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保持敬畏和尊重，但并不意味着所谓的“价值中立”就能保证研究结果体现史学“求真”的属性。事实上，推动研究者不辞艰辛深化史学研究的，往往是他们对史学功能及其价值的坚定信念。
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强调要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排斥价值渗入、超脱现实利益影响。这被一些学者引入史学研究，成为他们“求真”的预设立场。但这么做是否就能达到预设目的呢？换句话说，“价值中立”的立场背后，史学的功能和意义又应处于怎样的位置？
“史学危机”下史学功能的弱化
历史上，史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非常紧密，多数中国古代王朝对史学活动都进行主动参与和引导，使之打上深刻的政治烙印。的确，史学活动受到政治活动的过多干扰必然会带来负面效果，史学“求真”的基本品格也就遭到了玷污。因此，到了20世纪，随着“史学革命”的出现和发展，要求史学成为“纯学术”的呼声日渐高涨。从学术追求来看，“为学术而学术”这一倡议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如果要求所有的史学活动都必须脱离对现实社会的观照，而变成纯粹的“学术”活动，则既不可能，也大可不必。
事实上，史学活动与其他学术活动一样，都是造就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学术活动固然有其自身特性，但它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必须体现出来；否则，这样的活动既无意义，也无法长久。中国古代史学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情怀，正是强调史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当然，在古代社会中，历史书写大多被统治者垄断，史学活动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帝王将相，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学经世功用的发挥，也使史学活动经常出现主动或被动的造伪，给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蒙上一层阴霾。今天，当我们回头审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道路，既能看到政治对史学活动的扰动，又能看到史学在经世致用旗帜下所获得的成长。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那么，是可以对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扬弃，将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史学的经世功能在当下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却面临着被弱化和边缘化的危险。还原历史真实需要考辨，认识历史过程需要解释，传播历史知识需要认同，所有这些史学活动的侧重可以不同，但都应该具备、体现和传导史学功能的主观意愿。不过，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当人们对历史失去敬畏，附着在史书上的价值也就剥离了。于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历史相对主义得到广泛认可，并有可能失速一样坠入虚无的深渊。当历史不再被敬畏，史学著述得不到信任，史学的“求真”事实上也就被消解了。“戏说”历史的风气占据着舞台，正是历史遭到虚无的体现，也是史学面临的巨大灾难。从此意义上说，史学功能的弱化和边缘化，才是必须直面和应对的“史学危机”，尽管这一层解读已经与其原初含义相去甚远。
史学褒贬传统遭遇现代困境
应对这样的“史学危机”，中国传统史学中极具特色的褒贬功能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传统史学自产生之初，就寓褒贬于其中，“未有不分贤奸，不加褒贬之史学”。历史褒贬贯穿于中国古代史籍之中，成为古代史学活动中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理念。魏收撰著《魏书》时，狂妄地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一记述，既折射出褒贬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也警示我们必须正视史学褒贬自身的弊端。譬如“《春秋》三讳”有可能导致历史记载的“失实”和“失真”；不考虑历史环境与条件的道德评判往往失之严苛，从而难以真正发挥其教育和引导功能；重视历史议论而轻视史实考辨，容易造成历史记载的空疏和错讹。
及至近代，史学褒贬的功能更是遭遇重大危机。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分辨了他心目中新旧史学的不同，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他所强调的“伦理家的手段”，正是讲史学褒贬一向以儒家伦理观念为评判标准。类似的，西方史家也经常用“道德史学”的说辞来批评中国古代史学，对史学褒贬提出严苛批评。
但是，过分强调史学褒贬传统自身的不足，进而否定其在史学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恰恰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些学者将史学“求真”与“致用”对立起来，于是对史学褒贬传统大加批评，这是很不公允的。在笔者看来，“求真”与“致用”恰恰是史学得以生存的双翼：“求真”是史学的本质属性，“致用”则体现着史学的价值属性，二者紧密关联，“致用”的前提必然是“求真”，但在“求真”基础上仍要达到“致用”目的。
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
史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保持敬畏和尊重，但并不意味着所谓的“价值中立”就能保证研究结果体现史学“求真”的属性。事实上，推动研究者不辞艰辛深化史学研究的，往往是他们对史学功能及其价值的坚定信念。刘泽华先生从批评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说入手，强调历史学作为一种认识学，一方面要求得“映象”，即强调真实；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加入史家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就是对历史“是非”的评判。
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强调客观与科学，这是传统史学褒贬功能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一些西方史家其实已经意识到纯粹“价值中立”的历史学是不存在的，如李凯尔特称：“认为在历史科学上有时也能持一种绝对摆脱价值的观点，即不仅避免作出褒或贬的价值判断，而且还要避免使用理论上的价值联系，这乃是自欺之谈。”
基于上述认识，史学褒贬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愿意将之加以改造，去掉与现代社会不符合的内容，譬如将古代史学褒贬依据的等级伦理精神置换为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那么，褒贬史学在现代生活中将大有用武之地。
历史和史学是人类文明所积聚的巨大宝藏，守护这一宝藏的前提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对历史学的价值与功能有足够了解和充分信心。培根强调历史的功用即“读史使人明智”，应该说，通过透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我们能看到的史学功能远不止于此。
史学对于个人和群体，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可以从历史中寻求鉴戒，也都可以从历史中收获教益。也就是说，褒贬和鉴戒作为经世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是史学功能的集中体现。在历史被“戏说”、史学功能被弱化和边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该旗帜鲜明地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就史学褒贬而言，史学研究固然不必处处凸显道德评判，但是史学研究中的道德评价应该是史学活动的重要内容。总之，如果我们认可传统需要扬弃这一基本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予中国古代史学的褒贬传统以足够的关注和恰当的评判。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