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中年，就进入告别的时代。所谓的永别，也渐渐多起来。
对于朱维铮先生的撒手仙去，既有思想准备，又觉有些突然。因为此前获得误传的讯息，说先生已奇迹般地好转了。
认识朱先生，是在十五六年前清华大学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我报告的内容似为近代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报告后，经葛兆光兄先容，见到了先生。蒙先生指出，拙文还有一些可以注意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还有提高的空间”。朱先生的“严谨”是很出名的，了解他的人知道，没有具体的批评，大概就已接近于赞扬了，对此我真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本久仰朱先生大名，此后就常向朱先生请教。每到上海，必拜见先生。起初多是晚上见面。无论按长幼有序的传统，还是依行客拜坐客的习俗，都应是我去拜见他。可先生客气，总说自己家里乱，坚持他到旅馆来看我。盖先生往往夜谈兴浓，或许怕谈晚了，我人生路不熟，有所不便。待后学如此宽厚周到，让我特别感动！后来的见面，则多在饭桌上。到先生在新楼有了办公室，也曾在办公室拜会他。再以后，就得知先生的身体出了问题。最后一次见面，已是手术之后了。先生精神不减，谈锋仍健，看起来应可渡此劫难，不料竟是永诀。
这些情形，参加追思会的时候不能说，怕动感情，影响会场的情绪。因为在我心目中，朱先生是个洒脱的人，或不希望会场一片唏嘘之声也。他大概也不一定希望大家都像以前电影里的政委一样在那里正襟危坐，所以我在会场的表述，并不那么严谨，甚或有些故作轻松，还请先生的亲友学生谅解。
不装聋作哑
从追思会提供的材料上看到(以下所引，亦多出于此)，葛兆光老师特别指出：“很多人会说，朱先生很爱批评人、很爱骂人，但他一贯的立场就是嫉恶如仇，那就是因为他立场太强。”这让我想起胡适评论陈独秀的话，即陈是个“终身的反对派”。的确，陈独秀的一生，总是在反对着什么，批评着什么。但那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没有人不想做好人，可是遇到一个转折的时代，面临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就不得不出来说一些反对的意见。
其实，朱先生知道，“说实话很难，你说的到底合不合历史，能不能被历史承认，能不能被历史否定”，都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学术是天下公器，一个人的学术有没有贡献，有多大贡献，历史自会生出判断，或无需当下的评价。但从上面这句话，可知朱先生心里是有历史这一衡器的。
很多时候，说实话和说真话确不容易。即使是在很枝节的方面，或许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你就没有办法，不得不知难而退。在这种情况下，朱先生自己，我想是选择知难而进的。而他不得不站出来说真实的话，与我们现在学界的风气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的学术界，用比较正面的描述，是非常多元；若是不那么正面的看法，则感觉非常杂乱。与现代社会强调的标准化不同，我们今日的学界，仿佛是一片前现代或后现代的面貌———高下优劣，大家未必分得很清楚；即使不说赵孟所贵的一面，就是一般的学术言说中，被视为榜样的人，或者被引用的人，以及不同层次的引用，都非常不一样。
对此状况，不少人是有些忧虑的。在徘徊歧路之时，面对各种泛滥或流行的学术取向，至少初入道者特别需要指点。若大家都不说话，不知道的年轻人要是追错了，可能就不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甚至会走错一辈子，不能复返。
然而，如葛兆光老师所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难得有人立场清晰，反而是暧昧的人太多。”这是一个确切的描述。我们的学术界，渐已形成“不聋不哑，不做名流学者”的局面(这是以前青年党人批评胡适的话。胡适当然不是靠装聋作哑而成为名流学者，但他确实也因对人温文尔雅而广受欢迎)。
若引申陈独秀的看法，在关系到学术方向和学术存亡的根本问题时，真正的学者是不能“装聋作哑”的。我想，这是朱先生批评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可能因为他经过了太多坎坷，见过了太多历史的变化，所以他一方面对我们学术的未来有很大的期望，同时又对朝着不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有很强的警惕。不过，反过来从积极的一面看，多样性往往也意味着可能性———既可朝不好的方向发展，也可朝好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曾强调，最重要的是“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有“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我们断然有救》)
光明和黑暗是需要分辨的，且不能以黑暗对付黑暗，必坚持以光明对付黑暗。我的感觉，朱先生对学术对人生，都有这样的气概、这样的自我定位。即不向自己认为不对的东西屈服、投降，而希望做个拨云雾见青天的人。只要这样的人存在，也就必有让曙光照耀大地的时候。
或可以说，朱先生的学术人生，是带有战斗性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流行的风潮和倾向，他真可以说是嫉恶如仇，遇到就要说。所谓当仁不让，庶几当之。且他的批评，往往是在公众场合当面臧否，不稍假借，也不留情面。记得在一次关于汉学的国际学术会上，外国汉学界的很多人都出席，朱先生上来就说，目前的国际汉学界，是“聋子的对话”。不知坐在下面的中外同人，是否有振聋发聩的感觉？
朱先生的直面批评他人，实因心中有其理想、信念在。如他自己所说，陈寅恪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史学家必须以死坚持的基本权利”(《汉堡大学名誉博士谢辞》)。陈独秀就曾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傅斯年看到了陈独秀这一特质，强调“他永远是他自己”。与胡适所描述的“终身的反对派”相比，傅斯年或更具了解之同情。
与陈独秀相类，朱先生基本上也很少迁就别人的意见，最多就是不说(他私下告诉我，其实他也很懂“江湖”，实在不能说的时候就不说)。我想，一个在学术上、思想上能够始终像葛老师所说的“立场清晰”、始终不轻易迁就的人，就是一个坚持了自己独立思想的人。
批评别人历来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如今更甚(现在就连表扬人没有表扬到最好，对方都可能不满意，何况批评)。这样的坚持，当然也付出了代价，更表明了他的执着。在追思会上，很多人都说到，对于朱先生归道山，社会反响之大，出人意表。以前所说的天听天视，其实就体现在今日所谓的社会反响之中(这是早年的君主也深悉的道理，所以专门有人负责采风)。如今社会如此珍重一位能坚持自我、常说实话的人，或也是对装聋作哑者渐多的一个自然反应。
独立而不狭隘
朱先生所说的独立，特别指向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很多人都注意到，朱先生言学术，有很强的现实关怀，大都坚持学术对政治的批判立场。如果有谁妥协、顺应(或美其名曰建设性)，他就看不惯。例如，20世纪中国新史学中，顾颉刚可以说是少有的几位有方法论的自觉、也在方法上有所创获的学人。朱先生对史学史有特别的关注，本应看重顾先生的建树，但由于顾颉刚曾经较为积极地参与了对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的献鼎工作，朱先生对他是不原谅的。
我自己在《南方周末》上写点小文字，有时不免谈到大学校园的一些现状。我知道朱先生对此是不甚满意的，以为有“小骂大帮忙”之嫌(其实我恐怕连“小骂”都没有。因为今日的报纸一般不作批评，偶尔释放一点不同意见，相关责任编辑还可能“负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既然选择说话，也只能尽量多说“建设性”的话，不给编辑和报纸添麻烦)。先生的担忧，对我是一种提醒，让我更注意说话不能离了读书人的本位。
有一次和朱先生谈话，不知怎样涉及到这一话题，我当面对先生表示知道他的不满。朱先生则连声说，没有没有，不会不会(非原话)。那仿佛带点羞涩的神态一闪而过，少见而异常可爱。我的体会，先生知道我明白了他的提醒，也就心到意到了。
由此可知，朱先生其实很愿意提醒人、帮助人。他也注意提携后学，有时也因别人的小成绩而予以表扬。他曾公开赞扬过一位学人有关经学的著作。我感觉那书没有多好，于是私下请教朱先生：您真觉得有那么好吗？他微微一笑，不做正面回答。我的理解，朱先生或以为，经学史现在没几个人做，一些做的人也不太知经学。现在还有人做这个事，且也不是太离谱，就该表扬了。
这样看来，朱先生在学术上，是很希望其道不孤的，也因此而对人宽宏。他晚年开设了一门名为“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本科生通识课程，所上的最后一课，涉及古今中外，特别讲到近代的中外观念及其影响，希望学生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狭隘的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恐怕是难逃狭隘之称的。同时，所谓“地球村”的说法，形象地表明今日的世界已是一个真正相互关联共为一体的“空间”。要作一个中国人，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世界人，至少不能少了世界眼光。即使仅言中国史的研究，也早已成为世界性的，不可能闭门造车；一个狭隘的人，基本也已无法研究中国史了。朱先生曾希望“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史学家，能够不忘人类文明的共同传统，认知学术无国界、真知无种族，随时汲取他人的智慧，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认知体系”(《汉堡大学名誉博士谢辞》)。此或即“不狭隘”之注解乎？
我想，朱先生那次课上对学生的期望，恐怕也不仅限于课程的内容。做一个不狭隘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太讲究专门化了———我们有些人真是很专，自己研究的那个领域，每一个细节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是旁边一点点的，就视而不见，或根本不看了。朱先生不是这样，他自己虽是“专门化”毕业的(以前的专门化，或是受苏联的影响，约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专业、教研室一类)，却是一个非常宽宏的人，其学术眼界的宽广，确达古今中外，远非很多目不斜视的“专家”可比。
尽管朱先生以熟悉传统学问著称，其实他对西学向来注重，尤其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熟悉马克思的学说，且真能领会其精髓，而不是跟着念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话。朱先生并未引用太多马克思的言论，我想他至少比陈独秀更懂马克思主义。“走出中世纪”一说，似乎就有些这方面的影响，因为“中世纪”本不是中国描述过去时代的话(中国人一向景仰三代，往往借“说三代”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却也并不视三代之后的时代为黑暗，直到有了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意识)。
最能体现朱先生眼界之开阔的，就是编书。这在今天是不太能列入“科研成果”的，实际却真正嘉惠士林。朱先生编了很多的书，各种各样的书———从最早跟周予同先生一起编书，到后来自己编各种人物文集，也担任不少丛书的主编。网上有人攻击某些学者当了无数次的主编，可是连书都没看(我倒很理解那些学者，人家请他的时候就是希望他既当又不看———偶像的作用正在于此)。但是朱先生不一样，他做主编是真的要“编”。他编的这些书，过去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影响更多的人。
余论
依我的陋见，真正的思想家，永远都有几分孤独。朱先生无疑是有自己的思想，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有英雄落寞的寂寥感觉。或许有，也可能没有。他的很多批评、“反对”、甚至“骂人”，都是因为跟他所在时代的某些倾向不太一样。只不过他的孤独要表现出来，而其他很多人是不表现的。若细心观察，他的各种批评，其实就是一种特定风格的表述，盖多为有的放矢，往往对事不对人，不过借机抒发对时风、世风的不同意罢了。
我自己只是个学人，对思想不太懂，所以不敢妄谈朱先生的思想，留给更有资格的人去说。在学术方面，我的学力也不足以“评价”他的贡献，仍只能留待高明者去评价；或如朱先生所说，留给历史去判断。上面说的，仅是一个后辈学人与“学者朱维铮”的片断接触，以及一些个人感受。
余英时师曾论胡适说：“胡适毫无疑问地已尽了他的本分。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学术与思想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我们究竟决定怎样尽我们的本分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在参加追思会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们今天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朱先生一生的工作分不开的。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他已尽了他的本分。但是我们希望未来的学术与思想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我们怎样尽我们的本分了。
谨此纪念一位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学人。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新墨西哥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有《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等。
(此文是根据在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追思会上的陈述修改而成，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据录音整理出文本！———本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