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阅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交流的活动，如同看小说、听歌曲一样，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当下的心情都不无相关。当然，在我看来，它更是一项有益于提高自己观察社会与思考人生的智力锻炼。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历史可以助你在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成长过程里多一份经验。学过历史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老气横秋，像出土古董死气沉沉似的。不，不应该如此。他们理应有一种比较豁达的胸怀——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人都交往过，有一种洒脱和冷峻的人生阅历。
2005年，王家范先生与邓伟志先生、赵修义先生、袁恩桢先生、余源培先生、丁凤麟先生参加《探索与争鸣》編輯部在浙江衢州组织的笔会活动，巧的是六位先生都属虎，均为1938年生人。学问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若要破除对学问的神秘，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历史是什么？历史由三个要素构成：时、地、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特定的人群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现在发生的叫“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例如2003年情人节前，上海某大学饭厅前张贴出一张海报，匿名女生诚情征邀男生，在寝室陪伴度过情人节之夜，以一人为限。新闻传出，远近轰动，每个人都不怀疑自己拥有评论权，褒贬不一。设想百年之后，有一位社会史的研究生发现了这些材料，以此为中心，写出一篇研究转型期中国女性社会心理变迁的论文，这就变成历史社会学或者历史心理学范畴的专门学问了。有些事情，距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看得清，因为“当局者迷”，“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历史学家常常自以为得意的地方。但如若那位研究者漏看了一条网上信息，即事后有人揭发，此海报作者实非女生，乃男生玩笑之作；如果这条揭发真相的史料是确凿的，却又因某种原因毁灭了，不存于世了，那篇论文资料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这就是“后现代”史学要说的——别相信史料记载、史家评论的绝对真实性。
研究历史，两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过去与现在有关“人”与“社会”互动的经验性材料，掌握检索和辨伪史料的技术；二是思想，有自己的体验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前者是苦功，是技巧，有一个逐渐熟练的过程；后者是灵性，是思想，需要许多相关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发表意见的能力。所以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要地毯式地一寸一寸搜寻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以历史学为职业，其实是很苦的，有少数“志愿者”参与就可以了；但人人都应该学一点历史。因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重要的是人发明了语言文字，使集体性的记忆得以长久保存，人也就借此得以超越时间、空间和个体生存的局限，有可能把握更多的集体性记忆，从而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经验。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有限，经历有限，若能从长久积累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经验，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长度提高许多倍，多活了几百岁乃至几千岁，从经历上说你有可能“千岁、万岁”。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谈自由。从历史上看，这可是两个特大字眼，真不好轻易评说。记得德国的克尔凯戈尔说过，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每个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独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失败多于成功的经验史，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从这些苦涩多于欢乐、艰难多于顺畅的历史经历中得到许多启示，知道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民主与自由，若不建立在一种合适的关系准则（或曰游戏规则）之上，且不说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教训倒是不少。
我是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起步的。今年是甲申年，距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甲子。360年前，1644年，即是明王朝被农民战争灭亡之年。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极其丰富，野史笔记多的是，这在古代很难得。史料看得越多、越细，感触越强烈。一是感慨大明官场，人才济济，济济变成挤挤，搞窝里斗倒是登峰造极，包括知识分子。但在不起眼的小地方，穷乡僻壤、山坳荒漠，藏龙卧虎有的是，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就获得了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说李自成、张献忠，一个驿站马夫，一个为地主打工，原先谁会把他们当人才看？可1628~1644年间，他们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要意志有意志，17年里屡败屡战；要智慧有智慧，野战、阵地战都胜过官军。两人稍有不同的是，张献忠残暴些，李自成厚重些。若没有东北满族的横插一杠，李自成完全有可能建立新朝，成为第二个朱洪武似的开国皇帝。若做了皇帝，他过去是当马夫还是当小和尚都不敢提了，天才的帽子不戴，别人也会哄然给你戴上，古书上叫做“解民倒悬”、“天纵英明”，十分的伟大。
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不是没有道理。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的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球”、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
感慨之二，到了非正常状态，人心会变得叵测不定，控制不住。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最强的国家。长城、运河不说，周秦、汉唐、两宋、元明的宫殿、王府、豪宅、园林，建筑瑰宝不胜枚举，如果都保留到今天可以为旅游业赚回大把大把的外汇，可地面上存留下来的却少得可怜。去过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国人，就感觉得到，中国地面上的文物与其悠久的文明极不相称。每一次战争动乱，一个王朝的许多宏伟建筑往往被付之一炬。
我曾经为此疑惑不解。打进京城的农民痛恨皇帝、大官、阔佬，看了这些用农民血汗钱堆起来的豪华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非烧了不可？后来读了心理学的书，才有些开窍。埋下的怨恨越深，积蓄的不满越多，它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农民由盼望皇恩浩荡的热望，到对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灾难丛生、濒临死亡的绝望，这一不断上升的长过程中，如若没有许多渠道获得缓慢的释放，积蓄起来的能量大到极点，非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宣泄。李自成在攻陷洛阳时，曾用“点天灯”的方式处死福王，既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向敌对者的示威。但什么样的行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声光并作，全场骚动，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个人行动往往多理性的计算，至少恐惧的本能也能起约束的作用。到了群体骚动的场合，集体的非理性就会战胜平日里的胆怯，情绪冲动会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极度强化，个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消失。这就是民众运动多容易演化为暴动、暴乱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俗话说：“可以共患难，但难于同富贵”。农民军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困难时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在大顺军中执行得很成功，这就是李自成高于打家劫舍式盗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战役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筹建统一政权。也就在那时，裂缝出现了。首先，农民联军内部开始重演《水浒》里的“火併王伦”。李自成先后借故杀了“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閵养成、“曹操”罗汝才和“小袁营”袁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一位河南的知识分子（郑廉）就评论：“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一山不容两虎”，这叫“专制心”，即使是曾经仇恨帝王将相、仇恨被别人压迫的普通农民，到了那个份上，成者为王，他心理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回到这个死结上来，这就是数千年社会体制积累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不容易摆脱。
原来义军内部，头领称“掌家”的、“管队”的，由大家推举，不时以兄弟相称，都是“哥儿们”，相互之间只有职务差别，没有大的收入落差，关系比较融洽。现在，义军士兵不能不对将领和降官们刮目相看了。大将军刘宗敏府前高悬大红灯笼，人称刘国公，门卫森严；官员、将领俱以九品分等，服装、帽子都有严格区别，尊卑分明。旧礼制的恢复，在新官与士兵百姓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河南文人郑廉，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那朋友被抓在农民军军营里，有一个年轻小头目负责严密看守，防止他逃跑。一天，他对那位小头目说：“你又不是天性想作盗贼，何苦来？即使老贼头做了皇帝，也封不到你。”小头目听后号啕大哭，把他放了，自己也跑回了老家。
进京后，李自成招降一批明朝中低级官员，授以新朝官职。有一个士兵问某明官：“选你做什么？”那人回答：“兵部主事（国防部科长级官员）”，士兵一脸无奈地说：“也好，也好。只是不要再像前朝那样死要钱。我新朝立法森严，贪官污吏是要杀头的。”这还算是有点骨气的。更差的例子也有。无锡人赵士锦在明朝只是工部的小科长，绝食三天，拒不“从逆”。看管他的一些头目纷纷相劝，说：“老爷，你何必受苦呢，饿坏了身子，可是大事。我们家的官好做得很，与明朝一样。如果老爷能转升到我们家里做大官了，可千万别看不起我们。我们还求你老爷多照顾着些呢！”
大顺军17年里屡败屡战，百战不殆，靠的是共同摆脱困境、走出生死峡谷的巨大凝聚力。然而，胜利只能改变少数人的境况，而多数人仍是希望渺茫。经过进京城短短的39天，在与清军的山海关战役中，农民军一败涂地，判若两支部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心涣散，导致军纪失控，在去山海关之前，已经非常严重。眼看封王封侯的，接受闯王赏赐，一箩筐一箩筐金银珠宝抬进抬出，一般义军士兵、军官怎能不感慨万千？前面说到那位号啕大哭的小头目算是觉悟早的，稍晚的正挨到抄没明朝宗戚官僚家产的风潮，纷纷“顺手牵羊”。据当时在京城的一些亲历见闻者的记载，说义军士兵到酒店喝酒，随手给的都是金银首饰或珍珠，出手特别大方。有一位秀才，被一群士兵抓了就走，此人吓得面色发白，以为大祸临头。谁知到了军营，士兵们口口声声称他为“大官人”，特别客气，原来是要他为山西、陕西的家人代写书信。言语间不时流露出对闯王的诸多怨言、牢骚，思乡气氛浓烈。他们每人都把身边的金银首饰折断了装在布袋里，托便人连信捎回老家。事情办完，那秀才也得了不少金银珠宝，兴冲冲地揣着高额“劳务费”，向夫人报平安去了。因此，当义军退出北京，往山西、河南、陕西撤退的路途上，逃跑的越来越多，失败的态势已经不可挽回。
这是最后失败了的，成功了又如何？朱元璋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朱元璋发布的圣旨许多是用白话写的，通俗易懂。他也说农民终年辛苦，如何如何，讲得有板有眼，好像不忘旧日情景，可一涉及到赋税皇粮，口气就变了，说这是每个老百姓（子民）必须尽的义务，谁不认真完纳，就对谁不客气。为了杜绝隐漏田赋劳役，他把军队放到地方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实地调查人口田地，声称凡作弊者格杀勿论。这比起那些养在深宫里的皇帝要厉害百倍。
我读明清的材料多起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到不改革旧制度本身，走马灯式的换人，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把一批人打倒，拥戴另一批人上台，对此不应抱有很大的热情。所以当我读到小说家洪峰说的“天大极了，人小极了”（《极地之侧》），立即把它联想为旧制度、旧意识就像“天”，在它的盖罩之下，个人的行为很难超脱，创造的空间很小很小。
我真正从事史学研究，起步很晚，大约40岁前后。我从迷雾中清醒过来，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如若不能走出千年历史的阴影，跳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真的已经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从那时起，我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而言之：一是意识到史学必须有批判的意识，二是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研究，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小问题，想要回答的是千年的辉煌，何以会变成百年的沉沦？或者说是：“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中世纪？”
头10年，我近乎疯狂地读西方的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乃至科学哲学，什么老三论、新三论。不懂外文，看中译本，翻译得差极的，像《世界经济通史》，近乎看天书。总之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硬着头皮读。头脑里，尽是韦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谬尔森、诺斯福柯还敢看，就是尼采不敢问津，怕自己入迷了，得神经病。没有什么人在逼着我，甚至我的老师还批评我离经叛道，有压力。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曾经比我们落后的西欧、历史短得可怜的美国，在近几百年里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60年前的林则徐都看到了这一点，20世纪差距拉得就更大了。单纯从中国看中国，就像身处庐山之中，必须与西方历史相比较，才有可能看出中国缺什么，中国弱在什么地方，别人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当然，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例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启示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对社会、对历史更是如此。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也必须不断质疑，不断吐故纳新。
中国的文化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见长的国家，文化也具有农业社会特有的平和、含蓄、持重和沉稳的风情。我们对四季变化的感觉非常敏锐，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季、十二个节、十二个气，每一种微小的气象、物候的变化，预示着什么；日月风云的变幻，会对农作物产生何种影响，农谚很多，微观方面“变”的学问深奥。但是放在宏观方面，却总相信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循环论占了上风—所有的变化都是在一个圆的平面上展开，阴变阳，阳变阴，冬去春来，否极则泰来，这就是《周易》里的那个八卦。以这样的世界观看社会、看历史，我们的心态是平和的，顺的时候，想到可能会衰；衰的时候，相信离开转盛不远了。
西方的史观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但进到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他们把研究的重心从“英雄”转移到经济发展、社会规则的考察上来（经济学、社会学兴起）；把“人”的研究从精英转移到大众对精英的制约上来（政治学兴起）——发展的理论、制度分析的理论帮助史学家完成了从旧史学向新史家的变革。因此，中国的新史学必须从西方的社会理论中汲取资源，借鉴别人的经验。近几年来，西潮又一次东来，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概念、新话语层出不穷，转换之快，目不暇接。现代性还在无休止地争论，后现代已经登场。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这种变化。一种新的概念，新的话语，往往代表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新的观察视角。例如，现代社会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就是对那种以什么什么为纲——片面决定论的反拨。它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反对文化决定论。决定一种社会状态的，是许多方面、许多力量的总合。这种总合的效果，许多时候更取决于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和相互作用，例如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一个建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以有效的制约机制实现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不是分化好，还是整合好，或者是分权好，还是集权好的问题。假若不解决民“管”官的问题，亦即民意对政府的制约，没有更多独立的民意机构去监督政府，大集权、小集权的弊病还是半斤八两。
弗兰克、彭慕兰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新话语，与之相联的还有“后殖民主义”等等。虽然他们还不能说是正宗的“后现代主义”，但有一点“后现代”的味道——其中有一条，就是反驳“现代化理论”的。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理论”是欧洲成功之后的总结，而不是欧洲历史的真实，是想借以炫耀自己唯一正确，并向全球扩张的理论。历史并不能证明非有这些条件，才能发展到“现代”。它的出现或者成功，取决于许多偶然的因素。即使在西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走向现代的道路。他们两人也都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看法。
这对我震撼特别大。我们民族主义的那根神经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外人说我们的坏话，就想到挥动拳头；说好话就感到舒心——但假若忘记了我们历史上还有许多阴暗面，还有许多弱点，把好话当补药，那就容易变成虚荣，而非自信。因此，对于西方的新话语，我们应该有所鉴别和选择，它的基点应该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历史体验为准，立足于对自己的发展有利。
19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估计学界还会有激烈的争论；也有人提出“中心说”本身就有问题。不管怎样，弗、彭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对中国史而言，还是有新的启发。例如马克斯·韦伯把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前面加了一个“理性”的前缀词。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这些东西古已有之，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讲究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具体而言，即价值法则），亦即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市场规则，实现投入与产出的理性化。“理性”，有的翻译为“合理性”，似乎就成了“现代”的一个标识。细想，中国传统社会，政府行为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政治至上，讲政治账本，不算经济账，证明韦伯说得非常对。但由此能说中国人生活里、头脑里就没有经济理性？人的第一本能就是生存。为了生活，谁不想赚更多的钱，谁不在收支方面斤斤计较？最近一位宁波人告诉我，宁波人为什么善于经商，只要拿生活中两句俗话就可以说明。一句是“亲兄弟明算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核算成本原则。一句是“碗对碗、篮还篮”，邻居送我一碗菜，就要还一碗菜；亲戚上门送一篮礼物，回去也得奉还一篮礼物，这是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
明清时代江南经济的发展，确实有非常闪亮的一面。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粮食种植的精耕细作水平以及单位面积产量之高，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在苏州、松江府，发展出植棉和家庭棉织业；在嘉兴、湖州，发展出蚕桑和家庭丝织业。17~18世纪，欧洲人用白银从中国进口棉花、棉布和生丝、丝绸，估算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国。江南农民很能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不单纯靠粮食生产，发展出商品性的家庭手工业，人人织布，家家缫丝，收入自然比其它地区高。城镇在这样的基础上显现出市场的繁荣，不要说苏州、杭州了，像盛泽、南浔这样的大镇，简直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丝绸市场中心；而松江的朱泾、枫泾镇也曾经是全国棉布市场的中心——它们通过广东、福建的海商（包括走私商，即海盗），又与中西国际贸易连续在一起。怪不得弗、彭要说那时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在中国的江南。这一点，使我更加深信，中国人并不缺乏经济头脑，也有自己的经济理性；中国人发展经济的素质和能力不低于世界哪个国家，否则数千年的辉煌就不可理解了。因此，近代落后的原因，不是经济发展本身有什么先天性的阻碍，主要原因还在别的方面。
但弗、彭夸大了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的毛病是出在对中国国情缺乏真切的了解，这不能苛求——因他们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用的是纯经济学，而不是诺斯等人的制度经济学，就有点落后了。表面看明清江南最有可能率先在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事实却是不能。为什么？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是个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江南是中国的江南，而非独立的江南。在中国旧体制里，往往不是鼓励先富，而是像孔老夫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我根据明后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档案，作了一个统计，仅苏州、松江、常州三个府，面积和耕地占全国的比例是0.336%、2.85%，而农业的财政负担却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96%，还不包括名目繁多的官吏额外勒索和地方摊派。总之哪里油水多，朝廷从那里搾得就越厉害。从唐代中期开始，就不断有知识分子说，东南财政占全国之半，不合理。可体制决定了，不这样就维持不了这个“大一统”政权的巨额开支。江南农民为什么会发展出多种经营的经济模式？当时人就说得很清楚：农民光种粮，交不起国家的田赋杂费，更不用说地租了。农民负担重，是个老问题，江南更是突出。因此棉织、蚕丝，是被逼出来的，是用来弥补收支缺口的。大量的史料可以说明江南农民实际终年劳碌，仍然是窘迫不堪，日子也过得紧巴巴——没有多少剩余去改善和发展经济，长期徘徊在一个低成本经营水平线上；不过国家借人口之多，产品积少而成多，聚沙而成塔，到了市场上、到了城市里，倒显得颇有繁荣气象——这叫做表面花团锦簇，内囊却是空虚的。
假若与西欧中世纪相比，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现在教材里中世纪的中国与西欧都是封建社会，殊不知彼封建而非此封建。中世纪欧洲的社会体制，它是分权体制，君主下面有许多分封的贵族，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自己的直属领地和一些国有的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各地贵族领地的土地产权和行政管理基本是自治的。更重要的是，或许是受罗马城邦民主制历史传统的影响，至少到13世纪后，有些国家也搞中央集权了，但工商城镇却蓬勃兴起，而后或城市自治，或获得特许，贵族（原有的土地贵族加上新兴的工商贵族）组成的市政厅获得了自治权。这样，国王、教会、城市贵族构成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皇权无限、无任何社会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或谈判。市政厅后来演化为议会，现代民主制由此脱頴而出。就以税收为例，明清中国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每年财政支出从数百万两涨到数千万两白银，地方官员都必须无条件执行皇权旨意，特别是保证赋税的征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西欧，国王与各地贵族、纳税人代表之间必须通过市政厅或议会的讨论，反复谈判，才能确定能不能增税，增多少。国王有时不得不通过借款来填补财政收入缺口（特别是战争时期），为此必须出让部分权力，工商贵族借此又得到发展。在古代中国，虽有富商大贾，但没有任何可称之相对独立地位的工商阶层——中央政权一直奉行打击豪强的政策，实际上是要消灭异己力量；工商依附于政府，官商结合倒是大传统。民主制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很难形成，这是欧洲史与东方史很大的一个差别。因此欧洲工业革命，率先走上现代化的原因很多，因素复杂（例如法制传统、产权观念、思想革命、科技革命，还包括农业革命等等），什么是最关键、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但绝对不是完全偶然的。它至少要经过三至四个世纪的历史综合积累，才能完成突变。
依我看，“后现代”是对着“现代”来的。“现代”肯定不完美，“现代”的话语系统已经产生了“话语霸权”的负面功能。既然不完美，既然已经朝着新意识形态方向发展，就有必要加以反驳和质疑，动摇它的王牌地位，促使多元文化的活跃。这就是“后现代”存在的理由。如果“后现代”想要把“现代”的历史成果和历史经验统统丢进大海，肯定也是一种极端，不能上当。而且这里也有个情景的问题。从社会发展角度说，在现代已经充分发展的社会里，“后现代”的产生是自然的；但在发展中国家里，就不能把“后现代”看得太认真。我觉得西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时常表现出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便是“此山望见那山高”，忽高忽低，难以捉摸，我们且姑妄听之。我们能不能超越？超越当然是最理想的，可不顾实际地超越，百年中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可大呢，所以我们自己还得有主见。我的直观印象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后现代”的“破坏性”（或者说“颠覆性”）强过建设性，它四面出击，八方“捣乱”，总姿态是要挑战任何权威、任何信仰，有点“造反派”的脾气，很容易刺激年轻人的“青春躁动”。美国的老史学家魏斐德就已经感受到了“代沟”，不无牢骚地说：社会责任感丢失了，现在年青人的史学与好莱坞的卡通片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有一种严重的失落感。再下去，我会不会也落到他那种灰色的心境里去呢？现在没有，将来不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