn/forum/201101/t20110104_1673544.htm.
[33] 台湾《中央日报》，1992年8月2日。
[34] 杨梓：《李登辉大陆政策思想研究》，《台湾研究》1994年第1期，第28页。
[35] 赵勇：《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倾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36] 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变及其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期下，第81页。
[37] 详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https//esc. 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38] 详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https//esc. 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aiwan’s 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of Regime Operation
Fang jincheng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localization” became an regime’s operational mode in Taiwan, and has generated different political connotations 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changes. Taiwan’s “localization” evovles along the path of “Power-Institution-Identity” in the mass, which mainly shows the “localization” of Power structure during Chiang Ching-kuo period, that upper political system opened to Taiwanese elites; the “loc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during Lee Teng-hui period, namely the Taiwaniz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al institution; the “localization” of Identity shaping after the replacement of political party in power, that DPP reshapes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multifaceted “de-Sinicization” i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fields. “de-Siniciz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localization” of Power structure got loose the the closed and ossified authoritarian regime, followed the rule of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But when “localization” turned to Institutional and identity aspects, it creat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split constantly, resulting in alienation of Cross-strait political positioning and distor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has exerted bad influences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Keywords: Taiwan’s localization; Regime Opera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ross-Straits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