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瑜还是来了，终于“登陆”了。他没有在九合一选举获胜后马上登陆，没有和国民党团队一起拼团，没有走传统的“统战水路”，而是以高雄市长身份光明正大地公务来访，拼经济，回避敏感政治议题。出访首站香港，签下数十亿新台币大单，预期后续行程也会成果多多。韩国瑜还进了中联办，见了王志民，这是具有特别的象征和标志意义的。韩国瑜正确理解了这一异常举动的政治风险和收益，他确信自己终有一天会直接面对大陆最高官方机构和官员，而此刻的会面则是一种理性的早期接触。但经济理由仍然是优先的，即便受到台湾绿营的严厉批判，只要他能够通过中联办等系统更好地为高雄人民服务，提振经济民生，所有的泛政治化批评都将烟消云散，选民会补偿他。
有趣的是，正在韩国瑜登陆并首访香港之际，香港反对派陈方安生及公民党代表出访美国，向美国国安委及副总统彭斯献媚求援。政治人物应当在关键时刻见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香港反对派的政治幼稚病和韩国瑜的政治理性恰成对比。此外，香港青年反对派黄之锋及台湾时代力量也激烈批评韩国瑜“被统战”，“背书一国两制”，仍然在意识形态小圈里打转。韩国瑜尽管没有直接回应和论述“一国两制”，但他已然置身于“一国两制”的制度风口浪尖，这种风浪是他必然要智慧应对和化解的。
回到韩国瑜本身。拼经济履行选举承诺是第一大亮点。韩国瑜定位此次是“经济之旅”，实质上回归了民进党2016执政之前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轨道，是国民党传统两岸政策在经济层面的修复与重建。韩国瑜有着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政治判断力，通过“经济民生”层面的两岸互动突破来打破民进党制造的两岸关系僵局，以点带面，创制一种台湾市县与大陆互动的新模式。香港之行的经济成绩单是显著的，甚至是超出预期的。这显示出港台经济的互动基础本来就良好，再加上大陆的政策支持，有助于高雄市经济快速提升及增强与香港和内地的实质性利益分享和关联。香港成绩单作为示范，预期将带来后续三站（澳门、深圳、厦门）更进一步的跟进与配套，从而将高雄经济与大陆南部最发达地方经济体直接连通，相当于高雄为整个台湾经济的脱困发展做出了典型的示范。
聚焦“经济”层面的协议与合作，体现了韩国瑜遵守选举承诺、照顾民众福祉、客观理性处理两岸关系的政治品德，民众会给出高分。这对于其不断看涨的政治支持度肯定是一种加持，对其未来的政治前途也是一种有力的助推。
第二大亮点是“勇敢”走进香港中联办，会见王志民主任。韩国瑜访港同时会见香港特首及中联办主任，表明其对“一国两制”较为完整准确的理解，以及对高雄经济发展如何适应大陆之“一国两制”架构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香港在大湾区框架下预期将有更大的发展机遇，高雄侧重的港台互动必然无法回避大湾区框架，见中联办主任有助于高雄适当介入大湾区框架而获得进一步的经济收益。韩国瑜已经成为2020台湾大选的热门人选之一，与中联办主任见面有助于早期建立适当的两岸官方政治信任，为未来自身的政治发展与两岸关系处理储备下必要的政治资源与线索。韩国瑜此行的余下三站，尤其是内地的深圳和厦门，客观上需要大陆的中央代表机关进行适当的安排与接待，台办系统固然是首责，但香港中联办地位与角色特殊，可作为重要的桥梁和中介。从容面对大陆官方机关及未来两岸关系发展预期，以身作则，不避嫌疑和风险，是韩国瑜政治担当与责任伦理的体现。
当然，如此大胆、直率的行为，尽管是经济先行，但“一国两制”政治意涵与个人英雄主义美学个风格如光芒四射，无法掩藏。这就必然会激起港台反对派的泛政治化攻击，典型表现是黄之锋唱衰香港“一国两制”嘲讽韩国瑜的立场声明，以及台湾时代力量的“一国两制背书说”。黄之锋是香港反对派青年力量的代表，是反国教、占中及港独运动的标志性符号，其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完全不符合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也不符合香港居民基本利益。他的意见在香港不具有民意代表性，但确实反映了香港一部分反对派的政治立场和意图。时代力量作为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政治遗产，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与抵制和黄之锋路线类似，甚至二者存在着共同立场与渊源，也是港独与台独互动的生力军。
韩国瑜“只经不政”既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是一种政治伦理，因为他目前只是台湾地方高雄市领导人，不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因此缺乏足够的政治授权与代表权直接对两岸关系发言，也难以取得政治上的突破性进展，但这不代表韩国瑜没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纲领和两岸关系立场。通过完整观察和判断其言行，韩国瑜对“九二共识”是完全支持的，但对于“一国两制”则有着开放性立场，只是尚未形成具体系统的政策架构。这方面还有待于其政治成熟和政治地位/身份的相应形成，才可进一步评估。会见中联办主任本身并不代表韩国瑜接受了大陆方面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也确实表明了韩国瑜积极理解“一国两制”及正面看待大陆官方代表性与经济成就的理性立场。韩国瑜是“务实出访”，还有内地两个城市需要互动及签约，不是什么“被统战”。黄之锋及时代力量的批评是纯粹从意识形态出发，既缺乏对“一国两制”的正确理解，也缺乏对身为高雄市长的韩国瑜之公务实际需求和为民服务责任感的体验与体认。
这些反对声音表明，在香港内部，特别是在台湾内部，“一国两制”的认识和接受还需要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也需要更为系统和精准的原理说明及政策演示。高雄通过适应大陆“一国两制”框架而与港澳深厦的地方互动与合作，有助于消除台湾的“反统战”过度敏感心理，重建两岸人民的相互信任，以此作为推进两岸和平发展与终极统一的前提和基础。马英九先生提出两岸统一的操作原则是过程和平，方法民主。韩国瑜所迈出的这一步正是在实践着这种“和平民主”的两岸互动法则。
总之，韩国瑜登陆会成为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关系回暖破冰的一种现象，一个范式。随着“高雄模式”的经济红利释放及高雄与大陆互动的社会效应展现，不仅蓝营县市会跟进，而且浅绿县市也可能变相转向。高雄可能成为撬动两岸关系回归“九二共识”及逆转2020大选形势的最佳杠杆，而韩国瑜正是这个杠杆的作用支点。研究韩国瑜风格及其对台湾政治秩序的塑造方式，是理解及预测未来台湾政治走向和两岸关系发展前景的关键线索之一，也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如何获得具体实在内涵及良性互动契机的政治切入点。
（本文原载香港《明报》2019年3月25日，作者系北航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