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研究走过了百年历程,成果丰厚,但相关研究延续至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碎片化、问题意识不够等,而且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论问题似乎也有待进一步厘清。如何摆脱当下思想史研究的窘境,为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史撰述体系提供助力,是亟待思考的问题。以下就思想史研究的概念、遗产与方法谈几点粗浅认识,希望能有所裨益。

一、概念认知:思想史的多重面相

何谓思想史?学者表述不一。胡适以为哲学史即思想史,蔡尚思认为思想史就是社会科学史,吕振羽则认定思想史在本质上为社会思想史。国外学者的认知差别也很大,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约翰·罗伯逊则以为思想史关注的是思想家的主体行为。总之,各家对思想史对象和范围的认定一直以来都存在歧异,而这也引发了一些人对思想史研究现状的不满。然而既谓之“思想”,恐怕很难摆脱人们对作为思维产物的“思想”之一般意义的想象,而且任何拔高思想所限定的思维层次的行为,都会将相应的社会主体排斥在“思想”之外。换言之,如果不仅仅是将思想视作精英或少数人的思维产物,那么思想史的描述对象恐怕就只能从较大的范围去定义。如此看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思想史内涵的认定仍然是较为明智的,即思想史本质上是社会思想史。

思想史的内涵具有多重面相,学者围绕思想史概念的争论往往只是关涉思想史某一层面的内容。而观察视角不同,思想史的内涵也会有所变化。

主体与载体。思想史的主体因划分标准而异,而其载体也与之紧密勾连。譬如,就阶级而言,有统治者、被统治者的思想,也有地主、农民、市民、工人、资产者等不同阶级的思想。就阶层而言,有精英、平民的思想,也有帝王、官僚、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不同阶层的思想。由于思想史主体及其话语能力、表达形式等的不同,思想史的载体(即史料)也散布在不同形式的文化遗存中,需要我们以不同的眼光去挖掘。

类别与层次。思想史可依据学科内容划分类别。张岂之言:“思想史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等各个领域。”(《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类似的还有军事、宗教、文艺、教育、生态等方面的思想史。思想也有不同的层次,有成体系的理论,有专门性的主张,有时甚至只是一句话或一个口号。

脉络、流别与主张。思想的流变在个人、群体、社会中以思想家、学派、社会思潮(理念)等形式出现,它们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思想主体间的个性与共性、思想演进中的继承与断裂、思想内容上的旧话与新知是辩证统一的,思想史研究离不开对其间关系的思考。

事实、文本与再现。在思想史中,作者的原意、文本的世界、读者的想象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充满张力的三角关系,思想在三者间的传导很难保持原貌,读者这一环尤其如此。欲最大程度地复原思想史之事实,就必须尽力观察与理解作者乃至读者的生活世界,保证文本世界的真实与全面。

以上都是思想史研究中需要处理的对象和关系,很多人往往将思想史的概念系于其中一端,这样便容易造成思想史概念理解之偏颇。而抓住思想史的多重面相,也能促进我们对思想史内容和资料的把握。论者可能会担忧思想史研究对象变模糊,但只要思想家、学派、社会思潮这些思想史的主体内容仍在,思想史研究就存在“压舱石”,至于各种专门思想史则可看作是跨学科研究的体现,何况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很多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这是学科分化带来的必然结果。

二、遗产总结:恢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版图

中国思想史研究有许多珍贵遗产值得认真总结,为此首先要系统梳理其学术进程。重新审视今人所描摹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版图,我们会发现对其中许多问题的认知尚不明晰,而这无疑会限制思想史研究的再出发。大体而言,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人物、著述、对象(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学派、思潮)、理论、方法、模式、语言、发展进程、研究环境、经验教训等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早期状况为例,我们对其阶段性特征的认知就有待更新。今人梳理的思想史研究谱系大多认为,早期中国思想史研究仅限于哲学史。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虽然就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侯外庐等思想史家的著作来说,确实存在将哲学史作为思想史主要叙述对象的情况,不过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中国古代宗教、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等领域的思想史研究就已展开,如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就是其中代表。而且即使是一些以哲学史为主要叙述对象的著述,书中所论也不纯粹是哲学问题,如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就注重政治论、社会论、历史论的分析。

其次,就思想史研究者言,学者关注的大多是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这样的大家,但对学术声名稍逊的人物的研究就显得不够了,譬如对蔡尚思、范寿康、郭湛波、李石岑、李仲融、赵纪彬、杜国庠、杨荣国、嵇文甫、谭丕模、杨东莼等的研究就薄弱很多(虽然近年来也有起色),至于上文提及的王治心、杨鸿烈、唐庆增等人的研究则更是尚未起步。还有一些受政治原因影响的学者,如陶希圣、李季、叶青、陈伯达等,在当时的思想史研究中也都颇有影响,无论其思想进步与否,在今天都应有所整理和评述。尤其是像蔡尚思、范寿康、郭湛波、李石岑等学者,用唯物史观治学的同时,还发展了独特的学术风格,总结其学术特色或许能够为今天相关研究带来启示。

再次,就思想史撰述模式而言,学界对思想史研究经典模式的内涵与价值的探讨很多,但对其形成演变的背景与过程的关注则不够。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是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基础,思想史研究本身也是如此。如侯外庐学派的中国思想通史撰述模式,无疑是公认的经典,但对其形成过程的认识则显得模糊。而事实上,所谓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早在20世纪30年代谭丕模、吕振羽等人的思想史研究中就已作出尝试,哲学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主线在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中也已存在。

以上只是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早期阶段及其代表人物、研究模式等角度,探讨思想史研究遗产总结的问题,而如果从研究著述、对象、理论、方法、经验教训等角度切入,或者进一步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史研究进程,则我们仍然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三、方法论省思:穷源返本与中观建构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成就往往有相应的方法论支撑,胡适、冯友兰、侯外庐、刘泽华、葛兆光等的思想史研究皆是如此,方法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今方法论日趋多元。有学者云,中国思想史研究存在有效范式贫困和缺乏方法论自觉的问题。其实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没有方法论,只不过现在正处于方法论的新旧交替期,而穷源返本和中观建构应是可行之路。

穷源返本,即穷社会史之“源”,返思想史之“本”。从社会史角度审视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往思想史研究诸多成果的取得端赖于此,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虽然当今世界史坛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兴盛一时,但归根结底是一场认识论的狂欢,是分析哲学在史学领域的回响,而回避本体论研究的史学终究难以行远。中国学界坚持社会史的观察视角,反映出对本体论的关心,其实是一大优点。只不过,囿于历史理论研究进展的制约,使得这种对本体论的执着,有时也难免化为思想史研究之束缚。对此,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应当在社会史这个“源头”上尽一番挖掘的功夫,同时注意吸收海内外有关唯物史观、中国历史理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作为研究的参考。而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那如何返思想史之“本”?除了从简牍、图像、碑刻等方面挖掘新史料以补充新知外,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思想的“初心”还给作者,尤其是与社会史相结合时要力避还原论或化约论倾向,要充分估计社会和思想的距离,并从思想家的生活着手拉近这段距离,而不能生硬地为思想家贴标签。在穷源返本上,侯外庐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努力仍值得效仿,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注意史料的甄别去取,还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典为基础摸索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解释路径,并以此说明中国思想史,更在于他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断思想家的思想,极大地减少了思想家脸谱化之观感。

中观建构的必要性则在于,它是思想史的宏观建构囿于本体论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难度的情况下的一种现实选择。中观建构不是个别人物、著作、事件、概念之考实、微观性的研究,而是要在这类研究基础上,从思想史之流中提炼具有普遍共性或者局部共性的思想文化现象。其路径有,发掘思想史上某些少人注意的隐性传统,如侯外庐对明清启蒙思想的挖掘等;提炼思想史的内在特质或主线,如李泽厚的乐感文化说、刘泽华的王权主义学说等;恢复思想史某些被遮蔽的断面,如卡尔·贝克尔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非理性一面的揭示,剑桥学派对以霍布斯为代表的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的世俗性的剖析等。此外,通过地域性研究、命题性研究、思潮性研究提炼相关概念的方法也值得探索。

概言之,中国思想史研究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加强对历史理论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并抓住思想史的特性,从中提炼出中观层面的概念、范畴或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