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人类又应以怎样一种心态对待这些问题？在试图回答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一百年前的历史。

根据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的回忆，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人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藐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者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所证实。”欧洲人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观，当时已经被美洲人、澳洲人以及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因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思想。

乐观主义的进步观有两大支柱，一是进化论，二是经济决定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是一种自然界的规律，是生物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必由之路。从生物进化论推衍出来的社会进化论则认为，先进文明征服、消灭后进文明，先进民族统治、同化后进民族，是一种历史的规律，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社会进化论者对于落后文明的衰败和死亡并不感到惋惜，例如马克思就认为英帝国用枪炮打开印度和中国的市场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征服最好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尽可能地在消灭落后文明的同时拯救在这种文明中承受苦难的个人。进步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则有两方面的涵意。首先，假定经济利益是人类的主要追求，经济人是人的主要属性，因此，人的一切行为可以由经济动机来解释。其次，认为文明竞争，文明进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经济实力决定文明兴衰，经济发展导致道德提高。

十九世纪末进步主义的世界文化霸权地位，经过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茨威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十九世纪末的一代人“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的提高，而在我们今天把’太平’一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大多数抛弃了经济决定论的信仰，不再把技术进步和道德完善联系在一起。许多人变成了道德悲观论者。茨威格说：“我们对于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是大抱怀疑的”，“鉴于一场猛一下就使我们的人性倒退一千年的灾难，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迂腐的。”半个世纪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同样的笔调写道：“２０世纪，在很多与人类生存的实际方面直接攸关的领域里出现了空前的科学上的突破……但是，不幸，在道德方面──和标志着２０世纪的最大失败的政治方面──没有跟上这种进步。”从十九世纪末的“黄金时代”到二十世纪末的问题丛生、“全球混乱”（布热津斯基语），究竟是不是人性倒退、道德沦丧所致呢？从历史上看，凡是提出涉及人类生存的深刻问题的时代，总是孕育着重大的道德进步。人类各主要文明的社会习俗（包括以活人献祭等宗教礼仪）在沿续了几千年后，在历史的轴心期（雅斯贝斯语）几乎同时遇到了挑战。在哲人提出“我是谁？”“人是什么？”的问题后，“仁也者，人也。”和“人是万物的尺度”才能成为人类伦理道德观的核心。相对于十九世纪的“理性和自满的时代”，二十世纪是一个“质疑和反省的时代”。我们看到，伴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提出，人类的认识水准和道德水准在同步发展提高。

二十世纪初，欧洲列强的朝野各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对于政府的殖民政策基本上都持支持和默许的态度，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苏俄和美国两个大国的首脑列宁和威尔逊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宣布支持民族自决和自治。三十年代，当希特勒在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时，许多国家的朝野人士尚把它作为别人家里的事不去干预，而１９４１年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表并获得世界上许多国家支持的《大西洋宪章》则明确主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随后人权原则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南非白人政权因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长期制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非殖民化进程，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到九十年代，人类已经把对自身文化多样性的关怀延伸到生物界，不久前各国首脑签署《生物多样化公约》就表明了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回潮。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进步主义逐渐在欧洲思想界占了上风，到十九世纪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达到了顶峰。二十世纪上半叶，进步主义更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与此同时，进步主义开始受到哲人的质疑。正如茨威格所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的力量所冲破的薄薄的一层。”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所描绘的人性犹如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潜伏在水面下的则是人的本能，人性中由生物遗传性所决定的这一部分的保守性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海德格尔则对迷信技术进步提出了警告，他指出要把技术作为“最高的危险”来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疯狂的核军备竞赛为此作了最好的注释。海德格尔要求人们沉思：“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当代学者已经不能容许自己象观察蚁群社会那样冷眼旁观人类的种内生存竞争，也难以完全接受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功利主义，即以此时此地的个人利益考虑为基准来评判一切事物的价值，他们比以往更加偏重从审美的角度来欣赏传统留存至今的一切遗产。对多样性存在的偏好，显然会减缓以种内生存竞争为主要机制的进化速率。贝尔在七十年代末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学说：“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并明确宣布“我在文化领域是保守主义者”。这显然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反叛。目前在发达国家，认同政治有日益取代利益政治的趋势。利益的确认是基于共同人性（经济人假设）和普遍主义（每一个人可以互换而不影响结果），因而是容易衡量和相互交易妥协的；而认同则是每一个具体的“我”的一种文化心理取向，是对“我”的传统，“我”的身份，“我”的特殊属性的确认，不具有可交换性和加合性。

尽管十九世纪核心观念已经动摇，但是二十世纪的核心观念并没有形成。在世纪末的今天，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激烈冲突，鹿死谁手尚难定论。因此，思想界也就显得格外热闹，各种新论层出不穷。九十年代初，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一书曾引起轰动。他在书中断言：自由民主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同时也就成为历史的终结。随后，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文中写道：“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他的论点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此外，还有一些人论述世界中心的转移，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等等。上述几种议论虽然各有侧重，但实际上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这个问题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问题。

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类历史从诸文明走向普世文明的过程即人类文明世界化、全球化的过程。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前文明、诸文明和普世文明阶段。人类是同源的，前文明阶段的人类遗迹，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都有一些类似的文化特征。诸文明阶段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分散到世界各大洲的人类借助语言、文字等抽象符号，各自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文化系统，形成不同的文明。诸文明阶段本身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其一是不同文明独自发展形成的阶段，其二是并存争雄的阶段，其三是一体化和相互融合的阶段。几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已经走到上述第三个小阶段的中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诸文明的相互融合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普世文明能否最终出现，现在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从康德以来的学者中，还没有对这种前景断然拒绝的。显然，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构成未来普世文明的骨架，而亨廷顿也只是说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出现普世文明，所谓世界中心概念的成立，则要以世界的整体化为前提。

看来，在制度层面上的一体化阻力最小。例如中国政府，一方面标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一再声明要在立法方面与世界接轨。对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一书的批评意见很多，但是并没有人提出可以替代自由民主的其他可行的制度。自由是私人领域中的原则，民主是公众领域中的原则。尽管自由与民主在各自领域中的地位无可动摇，这两个领域的边界却是尚未明确划分的。在二十世纪中，公众领域不断蚕食私人领域，政府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干预个人事务，造成了民主与自由之间的紧张。这是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一个斗争焦点。在民主宪政国家，法院比议会更加靠近传统，因而常常扮演着个人自由保护神的角色；另一方面，最近二三十年的伦理学转向，使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在学理上重新获得了某种优先权。

由于语言文化层面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多样化的关系没有得到澄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现代化运动正在受到挑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制度只涉及人的一部分制度化行为，改变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文化则涉及人的全部行为和心理，而且包括祖先流传下来的全部遗产，实现一体化的难度要大得多。我们应当着重指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是与一个国家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只有解开重重迷团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在一个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接触的初期，弱势文化的文化精英往往占风气之先，首先接受强势文化，并以此加强或重建精英文化在当地的文化霸权地位。这样，就形成了具有全球化倾向的精英文化与本土化的大众文化在一国范围内对峙的格局。在文化一体化过程中，弱势文化的大众文化会直接追随强势文化的大众文化并越过当地文化精英直接与强势文化的文化精英发生联系，本土性的文化霸权会被全球性的文化霸权所逐渐取代。这样，就激发了精英文化的本土化运动。未来普世文明的一种可能结构是：大众文化更加全球化、一体化，例如流行音乐、时装、汽车文明等；精英文化则相对多样化、拚盘化，一方面将诸文明阶段的文化遗产分别保存下来，一方面体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创新活动。

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全球化，因此，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其阻力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来自发达国家，今后，来自后者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就是其突出表现。这里面的困难涉及人本身的全球化和一体化问题。所谓“太平洋世纪”，所谓“中国世纪”，其实里面只包含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旦实现制度一体化，世界不同部分之间人均生产率的差距将会迅速缩小，那时，环太平洋地区或者大中华地区，仅仅由于人口上的优势，就会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共同体，成为新的世界中心地带。但是，这笔帐算得也太简单了一点。各国各地区生产率的差异，不仅取决于制度因素，而且取决于资源环境因素等。美国人均占有耕地几十亩，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只有一亩多，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全球生态系统也可能会承受不了。要除南方与北方在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需要有大规模的资本和技术流动，财政性的转移支付（发达国家依靠高污染的能源实现了工业化，如果他们不希望发展中国家走同样的发展捷径，就应当以支付污染税的方式来弥补发展中国家使用低污染、高成本能源的经济损失），乃至人均资源占有量的调整。显然，耕地、矿产是不能搬家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人挪活，树挪死，人口本身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经济上是效率最高的一种资源配置方法。城市化就是一国范围内的人口重新配置。然而，目前的国界和种族差异妨碍了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如果不同种族的人长期保持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就会强化种族认同，强化对种族生存空间的争夺，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长久的对立冲突。如果人口流动造成种族混杂居住，那么在短时期内会出现不愉快的局面，例如土耳其、北非移民在西欧国家引起的排外浪潮，但最终会由混合变为融合。然而，这一过程将是长期的、痛苦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取决于弱势者的抗争程度和强势者的妥协意愿。随着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全球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世界人口新格局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境内流向境外的两支洪流，既是下一个世纪的问题之源，也是下一个世纪的希望之源。

当二十世纪人类全神贯注于现代化问题时，后现代问题悄然而至。在我们考察现代化问题时，总是带有一个特殊的视角，例如东方人、亚洲人、中国人的视角；然而，在考察后现代问题时，人的种族、国籍等各种界别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的主体身份将是人或者人类。

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正是他的成功所造成的。据人口学家奇波拉测算：在人类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度过漫长的几十万年中，人口数量始终不超过１０００万；而１７５０年的世界总人口很可能为６·５亿到８·５亿，是大约一万年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口最高峰。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中，随着现代化进程从欧洲扩散到全球范围，世界人口总数一下子激增到６０亿。如果人口象这样继续增长，很快就会使我们的地球人满为患，难以承载整个人类文明，造成无法挽回的生态危机；如果人口增长马上停止，世界人口的结构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也会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由于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老龄化社会已经迫在眉睫。以日本为例，６５岁以上的老人到二十一世纪初将升至总人口的１４％，到２０２０年将达到约１９％的高峰；１９８０年，平均８个劳动者赡养一个老人，到二十一世纪初，每３·３个劳动者就要肩负赡养一个老人的重担。据日本厚生省对国民医疗费的调查，１９８０年一个老人的医疗费是年轻人的４倍。据日本自治省调查，１９７６年比１９６７年的全国老人福利费增长达２５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濒于崩溃。象瑞典那样的福利先进国家税金高达收入的６０％以上，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转移支付，已经到了负担的极限。人口老龄化这种后现代问题的出现，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世界现代化、一体化的进程。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向发达国家的移民，将有助于减轻发达国家中每一劳动者赡养老年人的负担，改善那里的人口结构。

在现代化的工业化、市场化浪潮中，人们之间的许多界线在不断地被冲破，人们的许多社会角色意识和归属感在逐渐淡漠，人在向全球化提升的同时也在向原子化回归。原先许多有价值的事物被现代化消解了，原先许多有意义的情感和追求变得荒谬起来，“人类所有这些智慧和才能所保存下来的竟然是一个不再知道他是什么的人，一个完全沉浸在存在，却又忘记了他为何而存在的人，一个实践上充分受到保护和享有舒适生活却又不知该去做什么的人。人类进步达到了颠峰阶段，竟然到了承认人的生活价值毫无意义的地步。”生活意义问题成了后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指出，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被抛入’这个词提示着它的被交付的在者的事实性。”在几千年中，人们发现自己已被抛入其中的世界具有一种强制性的“此处”的意义，国家、民族、阶级、家庭，都是一种强制于人们的意义所在。当现代化把介于个人与人类之间的一切中间层次的价值消解后，个人的价值便突出起来。萨特说：“人的实在就是这样一种东西，通过它，价值得以出现于世。”“我认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且除了从自身之外，我无法从别的地方获得世界的意义。”“就其根本结构而言，焦虑即是自由。”焦虑意味着承认事物的意义是由我们赋予的，承认我们由之限定自己每一时刻的境况的意义体系是通过我们而指派给世界的，承认我们不可能以世界自身的方式（即自在）而获得这些意义，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他生活其中的世界都负有责任。然而，由于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普通人”的“无责任能力”，“只有极少的人受过运用理智的训练。他们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需要帮助──事实是在所有的问题上，因为一切都在等待着新鲜和独立的判断──他们既无时间也无能力进行思考以作出判断。甚至当他们计算自身利益时，对于自身利益这一目标本身可能也有问题。大多数人总是需要权威的，所有人至少有时也需要权威。因为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求助，判断几乎总是由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决定的。这正是传统一贯所起的作用。”“理性解放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更多地依靠公众舆论，从而更缺乏独立精神。”于是，出现了令人惊异的两极：一方面是价值多元化、相对化，“就象’价值’可以为任何思想辩解一样，’生活样式’也可以为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来辩解。是与非，美与丑的区别被淡化了”；另一方面则是“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随大流者”（布鲁姆语），赶时髦的、粗俗的大众文化笼罩一切。

人的原子化意味着传统社会稳定的、复杂的结构的瓦解，具有无限选择机会却不具现实选择能力的个人回归为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原子化个体，同时，他们又在彼此疏离。“因为今天的人们一定要打算成为整体的、自给自足的人，而不会去冒相互依赖的风险。为了体验将来怎样做，想象力驱使人人展望分离之日。人们本该用于共同事业的精力在准备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过程中耗尽。”“分离是对情感相互性要求的蓄意拒绝，……我们沙漠中沙的不断流动──地点分离、人物分离，信仰分离──产生这样一种自然的情感状态，在其中谨慎和怯懦成为普遍的倾向。我们成为社会性的孤立主义者。”因此，费孝通警告世人，在人们普遍关心的生态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心态问题。

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同时面临着两类性质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一类是现代化问题，要不要以及怎样建设世界统一市场、全球政府、普世文明；一类是后现代问题，如何在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同时保护和完善我们的家园：既不要因为无节制的技术化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也不要因为迷失生活的意义而破坏人类心灵的家园。

几个世纪以来进步主义在思想界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对于保守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复兴同样也要抱审慎的态度。传统的确能为时尚提供一种均衡和补充的力量，但是，传统中所包含的古老智慧的结晶并不足以抗衡当下的一切挑战。举个简单的例子，先贤并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去应付每年２％的人口增长率持续几个世纪将会导致的局面。布鲁姆说：“人的自然本性应该是我们判断自己生活和其他民族生活的标准。这就是哲学而非历史学与人类学成为人类最重要科学的原因。”对于人的自然本性在哲学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洛克认为人适应文明社会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卢梭则认为这种适应是极其困难的，“在文明社会秩序中，一个人如果还要保存他的自然感情的优越地位，就难以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他永远跟自己相矛盾，永远在自己的天性与责任之间徘徊。”弗洛伊德进一步揭示了人的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指出“文明将不可避免地与日益增长的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内疚也许将加强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保守主义者往往对于人的发展潜力不表过分乐观，但对人的本能则抱有乐观、放心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对于人性的眼下表现和处境表示满意；卢梭及其传人则强调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紧张关系，指出其出路或者是回归自然，或者是改造人性。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改造人性的大规模社会试验迄今没有成功，但是，融汇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创造性综合这一课题依然在激励着仁人志士们。

面对世纪末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需要一种谦逊而又进取的人生态度，在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