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全球格局下的大国税改暨《大国税改》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乔总。尊敬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冯培书记，尊敬的中信出版社乔卫兵总编辑，尊敬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其他各位领导和今天到会的各位老师同学，尊敬的到会的其他方方面面的专家和嘉宾，大家好！
刚才在冯培书记和乔卫兵总编辑的致辞里，我已经感受到两位领导他们的发言，包含着非常实在的和深刻的内容。接下来我要做的发言我也想了一个题目，借这个机会和今天到会的各位做进一步的交流。我发言的题目是：从减税到全局，从当下到长远—关于大国税改写作意旨的简要汇报。我发言之后，梁季教授还会更多地结合着书中的内容再向各位做展开的交流汇报。
我试图把我们写作此书通盘的框架性的意图、宗旨，做一个勾画。就像刚才两位领导说到的，在中美这个“当下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前面有一个对全球有外溢性、对中国实际上也产生了客观上的重大影响、甚至有人称为冲击的“特朗普减税”。有这么多的争议、很多的精英阶层对特朗普根本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了。其后的事实证明，这位企业家进入政界的总统，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总统，他在上任以后很快兑现了竞选时所说到的税改基本的规划，把它比较快地付诸实施了。
在我们受到由此而来的外部影响的时候，合乎逻辑地中国方方面面有所热议。在我们启动写作这本书方面，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集团领导乔卫兵总编辑的指导和督促，我们也意识到写这样的一个学术著作，是研究者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一种责任体现。今天如果把我们这个意旨再勾画一下，我想首先说到的就是这个著作，研究的是财税这个视角上引起方方面面关注的一个热点事件，而财税它是服务全局的（学术上在这方面已经有多年的探讨），现实生活中我们针对着这样一个实际的演变，在写作方面我们也首先意识到，需要从减税看到全局，这个全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这个全局，涉及我们在书中研讨事物的观点，同时也要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景图之中，看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两个大国在寻求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产生互动这个视角上，我们必须把握的一些基本认识。
我们写作的意旨，首先是从减税切入之后要把握全局，这个减税必然伴随着改革概念下的税制改革，它是中美这个阶段上的热点，也必然包括不少“牵一发动全身”的难点、敏感点、兴奋点，特别对于中国还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要把这样一个各方高度关注、在企业界市场运行中敏感度极高、其实也有很多争议的事情作正确的把握。而且在我们的写作中，要力求中肯而有深度地反映它。我们的努力中，写作的同志们心中都有这样一种追求。我们认为，真正高水平的为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减税和税改，一定还要把短期的诉求和中长期的现代化战略密切结合，所以，这也成为另外一个维度上我们写作的基本意旨。从减税到全局，从当下到长远，这两个视角又是有机结合的。
先从减税对当下热点回应的特点，由短期特点说起来。一旦探讨它的内涵，我们认为一定是要从短期而连接到中长期的，而且它更具意义的，是要锁定怎么衔接中长期，对于中国来说助力于现代化事业。我们写作中一开始从曹德旺话题的热议和特朗普减税的冲击切入，对于读者来说这也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很快转入我们认为非常值得中国人仔细借鉴研究的美国历史视角上的所谓进步时代的可能提供的一些经验和启示，又引出对于美国考察它百年的时间段里怎么样完成现代化取向下的税收、预算、公共意愿表达和法治化等等制度机制建设。我们认为这些基础层面的制度机制建设，支持着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这是研究者必须正视、必须加以考察和尽可能中肯地把它勾画出来的认识。
再往下，我们必须对特朗普减税做评价和分析，研究团队也在网上找到了原始的英文版本，努力做了原始资料的分析。在我们的基本观点上，特别强调了中国其实和特朗普的减税有很多共识之处，中国在实际运行中，改革开放之初就非常强调减税、让利、放权。在这样一个税制的优化努力方向上，中美应该讲有共性，我们中国的过程中，还要继续做好这个事情。减税取向上中美显然有相同、相近、相通之处，实际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从理论视角分析、解说，把它能够从实践再上升到理论认识，而这就涉及到我们特别看重的供给侧的理论创新。美国的减税，前面那一轮有重大影响的“里根经济学”下的一些举措，得到了当时引起重视的供给学派他们以减税激发市场供给主体活力思路的重要启发，而中国现在进一步的减税，对于推进我们称为“经济学理论中国创新”的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尽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之责，又是一个必然的合乎逻辑的服务社会过程。我们显然要借鉴和得到供给学派他们当年所起到的作用的启发。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必须站在前人肩膀上，把新供给经济学概念之下相关的认识再进一步的深化地系统化。我们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服务于作为系统工程的中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我们认为从学术的必然逻辑来说，在一些规律性的探求上，“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这种研究，新供给经济学框架下研究的努力，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努力，也必然要涉及中外共通的一些经济规律的探索和认识的深化。
接着要特别强调的，也是前面领导致辞里也都涉及到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共性，现实生活中非常有意义的，是要明确地认知中国和美国在税制建设方面，还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在考察中专门勾画了美国从立国之后，相对规范的公共选择（相对规范即可使社会代价比较低）的过程中，美国人比较快地导入了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主要靠两大直接税就是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得到它收入的80%左右的财力支持。美国的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它称为“财产税”的房地产税。美国的这种情况和中国现在的实际，在相互比较上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到现在为止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税制改革多轮推进之后，还是明显的间接税为主。所以，如果想简单的照猫画虎式仿效特朗普减税措施，在中国它就非常容易变成一种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式的不可能给予高水平评价的仿效和跟踪。我们的顺势而为，是必须的，但是必须针对中国自己的国情、自己的通盘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和自己现在的制约条件，把中国的减税减负和总体的情况联系到一起，形成合理的全景图的把握。所以，在写作中我们强调了从减税切入以后，必须全面考虑中国怎么样对市场主体减负。中国在这方面的重点，不能回避间接税为主的这些基本现实，在改革的深水区很多攻坚克难的任务，和减税这个事情是有机联系的。面对一系列啃硬骨头的考验，减税必然要联系到税外的负担怎么减这样一个中国特色非常鲜明的重大挑战性问题。比如，推到现在最近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后，又牵出一个在企业基本养老缴费方面变动的局面。大家都认同“五险一金”需要往下调减它的负担，我们看到已经形成的一个带有帕累托改进机会的基本养老金说了十多年、而终于有可能比较小阻力或者按照帕累托改进框架式提升到“全社会统筹”的时机。然而种种的原因，仍然使这样一个举措现在显得颇费踌躇，并没有合乎逻辑地下决心推出来。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现在大家都在讲减税的同时，几百项企业头上的行政性收费（都有各级红头文件的依据），怎么往下减，其实是很多媒体不愿意正面触及的问题，我们的领导人李克强总理非常简洁地点到了要害，它是个“拆香火”特色的啃硬骨头的问题，涉及对于政府机构伤筋动骨、甚至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才能真正从治本的层次上解决问题。
我们作为学者，需要把这些问题从短期减税对接到长远追求的配套改革。所以，书中我们特别强调除了减税之外，中国税外的负担怎么减，行政成本怎么压，老百姓讨论的减税问题涉及社会上很多不满表达出来以后怎么顺应民众诉求、企业诉求，同时又理性地和企业、民众交流信息，找到尽可能优化的方案。这是要动态推进的一个过程。我们继续以间接税为主减税的同时，还必须要解决怎么减五险一金，怎么减税外的行政性收费，怎么样真正减少企业实际上还造成他们负担的各种隐性的制度成本的问题，等等。包括现在企业感受到的以官场“为官不为”表现出来的对企业造成的拖累和实际的时间成本带出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本。我们还要把这个事情联系到怎么样应对中国社会现在黄金发展期特征并没有完全消退而矛盾凸显期特征上升带来挑战性的风险防范问题。所以，这样一套系统工程的把握，是研究者力图要在书中把它尽可能比较清晰勾画出来的一个认识框架。直接税的建设，又是中国改革深水区的“啃硬骨头”的一个代表。比如房地产税议了这么多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立法，很遗憾，现在实际的生活中，加快立法方面仍然看不到进入正式启动立法程序的动作。
再往下还要强调一下，我们从社会现在普遍的情绪和公众心态来看，需要指出，中国社会中和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税收厌恶”，似乎目前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说到税，一片指责之声，这里面当然有我们必须重视的相关矛盾必须化解、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得到结构优化的制度供给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问题。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又知道理性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税制改革的理性态度，应该在我们书中努力地把它融合进去，中国的税制改革确实不只是减税的问题，在努力减税、减负、减各种成本的同时，大家还必须逐渐凝聚共识，怎么形成一个可操作的高水平的立法过程，完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以及未来必须研究讨论的遗产赠与税等等这些直接税制度建设的问题。虽然说这些问题，可能会得罪很多社会成员，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还是要在这方面尽量发出理性的声音。
在其他展开分析方面，我们书中也有涉及。简要说一点：回到税这个概念来说，直接税为主，它在制度供给方面的好处就是，很显然初次分配环节里它更有利于充分地给出宽松和激励的创业创新环境，充分调动创业创新者的积极性。美国在初次分配里，甚至根本就没有增值税，中国的第一大税在美国那边，是始终在制度建设上没有考虑的。美国到了后面，发展过程中实际收入比较高的这些社会成员，有再分配环节的直接税等着他，是从经济手段依法地通过再分配，促进了社会的相对和谐。前面的充分的激励和后面的制约与再分配调节，不能说美国就多么完美，但至少对中国当下与未来的现代化发展追求，有我们必须承认的重要的启发，而美国建设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过程，更是有启发。我们现在改革的系统工程涉及中国怎么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我们在书中，后面也有意特别强调了，只有思想再解放才能改革再深入。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很多研究者提到实际上不可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最高领导人说到其概念的相关表述，到了实际工作部门，任何部门的领导，都不涉及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找不到正面设计的方案和切入的路径。但是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告诉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掌握好我们所讨论的税收制度，还有它必然联系的税制筹集政府收入以后钱怎么用的更完整的预算制度，以及和税收制度必然形成联动关系的必须走法治化之路发展公共参与机制，要有一系列阳光化的立法过程，而立法过程中社会公共意愿要能得到尽可能充分的表达，等等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这样一套所谓规范的、社会代价尽可能小的公共选择机制，如果能够在中国经过持续的努力让它展开，那么触动千家万户、企业、社会成员利益的这个税制和必然要和税制结合在一起推向现代化的预算制度等等，还会引发出来像美国进步时代启示里它必然带出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意愿表达机制、整个全社会“走向共和”式的寻求最小代价而凝聚“最大公约数”共识、尽可能和谐发展的这套制度和机制。这方面会实际地带出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结果，我们也应该充分借鉴美国等等经济体的相关历史经验。
所以，这本书从减税说到全局，从当下考虑到长远，我们做了相关的努力。在这个努力形成文本之后，今天我们能有这样一个研讨会，衷心希望得到到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各位老师同学进一步的批评指正。
在当下的气氛里，我想顺便说一下自己的观察，中美之间现在的贸易摩擦升级所造成的压力，它形成的客观的外部冲击和中国内部的矛盾凸显又形成了交织，确实形成严峻的局面和挑战。但是正像刚才冯书记特别提到的，中美这次谈判无论结果如何，中国人自己要掌握好的就是要在不确定性面前紧紧把握我们可选择的确定性。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虽然矛盾升级，但仍然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而是要导引，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是“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之下和美国多轮博弈、争取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共同造福于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国方面在丛林法则下，以老大之力打压老二的遏制，我们如果应对、掌握得好，还是有希望“斗而不破”，按照邓小平所说到的战略思维，中国人在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之后，掌握好自己可以把握的确定性，一定能“有所作为”。
中美之间的博弈确实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次的谈判无论形成不形成一个结果，它都是阶段性的。我们希望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妥协，但是这个妥协也不能希望它能稳定多长时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供给侧的创新已经带来了时代的可能性：我们有可能在中美共享一个产业链的情况下，一方面从正面努力发展共享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发展，是必然要有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清醒地知道供给侧创新早已带来了核威慑，就是带来了邓小平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的历史机遇期，要坚定不移地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以坚定不移的开放和坚定不移的以开放促进改革，把握好我们可选择的自己的确定性。中国和平崛起，必然表现的过程是在类似于税改的互动和这种互动中大家都要寻求发展的情况下，在时间朋友的帮助之下，和平地缩短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距离，而我认为这样一个进程是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是在长远根本利益层面有利于美国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我们愿意在这些方面，尽学者和研究者的努力，来共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