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在很多方面与过去和外国都“不一样”的时代，产生了不少此前此外都不易见的现象。有意思的是，中外研究者基本将这类“非典型”现象，视为理应如此的“常态”。

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外国人把中国的近代视为“例外”，可以是出于歧视；而中国人有相同的认知，固不排除是这类外来观念的内化，但恐还有别的原因，需要仔细斟酌。若众皆如此，似表明很多人有意无意间已感觉到这是一个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故可以允许很多“不一样”的存在？

“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总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首先是既存秩序不再显得“恒常”，同时过去相对易得的“稳定”也被频繁而剧烈的动荡所取代。许多洋溢着激情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明显带有梁启超所说的“革命性”，即事情“最难律以常轨”，往往出现结果与预定的计划相反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看重文化的大国不得不转身的时代，且还有很长的过渡期（此过渡不仅是一般常说的从传统到现代，更包括从文质化转向物质化）。

今日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知，一方面带有很多想象的意味，同时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特异性，而且这类特异性已经影响到对近代中国的认知本身。故不仅“过渡时代”的特异性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因此而产生的独特认知又会对我们认识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都相当值得反思。或可以说，中国的转身还在继续，却首先是从历史走来。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需要借助历史想象，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了解那些使其不得不如是的脉络渊源。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国衍生出的一个特异色彩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讲述的，就是一个大国不得不转身的故事。我把《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放在前面，作为本书的前言。里面涉及的大国与小国、近代的记忆与失忆，以及从认知回归泱泱大国风范的意思，大概是今天很多人也感兴趣的。其中关于物质与文质的辨析，尤点出近代的一个重大变迁。

晚清的邓实把文质看作物质的对应项，而今人则多表为“非物质”。眼中唯有物质，文质也就成了非物质（不过立言当从众，我现在也多表述为非物质，以随顺世缘）。

从过去极为看重非物质面相到后来思想的全面物质化，是一个根本性的遽变。孟子看重的恒心与恒产的关系，就此颠覆。心态已充分物质化的今人，或已看不出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意义，也越来越难以理解非物质时代的昔人。这恰是所谓大国转身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地方，即由于大器晚成的过程太长，有些自己的特性可能久假不归，使今天的人难以认识过去的自己，不啻自我的悄然隐去。

很多人都确认近代日本改革的成功，其实日本真正成功之处，可能更多表现在虽已大规模西化，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生活样法。反观我们，从衣食住行看，虽不能说已经西化，却已迥异于百多年前的中国。既不够西化，也不那么“中国”；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国衍生出的一个特异色彩。

一方面是不少今人喜欢学着说东方是西方的“他者”，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中西互混而人我难分的现象。近代大国转身的艰难，正表现在许多类似的转变之上。这样一些时代性的面相，特别需要从史学视角进行通论性的观察。

今日经济发展的现实，或可帮助我们获得重审近代史的新角度

如今我们的经济体量已“走在世界前列”，对近代积弱成习的中国人来说，国际地位提高本应是愉悦的事；近年实际出现的，却是一些“不高兴”的言说，并以能“说不”来表现“强大”和“有力”。这类反常现象，可能与我们对近代史的基本态度相关，即侧重于检讨和反省，内容也向以屈辱和反抗为主。

不仅当代现象是在历史中形成，眼前心态也受到史学熏染。反过来，史学受外在世局的影响一向显著。在西方，大体上世界每经历一次大的动荡，思想家都会产生某种“历史终结”意味的观念。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急剧的时代，面临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谁”和“他是谁”的问题又变得重要，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也可能出现转变。

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容易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今日经济发展的现实，或可帮助我们获得重审近代史的新角度，更多关注近代中华民族主动、建设的一面，更加平和、平静地看待大国转身的艰辛，不论成败，皆能挺起胸膛承担，回归到休休有容的真正大国风范。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