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上半年我就注意到第一期“教授茶座”活动，看到同学们与王恩哥校长的对话。首先，我觉得对话这种形式挺好的，对话能激活彼此之间的想法，我们很多先贤哲人的思想和资源都是通过对话记录下来的。大家熟悉的《论语》、《朱子语类》等都是对话形式的经典。对话这种形式比较活泼，现场感强，有一种直接的互动。我感觉自己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对话发现的，也通过对话去回应。其次，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多年来和同学们在一起，一直徘徊在脑子里面的问题就是“从成长走向长成”；本来还想到一个副标题，就是“充满探索的过程”，后来觉得这样有些啰嗦，所以就把副标题去掉了。
我跟大家成长的年代很不一样，我是1950年出生的。我的—些同龄人说，我们是共和国培养得最成功的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初中就读于北大附中。1966年“文革”开始后，整个社会面临着动荡，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遭受了天翻地覆式的心灵压迫，跌宕、起伏、波折，这种体验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
我18岁去黑龙江，在北大荒待了将近十年，一生中最好的青春时期。现在大家看知青回忆录，都知道当时是“文革”期间，国家民族都经历着严重的历史曲折。我去了著名的垦荒地燕窝岛，前面几年当农工，后来在边疆农村的小学校做民办教师，盖房子的土坯是自己脱的，苫屋顶的茅草是自己割的。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孩子，也慢慢感受到自己的成熟和孩子们的成长。“文革”之后，我们陆续离开边疆的时候，当地的老职工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还不知道要走出去。这样的一些过程，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自己受到波折和压抑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努力去做了在那种环境中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实对于那时的社会，特别是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对于那些没有见过铁路和火车的孩子，还是很有意义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一方面自己是“成长”过程直接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另一方面我也是孩子们成长经历的观察者和促进者。
我是1978年才考大学，那时候我已经28岁了。从北大荒回来到我考大学，中间空了一年，就是人们说的待业。我待业的那年，在172中也就是人大附中代课，接触过一些中学生。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又留在北大任教。作为老师，我的经历算比较完整，接触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孩子。就每一个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有不同的体验，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资质不一样，兴趣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所以这个体验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成长中的问题可能是共同的。
人生中有无尽的挣扎，挣扎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这种挣扎与我们的成长相生相随。成长就是不断地丰富自己，有痛苦，也有成功的愉快；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往前摸索，不断积累。所谓“长成”，比成长更复杂，它没有一个终点。长成是一个个节点构成的，是过程性的，“止于至善”，没有终止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另外，长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界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步你都会体悟到点滴式的长成。长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人格独立，心境通达；它会有外在的呈现方式，但是表现方式不可能千人一面。大家各有特点，比如周到、果决、开朗、沉稳，可能都是成熟的表现，也可以说都是逐渐“长成”的标志。我想强调，从成长到长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中肯定会伴随着一定的痛苦、磨砺。我们现在常说陶冶情操，“陶冶”是什么意思，“陶”是制陶，烧制塑造；“冶”是冶炼熔铸，哪个过程都不轻松。我们学业中切磋琢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哪个动作都不容易。但是这个过程中也都伴随着喜悦，和我们起步阶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是节点式的、探索的、推进的过程。
个人经历与选择
Q:您选择历史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吗？您对历史研究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且经常被提出来。我2006年出过一本书，今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这本书是写北宋的《祖宗之法》，我在书的后记里说：“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在学业上不曾使他满意，而且这样的感觉一直啮噬着我的心。”出版后我送给周围的老师，其中有一个上海师大的老师，她的先生是做实业的，他看了个头看了个尾，看完后，说“名人的女儿真不好当”。我很怕别人说我“家学渊源”，我怕这样连累了我父亲。其实我觉得我和父亲隔着一代人，因为我父亲44岁才有了我，我上大学又特别晚，那时他已经不教课，真正教我的是他的学生。解放以后，父亲的背景比较特别，他曾经是胡适校长不在编的秘书，也长期被批判为“白专”。我的同事刘浦江老师，写了我父亲的百年回顾。他说历史学者50岁到70岁学术创造能力最强，但是我父亲在那期间却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种情况跟那个时代有直接的关系。我父亲从来没有刻意培养我对于历史学科的兴趣。他可能是觉得学人文的与当时社会的导向联系太紧密。在我小的时候，印象中父亲和母亲希望我做医生，可以帮人助己。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是想做文学家，写小说，这大概跟当时语文老师的鼓励有关。下乡以后，我发现写小说需要有浪漫情感，而我并不擅长，于是就放弃了。
我对历史的选择不能说完全没有从小耳濡目染的因素，因为家里的藏书和周围的话题都和这一方向有关。但是这个愿望不是从小培养的。我们这一代人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命运似乎是被规定，而不是能选择的。我报考大学时，因为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只能选择文科。当时报了北大两个专业，中国史和中文系的语言专业，觉得这两个专业离时代、离政治比较远，后来抱着这样的想法又选择了古代史。1977级和78级学生来源比较特殊，班里有很多强者。后来上研究生的时候选研究方向，我选择了宋史，原因之一是当时关注宋代历史的人不多，不是热门，竞争者少。
硕士期间，我主要做制度史，做宋代文官的考核制度，写了硕士论文。90年代之后，受到“新史学”的推动，关注社会生活，所以又和台湾学者一起做过家族史的研究。大致与此同时，妇女史的话题渐渐兴起，于是又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开设课程、指导学生。历史问题不是隔绝的，表面看各是一个板块，或者说各成研究单元，其实是相互连通的，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对于官僚制度运作方式以及当时观念的影响，方方面面都是有内在关系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再回到制度史，转过头来观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走向“活”的制度史》，希望历史学研究能够突破一些界限，变得鲜活起来。
Q:我想问一下关于人生道路选择问题。因为我们毕业以后要有三年的工作经验，然后返回校园再来就读，我的那些同学毕业以后想选择的道路和我所想的有很大的差别。从历史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预判哪一个是正确的道路？
我觉得历史学的长处在于反思，学科的目标不在于预判，但反思可以说是预判的一种基础。我觉得，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选择还是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情感，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自己比较有激情，觉得比较有挑战感。这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很多时候真的很难说，比如说有的人选择这条路对他而言是最合适的，但是对于看上去差不多背景的另外一个人，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这里面有成长环境的关系，每个人都承载着不同的期待，也有来自家里的负担等等；另一方面，又有自己内心的兴趣。我觉得，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往往是有挣扎的，会有选择的痛苦。人生是由一些“节点”联结起来的。节点上的选择也就是路径的选择，每一天我们都会面临选择；但关系一生的关键选择可能只有几处，你的这一选择可能关系到你将来的若干年。当然这些选择也不是不能回头的，有些选择你当时觉得激情满满，但是过了两年之后你发现其实并不适合，可以再走回来。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失败，如果你能从这些经历中汲取到人生的阅历和经验，那么这种所谓的弯路也只是人生的一种螺旋上升而已，不必为这此而沮丧。
我们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选择的可能性。我在北大荒待了近十年，有很多的痛苦和不如意，当然坎坷与周折也让我增加了阅历。今天有机会选择，是历史的进步，选择要慎重，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在理想条件下，首先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但有的时候你也不得面对周围的环境，妥协中的坚持也是你完整人生中的一部分。
从成长走向长成，里面是有一份担当、一份责任感的。担当并不永远都是非常愉快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很沉重的。但是只要你敢于担当这份责任，将来你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经常感觉到一种挣扎，一种矛盾，一种纠结，但是我知道，正是这种矛盾和纠结，使我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Q:王安石的变法最后没有能完成他最初的想法，他也做出了妥协，我觉得挺悲哀的。我从小也是被家长安排，上大学也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妥协。我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其实，北大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环境和条件，今天的学习经历也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你要知道，你的经历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想去选择。
换个角度说，很多时候理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有调整，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就算在一个时期里面，你的理想和愿望不能实现，那么你也可以将它们记在心里，寻求机会争取实现。比如说你在法学院读书，假如你想学经济，你可以往经济法方面走，你可以去做法官、律师、研究者，可以寻求“板块”的交汇处。有时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现实发现自己的优势。你上过法学院，就跟你没上法学院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学习的内容会构成实在的积累和优势，这些优势会成为日后选择的出发点，有助于提升将来选择的高度。
即便像王安石这样意志力强韧的人，他的理想也没能实现。但他朝向一个目标持续努力，不能说无所推进。他希望能“变风俗，立法度”，这是高远的目标；还有一些具体做法，比如说解决农民的疾苦，怎么让农民乐于务农，等等实际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法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功。退休之后，他会读书，抄录佛经，会和苏轼这样的人谈天说地，讨论诗词。王安石是一个眼界高远的人，而高远是有层次的。一方面是有一个终极的理念，另一方面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他的一些阶段性的目标部分实现了，这也是他的追求和精神的寄托。所以，我想我们要从更积极的一方面去看，现在打下的基础让你变得成熟。下面就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往前走，今天会为将来提供一个阶梯式的平台。
史学研究与人文推广
Q:现今，很少见到学者出版一些通史类的著作，研究的领域大都是一些在外人看来很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史料也都是一定的，形成一种新观点、新角度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在那个时候出现新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师，那么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素质呢？ 还有就是对于中国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海外和在国内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首先，历史研究肯定是没有穷尽的。我觉得历史的研究有不同的关怀、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有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问题确实是研究者众多，可是仍然会有一些重要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另外一些研究不是仅限制在具体人物、具体事件，可能是对于历史脉络、历史观的研究；我们怎样看待特定的问题，应该以什么样的范式去研究。即便对某一具体事件，研究路径也会不同。以甲午海战为例，这一事件其实没有持续多少天，但是对这个事件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若干年，到现在也还没有画上最终的句号，还是会继续研究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具体的问题，也还是会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会有不同的、新的研究出来。
另外一点，我觉得历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反思。历史学是一个特殊的学科——当然所有的学科都是特别的，都有它自己的特质。历史学的特质我觉得就在于它长于反思。反思什么呢？它反思某些事件、某些人物乃至一个民族、—个国家的发展路径，让我们从中有所体悟。如果历史学走不到这—步，仅仅停留在个別人、个别事件身上，那么历史学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人物与事件的考订、叙述和评价不是没有意义，但是“意义”不能止步于此。国家、民族的发展路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眼光，需要智慧。回应现实，展望未来，我们要认识时代的纵深，不能满足于扁平表浅。我们不能什么都靠回头去看；可是观察走过的路，相对来说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一点。过去的弯路不要总是重复，过去有许多悲剧不要一次次重演，至少我们要学得聪明起来。而怎样才能做到“聪明”起来，是要靠严肃反思的。
过去我们常讲比较宏大的规律，比如说百川归海，河流总是要流向大海的。但是归向大海的路径明显是不尽相同的。在人类历史上，这个路径往往是可选择的。比如说，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前二十五年，有范仲淹主持的变法，庆历新政。这两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差不多，观察到的问题也差不多，但是 他们的改革方针和切入路径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也是，要问我们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大家看到的基本差不多；但是要怎么解决，想法会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历史学所能提供的智慧不是那种一对一的锦囊妙计，不是直截了当的答案；它提供的是一种冷静分析的能力、一种洞察的睿智，一种少走弯路至少是不重复过去弯路的能力。历史的反思让我们个人，让我们的国家、民族变得更为成熟。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历史学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
我们要把历史的视野放开。刚才你说到用来研究的历史材料都用得差不多了，其实现在新的材料也还不断出来；至于大家熟知的那些“老”材料，在有了新观点之后也可能又成了新材料。好多材料我们都是读过好多遍的，但是我们过去没那个探寻意识，相关材料就没被“激活”。现在脑子里有了一个问题的刺激，有了这样一种意识，回过头去看，这个材料才活了，才凸显出它本来的内在的含义。现在考古、古文字学、民族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为历史学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你们这一代人的语言能力比我们那一代强，驾驭各种民族语言、把握域外材料、解读各类文本的能力也就比较强了，很多过去利用不了的材料现在变成可利用的材料了。所以说这一过程是没有穷尽的。
另外，说到国内的训练和国外的训练，我觉得各有所长。我们和海外学术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各个学科发育的时代、学科的背景都很不同，有一些传统的优势学科，也有一些相对弱势的学科。现在我的学生凡是要学社会史的、学女性史的、学民间宗教的，我都鼓励她们出国去读博士，因为这些学科在国内相对来说没有形成完整的训练体系。但是如果你是要做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是官僚制度史，我们是有一定优势的。
总之，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因人而异，要根据你自己的兴趣、根据学科的相对优势来做选择。我个人觉得，哪怕你是国内优势学科培养起来的博士，也应该找机会出去，从整体思路和研究格局上可以开阔视野。建设一个交流的平台，养成一种交流的习惯、对话的习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新的探索，新的议题，都是从对话开始的。对话会激活许多思想。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别人在做些什么。如果做的是类似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异质的训练方式为我们彼此带来了什么。从这样的意义来讲，有一段“走出去”的经历应该说是有帮助的。尽管我们国内的训练也有长处，但整体上看他们的学科分布比较完备，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综合训练比较全面，批判思维比较充分，循序渐进的培养方式、各个阶段不同的规范和标准，这些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
Q: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一直都有去受史学训练的这种想法，所以我博士的阶段是想要读历史的，而且我就是想去海外读历史，想去海外读古代史，我在本科、硕士阶段都读中文，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到博士阶段已经缺失了前面的那些训练， 直接从博士开始读历史会不会太晚了？
我上学期在哈佛教授的课程，其实是一个纯历史的制度史课程，但来上课的有学法律的、学宗教的和学文学的，而且学文学的最多。我觉得学习没有所谓的太晚，至少不是一个大问题。重要的是你要善于把握自己的方向，你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劣势在什么地方。国外的选课是相当灵活的，专业方向也不像我们这么严格。比如说在美国，很多跟中国古代研究有关的都在东亚系，文学、史学都在。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这个指导小组里会有做史学的、做文学的老师，可能还有做经济学或是政治学的教授。这样一个学生得到的指导就不是来自单一学科，正因为这样，学科背景问题不是那么突出。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融通的，而且融通也是受到鼓励的。你要把握住你自己的方向，要知道史学的训练和其他学科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各个学科都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是这种不一样是互补式的，不是隔绝式的。要知道彼此之间的优势在什么地方，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我想不至于有让你特别痛苦的障碍。
Q:您觉得如何扩大人文学科的影响力，让研究成果被更多人读、被更多人了解？
我们现在会说到人文学者需要有什么样的关怀和素质，其实最重要的是有人文情怀、天下情怀。
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显著的不同在于，我们是从小就受到人文的滋养和感染的。可能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你讲故事，更大一点，你自己读书，人文的滋养无所不在，不纯粹由一个学科推动。就人文学者来说，大家都有一种情怀，不论在任何时期----安定的还是动荡的时期，都关切国家民族命运，古往今来，都会有人为此而致力于研究。以朱熹为例，我们过去批判理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束之高阁，不联系当时的实际生活，其实当时朱熹和他的追随者们非常关心时政，也做了不少“小学”读物，把理念渗透到启蒙教材当中。我们现在说到的《三字经》，就是当年孩子的启蒙教材——当然它里面所有的内容是否都适用于启蒙，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至少当时他们在努力把自己的理念变成一些朗朗上口的、孩子容易接受的内容。
我们人文学者要有严肃的研究与著作，有课堂里严肃的讲授，这是学术圈里具有核心意义的工作；与此同时，面向大众的宣传普及也是有必要推进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真正的学者来参与这样的工作，包括一些严肃活泼的电视节目。可以先从纪录片开始，现在电视纪录片受众很多，传播很多的人文知识。另外现在有越来越多其它的传播方式，像网络、微信平台。我觉得人文学者应该了解大众的追求，引导大众的趋势。让纯学术的东西走出象牙塔，使之成为能够分享的东西，成为活在大众之中的“精华”。
古往今来的女性
Q:现在的学术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哲学，社科还是人文，女性学者的比例都比男性少很多。女性和男性的思维方式确实是不同的，并且现在我们面临着比您当时更多的选择，做学术的概率更小。在您看来，现代女性学术研究的困难有哪些？
女性做学术确实很不容易。像我自己参加各种委员会或评审工作，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屋子里二三十位老师只有我一个女性，其他都是男老师。女性做学术的困难来自很多方面。一个当然是社会的整体环境对女性来说不是太公平；另外还有生理上的，女性完整的一生应该有孩子，她们还需要带孩子，这是母亲应该担当的责任，这些肯定会影响投入学术的精力和时间。另外，从社会性别的研究角度来看，性别并不纯粹是生理性的，社会性的一面是塑造出来的，比方从小就有人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应该怎么样，女孩们就按照这种期待去成长，往往是学习成绩好，但除了学习以外，对周边事物的兴趣和追求的动力，也许就没有那么强。原本男女素质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渐渐地一些被引导了，一些被消磨了。
个人的问题不是单纯个人的，女性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女性的。女性的独立性问题，要在大的框架下认识。马克思认为女性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所谓“独立”，主要是拥有自由的精神和事业上自我选择的机会。如果选择走学术道路，女生要有自觉，知道长处与弱点何在，真正发挥自己的长处。弱点不是绝对的，每个人都要发掘潜力，而潜力就要从有差距的地方发掘，意识到差距就孕育着潜力的可能性。女性在学术中不一定是弱势的，女性有女性的长处。比如说，女学生或女学者，一般来说处理问题比较细致，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细节；而学术上呢，很多东西都是要从细节开始的，关注细节、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重要。有些学术成果的高下之分就在于细节打造得怎么样。女性相对敏感，处理问题比较有分寸，学术追求上有韧性，这都是女性通常的长处。女性在学术领域里要有更为清醒的认识，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不一定女性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拘谨、小气的，有很多女性学者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大气的，是有开阔格局的。你要意识到自己该往什么方向走，应该有一些楷模，或者是心中追求的高水准的范式，把这些都丰富到你个人的知识库、能力库里面，变成你个人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到了这个境界，也就不分男女了，也就无所谓男性强还是女性强。
2011年我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见过一位女性的研究中心主任。她跟我说现在研究人员中女性已经越来越多了。她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她觉得可能是一种性别偏移。她认为女性活动的余地小，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定的工作。而男性呢，好像不太受到家庭的牵累，所以想干什么都可以，有一些男性就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待在一个研究机构里。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我想，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样的情况也从一个角度证明，女性在学术领域里不见得总是弱势的。你要意识到可能的问题会来自什么方面，对这些挑战要有自己应对的方式，这应该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
独立与自由的光辉
Q:您介绍说您父亲和胡适先生颇有渊源，那么在您心中胡适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者您可以分享几个有关于胡适先生的故事吗？
我跟胡适先生从来没见过面，他1948年离开北大时我还没有出生。那时候北大还在沙滩红楼，教师的宿舍都分布在周围不太远的地方。大家现在去查北京的地图，有一个叫东厂胡同的地方。东厂是什么？东厂就是明代的特务机构。那个胡同的位置在现在的中国美术馆的正南方。东厂胡同1号是胡适先生住的地方。包括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张政烺先生、我父亲他们都住在那里。那时候，胡适先生住在一个类似于四合院的小院子里，我们一家住在南墙那一排。胡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只是从各种回忆录里面知道的。我姐姐她们和胡适先生是直接接触过的，我大姐还帮他抄过稿子。
胡适是一个追求自由主义的学者，或者说是思想家。他的学术成就十分丰富，同学们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我觉得他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他从政治立场上来讲肯定是同情国民党，而不赞成共产党。但是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来学校里抓进步学生，胡先生会尽力阻拦国民党的军警，不让他们进学校。他出于北大校长的责任，对学生的保护，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在这个时候做这种选择，并没有任何犹豫。
我也曾听我父亲说，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叫毛子水 (毛准），有一次我父亲陪着胡先生从校长办公室出来，路过图书馆，看见一群学生围着毛子水，情绪很激动。胡先生就过去看，问出了什么事，原来是学生要订阅《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解放区出版的，是共产党的报纸，所以图书馆没有订。学生因为这件事非常愤怒地围着馆长在抗议。胡先生就说：“他们要订，就给他们订吧。”毛子水当时就说：“我是图书馆长还是你是图书馆长？”于是胡先生就沉默了。从这种大大小小的点滴事件，能感觉到他的自由主义理念贯穿于任何一个具体抉择，任何一次“第一反应”里。实际上，很多时候第一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它正是出于长期积累的直接态度。第一反应尽管并非深思熟虑，却往往能反映出最深处的内心抉择。
Q:我想问，在北大发展的过程中，北大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和其他学校有什么不同？
前两天，看见任彦申老师的文章，他说他在北大（做党委书记）的时候，一位中央领导跟他说，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不能没有，也不能太多。我不知道这位“老领导”是谁，但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意思。北大在学术上很有地位，但最重要的是她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地位是很特别的。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本身很坎坷，而北大差不多是同时期诞生的，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成立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觉得北大的特质之一是追求独立精神，追求真理，不人云亦云、不追逐潮流。这也是真正的大学应有的精神特质。哈佛大学的校徽就体现着一种与“真理”同在的精神。这样的一种目标是要去追求的，而且是若干代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师生的不懈追求。
独立精神作为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一个大学需要有效率，需要有发展，这些都是能够让大学成长起来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追求效率和发展的同时，国家民族的根本命运需要有社会脊梁来承担。这些精神渗透在北大师生的课内外活动和言谈举止中，延续民族血脉，培育青年人才。这种追求和坚持是值得的，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
说到今天的北大，肯定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只要北大的人文精神还在，北大就是有希望的，独树一帜的，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要共同维护一方人文圣土、学术净土，任重而道远。
（本文原载于叶静漪主编：《北大教授茶座》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