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论持久战》之前，很多人如何说持久战，是理解《论持久战》与其他持久战言论联系及分别的关键。系统地爬梳整理各种持久战思想的渊源流变，可为深入探究《论持久战》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提供坚实的基础。1914年，严格意义的持久战思想已经出现于中文世界的军事学领域，所依据的是日俄战争的战例，包含战略和战术层面，而以后者为主。此后，德国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形成军事教科书和军事理论著作，对中国的正规军事教育产生持续广泛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持久战的战略战术。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国人异口同声呼吁持久抗日。但是军事理论缺乏实践基础，持久抗日则限于口号和精神，且形同实异。相比之下，中共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及其战法，不仅丰富具体，而且切实可行，在世界军事理论的发展史上据有重要地位。
关 键 词：持久战 《论持久战》 毛泽东 德国
80年前，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的长文，成为系统阐述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重要文献。关于《论持久战》的渊源、版本、作用、影响等问题，原来已有定论式的说法，近年来更引起学术界重新探究的兴趣。①可是仔细检讨既有的论定，看似大同之下，仍有不少小异，相较于史事，更有难以贯通无碍之处。而形形色色的各种新议，由于各执一端甚至各执一偏，取材、视角和时段均未能完整覆盖，加上网络时代发声随意，不少信手拈来未经严谨专业验证的所谓新论据新论点层出不穷，质疑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吠影吠声之下，即使专业人士也不免将信将疑。有鉴于近代史料的繁多庞杂，应尽可能依时序详尽系统地爬梳整理所有的材料与事实，避免各种随心所欲的创见和盲人摸象的偏蔽淆乱视听。依据详人所略的原则，本文着重探究持久战思想的渊源流变，显示各种相关言论在发生演化的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为进一步讨论各种抗日持久战主张(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与《论持久战》的联系及分别、《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和主要目的，以及《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反响奠定坚实的基础(另文详论)，使得完整条贯近代中国持久战问题的材料与事实成为可能。
一、持久战的缘起
近年来关于《论持久战》的争议，最为聚讼纷纭的莫过于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持久战的概念及其战略构想。坊间和学界就此找出了不少证据，新论迭出，显示在《论持久战》之前，许多国共要人已经具有或表达过持久战的意向，甚至直接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还有人进一步上溯，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外人士的言论中寻找持久战思想的蛛丝马迹，也发现了若干疑似的证据。照此办法，相信将来还有可能层出不穷地找出更多的信息，不断拉长和扩张近代中国持久战概念产生及衍化的时间与空间。
关于此事的探究，如果重心仅仅放在到底是谁最早提出持久战的问题，显然存在相当多的误读错解。首先应当明确，《论持久战》的作者毛泽东从未以持久战的发明者自居，不少学人已经注意到，《论持久战》开篇就声明：“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②既然“很多人都说持久战”，可见毛泽东不仅没有自认为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而且交代得很清楚，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都在说。《论持久战》就是论述而非提出持久战，其中也包括审视评议前人的持久战思想言论。
这一点以往的宣传或有所含混，而受众乃至研究者也不无误解，以至于有人甚至声称《论持久战》也不是毛泽东提出的，这就大谬不然，因为持久战虽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论持久战》却毫无疑问是其创作。在很多人都说过持久战之后，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旨在结合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是持久战、抗日持久战的表现形式以及怎样进行持久战。只有尽可能全面了解之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方面的人们怎样论说持久战，各自把自认为的持久战说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握《论持久战》的不同凡响之处究竟何在。同时，还要将《论持久战》问世之始的即时反响与后来逐渐加深的认识之间的联系及分别梳理清楚，使得混为一谈所引起的种种误读错解得到正本清源。
持久战是应用广泛的军事术语，除了专门领域，还被用于形容种种久拖不决之事。在历史上，持久战的内涵外延在大体相同相近之下，也有不少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宜用后来的定义涵盖裁断所有史事，而应当梳理所有史事以把握其发生衍化的历史，进而认识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的联系和区别。系统掌握《论持久战》之前形形色色的持久战思想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渊源流变，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论持久战》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就此而论，应当注意分别以下各点：其一，长期战争的观念虽然与持久战大意吻合，毕竟不是完全重合，不能觉得似是，就说成全同。此节在汉语系统中尤其应当保持慎之又慎的高度自觉，否则史上世间各事无不相互关联，总有近似之点，却不可因此而彼此替代。其二，一般性的长期作战思想，与军事战略专指的持久战不宜一概而论。其三，一般性的持久战与对日持久战，同样属于虽有联系亦有分别之事。
与中文“持久战”一词对应的西文词汇较为繁复，凡是持续时间较长或拖而不决之事，都可能被译成持久战，所以早期“持久战”每每作为形容词使用。不过，持久战本来是军事用语，《论持久战》即主要是就战争的战略而言，而军事用语的使用较为严格。军事上的持久战作为一种特定的战法，与其他战法必然有着明确的分别，不能随心所欲，牵扯混淆。
在中文世界的军事学领域，至少1914年已经有完整清晰的持久战论述。《浙江兵事杂志》1914年第4、5期“学术”栏连载“楚魂”的《决战与持久战》，将战斗分为决战与持久战两大类，“决战为始终决胜负之战，而持久战为非决战之一切战斗也。”包括《论持久战》在内，后来对日抗战的持久战思想，将速决战作为持久战的对应，主要是为了强调日本企图速战速决，其实严格说来，持久战就是为了避免决战，因而一般而言，以决战为持久战的对应更加贴切。
决战与持久战的意义分别，全由战斗目的而生。决战分为战略与战术两种，相应地持久战也分为战略与战术两种。战略决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人，使敌国降伏，所以取攻势作战。战术决战则由指挥官的意图而定。
战略持久战为指挥官根据战略计划分派部分兵力与以特别目的而行的战法，也就是分遣支队与以各种任务期达本军战斗目的的战法。所以战略的持久战不分攻击防御，其目的是在战术的必要条件下，争取时间。所派担任各种任务的支队，属于战术分兵。但凡攻击歼敌以外的战斗行为，如前卫、侧卫、收容、前哨等等，均为持久战。有战略持久战目的的支队一旦与敌遭遇，也可酌情改为战术决战。否则实行步步防御，着着退守，则为战术的持久战。
依照作者的看法，日俄战争中俄军在辽阳、沙河、黑沟台及奉天的战斗，皆为战略决战，而得利寺之战，则为战术决战，目的是以部分兵力局部决胜，以利全军。至于战斗中战略战术的决战与持久战的相互转换，则依据具体情形变化多端。凡是辅助决战目的的其他战斗行为，如前卫、后卫、侧卫的警戒，为本军主力提供掩护，侦查、佯攻等，均可视为战术的持久战。以持久战为目的的部队，应酌情进行决战，因为击破敌人能够最完全达成持久战的目的。包括掩护本军退却的部队，受敌压迫时，亦可出其不意断然实施攻击。③
持久战的问题一直为《浙江兵事杂志》所关注，两年后，又刊发了岳璋的《持久战之本义》，针对持久战究竟是防御战还是攻击战的问题，明确回答：“以严格之意义律之，则持久战者，非攻击战，亦非防御战也。故各国步兵操典，咸以其与防御、攻击分别记载之。”论者指出，持久战为战术上的一种手段，因为静止的实施之时较多，所以近人每每以为防御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持久战并无歼灭敌兵之目的，不过为移于攻击或防御之一阶段耳。故持久战于攻击或防御时，皆能用之，不拘何时，其性质惟在求得时间之余裕，或抑止敌兵以达某目的，或趋避决战而已。”具体包括：1.在大部队中任掩护展开的部队为达其任务时的战斗。2.掩护比邻部队或迂回部队动作时先与敌轻战的战斗。3.所到一地先行作战，以待增援部队到达时的战斗。4.守候本队进出隘路时的战斗。5.援护后方本队阵地之部队的战斗。6.在一地为争取时间以达某要求的战斗。7.后卫的战斗。
持久战的阵地，应与其目的一致，必须确保在所要时间内，不致引起决战。因而凡是敌能俄然接近于我，使我没有脱离战斗的余地，不得不转而决战的阵地，则不适于持久战。所以持久战的阵地，务必坚固，如含有攻击性质，则于所要时间后，不能妨碍本队的运动或协同作战。持久战在于求得所要的时间，在此期限内，只要地形没有妨碍，可以更番占领其他阵地，不必拘守一地。
持久战军队的使用，依据目的的不同而各异，但总以力避决战，以求时间的余裕，故以不使敌兵接近于我为原则，宜远距离即用火战或展开优势火力。兵力的展开，必须广大正面，使敌不能以运动容易的密集队形前进。同时，持久战为趋避决战起见，必有退却或步步防御之时，因此，展开的兵力宜小，以易于运动指挥。要留预备队，必要时用于退却、掩护及收容。由此则正面兵力以少为贵。两种看似相反的情况应审时度势，平衡协调。
总之，持久战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都有一定的度，过之则变为攻击或单纯防御。各兵种的配置，均应以此为准，如炮兵宜于远距离压制敌兵，所有火力都要迫使敌兵不使之接近，以免持久战转为决战。持久战必须完成任务，才能实现，若轻于决战，则不能达到目的，变成专守防御。若指挥官决心攻击，也是放弃持久战的性质。④
由此可见，持久战的概念早已有之，民初已经进入中国的正规军事思想领域。其本源应来自欧式军事思想和近代战争实践，以日俄战争为例以及岳璋引述德国步兵操典关于持久战性质转化的内容，都足以显示其思想渊源。而这样的持久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战争情形颇为类似，主要是一种有目的规避决战的军事观念。不过，战略性的持久战意在避免不利于我的情况下过早进入决战，通过持久战寻求敌我对比的转变等等内容，则与后来中国抗战时期的持久战观念相通。
有鉴于此，有的辞典称持久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内外敌人斗争的重要战略指导方针，如果作为持久战的意涵之一，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持久战的全部内涵，则显然并不妥当。因为持久战并不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使用，而且人民解放军也不会始终以持久战作为战略方针。任何战争的根本目的是决战以战胜敌人，持久战只是在局势不利于我之际，争取时间，改变敌我对比态势，以便最终战胜强敌。
不过，尽管持久战有战略与战术之分，关于持久战的探讨，很长时间主要是集中在战术层面。如祝康的《决战与持久战之研究》设定的案例，就是配合南军第一师占领A村的先遣支队(以步兵四营野炮二连为基干)，面对兵力未详的南进之敌，作战方案之一，是占领E川右岸高地，持久防御，守待全师到达，并掩护其进出。其后所有的行动均依据双方态势变化，相应地采取决战或持久战战术。⑤由此可见，虽然并无绝对的攻守之分，其作战形式仍以阵地防守为主，局部的进攻仅仅是作为防御的延伸，这与《论持久战》所主张的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的战法相去何止道里计。
随着持久战概念的应用积久成习，也逐渐被用于形容军事以外的一般行为事实。如战事陷于僵局，被称为持久战，对外交涉、社会纷争、议会议事久拖不决，也被指为持久战。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天津《大公报》发表评论《持久战中之种种危机》，引“俄国大革命起因于欧战之延长，即可知无结果无办法之持久战，势非引起意外之祸变不止”，呼吁世人注意，共促当局者郑重关切，以免国家万劫不复之祸。⑥所谓持久战，即战乱经久不息之谓。
二、德国的持久战军事理论及其对华影响
随着中日矛盾的不断激化，如何使得弱而大的中国能够对抗小而强的日本，始终是国人梦绕魂萦的头等大事，完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成为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
实际上，持久战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新战法，战后已经正式进入德国的战术教程，并很快传入中国。1929年由民智书局出版的许崇灏译《德国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其底本系德国国防部1921至1923年所颁发，其中第十一章“特种情形下之战斗”的第一节就是“持久战”。该书出过多个中译本，其中若干译本又有多个版本，如1931、1933年共和书局出版，吴光杰、刘家佺译的《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1932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译出版《德译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与共和书局版完全相同)，1934年共和书局出版的吴光杰、刘家佺合译，训练总监部审定的《最新修改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1935年军用图书社出版的唐天闲译《德国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等，与之相关的还有1936年军用图书社出版的张贞瑞编、训练总监部审定的《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答解》(卷上)。各书关于持久战的具体内容表述为：“部队指挥官所负之责对于广正面作持久战，筹思所以运用其兵力之方式，若有特殊之战斗目的，则不必文字正式晓示于部队，各部队惟有当攻击时，鼓其彻底之决心以进取，而于防御时，尽其最后之力量，以坚守指定之阵地而已。”⑦
军事部门的教科书比较精炼概括，军事专家的个人著述则更详细地总结了一战的经验。1932年中央军官学校出版了德国扩亨霍斯(Von Cochenhausen)著，杜沄翻译的《军队指挥》，该书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代表作。同一底本由吴光杰译，杨杰校，中文书名是《德译军队指挥》，作者名则译为可亨豪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吴光杰曾作为中国观战武官，参观俄法和巴尔干战场。该书第十五章“特种情形下之战斗”第一种情形也是“持久战”，开头借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定义持久战：“其目的在牵制敌人，保持本军之实力，俟彼筋疲力竭。”也就是说，持久战是以牵制或欺骗敌军为目的的战斗形式。此种战法无须决战，须有计划地故意作局部避让，以延获时间，有时或用攻击，而常出于防御方式。持久战时时要求节省兵力，赢得时间上与局部上之利。军队不应异视持久战的攻击或防御，乃求决战的攻击或防御。对于部队而言，只有攻击和防御之别，而指挥官则须成竹在胸，按自己的意旨施行持久战或决战，决定各部队的任务。若以持久目的施行攻击，则攻击目标不必深入敌方。持久战中，步兵的使用应力求节省，须在远距离尽可能利用重机枪射击。持久战需要高超的指挥技能，因其常系以少敌众，以弱敌强，其作战目的是被动的，不在求胜，且须避免决战，故指挥者必具坚强意志，伟大决心，不能完全按照战术规定施行，要相机决断，这种临机措置较作战更为重要。持久战虽有防御性质，但主要目的不是占领地方，而是与敌长久相持，减少自己的损失。⑧
由德国军事教科书和专著衍化出来的中文军事教材为数不少，1932年军用图书社出版的李刚译《战术问答一千题》，以问答形式将有关书籍所涉基本战术内容加以陈述解释，其中第三篇第五章为“持久战”，所解答为：“持久战者，谓欲避免决战，求得时间之余裕，或欺骗敌人等时所行之战斗。”实施持久战的时机：1.欺骗敌人时。2.抑留敌人时。3.后得时间之余裕时(如后卫占领阵地，掩护本队安全退却)。持久战多借守势达成目的，但是非出于积极的行动则难以达到目的时，也往往会取攻势。⑨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1936年出版的《战术教程》，第十编“诸兵连合之运动战”第六章也是“持久战”，其“通则·要旨”在以避免决战，图得时间之余裕，或欲欺骗敌军等时施行。持久战通常立于守势，也有非取攻势，不能达到其目的者。持久战的军队部署及战斗指导，虽因目的、地形及敌方行动而有所差异，原则仍然是须控置强大的预备队，且务必避免决战。非取攻势不能达其任务时，当断然实行。若取守势，即全力保持阵地。并从攻击、防御两方面，概括论述了持久战的具体实施办法。⑩
谭家骏编译《新军队指挥》1937年由兵学新书社出版，第十章亦为“持久战”，规定持久战之目的，要适应敌人的兵力及其行动企图、地形等情况，借防御、对限制目标攻击、佯动战及局地的战斗回避来达成。对敌或待机或进而求敌，而有与敌以损害的机会，必须充分利用，或做成类似机会。持久战紧要的是爱惜我方兵力，以可行为限，使敌蒙受极大的损害。持久的时期越长，其实行越需广大的地域。持久抵抗为持久战最主要的战斗法。如持久防御，应依据情况对目标攻击加以限制，如向两翼、侧面及正面的弱点而施行。为迅速把握机会，通常对下级指挥官予以采取某种程度攻势行动的自由。有变化的行动、机动力、速力、出敌意表之情事、伪装及其他蒙骗敌人者，可增大持久战的效力，掌握一时的主动，可更长久阻止敌人。持久战必需广大正面，但要在负有特别困难任务的战斗焦点集结兵力弹药，其他战斗正面仅用少量兵力。(11)
正规军事院校多种军事教科书的使用，表明持久战的军事思想已经成为当时国防军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必要环节，虽然一般而言持久战在其中所占的篇幅不大，内容相对比较简单，却使得这一新战法的理念在军队的军官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原原本本地输入引进之余，因应时势的需要，以及各种译本存在翻译不明和文字表述的差异等问题，有识之士试图对新型的持久战进行综合解释。1935年，宁墨公在《军事汇刊》第19期发表《对于持久战原则之说明》，全面而详细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意义、目的、运用时期、时间性、运用时机、部署及指导要领、防御要旨、难点、指挥官的责任等问题，他说：“持久战者，在避免或迟延其决战，而欲得时间、地域及其战斗距离等，以达其战胜之目的者也。”并延续前人的意思，分为战略与战术两种。战略的持久战，“欲使敌立于不利之地位，或使敌不得制我于不利之地位，故暂时牺牲决战之心理，而以缠绵战局为趣旨。倘不并用战术的决战，则我之企图，易为敌人所窥破，势必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境。”于此论及战略的持久战与战术的决战之间的辩证关系。
战略的持久战通常用于下列时期，A.战略上某一要点始终在我领有，不使敌骤然攻陷时。B.牵制敌军于广阔正面，阻止其战斗前进时。C.压迫敌人于某时期，而我夺取战略的作战根据地时。
战略持久战与战略决战性质不同，后者持续攻击，前者专取守势，即使间或采用攻击动作，一旦任务完成，便仍归守势，即“持久防御”。所以战略决战是攻势作战，战略持久战则兼有攻势与守势作战。
战术的持久战，为战术上欲争取时间及其距离的胜果，避免决战。惟敌人不欲使我达成任务，我则以小战支持，维持战斗，并无歼灭敌人的本意。也就是新战争法上所谓“自卫抗战”。若以防御达成持久目的，又称为“持久防御”。战术的决战为反复攻击，战术的持久战则攻势为佯攻，守势为阵地防御。
战术的持久战，一般多由负有某种任务的部队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则往往无所区别。具体实施的主体包括：1.任集中或开进等掩护的特种部队。2.任兵站线、防御根据地及其他军事上掩护的特务队。3.对于前卫、侧卫、后卫、前哨等以持久战为本旨的部队。4.基于威胁或牵制等目的而出动的部队。5.战斗中因增强的目的而续行到达的部队。
持久战的目的，是以避免决战为本旨，所以多取守势，但有时非采取积极的行动则难以达到目的，亦可进行攻击。部队指挥官没有与敌决战之意，一经接触，极端以避免正面战斗为目的。若由于敌人的重大压迫，结果陷于决战之势，从战争形式考察，似为决战，其实指挥官意在暂时排除当面的障碍，并无歼灭敌人的决心。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达到战利的结果，所以实际上仍属持久战。
持久战虽立于守势，如果时机许可，亦可暂取攻势。适用于持久战的时机有六种：1.劣势一方欲以守战对抗优势一方。2.因党略政略的关系，有所期待而不欲决战时。3.因国际联合作战，时间尚未成熟时。4.基于海空军的协同尚未一致时。5.战略上不得已采用慢性作战时。6.战术上处于不利地位，非延长时日，不能恢复攻击时。
持久战以获得时间的余裕而能从容应战为标准，但就战争时间的经过演绎，分为两种，一是普通持久战的时间性，意在不使敌人进入决战距离，有时亦取攻势，包括前卫战、后卫战、侧卫战、前哨战等等。二是单纯持久战的时间性，以自己的生存为要旨，不必全歼敌人。不过，事实上能够如此指导者甚少，通常以步步持久防御抵抗为目的。持久防御与作战地域有关，战术分为两种，其一，步步防御，只要时间有余裕，失地亦在所不惜。其二，旨在保守地域。实施起来，或攻守兼用，为一时的持久战，或固守一地，为专守的持久战。
持久战的本质是避免决战，通常处于守势，但在下列时机亦可采用攻势：1.回避决战时间的胜果时。2.以掩护为目的，不得已必须取攻势时。3.欲欺骗敌军，使其误以助攻为主攻时。4.欲威胁佯攻以抑留敌人于一地时。5.欲牵制敌主力使穷于应付时。
持久战为软性战斗，军队部署应采用步步防战为原则，根据《德联指挥》《昭四战术教程》及其他参考书，其方法包括展开航空兵、炮兵、骑兵等远程机动压制敌人，造成错觉；第一线少用步兵，后方配置强大预备队；制造伪装工事，实行无线电欺骗，并保证后方即时供应。指导持久战，其要在利用攻击者逐次接近时，以延期为目的施以各种谨慎的处置，及攻击者准备决战时，有固定方式的各种计划，尔后使用各种作战手段，尽可能延缓我方决战的时机，同时推进部分兵力于前方，使敌人误认为我军主力，以为有系统的抵抗，且使敌之前进步骤，非常迟缓。倘为持久防御时，若能占据控制有利的地点，足以使敌误认我军的作战方式，甚至一时作正式决战，而我占据该地的薄弱部，若于地形有利时，日间可与敌脱离，以期避免决战。具体要领：1.散布流言或虚假情报，使敌误判。2.指挥官对于广正面务须运用持久作战方式，若有特殊战斗目的，意图不必告知部下，但夜间必须固守阵地。3.多用佯攻，不必增援。4.隐蔽地兵力宜小，开阔地稍大。5.行动隐秘，注意防空，以防泄密。
持久防御，要由数线阵地累积的时间，获得整个抵抗计划的时间。因此，每一防御阵地，务须决定防御战斗的程度。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即能行有利的战斗，退却容易的地域，便于占领新阵地，退却时不损害战斗力。防御方式分为一地防御、后退防御两种，前者又分为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分别在于是否投入步兵还是仅以远程火力拒敌，以免不易脱离。后者亦即步步防御，须配置强大预备队，决定后退的时机，阵地须有能抗击敌人的地形，并预先配置所需的部队。
持久战要在适时变化态势，以争取时间。攻势持久战应逐段向前推进，其步骤以适切作战目的，并牵制或欺骗敌人为标准。守势持久战，则以赢得时间，消耗敌人兵力，培养我之战斗力为主旨。所以不可于时间未至之前，遗弃尺寸土地与敌人，必须坚持防线，步步退守，而又不致陷入决战的漩涡之中为要。其难点在于把握抵抗与撤退的时机，该时机视地形的强固及敌人兵力、战斗方式为转移。通常抵抗地带有开阔前地及良好易接近的掩蔽，防御正面有强固障碍物，即使薄弱劣势的部队，在敌人先头部队迫近时，亦能长时间抵抗，并且不难于日间撤退，使敌之接近步骤无计划而愈见迟缓，则我军撤退时间可以有效延长。
持久战在时间和空间上，均示弱于敌，指挥官的责任尤为重要。若有攻击企图，应限制前方攻击的目标；若持久防御，应以尔后能隐蔽撤退而毫无损害为目的，利用天然障碍，规定防御阵地的主战斗线。具体任务为：1.攻势时避免实质性的战斗。2.战斗正面广阔时，以大部队施行持久战，务必巩固地形。(12)
专业化的军事探讨之外，鉴于中日全面战争的危机日益迫近，对全社会进行国防战备宣传日显重要，持久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1934年起，南京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军校编译处处长吴光杰在“中央广播电台”主讲“国民军事常识”，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历时两年半，其中多次论述持久战。如讲防御战时，已将持久防御说了大概，接着又专门讲述持久战等战法。他认为：“所谓持久战，就是一种缓兵之计，不论是攻击或是防御，举凡准备未妥，不能和敌人决战，同时敌人利在速战的时候，就得利用佯战，就是假意的战斗，一方面欺骗敌人以迷误他的方向或迟滞他的行动，一方面求得时间上的余暇，使我军得着充分的准备和适切的布置，好与敌人决战。这种佯战就是今天所讲的持久战。”
由于持久战要以寡敌众，以弱抗强，同时战斗目的不在求胜，所以必须避免与敌决战，注意攻防及转换。攻击时各部队要鼓起大勇，抱定决心，以求进取，防御时要尽全力，以绝大的毅力坚守指定的阵地。持久战的战斗方法在上述条件下运用，无论攻防，均不能按照战术规定施行，要以临机应变，巧避巧打为常法。以持久为目的的攻击，不外迷惑或牵制敌人，通常事先预定步骤，然后按步施行。指挥官对决战的地点时间要有先见之明，然后考虑敏捷的撤退，即可达到持久的目的。
担任持久战的指挥官必须具有高明的作战艺术，运用敏锐的头脑处置一切。攻击时要实行突击，以牵制敌军主力，夜间则须认清敌军前后卫，使用假攻击，切勿因小胜而妄求大胜，忘却原来的目的，以免遭遇大的失败，造成主力的溃退，被敌人各个击破。步兵要采取纵深梯次配备，以免全力过早或被迫卷入战斗，应留有余力，活动自如。要善用巧妙突击，强固侧翼警戒。如此，我军兵力虽少，不致受敌包围，以免被迫决战。若我军佯攻，敌军信以为真，实施反攻，应预先计划临时退避方法，从其他方面用兵突击，使敌不敢贸然追击而仍受牵制。待我军主力准备妥当，即行参与主力决战。
防御性的持久战不在争占地区，而是长久与敌相持，执行的部队应占领高地，巧为伪装，宽正面布置部队，保证射击视野广阔，居高临下，控制敌军。各部队尤其是炮兵和重机枪撤退时容易获得安全掩护。倘若再能布置数层防御阵地，充分利用天然及人工障碍物，则足以阻止敌军。总之，持久战的防御阵地，不仅抵抗可以持久，还要撤退便利，指挥官预先要通盘筹划撤退，以免临时部分先期撤走，产生空隙，为敌所乘。最好事前熟思于何处仅用少数兵力可以使敌损伤受阻，尽量不用预备队收复失地。有时可以攻击方式遏止敌军。
持久战无论攻击或防守，均为假意的战斗，但要将假的当作真的施行，使敌认假作真来应付，所以秘诀就是欺骗和隐匿自己的企图，用尽妙计使敌不能察知我军的兵力和目的，令敌军误认和犹疑。达成目的的办法，就是多设伪工事，到处施行假攻击，在隐蔽处节约兵力，在开阔处使用大兵力，分散配置炮兵，“一静即掩[偃]旗息鼓如入九渊，一动就蜂起云涌如在九天”，使敌人没有判断的标准，加以散布流言，广泛宣传，使敌人摇惑不定，以达目的。若更能于相当时机引诱敌人到不利的地区，让我军主力给予沉痛打击，导致其失败，这样的持久战就更有价值。所以持久战不仅要争取时间的余裕，更要为全军制造战胜的机会。以局部决战为坚持战略持久战的必要战术手段，与《论持久战》的主张取向上大体一致。
与持久战相关的还有村落战和森林战，森林和村落适于军队的隐蔽运动及作为准备阵地，尤以遇到空军较强的敌人更为适当，可以用较弱的兵力对付较强的敌人，适于持久战或假战，但不能作为大决战的战场，否则消耗过多兵力，徒劳无益。持久战、村落战和森林战，都是特种战斗。(13)在前述德国的军事教科书以及专著中，村落战和森林战就是作为与持久战相关联的特种战斗加以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宁、吴二人具有特殊身份，他们都是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官。两人均授少将衔，抗战时期参与军事机要。吴光杰有多种军事译著，除前面引述过的《德译军队指挥》等书外，还有《国防刍议》《步兵操典》《兵器学》《民众防空》《新时代之要塞》《英汉军语辞典》《步兵教练手册》《装甲部队》等。宁、吴二人的著述言论，表明国民政府军方对持久战已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其学术理据和实战经验，主要来自德国和日本，这也符合战前国民革命军主要借鉴德国、日本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实情。吴光杰与国民政府高层的关系尤为紧密，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层的认识及决心。可以断定，到1935年，持久战的军事思想以及相应的战略战术对于国民政府决策层、国民革命军乃至社会大众，都已经不再是完全陌生之事。
三、淞沪抗战与对日持久战的提出
“二十一条”之后，中日矛盾持续激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日两国迟早必有一战，大而弱的中国如何对付小而强的日本，才能确保国家不亡，而且能够战而胜之，成为人们苦思冥想的重大问题。1921年，蒋百里即预见到中日战争将是持久的，认为富于侵略性的近邻日本最为危险，“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都用持久之方法来使他疲弊。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都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内深深的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我断定这个办法一定可以制敌人的死命”。(14)这可以说是中国对日持久抗战思想的较早雏形。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东北全境，进而威胁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暴露无遗。强敌压迫之下，抗击日寇的战略问题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关注，持久战的主张很快成为朝野上下异口同声的重要选项。
“一·二八”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民众三日刊》就发表署名“下乘”的文章《准备对暴日作持久战》，认为侵华日军虽然战事不利，日本帝国主义者为维持其本身存在和威权起见，一定会继续对中国增兵，进一步施加压迫，而中国则不得不保种卫国。最后的胜利无疑属于理直气壮的中国，可是就日本继续增兵看，战争是持久性的。“于此我们为获得最后的胜利起见，则应当准备对暴日作持久战!”(15)《平旦周报》与之呼应，载文提出《自卫战与持久战》，主张“我们应当对日之压迫抗，对日之暴力战，作持久的自卫之战!”(16)《抗争》也发文《淞沪得失与抗日持久战》，在赞扬十九路军予敌军以重大教训，使强寇知我民族不可欺侮，一洗颟顸无耻之徒不抵抗主义之奇耻的同时，认为该军孤军奋战，放弃淞沪反而有利于长期抵抗。国人应该认识到，“此次淞沪之战，系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斗争之开始，非局部战争，非一朝一夕所能决胜负。故偶胜偶进，不必得意，偶败偶退，不必气馁，吾民族日所祈求者在于长期奋斗，争得最后胜利”。十九路军退守淞沪，既非战败而退，淞沪得失于我军事上无所损其毫末。“总之，吾民族欲求生存，必须人人具坚决心，谋长期奋斗”。(17)
如何才能实现战略的持久战，“下乘”的看法是：“我们为准备作持久战，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屈伏于公理、正义底下，因此，我们便要观察国际情势与敌人的情势及我们本身要注意的地方。”(18)也就是说，持久战能否实现，取决于国际和敌我三方面的情势变化。这与后来《论持久战》的观察分析维度基本一致。
关于国际形势，因为中国事件均与各国相关，而中日战争发生于太平洋的重要口岸上海，与各国更有重大关系，所以应注意国际情势及各国对上海事件的态度。除中日双方外，与上海事变关系最密切的是英美两国。英国自身困难，对上海事件采取观望态度；美国与日本争霸太平洋，严重冲突，惟因自身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相互间的牵制，不愿太露锋芒，出手对日干涉。其他如法、意、俄等国也以观望为主。只要日本不直接侵害各国利益，无论其对华如何凶暴，各国都依然会作壁上观。不过，上海是万国商场，每年中外贸易主要由上海输入，若战事继续扩大，各国商务衰废停滞，便会要求停战。届时中国便可以追究战争责任，要求赔偿。“假使世界还有一线光明，我们的主张是胜利的。退一万步说，各国只要求停战，不辩白谁是战祸的责任者，那我们为民族生存的战争，保卫国土的战争，各国是无权干涉我们的行动，只有对侵略者、压迫者劝告停止袭击，于中国的光荣战争是无损害的。由此看来，国际情势是与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持久战，是有利的，是胜利属于我们的”。(19)
与“下乘”对各国有所寄望不同，毕安指责一些同胞目光浅薄，正在憧憬倖冀，做着明知不可能而不得不如是想的迷梦，以为国联必会进行有效制裁，美国将采取行动，从而引发日美战争，其他各国也会出面干预，由此转由外交谈判解决冲突。此种幻想如不打破，则中国真的没救了。国联不过是冰筑之山，并非能够真正有效地保障世界和平的组织，否则日本不敢无视其决议，“我们若仍以为稳靠，宁非自骗?”美国为金元帝国，资本过剩，希望开辟中国市场，担忧日本独占“满洲”及整个中国利益。只要日本唱门户开放之调，践利益均沾之言，则美国可能立即改变态度，与日本携手共同作宰割中国的屠夫。国联巴黎会议时以及近来两国外交官的互动，已经显露端倪。“我们欲美不协而谋我尤可以得，又怎能望它予我格外之助，始终之援?”至于外交谈判，只能解决战事发生前的交涉，战争一旦爆发，必须一面从事外交斡旋，一面勇敢不屈地武力抵御。“总之，我们不能望徒有其名的国联，作有效的制裁；我们不能望居心叵测的美国，作死力的帮助；更不能望空泛的谈判，不生实效的调解，可以减少野心如火的日人侵我之横蛮。我们只有自立自强，自救自卫，拿自己的力量，挽回自己的命运，以自己的颈血，驱散恶敌的淫氛，以自己‘宁死不屈’的精神，救出自己于‘只有亡’的末路”。(20)
敌情方面，日本统治阶级对于战事意见分歧，资产阶级一派主张经济侵略的渐进主义，封建军阀一派则主张武力压迫的急进政策，外交上姿态强硬。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军阀盲目的凶暴行动，不合于日本的生存以及国际情势，日本对中国的暴行，暴露自身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同时，日本侵华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使之处于1914年德国类似的危险地位。而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也趋于激化，劳动者的觉醒将使日本处于1905年俄国的地位，国家主义的“忠君爱国”已经不能驱使民众到火线去当炮灰，这将促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崩溃。战争将加剧日本的经济困难，财政上更加捉襟见肘。种种矛盾之下，日本实在是外强中干。中国惟有坚决抵抗，作持久的战争，才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宛转垂毙，实现中国民族的解放。(21)也就是说，只要对日本作持久战，“多行不义”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必然会“自毙”。
关于中国持久战的立意与准备，该文认为，中国民族80年来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其中压迫最凶暴，剥削最残酷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为地理接近，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比其他列强更大。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首先就要打断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的铁链。这是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自救工作。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的斗争极端尖锐化，并非和平谈判或任何委曲求全所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垂死挣扎，斗争势必扩大，值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要准备对日长期斗争。日本侵略中国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借暴力压迫得来的利益和不平等条约的保障，进行经济侵略；一是借强大暴力，实行领土占领，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抵抗日本的侵略，也要在这两方面展开。
中国对日本的持久战，时间不能预定，准备也要特别充分，以免“功败垂成”。经济方面，日本是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发达的国家，商品要出口中国及南洋，为此，对日作战期间，中国全境要抵制日货，使之绝迹，南洋一带也要发动华侨抵制日货，使日本的商品无处销售，导致工厂倒闭。九一八事变后的四个多月里，中国南、北、中部及香港的日货进口额均大幅度减少。如果下最大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抵抗经济侵略运动，必可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至于灭绝。如果长此以往，日本全国的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与资本家及政府的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动荡，士兵也不再做资产阶级的武装走狗，国外战争变成国内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再也无力压迫中国。至于抵抗经济侵略的进行程序，要有全盘的精密计划，发动各方面民众，在运输、搬运、销售各个环节禁止日货，凡违反纪律者，以通敌论罪，同时严禁各方面与日本发生经济关系，包括存款、商贸、服务等，并拒绝向日本提供及输出原料。为达此目的，须广泛宣传，使全国民众即使在穷乡僻壤也负有抵抗任务。
暴力方面，日本海陆空军数量有限，尤其是陆军，总共只有21个师团，25万人，另有预备役240万人，除非全数开来中国，否则不能分配于中国的广大地面。而日军全部来华既不可行，亦无可能，日本的财力无法负担，内部矛盾及本土防守也不允许。其海空军虽强，但海军的用途有限，空军只可做威吓之用。
至于中国持久抵抗暴力的办法，作者认为，上海战争证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强于日军，要持久抵抗，应扩大范围，最低限度必须恢复东北的行动。因此，必须有总动员的方针，除抵制经济侵略外，要将全国现有的300余万兵力准备起来，在沿江沿海各要隘进行配备，上海方面要布置雄厚的预备军，其他如粮食筹划，弹药接济，交通整顿，都要通盘筹划。民众方面要扩大义勇军组织，集中退伍军人和知识分子，由民众组织抗日领导机关，指挥一切抗日行动。如此，则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便不能动摇中国民族抗日的分毫了。
在各种不利于持久抗日的因素中，中国政府的情形最令人担忧，“我们认为蒋介石、汪精卫所作所为在过去事实的表现，完全是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企图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怜悯下稳固他们的统治权”，东北数千里疆土作了“不抵抗”的牺牲。应由民众督促以“不抵抗”丧失国土的蒋介石、张学良等，以“罪该万死”之身督率专门制造内乱的军队收复失地，然后再听候民众的公判。在全国民众一致抗日的时候，蒋、汪、张等皆不敢说不抵抗，而说抵抗，但民众要看事实表现，欺骗的手段不能再有效力。在中国民族生死决斗的关头，不容有只图自私自利的汉奸存在。(22)
对于政府的担心，已经不是人们心中的隐忧，“孤军”的断言，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他说：“总之，吾民族欲求生存，必须人人具坚决心，谋长期奋斗，尤须秉国者坐言起行，从速命令沿海各军，与暴日决殊死战。若秉国者仍因循不决，以不抵抗及乞怜国联为外交秘诀，一面任前线将士浴血，一面与敌人谋妥协，则我忠勇之将士虽能坚守淞沪，其结果亦徒供卖国者作馈赠品耳!吾人于今日痛定思痛之余，对人诚不愿多所责备，惟愿国人以沉勇之精神，必死之决心，继续奋斗，实行下列几事：(一)继续予十九路军以精神及物质之援助，使此忠勇卫国之将士能对敌作持久战。(二)严防政府对日外交屈服，并反对闸北划中立区，不准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三)各地人民与军队应扩大抗日战争，继十九路军在淞沪之后，起而抵抗暴日。(四)督促政府出兵讨伐满洲伪国，收复东北失地。(五)认清上海事件系与东北事件联带而起，上海事件不能舍东北而单独解决。”这些举措，既“为长期抗日荦荦之大端，亦为中华民族谋生存之要着。”(23)
也有人担心十九路军孤军奋战，蔡廷锴难免成为马占山第二，重蹈其覆辙，提出应警惕如何使十九路军的精神扩大与勇气延长，也就是如何增加抗日自卫战的持久性。对此问题的概括答复是：“要全国各阶级的觉悟的革命分子，成立广大的坚固的联合战线”。此说看似不错，可是详细的解释，却是解析现今流行市面的两种舶来品理论的错误。第一种是共产党的理论，包括托派和干派两类，前者认定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后者认定中国封建经济尚占绝对优势，主张实行以农村流氓为主体的流寇式窜扰。两派理论不同，方式一贯，都是阶级斗争。其根本错误在于把殖民地里面的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实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经济的衰落，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可见中国的命运全操于帝国主义之手。唯一的出路，“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掠。各阶级的民众，应该认定民族的利益超越阶级的利益，而坚定地认识现时最重要的斗争，是向帝国主义作拼死的抗战，在血路中去先求民族的出路”。
第二种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他们根本的政纲，是实行工农平民联合战线的革命”。所谓平民，即城市小资产阶级。然而孙中山说，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即使有所谓资产阶级，也不过是帝国主义掠夺之下，可怜性较浅一点的殖民地的一个社会阶层。至少可以说其中必有一部分也需要革命。在此危急关头，不能笼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所以，我们认定，凡维护民族利益者，不论属何阶级，我们应当联之合之；凡危害民族利益者，不论属何阶级，我们应当打之倒之!我们目前的战线，应该是所有各阶级觉悟分子的总和”。
如果说上述言论看似还有些道理，那么作者的结论就充满党派成见，他说：“总之，共产党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他们成功之日，即民族灭亡之时。试问，民族已亡，阶级何在；民族不救，阶级何由而兴?”至于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国家主义派，同此理由也应予以反对。望全国同胞“勿受邪说之迷，勿信一执之偏，共同努力于抗日之战，以共死之心，求同生之路；以共难之义，求同存之荣!然后抗日自卫之战，方克持久而得最后胜利”。
为此，作者呼吁各方军事领袖，应秉相忍为国之心，去个人旧时之嫌，不要以上海战事为十九路军一军之私斗，必须打破地方割据主义，消除派系纷争，大家同心将枪尖瞄准共同的敌人日本，这样抗日的自卫战必能持久，也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24)
对日持久作战，要全国一致动员，无论时间多久，始终坚持抵抗到底。“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各种矛盾包围中，在暴力无所威胁中，在经济断绝关系中，如不倒毙，请将作者之头砍下，悬诸国门以谢国人。民众们!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奋斗到底，准备作持久斗争，最后之胜利是在中国民族手上，中国民族解放就在胜利声中获得了。”(25)只是成见在胸，障目蔽心，如何能够团结一致，共御强敌?
1936年绥远战事发生，《家庭周刊》以“向辰”的名义发表编者之言《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预备持久战》，指出绥远事件有背景，有作用，“绝不似短期所能终了的，更不是马马虎虎所能平息的。”既然战事有延长的可能，应有整个的计划，于是重提九一八事变时的爱国捐倡议，呼吁全体国民每人每月捐款一角，以增厚战时经济实力，有钱则多捐，要求国民“一致起来，预备持久战”。(26)
这一时期各方谈论的持久战主张，对于我方主要是强调决心和意志，“愿国人毋存苟安之心，勿妄想停战议和。以最大之决心，谋持久战，则最后胜利，必属诸吾人”。(27)对于敌方则有所轻视，似乎只要国人一致抗战，下定决心，就会取得胜利，而对日本的强大军事实力以及抗战的艰难困苦严重估计不足，更少深究具体以什么样的方法步骤，才能战胜强敌，克服困难，获得最后的胜利。
四、中共的抗日持久战战略及其渊源
概括而论，相较于《论持久战》，全面抗战前国人持久战思想主张的渊源流变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军事理论主要来自域外，在中国自身的军事训练和战争实践中缺乏相应的基础，多少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而且主要停留于战术层面，战略层面的内容过于宽泛笼统。虽然有人论及战略持久战与战术决战的相互关系，却没有深入探究具体的战法及其操作实施的步骤。
其二，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对日抗战的持久战主张，认定中国抗日必须实行持久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并从敌我及国际三方面分析论证了为什么是持久战以及为什么只有持久战才能战胜日本，同时提出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和全国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妥协投降的“不抵抗”，至于如何实行持久战，则主要是强调正义、决心、勇气和牺牲精神等主观因素，形同口号式的宣传，缺乏具有战略全局高度的阶段划分和具体措施。有的论者还存在严重的党派偏见。
不仅如此，即使与同时期中共的主张相比，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内，其他各方的持久战观念也存在明显差距。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主要针对日本侵华形势，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其中作为作战指挥的一般原则第五项明确提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28)这表明中共中央至此已经确定抵抗日本侵华的战争将会是持久战，并且以持久战为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原则。只是这时持久战还不是作为整体的战略方针，诸如运动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游击战争等等，都是与持久战并列的作战指挥的一般原则。
中共中央的决议，显示中共领导层在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上，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此后，中共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分别阐述了对抗日战争持久性预判的理据。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回答战争要延长多久的问题，认为主要看中国自己的力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国际援助以及日本国内的革命，条件成熟快，战争将迅速结束，否则会延长。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结果不变，只是牺牲大，要经过一个痛苦的时期。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可能，而且肯定，是不可避免的。(29)
1937年4月24日，《解放》周刊创刊号刊登洛甫(张闻天)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称“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不是他的开始。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这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抗日战争不是靠少数人的冒险冲锋就能够得到胜利的。这里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需要千百万大军的准备。”(30)
毛泽东的谈话和张闻天的文章，表明中共领导层充分认识到抗日战争势必是一场全民族的艰苦持久战争，必须举国上下，全民动员，长期坚持，才有可能最终获胜。尤其是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去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31)
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尚未实现，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的应对看，这样的战略方针并非仅仅是就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而言，而是面向全国所有的抗日军队及其指导者立论。此时毛泽东已经假定，中国要具有战胜日本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泽东还以红军的战争史为例，指出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就算日本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在回答斯诺关于共产党政府和红军如何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即在必须将所有中国军队置于统一指挥下的对外战争中，红军是否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的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红军不会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红军有十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论基地大小，都能进行战争，基地越大，能够动员的抗日力量就越强大。(32)
毛泽东于此所说的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在《论持久战》中还进一步展开论述，但从军事角度看，则大体已备。这样的军事战略和战法，既是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力量对比和整个国内外形势做出的战略判断，也是由红军长期实行的战略战术延伸发展而来，不仅国内其他军队不曾拥有，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罕有先例。也就是说，尽管国人早已普遍意识到中日之战将是持久战，尽管持久战的军事思想已经进入中国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教育、训练领域，还是不能照本宣科地制订详细的持久战军事战略方针。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其战略方针主要来自革命战争的实践，是由无数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宝贵结晶，同时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战争实际灵活用兵的体现。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33)因而有学者据此断言，中共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的是毛泽东。(34)
所谓“还是持久战”，意味着之前中国的革命战争也是持久战。1936年12月毛泽东所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具有四个主要特点，即经过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四特点，规定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三特点，规定了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顺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同时存在，是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由此规定的战略方向，其中就包括“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以及反对游击主义而承认游击性，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等等。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革命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旦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就可以转而应用于中华民族的抗战。由于中国的反动势力由许多帝国主义支持，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这是长期战略方针。古今中外的战争，包括战役和战斗，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战略上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战役和战斗的原则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局部战役和战斗的持久方针是为了主力的速决战。
比照《论持久战》的相关论述，上述论断显而易见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不过，这时毛泽东关于整个持久战过程的阶段划分只有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敌我对比变化是在战略退却阶段发生，在战略反攻阶段继续造成。(35)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针的确立，是红军指战员用巨大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总结，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惨痛教训，使得中共军政领导层痛定思痛，深刻反省，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后于1935年2月8日在云南威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正是在总结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做了系统归纳和表述。红军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与蒋介石的“围剿”方针形成尖锐对立。历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及其外国军事顾问深知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与红军在苏区内作战极端不利，“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由于红军未能采取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以单纯防御即专守防御和阵地战应对，“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我们的战略路线是决战防御，即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应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配合，在次要方面引诱钳制敌人，主力则进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后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
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在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认识上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在不利的条件下可以暂时退却，保存力量，在有利条件下转入反攻进攻。同时，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之速决。战役与战斗的持久战对于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才能真正保卫苏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下，要反对过分估计敌人力量的保守主义和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的冒险主义。(36)
遵义会议的军事总结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于国内革命战争的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做了最好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所论述的中国的战略方针，即强调主力应在广大战线上进行大规模高度运动战，反对专守防御的阵地战；必须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决定战争胜负的是运动战；战争前期，尤其要避免一切大决战，反对集中兵力在狭小阵地上消耗战。凡此种种，均在全面抗战第一阶段的战事中得到充分验证。毛泽东依据红军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结合全面抗战第一阶段战事的成败得失，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中国全民抗战的战略方针。就此而论，没有国内革命战争“围剿”与反“围剿”的浴血奋战，中共就不可能提出成熟的抗日战争战略方针。
注释：
①较为全面、严谨且进展显著的，为杨天石的《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1-74页，相关内容曾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6月30日，B14版和2009年7月2日，B13版)；张卫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9页。
③楚魂：《决战与持久战》，《浙江兵事杂志》1914年第4期，第24-25页，“学术”；第5期，第21-25页，“学术”。
④岳璋：《持久战之本义》，《兵事杂志》1916年第24期，第57-61页，“学术”。
⑤祝康：《决战与持久战之研究》，《兵事杂志》1919年第67期，第7-11页；第68期，第9-12页，“学术”。
⑥《持久战中之种种危机》，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12日，“社评”，第1张第2版。
⑦吴光杰、刘家佺译：《德译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2年版，第305-306页。
⑧吴光杰译，杨杰校：《德译军队指挥》，1936年印，第368-369、371-372页。
⑨李刚译：《战术问答一千题》，南京军用图书社1932年印行，第213-214页。
⑩《战术教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1936年印行，第270-273页。
(11)谭家骏编译：《新军队指挥》，兵学新书社1937年版，第146-147页。
(12)宁墨公：《对于持久战原则之说明》，《军事汇刊》1935年第19期，第37-44页，“论说”。宁李泰(1887-1960)，字墨公，福建建宁洛阳堡柿树下人，本姓李，因过继给姑父，兼祧二姓。18岁考入福州武备学堂，后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民初赴云南，任讲武堂少校教官，继而就读于昆明法政学校，毕业后历任安宁、楚雄县县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团参谋长，后转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任第5期至第18期战术、后方勤务教官。
(13)吴光杰：《持久战村落战森林战之研究》，《广播周报》1935年第43期，第32-34页，“演讲”。吴光杰(1886-1970)，字霖泉，安徽肥东县湖滨乡六家畈人。1907年起，先后入保定陆军幼年及速成学校。辛亥于汉口加入革命军，继而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械司科员、陆军部部长黄兴的副官。1912年，由陆军部保送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及陆军炮工大学就读，1915年秋，应德国大本营之邀，作为中国观战武官，到德法、德俄及巴尔干各战场考察。回国后历任汉阳兵工厂炮厂主任、吴淞陆军军官教导团教育长、陆军检阅使署教练处炮兵主任、南京中央军校高级教官、训练总监部军官外国语文补习所所长等职。
(14)蒋百里：《世界军事大势与中国国情》，《改造》第3卷第9号，1921年5月，第58-59页。此文为蒋百里在湖南教育会的演讲，1922年收入《裁兵计画书》第3编“附录”。蒋复璁、薛光前主编：《蒋百里全集》第4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页；谭徐峰主编：《蒋百里全集》第1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页。吴仰湘：《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第75-80页。杜继东：《蒋百里的抗战救国思想与实践》，李细珠、赵庆云主编：《张海鹏先生八秩初度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7页，均已论及此节。
(15)下乘：《准备对暴日作持久战》(上)，《民众三日刊》1932年第1卷第39期，第9页。
(16)毕安：《自卫战与持久战》，《平旦周报》1932年第3、4期合刊，第16页。
(17)孤军：《淞沪得失与抗日持久战》，《抗争》1932年第1卷第2期，第4页。
(18)下乘：《准备对暴日作持久战》(上)，《民众三日刊》1932年第1卷第39期，第9页。
(19)下乘：《准备对暴日作持久战》(上)，《民众三日刊》1932年第1卷第39期，第9-10页。
(20)毕安：《自卫战与持久战》，《平旦周报》1932年第3、4期合刊，第15-16页。
(21)下乘：《准备对暴日作持久战》(上)，《民众三日刊》1932年第1卷第39期，第10-11页。
(22)下乘：《准备对暴日作持久战》(下)，《民众三日刊》1932年第1卷第40期，第8-11页。
(23)孤军：《淞沪得失与抗日持久战》，《抗争》1932年第1卷第2期，第4页。
(24)毕安：《自卫战与持久战》，《平旦周报》1932年第3、4期合刊，第16-17页。
(25)下乘：《准备对暴日作持久战》(下)，《民众三日刊》1932年第1卷第40期，第11页。
(26)向辰：《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预备持久战》，《家庭周刊》1936年乙种第121期，第10-11页。
(27)孤军：《淞沪得失与抗日持久战》，《抗争》1932年第1卷第2期，第4页。
(2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4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
(30)洛甫：《迎接对日直接抗战的伟大时期的到来》，《解放》创刊号，1937年4月24日，“论著”，第6页。
(31)《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5页。
(32)《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1-404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3页。
(34)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第72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8-237页。
(3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54-455、460-4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