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一种会讲述理由，而不能理智思考的动物。
—— 汉密尔顿人性法则，《彼得原理》，P6
1.每个人“看到”的事、理是不一样的
正在热播的家庭伦理剧《都挺好》，有这样一个情节：
苏明玉在众诚公司担任江南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内部派系斗争趋于白热化，分裂派孙副总等趁蒙总重病（蒙总设的一个局）之时，要进行财务审计，借此寻找各分公司和各部门的问题，制造混乱，瓜分天下。苏明玉是蒙总的徒弟和忠诚者，为了阻止这场阴谋的审计行动，她不得不站出来揭示一个事实：正诚审计事务所派来的审计组之负责人朱丽是自己的二嫂。基于审计关系嫌疑法规，此次审计无效，须重新寻找审计方。
苏明玉这个行动导致朱丽受到上级申斥并停职，面临失业。朱丽失魂落魄，回去对老公苏明成和父母诉说道：“在审计会上，苏明玉捅了我一刀！”
苏明成怒不可遏，去到苏明玉家暴打了明玉一顿，致其全身重伤和骨裂。苏明玉报警，苏明成被拘留。
对上述事件，各方站在自己立场上暴露了各自的认知无意识（道理）：
朱丽这次得到上司重用，担任大型项目的负责人，却意想不到小姑子的举报坏了自己的前程，甚至面临失业。基于中国人的人情观，她认为明玉故意要陷害自己，以向其二哥苏明成报复。苏明成一直以来总是向她宣称明玉心肠歹毒，对他怀恨在心。所以朱丽对丈夫陈述的“事理”就是：她捅了我一刀。
苏明成的道理就是他灌输给朱丽的说法：妈在世的时候就说过：明玉就是一个心如蛇蝎、歹毒的女人，她的心比谁都狠，她是一个坏女人!
他们的父亲苏大强和大哥苏明哲说的是同样的意思：他们两兄妹从来就是打打闹闹长大的，这一次还是打闹而已。
苏明玉为什么要报案？因为她亲身感受到苏明成对她恶狠狠的毒打，这是带着憎恨和仇恨感情往死里打的暴力发泄。
从小到大他们之间不是打打闹闹，而是明成仗势欺人。苏明成仗着母亲赵美兰对他的溺爱和偏心，逼着明玉为他服务，肆无忌惮地剥夺欺诈明玉的生活资源，明玉不服和反抗，他就动手打人，每次母亲都是责骂明玉，逼着明玉为明成做事。母亲总是宣称明玉心肠歹毒，是个狠女人。来自母亲的恶意定论完全影响了苏明成对妹妹的认知。母亲去世后，明玉督促父亲展示账本，显示明成挥霍了家里二十万元多，于是朱丽逼着明成每月给家里还账，因此明成对明玉的憎恨更深一层，更坚信明玉对他妒忌、对母亲不满、对苏家叛逆，仗着自己有钱而蔑视自己。
苏明成被警方拘留，除了大嫂吴非理解明玉外，苏家父亲、大哥、朱丽和朱丽父母都认为兄妹打架，不应诉诸法律。大家认为：明玉让自己的哥哥去坐牢，做得太狠了。他们都看不到明成对明玉暴打时的凶狠和残暴，只看到明玉和家人打官司的无情。
在各方压力下，苏明玉放弃诉讼，要求明成照着她拟的忏悔书宣读，录下视频。苏明玉让师父蒙董事长替朱丽说情，保留了朱丽的工作，让她升了职。朱丽知道了真相，明白明玉并非报复她，更不是心肠歹毒的人。但明成的看法却是：她是在一个一个的拉拢，孤立我，这是一个圈套！这是另一种报复的手段，她就是心肠歹毒、狠辣的坏女人！
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分歧如此悬殊，当事人和旁观者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因素。但旁观者多数缺乏旁观的清醒头脑和认真关怀的心性，不要轻易相信“旁观者清”的道理。父亲和大哥是足够自私和糊涂的，他们长期对身边亲人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连共同生活背景的本质都无法看清楚。
大嫂吴非对丈夫和明成的评价甚为准确：
“你们家三个男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明玉！你就是糊涂，什么都不明白！明成就是一个始终没有断奶的妈宝男！”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尔‧西蒙斯做过一个实验：让两组女生互相传接篮球，一组穿黑色T恤衫，一组穿白色T恤衫，把整个过程拍了视频。在视频中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一名装扮成大猩猩的学生走到运动场中间，猛拍自己的胸脯，然后溜之大吉。让参加实验的人观看录像，要求他们看着视频数出穿白色T恤衫的女生接了多少次球。
之后询问参加实验者是否看到有大猩猩出现在球场，结果有一半人惊讶地摇头：什么大猩猩？根本没有大猩猩！
这就是心理学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看不见的大猩猩”，它验证了“注意力错觉”：我们认为没有错过任何在视野范围之内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只看到了自身所关注的部分，而我们没有关注的内容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
所以我们不要轻言“旁观者清”，旁观者往往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他们只看到他们所想看的。有心的、善于观察和事事留心的旁观者才是可以讲道理的对象。
2.我们的大脑只制造属于自己的道理
人无论是自己和自己讲道理还是与别人讲道理，都涉及两个最重要的心智因素：一个是道义信念，一个是理由解释。理由解释主要是因果关系的分析和寻找事实依据的理由。
上述两个心智因素一个不可沟通，一个靠不住。
其一，道不同不相为谋，立场决定信念，道义都是习得和被洗脑建构的；道义总是带着强烈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觉和自我高尚化的感情。世间没有平台让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族群讲一个共同的道义。说到信仰无可争辩。
其二，人们平常获得因果关系的方式绝大多数都不靠谱，不同的人所解释的理由人殊理异，往往无法沟通。下文再说。
我们的大脑有三种突出的功能：
1.记忆受教育的教条，它们一部分会成为自己的信念；
2.以进化发展出来的直觉反应系统来处理经验熟悉的行为；
3.用左脑的“诠释模块”对自己的行为编造理由。
所以我们反应很发达，我们善于找到理由为自己说理，我们的信念只是公共教育、传统社会习得和经验敎訓融合下的复杂产物。但我们一般不会耽于系统和周密的思考，尤其不喜欢思考道理。
我们只在很少情况下才有清晰的思路。世界是复杂的，我们的大脑要思考很多内容才能理解世界的某一方面。（罗尔夫‧多贝尔《明智行动的艺术》）
思考是一种相当费神的控制化处理过程。高度专注于唯一的目标，冷静、耐心、执着。一切得按步骤来，要严格确认事实因素，甚至需要运用数学分析工具来认知无数细节，还要证伪。它很快会耗掉你的能量，使你的大脑精疲力尽，自动自觉地跟着感觉走。只要你有意识、有逻辑、按程序和高度精确地分析复杂的问题，仅仅是几分钟，你就会在内心产生抵触和紊乱的情绪，你宁愿放任给自动化直觉系统来做出自然的反应。除非你是一个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的、现在又同时在处理你熟悉的惯例程式的项目，而且没有进入压力状况，也没有复杂情境的纠结，你才可以按部就班地做着常规的控制行为。其实这时候也是自动化系统和控制化系统在互相配合工作而已。
这个世界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很少，而且只有在专业范畴才会有按部就班的专业控制化行为，和借助种种高级电脑程序的帮助你才能从事控制化系统的操作。一旦进入到家庭杂事、社会事务和政治形势，我们所有人都会还原为一个“儿童心性”状态。
结果多数人学会的只是跟着感觉走，根据狭窄的经验以及对事情、事物的直觉反应做出判断。
我们之所以说理，为的不是找出真理，而是想找到理由来支持我们直觉所认定的想法。（乔纳森‧海特《象与骑象人》）
于是这样的“说理”，不过是以滔滔不绝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和不经大脑思考的愚笨、固执和糊涂。只要你说得多，善于表达，信念够坚定，那么就显得你很有理。
认知治疗师德亚娜‧库恩曾深入研究过人们平常是如何思考推理的，发现人们常会拿出“我的阿姨”这种身边实例的“假证据”。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立场都提不出真实的证据。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大卫‧帕金斯曾致力于研究如何改善人们的思考推理，他指出：
“一般人都采用‘先选定自己的立场，再来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的思考方式。如此便足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之后所有思考便戛然而止。”
而立场是怎么来的？
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人们对待道理的心态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只关注对自己有利的道理，而不会关心其他道理。
因此，我们的权益冲突者或对手，在这样互相只获得自我所想要看到的事理背景下，互相想对对方把道理讲通，那真是难于上青天。首先对事实的认知就已经人言人殊。
人们讲道理是指循公理而寻求获得共识与分别是非。要获得共识，双方都需要妥协而放弃自己的一些观点信念；分别是非涉及到谁对谁错，偏偏人们之间的残酷斗争至少有一半的性质是“气概之争”，为了“获得承认”和“好胜的意气”。这是尊严和面子问题。要承认对方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打死TA也不能接受。因此潜意识里只会不断坚信我是对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所谓的“循公理”不过是各人眼中和心中的“自我认定的公理”，或叫做“自定义公理”。人们总是将自我的利益、偏好理解为公理。
本来世间的很多公理互相之间并不和谐兼容，每一种公理都有它自身的对头公理。即二律背反。
之所以人与人没法讲道理，就是因为人们或者将公理歪曲，或者在悖论的公理之间较量，更多的时候连公理都懒得用，TA只坚持我相信的自定义公理道。“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道理系统无法沟通。
《都挺好》里面，苏明成享受着母亲的溺爱偏心待遇，他所说的孝顺和爱就是顺从母亲，母亲说的一定是正确的，要他承认母亲的错误，不但他没有这样的认知能力，而出于私心，他不可能牺牲自我权益，有稍微公正一点的立场。
还在大学二年级的明玉，听到父亲说母亲又卖了一间房，给明成结婚用，于是回家与母亲论理：
为什么卖了家里的房子不跟我商量？大哥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卖了我住的房，现在明成结婚又把另外一间房卖掉。我高考要买一本参考资料你说没有钱，明成去旅游你就给了2千块。我要考清华你不准考，只让我上免费的师范，明成考大学不到分数线，你花钱找关系让他上了二本。从小吃早餐大哥和明成可以吃鸡蛋火腿，我就天天吃泡饭。明成在家从来不做家务，我却要做扫地、洗碗、洗衣服这些家务。我要高考，明成放假回家，却要我帮他洗衣服！这是为什么！
母亲答道：你是女孩，我们只负责养你到18岁，以后你要嫁人，你不是苏家的人，苏家的事跟你没有关系！我们将来也不要你养老。
这就是赵美兰秉持且坚信的“重男轻女”的道理信念与苏明玉秉持的“公平公正的父母之爱”之道理冲突。
其实，赵美兰最看重的实际是“我在苏家的绝对权威”，这更是她所坚信的道理。苏大强被她管得服服贴贴，稍不如其意就要下跪，被打耳光，听到她的声音都要发颤，一听到她怒骂或责打明玉，他就往厕所里躲。他后来对大儿子说：“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赵美兰就是家里的女王，但偏偏明玉天生也是好强不屈的女子，不但和二哥对抗，而且敢于和母亲抗争。明玉18岁离家出走独立谋生，不再用家里一分资源，赵美兰还要给明玉加上歹毒、狠辣和坏女人的罪名。赵美兰有她自我信念的道理。
心理学家指出：我们并不是针对别人的行为来做出反应，而是依据自己心中认为的别人的行为来做出反应。（乔纳森‧海特）
3.世间没有讲道理的“平台”
人与人讲道理必须有几个前提：
1.大家都诚实，谦虚，冷静，并尊重对方，承认自己可能有错，承认自己存有不自知的自私的偏见，承认自己可能没有充分认知事实和没有充分听取对方的陈述；
2.大家都遵守逻辑规则，讨论时要遵守辩论的规则；
3.双方都要有反思精神、能力和习惯，放弃自以为是的意气；
4.如果秉持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则努力寻求之作为大前提；如果双方不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则寻求上一位的价值观作为达成重叠共识的前提；
5.双方共同遵守公平和互惠原则。
这几个前提能不能遵守？难，难于上青天。
世界上极难为人人和事事创设一个讲理的平台，让双方根据讲理的规则和有裁判约束去冷静地沟通。几乎所有讲理的场域都存在着“势”和“关系”，隐藏着知识道理的权力影响力，即只有有权势的一方才有资格滔滔不绝地对另一方讲道理。
发生在2012年1月天津卫视“非你莫属”求职节目中主持人与求职嘉宾刘俐俐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典型的不讲理而以权、势压人的情境。
刘俐俐叙述自己在新西兰读完高中时考虑回国的心理活动，说，“中国变化好大，我再在新西兰这边待，我会傻掉的。”然后张绍刚就居高临下地质问刘俐俐说“为什么我和你沟通的时候，我浑身一阵一阵地犯冷呢…”，“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待在自己的家里面，还需要用大写来称呼吗？”他是在冷嘲热讽刘俐俐用了“中国”的说法。当刘俐俐用类比和他说尊称时，张绍刚却敎訓刘俐俐：“放松，放松！第一，放松；第二，正常聊天。”
张绍刚没有意识到自己冒起来的权力傲慢意识正在压迫着一个被动的角色，而且他产生了蔑视没有傲人教育背景之刘俐俐的心态。然而正是这个来求职的小女子，居然不畏阵势地在他面前大谈莎士比亚的“英雄双行体”，讲“无事生非”和“麦克白”，而张居然不懂，还频频出错，要请教这个黄毛丫头，而且这个女孩在话语里不断夹杂着英文。你来求职就应该夹着尾巴，为什么那么潇洒自信？何况你的本科还是自考的！于是张绍刚下意识地动用了他的爱国主义大道理和主持人优势来压制刘俐俐。这让刘俐俐倍感委屈，有理也说不清。是你要问我有什么专长，问我学的是什么，忽然就变成我在炫耀我的英文和英国精英文化了，潜台词我是崇洋媚外的危险分子。
这个道理要分析一下可以解释清楚：刘俐俐以在新西兰的国土远望中国的视角来叙述，用“中国”称呼自己的国家，这是话语视角对应性的语境需要。但有一个背景是：在长时间里，批评中国已经成为很多国人的习惯，一些人会用“中国”这个集合概念指称中国的事情和问题，议论中国事情的都有好论大局的整体思维方式，开口就会讲“中国”怎么怎么样。所以如果你在中国人中间要谈论中国事情，你用“中国”这个称谓，很多人会觉得你有“假洋鬼子”心理。张绍刚是否感受到了这个刺激不得而知，但他聪明地利用了这个敏感点占据了道德高地向刘俐俐发难。
世事那样复杂，道理是那样的曲折，尤其在间不容停的场合，所有人都循着自己的直觉反应发声，什么道理都无法理清。
形势发展非常不利于刘俐俐。张绍刚无中生有地指认刘俐俐具有“攻击性”，并利用主持人的优势煽动几个评审老板来压制、批评、嘲讽刘俐俐，异口同声，七嘴八舌。有人主观臆断刘俐俐在国外无法融入那里的社会，产生了任性的逆反心理，以说明她现在有攻击性的动机；有人要探问她的家庭背景，怀疑她生长在有缺失的家庭，所以充满挑衅性；有人直接批评她的表情虚张声势，心理素质太差；大家都说她凶狠，蔑视，目露凶光，站姿很假。众口杂沓，简直是语言群殴。张绍刚甚至违反职业道德嚣张地宣称：“我很少对一个求职者彻底失去兴趣！”其实刘俐俐是在受到主持人和评审老板团的攻击和权势压迫。
为什么刘俐俐无法与张绍刚和老板们讲道理呢？像“非你莫属”那样的场合是典型的压迫场域，刘俐俐是弱势对象，她无法与整个场域的权势去说理，完全不具备平等的互相交换意见和道理的可能性。主持人是话语主导者，他的目的就是挑剔，质问，为难，煽动，宣布选择淘汰，还具有评论和批评来访者的权力。
一帮评审者明明一直在看着张绍刚在无理压迫刘俐俐，但这个环境默认了居高临下为难来访者的游戏规则，除了你优秀到可以压倒主场权势方。这个场文化形成了一个“势”，给人的心理暗示是，让求职者带着谦恭和顺从去表现出老板们需要的才能。只要你们带着脚镣跳出高难度的舞，在我们的严厉挑剔下仍然表现出令人赞赏的才能，我们就达到了目的。这样的目的设置创造的“势”和“关系”制约着所有人。做表演以敎訓求职者，也是标示社会精英地位和满足他们虚荣心的最佳机会。只要不合己意，就可以蔑视性地敎訓之，根本不想给来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带着否决权在审视评判，他们把在自己公司颐指气使的气概带来了现场，又以作为上帝赐给你机会的物色者之意识挑剔地考察你，更以过来人和阅人无数的权威资格“礼貌地”告誡你。你没有说理的资格和能力。
像这类场域，在家庭、公司、学校、公共部门，甚至在虚拟的媒体领域，等等，到处都是权力和势利的影响力。道理基本上没有现身的资格。
人们在意气之争中很容易产生“强加于人”的权势心理，而且争执带来的是冲动、愤激心态，恨不得灭了对方而后快，所以不仅仅是各说各话，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而且充满了蔑视，对方的道理再怎么好和无懈可击，TA也不会承认有理。
结果讲理之争渐渐就成了权势之争。民主制里的“否决制”和集权制里的“一言堂”就是最好的证据。否决制以不管一切的否决来证明我的立场坚定和道义正确，宁肯什么事都办不成，为的是显示反对党的权势。一言堂即我是道统的代表，我的意见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他人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道统权力融合和代表着政治组织权力。
4.以“伪因果关系”为理由的讲理
“因果关系”是安装在我们大脑里的一个理由合理性的自动反应神经元。人们在语言解释中用得最多的是“因为…所以”。然而事实上因果关系极难追究和需要严格的逻辑建构。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在人们排队等候复印时，某人想要先复印，去对最前面的人提出请求，如果你不说出任何理由，则没有人会答应你，但是只要你用上“因为”，你说因为我赶时间，因为我要复印这些文件去开会，因为我想复印，都可以，几乎所有被问到的人都会同意让你先复印。
人天生就遗传了一个渴望得到“因果关系解释”的大脑机制，这是产生行动动机和获得自我认可价值的必要心理，只是这个“因果关系解释”是一个宽容无边地泛滥和无法严谨执行的心性，其真实目的只是希望得到一种理由作为自我安慰的反应。
佛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种解释是佛具广大智慧，任何“因”一启动就知道结果了，因里面含着果，故菩萨不轻易种因，谨身护持，戒慎于初。
我的看法是：佛不但知道因果互动，更明白种种因一旦生成，则无法追究。因为“因”是神秘的、悠远的，隐藏的、复杂的和纠结的…
历史的因和现实的因融合在一起
情感和理智缠夹着
不同的性格冲突着而都为了各自的“气概”而意气用事着
不同的道理系统各自陈述着…
菩萨深知“因无确解”，且“因无制导”。对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宁愿敬畏之，不要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要对上帝范围的事自以为是。修为你自己才是可拯救之途。
“因为…所以”包含着宽泛而无逻辑的种种内涵，它只是一个幌子。不仅仅人人都懒得用高级心智去分析因果，更重要的是，人们都不知道在种种“果”前面究竟有多么复杂的“因”才凝聚成这样的“果”，人无法对此探究清楚，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罢了。只要一个“解释”，不要真理。所以菩萨才“畏因”。
《都挺好》里明玉质问母亲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不公平，母亲用重男轻女的理由来解释，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传统文化里，重男轻女的理由和因果关系是成立的，且符合道义。真实原因另有隐衷：
赵美兰当初嫁给苏大强是为了获得一个苏州市的户口。结婚后她就嫌弃苏大强窝囊无用，即使在生了两个儿子之后，仍然想放弃这段婚姻。不久她重遇在上海当医生的旧相好，便想抛弃已有家庭，跟旧相好到上海去。可是当时她已经怀有明玉4个月，不能立即出走，旧相好就消失了。她不得已在家生下明玉。因违反计生政策，她和苏大强都被降职减薪，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从此她将一切怨恨都发泄到明玉身上，恨及丈夫，逐渐变本加厉地憎恨明玉，因为明玉不肯屈服于母亲的权威和压迫。
赵美兰对明成说：明玉她的心比谁都狠，她就是一个白眼狼，一只毒水母！
所有人都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作为自己认同的因果关系，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和道义，以获得任何极端行动的正当性。
这段母亲憎恨女儿的孽缘之因果关系包含着重男轻女的惯例，期望满足旧情、攀登高枝因怀着女儿而失败，家庭经济困境，以及明玉的抗争触犯了母亲的绝对权威等等复杂的原因。有些原因可以摆得上台面，有些则是忌讳，有些属于潜意识，连自己都说不清楚。于是真正的因果关系永远沉没在人事纠葛之中。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人们只善于编造理由，但人们的理由都是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伪因果关系”的道理：
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研究人的两个大脑之关系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左脑的语言中枢是大脑的“诠释模块”，它的作用是针对自我所做的一切，马上做出评论，即使他根本无从得知“自我行为”的真正原因或动机，也还是会作出反应。总之，左脑的语言中枢非常擅于编出各种解释，但却不知道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
所以，人所做出的各种行为，都是遗传、积淀的人格心性、所受教育、文化环境和当时情境制约因素等等综合推动下发生的直觉反应（丹尼尔‧卡尼曼的概念：系统1）。约翰‧巴奇的心理实验显示：人大部分的心理历程都是自动发生，根本无须我们有意识地去注意或控制它。大部分的自动化处理过程均属无意识状态。
只要你按着自动化系统的大脑在行事说话，你的语言中枢就依据你的文化积淀自动编造出一番道理，二者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和道理动力关系。换言之，你极难依据普适公理的推导来做出恰当的动机：或者因为懦弱的性格，或者考量个人利益得失，或者出于权力博弈的权衡，或者出于羡慕嫉妒恨的情绪，或者出于好胜心，或者出于旧恨新仇，或者执着于深刻的信念，总之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左脑中枢就自动给你编造了冠冕堂皇的“道理理由”。何况你并非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事后又必须维护自己表里如一、前后一致的名誉，要为自己临时编造的“道理理由”圆场，即使是错误的理由，也要用新的“道理理由”去掩盖已经撒出去的表态。
休谟精辟地指出：“理性，应该只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从之外，没有其他可能。”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感觉、本能反应、情绪和直觉，这些就是自动化系统的组成要件。我们所受教育的“理性”，好像天生就是为了我们的心即自动化系统做辩护律师的角色而存在的。
根据上述原理，我们可以知道，知识分子和文人因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物，他们的左脑中枢贮存了一个道义论和大道理的知识库和语言模块，所以他们擅长于根据这些积累，从事诠释道理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心未必相信这些道理，或者说，他们在自己的行为和权益没有与这些大道理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在表态时相信自己滔滔宏论的道理，一旦遇到事情了，他们的道理系统就通通土崩瓦解，既无知，又无能，也没有信念。
没有经验过的知识不是真知识。
人一旦自以为得到了结论，就足以为找到了真正的“理由”，之后的思考便戛然而止。（乔纳森‧海特）就是说：人们只要得到一个理由的解释之后，TA就满足了“道义心理”，其实TA对于道理不认真，却对理由很认真。只要我得到一个理由，我就有了理直气壮的动机（气概），足以支撑我去完成我的心的期望，那个理由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由此可知，反思自我动机的正当性和认真探究“理由的逻辑性”是非常关键的。人们的“理由”往往只表达了一些相关性。
情绪的活跃和直觉的模糊不清是人最愉快又最任性的时候，这时候浮想联翩，感觉敏锐，自动化系统很有灵感，所以对于种种相关性都会随手抓来，只要感觉上通顺，就是恰当的理由，因果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根据模糊不清的感觉做出反应，只聚焦在自我感觉和自己对事情的解释结论上，于是常常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注意他者的事实，更不会重视对方对事情的解释，因此也就不愿意听对方陈述。这时候双方的积极陈述都是各说各话，其实不是讲道理，只是在吵架。学会冷静的降温和各自退后反思，延缓做出判断，再找机会，按照规则对话，或许会有沟通的可能性。
结语
“讲道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行为，它经常是人们在行动之后在寻找合法性动机而组织出来的理由。人们并非是完全想好了才去做，总是一边想一边去做，很多时候是迅疾反应之后，大脑再给出解释。情感、认知无意识和直觉（系统1）才是我们的主子。
讲道理并不可全信。“讲”有几层意思：
1、一种为了表态或者是给自己一种理由的讲述，为了告诉外界自己如何选择、判断和行动，其道理是人为建构和寻找出来的“伪因果关系”；
2、为了说服他人的争论、或者对他人的敎訓和洗脑之讲述；
3、面向自己内心讲究良知、道义和理性的讲道理，经过深思熟虑反思得到既要符合普适公理，也基于现实和事实分析，就事论事的合宜的道理。
严谨的因果思维是指质疑假设、衡量证据、分析各种说辞，以及辨别我们无法得知事情发生原因的情况。（萨曼莎‧克莱因伯格《别拿相关当因果》）
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对事件的诠释才能影响到我们，所以只要我们能控制自己对事件的诠释，就能控制自己的世界。（乔纳森‧海特《象与骑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