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部门在德国经济和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较长时间以来，德国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工业从业人数达到750万左右，工业出口占比超过45%。然而，近来德国引以为傲的经济区位、尤其是工业区位似乎出现动摇迹象。当下，德国各界正在热议本国大型工业企业在大幅筹划或已经在实施生产基地的外迁，甚至不少人悲观地认为德国的去工业化趋势难以逆转。近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考虑关闭两家本土工厂和裁员的决定，更是造成德国社会相当大的触动。

德国历届政府向来重视本国的工业区位，面对近年来工业部门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德国政府也出台了各种战略和政策。例如，2019年11月，时任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曾推出一份《工业战略2030》，内容涉及完善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法律框架、加强新技术研发和促进私有资本进行研发投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德国工业的技术主权等。3年后，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又提出一份新的工业战略，将工业政策置于“时代转折”之下进行考察谋划，其紧迫感不可谓不强。

不仅如此，面对曾是欧洲经济增长引擎的德国在2023年成为唯一没有增长的发达经济体的窘况，德国政府还提出了促进本国经济区位的十点计划。该计划针对的德国经济区位问题主要包括：过多的官僚主义、过慢的规划和审批流程、日益短缺的技术工人，以及数字化进程的延误和能源转型的推迟等。

除了阿尔特迈尔要求加强国家对工业部门干预的主张遭到普遍反对之外，德国政府开出的其他药方总体被认为是及时的、正确的。然而，这些政策举措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究其原因，从各界反应看，主要在于德国政府推出的战略和计划没有包含具体的政策举措和时间表，即使有，由于执政各党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它们只是停留在意向宣示阶段，最终未能有效落实。

更重要的是，德国工业区位长期依赖于廉价的能源和广阔的出口机遇。这些有利的框架条件，如今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启动能源转型之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并未能有效填补德国相继退出核电和煤电造成的能源缺口。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更是在短时间内与俄罗斯的廉价油气等进行“脱钩”，大幅推高了本国的能源成本，严重影响到了德国工业部门、尤其是能源密集型工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认识到有竞争力的电价对于工业的重要意义，但是，“红绿灯”执政三党无法就给予企业用电补贴达成共识。

此外，近年来，在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全球保护主义回潮，也给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严重挑战。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主动采取收缩措施，为了所谓“去风险”“降依赖”，出台了诸多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对外经贸投资信心的政策措施，增加了企业对德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继而限制了德国企业对未来投资的信心。

德国工业再振兴之所以难度大，也是因为德国工业企业过于满足于“吃老本”，丰厚的市场收益削弱了德国企业进行大幅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如今想要弥补改革“欠账”，需要巨额投资。近日，德国工业联合会的《转型路径研究报告》表明，德国若想追上绿色和数字改革的步伐，到2030年时必须投入约1.4万亿欧元。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是摆在德国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德国可以用于投资以及投资激励的资金早已捉襟见肘。

时不待人，德国急需走出“经济衰退—投资减少”的下行螺旋。在推出其工业战略时，哈贝克曾特别强调，工业区位对德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越其经济意涵，它对德国社会的团结和政治体制的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德国工业区位的受损，会带来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继而造成其对政府施政的不满，这也是近期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德国进一步崛起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德国想要保持和重振其工业区位，首要的是应重拾德国模式在过往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柱之一，即共识文化。这意味着，尤其是德国执政各党应抛弃凸显自身党派形象的狭隘考虑，就适宜的工业政策达成建设性的妥协。其次，德国需要平衡好保持经济竞争力和推进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避免过高的减排标准、过快的减排速度造成经济难以承受。最后，长期受益于出口的德国工业，依然应从自身利益出发，秉持自由贸易理念，积极营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国际市场环境。

郑春荣，中国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