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系列革命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二字的意义变得暖昧起来，其价值也受到了质疑。“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强势话语，觊觎着学术话语的中心地位。有的人公开挞伐革命，有的人则悄悄收起了这个用语。本文将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重新进行审视，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反革命。反革命有两种，举个例子来说明。在“文革”中，既有所谓“黑五类子弟”，有“破四旧”运动中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终于挺而走险、行凶报复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也有所谓“红五类子弟”，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上述运动表示怀疑和提出批评而成为“现行反革命”，这两类反革命显然是有区别的。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后者，即革命的反对论者。他们往往与革命者有着共同的对立面和类似的理想目标，虽然他们时常被革命者视为最危险的对手，但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对象。在为历史上受尽埋汰的反革命洗清污垢的同时为革命正名，是本文的宗旨。在行文中，将顺便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进行一些分析和评论。
一 共和革命及其论敌
弗兰克指出：现在汉语中的“革命”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概念和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的结合。”［1］ 首先实现这一结合的是日本学者，然后才被引进现代汉语中。“革命”与“政治”、“社会”、“经济”等都属于那种既是本土语又是经过日语的翻译语。据陈建华考证，是1890年面世的王韬《重订法国志略》首先引进了“法国革命”的概念。该书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主要延袭了日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叙述结构和语汇。冈本的叙述基本反映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对法国革命模棱两可的历史评判：一方面在具体描写巴黎市民的暴动及整个革命经过时，称之为“叛党”、“暴徒”，避免使用“革命”一词；另一方面，“法国革命”作为The French Revolution的译语， 意味着对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作一种肯定。但在王韬的书中，只延袭了冈本对法国革命的部分表述，结果是失去了原著中对革命较为微妙、新鲜的理解，而对法国革命的恐怖描绘更使“革命”背上了黑锅。戊戌变法期间，无论是章炳麟谈到“泰西”的“革命”，还是康有为描述“法国革命”，都极力加以贬斥，这和王韬《法国志略》的影响不无关系。
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称为“革命党”，也是日本的首创。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等被迫流亡日本，他们在神户一登岸，就读到当地报纸上“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达日本的消息。鉴于儒家学说中有“汤武革命”的说法，孙中山等人对日本人给一个传统的中国术语赋予现代的意义感到高兴，欣然接受了这一称谓。陈少白后来写道，日本人使用的这三个字影象深深印在他们的脑中，孙中山当即决定：“今后，我们就称革命党。”［2］ 孙中山此后在伦敦蒙难和被释，更使他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与孙中山有来往的英国下院议员戴维德就公开宣称，他同情中国的革命［3］。 但是，此时在中国本土，革命的拥护者还绝无仅有，不成气候。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革命”与“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君主有德，敬天爱民，其统治就具有合法性；如果君主失德，天命就不再庇佑，改朝换代的革命便在所难免，且具有正义性。经过甲午、戊戌、庚子三次事变，尤其是在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心目中，清廷的气数已尽，连原来贬斥革命的章炳麟此时也和孙中山“定交”。显然，革命需要适当的时机，而革命的形势并不是革命党人自己能够造成的。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此皆李莲英、助荣禄二人并力以亡国也。各宗室大臣、各疆臣环视而不动，是助荣禄、李莲英以亡之夫也。夫人心之变，岂有极哉!”［4］，确实，人心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几年前在士人心目中毫无地位的孙中山，此时已被视为刘邦、郑成功、洪秀全一类人物。黄中黄在所译《孙逸仙》一书的自序中说：“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回忆：“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之情形”［5］。然而， 孙中山的革命已经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融入了“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的共和革命。共和革命的目标由同盟会纲领明确揭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所归纳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十分恢弧，他说：“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堂乎其后也。”［6］ 《易传·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在革命党人看来，共和革命顺乎天意之正当性是无可置疑的。清廷统治合法性的丧失，不仅由于其一再丧权辱国，尽失民心，而且由于专制政体违背了进化论所揭示的“由野蛮而进文明”的世界公理。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7］ 然而， “革命之时义”中除了正当性外还有适宜性的另一层涵义。刘小枫说：“自然性的革命释义( 如易学象数派)的要点是，革命要重时机，有如四季之革变，其时机自然而然，恰到时处，如今人徐志锐所谓‘变革之事去旧取新事关重大，不可轻易进行，……到了非革之日才能进行变革’。按此释义，革命的‘顺乎天’之义是‘应时’［8］。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反对共和革命，其着重点正是放在这层意思上。
萧公权指出：康有为君主立宪的主张，他对近代化的渐进主张，以及他反对用革命方式立即取得民主，不应埋没他坚持君主立宪仅仅是彻底民主的第一步的事实。换言之，君主立宪并不是民主以外的一个选择，而是中国的第一个民主设施。康本人在1911年说，建议采用宪法无乃建议一大革命，此一革命将结束君主拥有国家的体制。因此萧公权的结论是：“改革派与革命派同具一基本上相同之目标，即途径虽有和平与暴力之别，却都要将中国民主化。”［9］ 其实，康有为、 梁启超之辈也并非一概排斥暴力途径，戊戌年“围园”之谋，庚子年“勤王”之役，世纪初的几年中对“暗杀”的鼓吹和实行，均为明显的例证。他们反对革命党人的激进主张，主要是由于对形势与时局的判断有别。事实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革命派始终无法正面回应改良派所提出的质疑。康有为认为：夫今日中国积弱，众强环视，国人所当忧者，不在内讧，而在抗外。欲抗外而自保，则必当举国人之全力，聚精会神而注于是，或可免也。方当同舟共济之日，若为内讧，则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恐为阿坤鸦度之能脱于西班牙，而适利美国之渔人，至时则永为奴隶，永无自立［10］。梁启超提配自己的论敌：要之兵法曰：毋恃敌不来，恃我有以待之。 今日不言革命则已耳，苟言革命，万不能曰，外国殆不干涉，而掩耳盗铃以自慰也，万不能以空谈及模糊影响之言以自欺也。今持革命论者，亦曾计及此而确有自信乎？若月之，请语我来；若其未也，则不惧外国干涉之言，慎勿轻出诸口也［11］。对于外国干涉的顾虑，不能视为杞人之忧。历史证明，外国政府尤其是日本政府，一直在支持和操纵对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成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内乱不已、国无宁日的主要原因。
康有为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今革命者，曰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曰言公里，何至并现成之国别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12］！梁启超因而提出，中国只可行政治革命，不可行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13］ 在种族问题上，则应放弃汉族对国内他族的“小民族主义”，而取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革命党人汪精卫当时称“提供大民族主义……其言有类梦呓”，坚持“以一民族为一国民”的种族革命立场［14］，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独立脱离了中国，西藏的地位也在国际上成为一悬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这才举起了“大民族主义”的旗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但已为时晚矣。
严复认为：“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在不少矣。在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曲康、梁师弟。……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15］ 显然，他把康、梁师弟视为满清政府最具破坏力的分子。 但孙中山不这样看，而认为改良派“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16］。梁启超在日本曾托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和解意愿，“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革命党人“皆不以为然”[17]。革命党人陈天华在其遗书中表示：“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其目的，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同也。”不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均以民主宪政、救国保种为奋斗目标，即使途径不同，手段各异，亦可我行我素，并行之悖也。孙中山却不同意这种调和折冲的意见，他说：“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18］ 由于两派在人力和财力资源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互相冲突，互相水火”乃至达到了在海外捣毁对方集会和暗杀对方成员的地步。革命党人这种党同伐异的过激行为，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汪东于1907年写道：中国之日，则可强分为革命党、立宪党，两者对峙。革命党中，宗旨既无所歧异；立宪党又自称但以救国为归，苟革命势力滔滔进行，决不忍妄加抵御。吾亦甚望之能自践其言也。中国革命必行蜂起之策，一省倡义，各方响应，云集景附，……吾谓去旧政府，若摧枯拉朽［19］。可以说， 汪东准确地预言了辛亥革命的过程。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表明了人心的向前。由于极少数满人在一个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享有政治上的特权，排满革命的号召自然容易得到响应。但要理解并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不仅需要“民心”而且需要“国民
程度”。《尚书》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似乎“顺乎天而应乎人”原本是一码事。但从中国的一句古话“民心可用”来看，民心又是可以被人所操纵的，不能等同于天心。由于革命党人在“顺乎天”的应时性方面具有先天的缺陷，他们很快便尝到了人心叵测的滋味。正如黄宗羲所慨叹：“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20］ “二次革命”的失败表明民心暂时已被袁世凯所用，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民心才出现新的转移。通过这一次挫折，孙中山的革命观从强调民心转向对“先知先觉”的依赖。也就是说，他不再用“应乎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行动“顺乎天”，而是要用“顺乎天”的革命理论来“唤起民众”，唤醒那些“后知后觉”。他的“知难行易”论，则是要表明革命党人在“顺乎天”的理论探讨上是进行了何等艰巨的努力。
二、国民革命及其论敌
顾名思义，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国民革命。1919年“双十节”宣告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尽管在组织上与民国时期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一脉相传，在精神上却已经面目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一样，都是五四运动的产物。1912年国民党制定政纲时，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只保留了“注重民生政策”的一民主义。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时，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受到五四运动后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1920年11月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重新确认“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此时，孙中山已经围绕三民主义建构了“五权宪法”、“革命程序”等一整套理论和方案，但最能吸引国人的，还是他从此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乃至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期内促其实现”作为临终的“遗嘱”。
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也可以说是他与俄国政府及共产国际合作的产物。1923年1月26日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 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在此前提下，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21］俄国政府不仅向中国国民党提供了资金与军火，而且提供了政治顾问和理论教员。后者的作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一是在民族主义的解释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是在民权主义的解释中，贴上了阶级的标签。“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有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此处对“民国之国民”与“反对民国之人”的划分，开三十年后毛泽东划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先河。三是明白揭示了“以党治国”的理念。“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国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而。”［22］
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至此，国民革命的实际涵义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首先，一国的革命变成了世界的革命；其次，“国民”的革命变成了阶级的革命。这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便成为国民革命的前提条件。《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指认的主要论敌是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左派和当时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国家主义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运动的死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23］。国家主义派的主要代表是五四运动时期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一部分成员在法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党，以及该党党魁曾琦、李璜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一起创办的《醒狮》周报，故而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留美学生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组织的“大江学会”，留日学生何公敢、萨孟武等人组织的“孤军社”，也曾经是国家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曾琦等人也曾运动梁启超、章太炎出面，集合北方的各种政治力量，组成一个与国民党相对抗的大党，但是没有成功。那么，被国民党和共产党视为“死敌”的国家主义派，其政治纲领是怎样“反革命”的呢?
中国青年党的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由五四运动的精英分子组成的少年中国学会，一部分人接受了共产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另一部分人则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从始终坚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来说，后者方为四五精神的嫡派传人。国家主义不赞成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主张，但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为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24］ 然而，“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 以求最终的胜利。
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 ”“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25］梁启超早在五四时期便提出了国民运动的主张，他认为：“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26］ “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27］ 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
1926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指出：“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 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 奸商与共产党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 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28］ 此外，国家主义者还以人权和国民权来对应国民党的党权和革命民权，以社会政策和全民福利来对应国民党的节制资本和国家统制。
从斯大林到林彪，都曾以明快的语言宣称，在中国，枪杆子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国家主义派手中没有武力，北伐军所到之处自然难免受到摧残，学校被关闭，报纸被禁止，人员被拘禁和杀戮，不得不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但是，政党的挫折不等于政策的失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掌握党权后，除了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外，在许多方面都执行了国家主义的路线和方针。而新军阀战争不断，也被国家主义者不幸言中。至于外力不可恃，后来蒋介石与毛泽东都深有体会并一再反省。李璜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29］。简直可以说是九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鼻祖。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30］。国家主义者则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份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31］。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32］。
辛亥革命基本上还是上层革命和边缘人革命，对社会底层触动不大，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此有深入细致的描述。国民革命则不然， 工商阶层与工人阶级都积极投入五卅运动，农会的组织更搅动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农村。不论是国共两党提出的国民革命口号，还是国家主义派提出的国民运动和全民革命口号，均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发展到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
三、苏维埃革命及其论敌
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 月《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确定的方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 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革命队伍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实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民革命之需要。”［33］ 在国民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尽管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等对此选择并不十分情愿。
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以联共(布) 名义发表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或农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地主、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派。此前，1926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为国共两党制定了需要立即实行的土地革命纲领，核心是土地国有化。这违反了越飞与孙中山达成的共识——“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代表中共参加全会的谭平山发言说：“中国需要一个包括一切革命阶层的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当统一战线中的战友怀疑和不赞成彻底的土地革命时，“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没能深刻理解这一内在矛盾，也没有给出相应的对策。“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批评了共产国际那种首先“要推进国民革命军到完全胜利，即达到中国统一”，然而“开始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孟什维克观念”，认为“能够与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的时期已经到了”。斯大林在《给宣传员的提纲》中仍然认为，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并有利于向革命的敌人提供中国“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的口实”。他坚持在驱逐右派后“把国家的全部政权集中于国民党”，“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进行着坚持的斗争，实际上将转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34］。当武汉国民党中央于6月15 日致书中共，拒绝了6月4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的建议，表示当前应当“矫正”农民运动的错误时，斯大林的希望便完全破灭了。
1927年8月1日，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并认为这一阶段将会到来［35］。根据上述精神，中共中央常委会于8月21日提出， “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宣传苏维埃的意义”。9月1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38］这标志了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转变。
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37］。布哈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曾为之叫好，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经被从肉体上消灭。”［38］ 不久，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开展了反布喻林右倾的斗争，中共中央随即放弃了原来“中立富农”和“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早已叛变革命与封建势力妥协，他对农村中改良的企图只是延长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之反革命的作用，所以要完成土地革命，必须坚持的反对资产阶级，坚持的反对富农，坚持的拒绝富农入党［39］。据此，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富农斗争，并且清洗了大批富农出身的党政军干部。当中东路事件引发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部队与苏联红军的大规模边镜战争时，中共中央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将反对这种口号的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苏维埃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人为移植”的苏联舶来品，再加上种种过激的口号与行为，不仅使城乡资产阶级与之为敌，而且使广大的市民阶层与之无缘。在1927至1931年间，大批左倾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前共产党员，投入了国民党“改组派”和之与政纲类似的第三党的怀抱。何兹全回忆，在改组派失败后，受其影响的人逐渐分化，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才日渐扩大［40］。
共产国际执委会看到了改组派在争夺人心方面对中共的威胁，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国民党改组派”是反革命的，他们集中群众之间还没有消灭的国民党幻想，而传布对于“维新的”国民党的虚幻的希望，在革命浪潮的初期，对其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他们的反动妥协的影响，是革命斗争将来的开展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之必要的前提。中共中央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社会民主党左派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的判断，将改组派视为“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具”，“党夺取广大群众之最严重的敌人”，“所以党必须更严厉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41］。时隔六十年后， 人们对于改组派怎样“反革命”已经不甚了了。改组派坚持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确立的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和四周环境的种种压迫，中国国民革命几乎中断，中国国民党几乎溃散，因此必须重新改组国民党。改组派灵魂人物陈公博主张，国民党的改组原则是“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改组派另一核心人物顾孟余反对使用“小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术语，故而1929年2 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采纲了“农工小市民”的提法。《宣言》称：“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持战线，奋斗到底。”［42』 改组派在反对蒋介石的同时也反对共产国际，其理由是：第三国际最大的谬误，只想扩大共产党的努力，而放弃元祖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立场。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方面更要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工人不足为共产党的部队，更进一步而利用农民；农民不足为共产党的部队，更进一步而利用土匪，乃至蜕变为代表流氓屠杀民众的党。第三国际今日殆已放弃所谓“物观”，而采取旧日俄皇的帝国政策，进行日俄德的三角同盟，牺牲高丽的独立和中国的利益，来博取外蒙的夺取。这是另一个支配中国的反动力，但也帝国主义妨害国民革命则无异致［43］。
改组派第一次大会通过的《耕地政策决议案》认为，大小地方的土地“一律无代价没收，固然是最为彻底的办法，但是实际上……小地主也被打倒之例，自耕农与生活较优裕的佃农亦在所不免；城市中小市民，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界，自由职业者等，一定亦要反抗，因为他们的耕地也被没收；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破坏”，所以主张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由于在此问题上内部意见不统一，改组派公开发布其政治主张时，只提到实行减租和严禁高利贷，而没有再提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改组派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纲领前面加上了“建设国家资本”的新内容［44］。布哈林在1928年代表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时预测“或许会形成一个甚么急进的革命党，它在某一阶段，将与我们共同行动”，并不排除将来工农专政时还会有与其他急进的革命政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形式［45］。而在共产国际反对布哈林的调和主义，决定免除他的主席团委员职务与在国际的工作后，这种可能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加深， 国民党各派决定重新联手，共赴国难。改组派随之彻底瓦解，从而为中共消除了一个思想领域的危险对手。不久以后，共产国际也重新检讨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基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战略转变，中共代表王明在发言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我们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准备同所有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46］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1月20日指示电的精神， 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政策；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等四项保证。此举宣告了从苏维埃革命向国民革命的回归。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而自然解脱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身份，并在七大上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然而，除了革命的主体是共产党而非“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的国民党外，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改组派所鼓吹的贯彻(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的国民革命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不发达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耕者有其田。不仅中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苏维埃革命的倡导者敏锐地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这是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和国内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最终战胜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在华官员就曾经把中共描述为“土地改革者”。然而，土地改革并非一定要伴随着“杀戮”、“杀尽”、“砍脑袋”、“肉体消灭”，也不是只有“农民暴动”、“民众式”运动这样一种方式，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和平土改同样也很成功，就是一
个有力的反证。
四、继续革命及其论敌
继续革命的全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思格斯关于“不停顿的革命”、“不断的革命”的论述。中共早期领袖彭述之、瞿秋白也曾分别提出过“永续革命论”和“无间断革命论”。这些理论均着眼于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继续革命理论的首创性则在于它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指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的过渡，都要通过斗争，要不断革命［47］。在“文革”中，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被正式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曾将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和斯大林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毛泽东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舆论一律”，像过去那种公开的论敌已经很难在共产党外形成势力。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六个要点的第四点指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昭示世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以他本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48］
两个司令部既然长期并存于中共最高层，必然是有同有异。应当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化一词现在已被现代化所取代)”是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但二者对其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异。一个司令部更多地关注工业化，认为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而把社会主义视为下一阶段的理想，或者当作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手段。另一个司令部侧重于社会主义，而将工业化视为同一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位的目标，要服从和服务于首要目标，即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上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过渡过期总路线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回合。刘少奇根据中共七大路线和《共同纲领》，于1951年3 月明确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据当时报纸上的报导，他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50年，也就是说，一直要延续到世纪之交的今天［49］。只要“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基金，“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和总政策，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0］ 三大改造的重点是对个体农业的改造。事实上，一旦选择了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方针，就注定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等不及通过发展轻工业来逐步积累资金，就要以压低粮价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价格，粮价过低势必影响自发的城乡交流，随之而来的便是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便把粮食和资金集中到国家手中。毛刘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观点，实质上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二十年代末论战的翻版。然而，这种分歧毕竟只是工业化途径上的分歧，而不是对工业化目标的分歧，在毛此时的心目中，三大改造的目的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因此，两条路线当时并没有彻底决裂，只是以双方的先锋大将薄一波的降职和高岗的垮台作为一种政治妥协的牺牲。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试图从斯大林模式的笼罩中走出来。他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1956年开始走自己的路。起初，他想在工业化方面搞的比苏联快一些，好一些，于是便发动了一场“大跃进”，或者说“做了个大试验”。如果试验的结果是中国人死十分之一，5000万人，他曾表示自己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51］。后来死的人大概没有这么多，所以职务和头颅均完好无损，但是兴趣和抱负却从实现工业化转向了继续革命，为世界革命提供一个新的理想范型。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提出，20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一切革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中国的生产力要大跃进，“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毛泽东把革命看成是推动和平力的火车头，所以他说，“看到革命二字就高兴”。［52］
根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生产关系分为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毛泽东认为，现在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未变。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1964年底，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
命的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一次，已经不容继续革命理论的论敌在党内发表不同意见了。当刘少奇对毛把四清运动的性质提高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示怀疑，认为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时，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把他列入了“革命的对象”。后来斯诺问毛什么时候时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答复是：“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 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3］
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重新启用了邓小平。然而，当他得知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时，便说：“他这个人……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决定再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在即将离开人间时认为，不仅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中，而且在分配制度中均潜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
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54］
笔者认为，继续革命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有三点突破。第一，扩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期限，断言：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长达几十年到几百年。第二，改变了阶级的定义，断言：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同时，从一部分工人、农民和党员中也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新生资产阶级。第三，把革命从政治、社会领域延伸到人的精神领域，通过触及灵魂的革命，斗私批修，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以此作为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根本保障。只要一代新人没有涌现，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在起作用，只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没有彻底消除，无产阶级专政及继续革命就不能取消。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罗辑悖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日不消亡，专政机器内部“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便一日不会灭绝；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存在，又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由，必须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如此循环往复，将永无休止。因此最终解脱困境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干部群众对伟大导师和领袖的宗教式崇拜和虔诚以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人性脱胎换骨的改造。
毛泽东自我评价，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革命，后一件事是继续革命。他知道对后一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55］ 果然，他死后不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便被中共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还是白猫黑猫”。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接过了刘少奇在五十年代初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高高举起了“四个现代化”的旗帜(据王光美回忆， 这一口号也是刘少奇最先提出，后来写进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56］ 社会主义不再受教科书中生产关系三要素的束缚，而是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新的衡量标准。于是，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被纳入了重新解释过的社会主义范畴，刘少奇所说五十年不变的新民主义义阶段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改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
继续革命以失败告终标志着一个世纪性的转变。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革命派的势力虽然有起有落，但革命派的理论却始终占据着上风，而且日益激进化。这一次，“反革命”的理论居然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大行其道，说明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都出现了逆转。对于这一转折的国内外背景的分析和思想脉络的梳理，现有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转折后的新趋向将持续多久，也还没有人作出预测。在此，笔者只想指出一点：继续革命的破产并不意味“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放弃。不仅仅是毛泽东、刘少奇这些共产党人，从梁启超、孙中山、胡适起，中国的仁人志士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偏离工业化目标的社会主义现已被国人唾弃，偏离“社会主义”或者更广义地说社会公平的工业化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正拭目以待。九十年代“毛泽东热”的一再升温警示人们，在找到一条比较正确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后，决不能忽视对解决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探索与追求。
五、“告别革命”及其论敌
邓小平签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死刑判决书，但并没有进一步罪及“革命”，相反，他十分注重保护革命传统这一中共的思想资源，所以他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7］ 尽量把改革和革命的定义域模糊化。李泽厚则不满足于抛弃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革命理论或重新评价以往的某些革命实践，而是主张把革命是一个好名词、褒记号，改良是一个贬词的观念“明确地倒过来”，在“改变话语”这样一个层次上“告别革命”［58］。也就是说，要在革命与改革或改良之间划清界限，来一次路线排队，把革命划入错误路线一边。《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的主标题。在这本书中，李泽厚指出：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革命，常常是一股情感激流，缺少各种理性准备。革命“激情有作，理性不足”。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59］。
记得曾有人说过，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从兴起到衰落的世纪。这个论断虽然也有片面之嫌，而且还存一个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但仍比李泽厚的世纪概括高出一筹。“革命世纪”只涉及变革手段和途径，“社会主义世纪”则突出了变革的方向和目标。要民主人权还是要专制极权，要自由市场、混合经济还是要集中计划、统制经济，这些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始终困扰着中国人。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固然是错误的；脱离目标来谈论手段，也难免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灾难深重，但把它归罪于“革命方式”，却过于武断了。十九切纪的中国还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但这一世纪的苦难并不少于二十世纪，至少人口损失的百分比要高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日本也没有发生类似于中国革命的革命，但它却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而且不得不咽下外国军事基地至今遍布全国的苦果。认为革命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中国问题，这是无视历史。苏维埃革命及其继承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不要忘了“四五运动”、十月政变和民主墙！）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问客观情势如何，就断言改革可能成功，革命一定失败，同样缺乏历史依据。改革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如果说光绪的“百日维新”失之于时间太仓促，那么从赫鲁晓夫天始的苏联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充分，但最终还是转变为一场革命。反之，革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菲律宾反马科斯独裁的革命和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李泽厚回忆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偷读马列禁书，在军警林立戒备中偷运毛泽东的文告”，只是赁着“一腔热血满腹豪情”、“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气概”，［60］而不是受到理性的召唤，应当说是一种自诬。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最彻底、最完整、最合理的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冯玉祥曾在日记中写道：“革命理论为革命行动之南针。国民党之三民主义，除中山先生尚未完稿之演讲外，并无他书。以视苏联关于探讨革命理论之书，汗牛充栋，其革命领袖如列宁、斯大林等，亦率皆著述等身，不能不令人愧汗也。”［61］理性可能出现偏差，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为理性。正如李泽厚所说，革命情绪不仅可以表现在政治上，也可以表现在文化上。“告别革命”论的提出，实质上是思想评论领域的一种革命性主张，要彻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的有关革命的语言实践和话语传统。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急进和激烈的手段，归根结底还是对“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的作用看得太重。《告别革命》的序言说：“李泽厚的这套思想”，“是‘解构’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其实，正统意识形态早已被官倒、腐败、“跑部钱进”之类的东西“解构”得差不多了，以革命性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的传统定义，很难说是有助于“解构”正统还是维护正统。
刘再复代表李泽厚说：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62］ 这表明“告别革命”论有两方面的论敌， 但何为“左”何为“右”，恐怕就是一笔糊涂帐了。传统的左派无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眼下中国的“左派”却只是历史上革命的维护者，至于“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传统的右派即反革命派或保守派，而在刘再复的笔下，却出现了“右”的革命派，如果把它转写为“反革命的革命派”，简直就不知所云了。在这二者中，后者才是“告别革命”论的真正论敌，因为李、刘虽然是从
评价历史上的革命立论，但宗旨还是反对现在和未来的革命。所以李泽厚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63］
所谓“‘右’的革命”，即一些人所倡导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主张最早出现在民主墙时期，当时还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定语。其主张者并不属意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而是对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情有独钟。为什么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来争取民主？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还有很大的影响，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不打倒这个阶级，无产阶级就不能赢得民主；而在国家所有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丧失了民主就是丧失了对国家的控制，也就等于丧失了一切。九十年代的民主革命论者已经放弃了阶级分析的传统工具，也不再标榜“无产阶级民主”，但并没有放弃利益分析。他们说：如果牢固地确立了民主运动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个基本立场，就不应对自由的敌人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自由和奴役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命较量，在这场斗争中，将会剥夺特权阶层现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事情一旦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个领域，那么，就决不是可以凭着道德说教和良心感化所能解决的了。二十年前“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用语，被“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所取代，但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逻辑并没有改变。批评“告别革命”论的不仅有海外的民运人士，还有著名的学者。八十年代最先倡导批判激进主义的余英时，在撰文纪念戊戌维新一百周年时，委婉地对李泽厚“告别革命”论得出了置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 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在满族统治者眼中， 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患。)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族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似乎对于“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64］ 一位大陆出去的学者大体上同意李泽厚对于革命和改良的分析，却不赞成其结论，他认为：革命的权力可以不用，但不能放弃；可以不选择革命，但不能保证“告别革命” 。
“告别革命”论作为一种忧患意识和善良愿望的表达，理应得到同情的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反革命理论，则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它既没有为“革命一定失败”的论断提供充分的证据，也没有为“改革可能成功”的前途列举必要的条件。似乎一切希望均在经济发展之中，只要潜心发展经济，其余的东西( 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都可以按图索骥地循序获得。事实上， 民主革命论者最为关注的利益之结能否顺利解开，局外人是打不了保票的。余英时说：“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反之，则是所谓‘革命’。”［65］ 李泽厚也认为， 改革或者说改良是一种“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66］ 但是，改革如果失败，革命就来叩门了。
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李泽厚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奉者，但他和刘再复共同提出的革命的新定义，却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告别革命》的序言给出下面的定义：“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激烈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它的定义域显然过于狭隘。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化。”［67］根据马克思，上层建筑的变革“或慢或快”，不一定都是“急剧”的；根据列宁，革命可以采取群众斗争、暴力斗争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阶级斗争方式。毛泽东在早年也曾提出过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的主张。［69］
如果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 革命的函义就更加丰富了。 西文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基本意思是天文学上的，因此其意义要么与占星术有联系，要么从占星术所派生。那时人们相信命运之轮与时间之轮，认为国家事务是受旋转的行星制约的。当其政治变革的涵义于文艺复兴初期在意大利出现时，revolution与中国古代的革命概念倒很接近。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文献中，它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其一是周期性的循环或周期性不太严格的涨落，与360度的转动相联系；其二是翻转、推翻，指国家事务、 王朝延续或政治体制中的重大变化，与180度的逆转相联系。 所以用一个词来表示两种意思，大概在当时的观念中，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大英百科全书》第一版中，革命“被显著地”用来表示1688年英格兰国家事务的重大变更即后人所谓的光荣革命，它把政府形式的有意义变化和返回到古老原则或状态二者联系在一起。1810年，在该书第四版中，列举了四场政治革命，除光荣革命外，增加了美国革命、波兰革命和法国革命。法国革命被认为是“所有革命中最不平凡的一场革命，这无论是就革命事件本身，还是这场革命的后果来说”。此时，革命一词最终科主要是指某种全新的东西，而不再表示重新确认或恢复到原来状态这些意思。“法国革命不仅彻底地建立起了革命这个词新意义的象征，而且，它的经历以许多方式，影响了对革命的思考。首先，革命的极端措施和猛烈手段，引起人们关心革命的可能的坏的结果以及他们可能得到的有利后果。第二，法国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在这榜样中，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被看作是政治行为的副产品。第三，它表明了，这种革命的新概念有重要的必然性的含义，正如存在一种关于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必然性一样。”作为一种平行的发展，17世纪后期有人把哈维的血液循环论称为“医学帝国发生的伟大变化或革命”，开启了一系列科学革命的用法；到了19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这个术语的使用在法国已经相当普遍。［70］恩格斯曾写道：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法国时，一场平静得多、进步不因此而减弱威力的革命正在英国进行，把老式的工场手工业改造成了现代大工业，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加以革命化。［71］ 这种变革正是工业革命或者翻译为产业革命。近来，又出现了第三次或第四次产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的说法。从上述演化史中不难领悟，革命的现代寓意关键在于一个“新”字，新知识的涌现或者新制度的建立。汉娜·阿伦特说：革命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前从不知道、没有讲过的故事，即将展示开来”［72］。人们在判断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新颖性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人们向往革命，是期盼新社会的来临，而不是渴望流血的刺激。李泽厚等人在对革命概念改头换面后匆匆宣布与之午，其实是想要表达一种与正统意识形态和深受其影响的昔日之我决裂的迫切心情。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确实正在重新审视革命、进步以及一味求新的心态，在生态主义革命的概念中，似乎又出现了革命一词原有的那种双重意味。然而，当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讲话中充满“革命”的字眼，并以“革命家”自称时［73］ 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又何必表现得如此激进，不容21世纪的中国有革命存在的余地［74］。刘小枫认为，应区分作为社会现象的革命行为，作为宗教性政治话语的革命精神和作为理性分析的革命理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界都没有理性分析的革命理论，诸如亚里士多德的革命“病理学和医疗学”，价格中性的革命类型学及对革命和政体的机体性原因分析。汉语学术界若不开辟经验理性的革命理论，若不以革命理论平抑革命精神话语，革命圣人还会光临［75］。他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呼唤理性的革命理论，才能真正告别革命圣人。金雁则以俄国的先例提醒国人，革命是否爆发并不以某些知识精英的意志为转移。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先前的自由主义者中出现了“路标”转向，对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进行清算。有人认为，激进思想变为激进运动，这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也有人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和忏悔，甚至宣称，“不希望”革命还不够，还应当“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然而，正当精英中的革命情绪烟消云散时，空前激进的1917年革命突然来临了，而且胜利了。金雁指出：“‘革命’并不是知识分子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 ’它便从天而
降，说句‘告别革命’它便离地而走。”［76］
中国革命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和事业，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虽然已经前仆后继地奋斗了一个世纪，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确立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权主义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总理遗嘱》中的那句老话还没有过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即使对于现代化的概念提出质疑和修正，中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无须放弃，因为革命或者revolution的词意中，本来就有轮回与复兴这一层含义。
革命并不一定要和暴力联系在一起，既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表式。“和平进化”，复兴中华［77］。这当然是最理想的途径，但决不能在理论上排除其他形式的选择。从正当性上说，革命乃至起义的权利，是一种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指出：“诚然，慎重会使人们认为久已建立的政府不应以微小的和暂时的原因而变更。过去的一切经验也表明，只要邪恶尚可被容忍时，人类总是倾向于默然忍受，而不是为了拯救自己而废除他久已习惯的政府体制。但是，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78］ 从适宜性的角度说，只有真正“顺乎天而应乎人”，各项条件充分成熟，揭竿而起式的民众革命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换句话说，民众革命不是个别人能够事先策划和人为制造的，而是各种复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孙中山精心设计的武装起义次次失败，满清政府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一个不经心的错着却导致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共和革命。即使被人视为过激派祖师的列宁，也告诫不要把革命和起义当成儿戏，要依据客观情势而不能仅凭主观愿望。什么是革命的客观情势？他指出：“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照旧生活下去。”［79］下层的“民怨沸腾”与上层的“另谋出路”，二者既互为因果，又是不可或缺的。
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是现存秩序的顽固维护者，反对任何制度创新的意图。而本世纪中国的许多所谓“反革命”，其实也是新社会的憧憬者、追求者，只是在革命的步骤、手段和方法上与革命派有所抵牾。中国革命之所以步履蹒跚，几经反复，革命派唯我独革，以我划线（例如孙中山要求中华革命党员誓约盖模，保证“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把革命同路人视为最危险的对手，一概推入反动的营垒中去，负有不可推托的历史责任。真正的革命针对的是制度而不是任何个人。不仅要允许阿Q革命，也要允许“假洋鬼子”和赵太爷“咸与革命”。 潘恩说：“过去所
谓的革命，只不过是人事的更替或局部情况的改变。这些革命，就像平常的事情一样，时起时落，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命运丝毫也不足以影响发生地点以外的地方。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从美国和法国革命所看到的，却是事物原有秩序的更新，是一个由若干像真理和人类生存那样的普遍原则构成的体系，是伦理同政治幸福和国家繁荣的结合。”［80］ 未来的中国革命，必须以普遍的人权标准取代实用主义的敌我标准，不仅以中国的富强而且以全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为鹄的，这样，20世纪几代中国革命者的遗愿才有望真正实现，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1］参见陈建华：《“革命”及其流传——王韬与“法国革命”东渐》，载北京：《读书》，1998年第6期，页80—86。
［2］转引自史扶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86。［3］同上，页112—113。
［4］谢遐龄编选：《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页420—421。
［5］转引自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页7—8。
［6］转引自张南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页82。
［7］同上，第一卷，下册，页651。
［8］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页503-504。
［9］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195-196。
［10］《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页423。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文集之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页22-23。
［12］《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页422-423。［13］《饮冰室合集》，2，文集十九，页5。
［1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00。
［15］王〓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631-632。
［16］《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页173。
［17］参见李喜所等：《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245-246。
［18］《孙中山选集》，上卷，页52-53。
［19］《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644-645。
［20］《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05。
［21］《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51-52。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85-88。
［23］参见朱建华主编：《中国党派百年风云录》，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页421-422。
［24］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页10-11 。
［25］同上，页100-102。
［26］《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27］《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页。
［28］《中国青年党》，页102。
［29］同上，页40。
［30］转引自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35。
［31］《中国青年党》，页115。
［32］同上，页96。
［3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页146-148。
［34］参见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页221-222、235-236、250-251。
［35］同上，页283。
［3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页290、370。
［37］同上，页459-462。
［38］参见《苏联与中国革命》，页299。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页453-455。
［40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78。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页596-597。
［42］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54、77、136。
［43］同上，页61、137。
［44］同上，页698、78。
［4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页599。
［46］参见《苏联与中国革命》，页395。
［47］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页276。
［48］参见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275、335、142。
［49］参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页218。
［50］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页58-60、221-222。
［51］参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页20、114、139。
［52］同上，页246、261。
［53］同上，页257、307、373。
［54］同上，页473-474、460。
［55］参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页257。
［56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北京：《炎黄春秋》，1998年第10期，页2-13。
［57］《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113
［58 ］《李泽厚答问》，载《原道》，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
［59］李泽厚、刘再复：《特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页66、67、15、70—71、317、329、322。
［60］同上，页317。
［61 ］《冯玉祥日记》， 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页115。
［62］《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页4。
［63］同上，页361。
［64］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 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页4—14。
［65］同上，页9。
［66］《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页76。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82—83。
［68］《列宁全集》，第25卷，页190—191。
［69］参见沙健孙等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55。
［70］Ⅰ·伯纳德·科恩：《科学革命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57—59
、64、69—72、211—212、268。
［71］参见同上，页349。
［72］转引自同上，页7。
［73］参见阿尔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前言，页4—5。
［74］《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序，页4。
［75］《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页543—544。
［76］金雁：《新俄乡纪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页238—245。
［77］《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页327。
［78］《美国法典：宪法行政法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
5。
［79］《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461。
［80］转引自薛汉伟等：《革命与不断革命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页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