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在关注、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时，包括我自己在研究80年代民间政治、思想史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发展组”）。“发展组”是“一群自愿者”的自由组合，但却“颇有深度地参与了高层决策”，在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相当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一、“发展组”出现的历史背景
“发展组”的主要骨干和基本成员，都是下乡知青或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中专生。这些生长于上世纪40、50年代的一代人，经历了文革的狂热之后，终于把自己的脚落实到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获得了真实的中国体验，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建立了自我生命和底层人民的深刻的精神和情感的联系。
但随着下乡运动的深入，特别是1971年林彪出逃以后，在这一代年轻人中，普遍有过一次精神的危机，对原有的革命信仰，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因此引发出深入的新的思考。如近年一些研究者所说，形成了各种“民间思想村落”。
根据我近年的研究，面对中国在文革后期纷纭复杂、堆积如山的问题，民间思想者在“现行体制、路线、指导思想、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上有着高度共识；但在“中国问题的核心、要害在哪里？”以及“未来中国的变革从哪里入手，怎样寻求突破口”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大体有三个思路。其一，是强调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出现了“特权阶级”，因此，改革的重心应该放在现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其代表人物陈尔晋还具体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取缔官僚特权，尊重劳动者主权，建立“人民管理制”的主张。其二，是以“李一哲”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文革中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因此，呼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同时发出的，是发动“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召唤。其三，是我所称的“农村体制改革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后来成为“发展组”的组织者与主要骨干的陈一咨和张木生，他们的主张是，既不走彻底的国家体制根本改革的激进主义道路，也不选择通过体制外的街头政治，争取以民主与法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另择新路：一是致力于农村体制改革，二是努力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应该看到，这三条改革路线，并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它们有着改革目的的内在一致性，因此，最后不免殊途同归。但同时也是基于对中国问题与改革的不同认识而作出的不同选择。陈一咨和张木生还未雨绸缪，从文革后期起，就尝试和党内的高层接触，他们在1971年和1973年就分别和胡耀邦有过深入的交谈。陈一咨汇报了他所看到的农村十大问题，胡耀邦大为赞赏：“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不了解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能是空谈。青年雄心壮志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才会大有希望。”这样的底层和高层的直接交流，也为以后的上、下结合奠定了基础。陈一咨和邓力群的交往，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以后“发展组”的成立，就和这样的交往直接相关。
历史终于走到了转折点：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就为这些早有准备的民间思想者，提供了一个将自己的思考转化为政治、思想、社会实践的历史机遇。
有意思的是，首先行动起来的，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派别，在1978～1980年以“西单民主墙”和以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刊物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民主运动，其主要诉求，就是宪法所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特别是结社自由，采取的是体制外的街头政治方式。
而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民间思想者也发生了分流，一部分仍坚持体制外的反抗，而相当多的部分，却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最有行动力的部分，就在1980年发动了以竞选为中心的校园民主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相互配合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竞选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中国的改革“最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个能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阿基米德‘支点’是什么”的问题。而竞选人也因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选择，而分为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当先的激进派，和从经济改革入手的稳健派，但他们也有两个共识，即中国的改革应当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中国的改革必须走上、下结合的道路。
在开始时，这样的民间社会民主运动和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之间，在反对“凡是派”的斗争中，有过体制内外的相互配合，校园民主运动也得到了基本的肯定，以致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但社会民主运动和校园民主运动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被视为对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挑战，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不利于改革。因此，西单民主墙先被宣布为非法，后又于1981年2月20日发布指令，取缔一切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取消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合法性。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走上历史舞台。它正式成立于1981年2月12日。当体制外的民间运动受到压制，体制内的改革的民间参与就开始了。
“发展组”于此时的成立，还有更深刻的背景。
当中国的上层还在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改革路线发生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民间的社会运动也在城市底层轰轰烈烈地进行时，中国的农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选择。大概就在1978、1979年间，由安徽发轫，贵州、四川、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广东等省、自治区的一些贫困社队的农民或明或暗地突破禁区，搞起了包产到户或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国农民进行的突破旧体制的变革行动，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就看谁能够抓住它。
后来参加“发展组”的最初的骨干，如陈一咨、张木生、邓英淘、罗小朋，以及何维凌、王小强、白南生等，就在这时逐渐聚集起来，并开始认真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及“怎么走”的问题，“在各种可能性中评估现实性”。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了解到安徽包产到户的情况，于是立即前往安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并于1980年7月提出了《关于安徽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用大量的事实材料、统计，说明：包产到户不但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经济效果，而且改善了农民的地位，使农民开始有了直接管理生产劳动、产品分配、自由安排自己生活的“自主权”，维护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同时改善了农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开始解决干部“特殊化”的问题，并预见到，包产到户将引发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进而为“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和我们处于什么阶段的问题”，如何处理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的关系、“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论证，并达成了共识，这主要集中在后来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名义正式发表的《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文里。文章主要提出和讨论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改革突破口的选择问题。结论是：中国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基本生存要求的基础上；而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能走片面的工业化的道路，而必须把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置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地位，并以农村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
其次，文章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现状的问题：“农村问题最重要，却最不受人重视；农民人数最多，研究农村的人却最少；农村问题牵涉面最广、最复杂，对它的研究却最狭隘、最贫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二十年来我们在农村政策上一系列的失误，和不可避免的紊乱。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这种落后状态，是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这批有志于为中国的改革作出自己贡献的年轻人，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位置：“站在中国农村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的立场上，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寻求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战略”。于是，就有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的自我命名。“农村”是他们的基本立足点；“发展”则表明了他们着眼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综合发展”的战略眼光；“研究”则是他们的基本定位：通过专业化的发展战略的研究，来为中国的改革，特别是农村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并为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提供咨询，进而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进程。这样，就和在此之前的以直接发动民众的街头政治的方式，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目的的民间社会运动区别开来，也不同于政府机构和学院里的体制内缺乏相对独立性的研究；它是以民间研究者的身份推动的，以农村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的，体制内的改革。——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相当独特的选择，即他们要在“官方”与“民间”之间的灰色地带，来寻找和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就在激进的民间运动遭到打压以后，为民间改革力量的聚集和继续发挥作用，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这是以一种更加曲折的方式来实现上、下结合，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的结合。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形态的民间参与的客观需要、条件和可能。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包产到户的自发选择和要求独立自主地位的历史愿望的态度和回应。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传统，决定了其在这新的历史转折点上，认可中国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愿望，相对比较容易，这是和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不一样的。不仅是党的基层干部，而且相当多的中、高层干部，都和农民有着深厚的精神与情感的联系。在“发展组”的成立、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时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高层的主要参谋”的邓力群；时为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是中共农村政策制定的具体主持者的杜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个人”（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第一副所长的王今耕；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的杨勋；万里兼职秘书、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就都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对农村改革作出杰出贡献，被“发展组”的年轻人认定为“可遇不可求的忘年交”的杜润生，曾经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这句话让“发展组”的朋友们终身难忘，一生受益。邓力群、杜润生都强调“把农村发展问题当做科学来研究”的重要性，都表示“对青年中有志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同志的支持”，期待自己“去见马克思之前，可以看见从你们中间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并谆谆告诫：“研究工作不能怕犯错误。害怕被别人否定，就要自己先否定自己”。这样，经历了农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曲折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明智人士，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锻炼，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中的杰出者，在80年代初的历史转折点上，历史性地相遇了，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道路，也由此而打开、打通了。
当然，这里的关键，还在最高领导层的决策。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建立起了“邓、胡、赵领导体制”的新格局。邓、胡、赵体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回应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1980年5月30日邓小平首先表态，他也是根据安徽农民的实践经验，看到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出于他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表示支持的，他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因此，政策还要“放宽”。赵紫阳和新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农村工作的万里，随即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前述《关于安徽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由邓力群的推荐，而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包产到户运动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的论断也得到了高度认可，为1980年9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中央文件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此后民间研究介入中央决策的一个开端。正是这一中央文件，正式给农民的包产到户以合法的地位。
“发展组”引起决策层的重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将党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也就同时要求决策方式的转变，这就是后来80年代中期由万里所概括的“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问题，实际上邓、胡、赵领导体制形成时就面临着这个问题。而所谓“决策的科学化”，要将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就必须有为决策服务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样的研究机构又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的，并且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及时吸取国际最新信息和资源；但长期奉行的批判封、资、修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所形成的自我封闭，根本不能提供相应的研究人才。这样，在80年代初期，党内的决策部门，以致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都面临着知识补课和更新，以实现知识结构的大调整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组”的年轻人，就显示了特殊的优越性：不仅在“发展组”集中了一批具有自然科学的良好修养，同时又有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力的人才，从而具有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而且由于年轻，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又无包袱，就相对比较容易进行知识的补课和更新，“发展组”成员在这方面又有高度自觉性，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正是最高决策层所看重的。
这里还有一个决策民主化的问题。毛泽东时代也有“政策研究室”这样的研究机构，但它是为领导人个人独断决策服务的秘书班子，是依附性的。只有具有新的胸怀、眼光和民主作风，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领导人，才有可能接受一种新的更为民主的决策方式。80年代改革领导人的一种策略，是绕开现行官僚体制，在体制外寻求突破。改革的领导人正是从“发展组”看到了绕过官僚体制，把体制外的、更具有现代思想和知识、更具活力的年轻人吸纳到体制内，又保持相对独立性，进行创造性的改革研究，成为决策的另一种信息来源的新的可能性。——这样，具有民主意识、开放和改革精神的新的党的领导人，也和具有活力的，来自民间的年轻一代的改革者，历史性地相遇了。
二、“发展组”留下的历史经验
今天人们回顾、总结改革的历史时，经常提到：从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表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性文件”（胡耀邦语），而“发展组”都以自己的独立研究，参与了相关的决策和文件起草。这里，不妨将每年的改革主题排列如下：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农业和农村流通渠道，解决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1985年，正式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这背后显示的，正是中国农村改革，以致整个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由包产到户为突破，逐步推动农村体制的全面改革，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引发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并以农村的变革为基础，逐步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改革和城市的变革发展，整个改革进程深刻而有序。再认真看一看同一时期农村发展组的主要调查报告，其中的相关性，一目了然。
实践表明，农村经济、社会和体制的改革正是能够撬动整个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意，从一开始就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在八亿农民那里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比较容易为现行体制所接受，因而几乎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最小，却取得了最有效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支点的选择、认定与运作，并非少数人凭空设计，而是首创于农民的实践，又得到执政党的基层、中高层干部的广泛支持，和党内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最后成为最高层的决策，并化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国家行为，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创造、发动和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上下结合、互动的历史过程。而“发展组”的年轻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沟通上下，提供理论支持的作用。这是历史所赐予的特殊机缘，今天回想起来，自是弥足珍贵，令人怀想。
更应该珍视的，是那段历史所留下的经验。我以为主要有四条：
第一，“发展组”，实际也是80年代的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确定一个基本信念：“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邓力群语），来自民间。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改革的基本动力来自人民，特别是社会底层的民众，因此，必须顺从民意，“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自己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杜润生语），并以满足、维护、发展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权利为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并以此为衡量、评价改革，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二是改革的思想、道路、方针、政策，应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应该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民间思想创造，并加以提升和引导，形成改革理论、战略、政策，反过来指导实践。由此而确定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教条出发”；而所谓“实际”首先是中国的实际。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独特的改革、发展道路。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在其初期与中期，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不是以是否符合某种既定理论与原则，作为衡量、评价改革的标准，避免用僵化的理论和原则去限制改革，而是以“是否顺应民意，是否有利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生存与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唯一目的与标准。这样，中国的农村改革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或者说超越了长期困扰着中国改革的“姓资，还是姓社”的政治争论，这正是“发展组”和80年代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二，80年代的农村改革，虽然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突破现行人民公社体制的目标，但在具体推行时，却没有立即冲击人民公社体制，而是先保存其原有躯壳不变，而着力于具体的基础性的渐进变革，首先从实行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恢复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功能；再发展专业户，促成农村分工分业的迅速发展；由此推动农业和工业、商业、交通、金融等各业的结合部的变革，引发农村交换领域的变革，发生、形成和发展新兴的、非传统的市场，如劳务市场，农机、运输服务市场，农村技术市场，和农村工业品专业市场等等；农村市场经济的形成，又导致了农村分配体系的变革。这样的农村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分配方式的基础变革积累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作为上层建筑的原有的集生产经营、流动、分配管理于一身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自然瓦解。——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改革，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专制体制根深蒂固的大国的改革，一要着眼基础的变革（基础的变革必须是全面的，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思想、文化、国民精神即“文明的改造”），二要注重量变的长期积累。基础变革不彻底，量变积累不充分，上层建筑的变革只能是局部的，甚至在一定时期还要保留其躯壳。如“发展组”的主要骨干何维凌所说，绝不能幻想“仅仅通过上层建筑的一种理想化模式转变，就可以把整个中国引向进步和发展”；相反，如果不下力气进行基础性的变革，只简单地引入某种上层建筑模式，即使在他国是先进的，在中国也会变质，说不定“会带来更坏的制度”。
第三，“发展组”的民间参与，立足于科学研究，又特别重视和突出“战略研究”，这也是一个重要经验。“发展组”曾写有《论战略研究》的指导性文件，明确区分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战略研究”，指出：“基础研究”的任务，是“提出与人类相关的价值标准，确立目标及评价标准”，“表现为概念、理论、原理和原则，对人们的行动不具有人为的强制性”；“应用研究”则要“提出近期的目的、行动和由谁采取行动，它要提供行动的方针”，发布“指令、法令，试图对人们的行动进行行政或法律的规范”；而“战略研究”则“要解决在较长时期里，为了达到某种总的目标，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途径，主要是对可行性进行研究”，“最后提供几种可供选择的可行方案及其预测结果”，“带有较强的主动性和功利色彩”、是“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桥梁”。文章如此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国以来，我们既有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而使社会大大进步的经验，也经历过选择了错误的战略带来的灾难，又深受没有明确的战略造成的政策多变之苦”，而当下“正在面临一个巨大转变的中国”，其所涉及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无不具有或大或小的战略性质”，创建和发展衔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战略研究，就成为新时期改革研究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文章强调，这样的战略研究必须是“同决策人分开”的专业化研究，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战略决策方式的根本转变：改变仅“由少数决策者凭着一般原则的指导、凭着经验和直觉进行战略分析和决策”的状况，“分离出战略研究作为独立于具体决策之外的”专业化研究，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实现掌握决策权力的政治家与战略研究专家的结合。这里的关键，就是战略研究及相应的研究机构，既要为决策服务，又要有相对的独立性，保持某种程度的超脱地位。——80年代的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又能够实现具有前瞻性的有序推进，较好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的科学性：它是建立在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和应用研究三者的有机结合基础上的，其中战略研究的特殊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今天来看“发展组”当年的调查研究与专题研究，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报告与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战略的眼光。
第四，“发展组”在最初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设想》里，就强调了队伍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参与研究人员的三个条件：第一，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简言之，就是“积极、正派、有能力”。这是抓住了要害的。人，始终是根本；改革与发展，是需要人，而且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去具体实践、创造的；因此，参与、推动改革、发展的人的素质，精神状态，是决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与质量的。“发展组”这“一群人”，真正把研究农村问题“当成自己毕生的使命”，真正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他们在时代使命的召唤下，聚集在“发展组”里，既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又相互合作、补充，相互吸取、制约，又凝结为一种合力，从而爆发出了巨大的集体创造力：这是“发展组”的真正魅力所在，也是他们成功的秘密所在，更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
三、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发展组”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改革群体，他们以农村改革为支点，其目的是要“撬动”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因此，在1985年陈一咨和王小强受命创办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组”一部分成员随之转移到体改所，以后有的又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一定程度上由农村改革走向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以致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一些“发展组”的骨干，依然坚守农村改革，推动其向纵深方向发展（作为发展组的主要支持者的杜润生也在一直深化他对农村改革的思考）。1986年以后又都转移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直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展组”成员这样的不同走向，“发展组”自身的转型与消散，都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改革也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80年代初，以农村改革为支点的经济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就积累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需要有新的推动，寻找新的改革支点。1986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或许这就是决策层所要抓住的新的改革支点。应该说，这也是有民意基础的。
如前所说，80年代初中期的农村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和所付出的社会成本，都相对比较小；但80年代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就遇到了远为复杂的情况，主要有四个问题。其一，改革深入到政治领域，特别触及体制问题，就会和执政者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其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主要动力，来自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工人和市民。他们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被信任，甚至被视为革命对象的；在这样的极“左”思潮、路线积习影响之下，党内许多干部很容易将他们的民主、自由的诉求看作是“反对党的领导”，视动力为阻力。这是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共干部比较容易接受农民的诉求，是大不一样的。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远比农村体制改革复杂，但在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对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战略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的准备都是相当不足的，这都会增加改革的难度。其四，最重要的是，决策层事实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涵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但1986年却不同于1980年，经历了1980～1986年间的经济改革所积累的矛盾，此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不仅在民间社会，而且在党内也是有深厚基础的。
这样，在如何对待民众的政治诉求问题上，在党的干部之间，以致党的决策层，就必然出现分歧。有意思的是，“发展组”的两位党内高层最有力的支持者邓力群和杜润生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不同意见而分道扬镳。这正是说明了这一分歧的严重性与深刻性。“发展组”的一段辉煌历史也终告结束。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发展组”起草的《论战略研究》一文里，曾经谈到：当时（1981年）的中国，还“处于一个战略上的准备阶段”，“我们整个民族需要休养生息、积聚和组织力量，调整各种失衡的结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未来中国“转入战略上的起飞阶段——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奠定“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经过此后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三大历史任务：今天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独立，并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历史正在转入“发展组”当年预期的“战略上的起飞阶段——经济和社会大发展时期”。在这样的时刻，“中国向何处去”和“怎样走”的问题再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并为举世所瞩目。而中国的老百姓也以自己的实践作出了回应，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就是当下中国的三大民间运动：维权运动，网络民主运动和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自组织”运动。这三大民间运动表达了今天的中国民意。
今天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包括所谓的高材生，越来越技术化与知识化，人文关怀、底层关怀、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想象力、创造性的不足，成为今天中国人才的致命弱点，甚至出现了许多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今天的中国，也在呼吁“发展组”曾经有过的人才：志向高远，和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与人民有着血肉联系，富有献身精神，同时具有战略眼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知识结构、兴趣和能力。
战略研究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问题，这都关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因此，我们今天回顾“发展组”的历史，绝不是为了怀旧；“发展组”的经验是指向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它应该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经受新的考验，得到新的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