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 费孝通《乡土社会》
主宰“英国性格”的规则，包括特定行为规则，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标准、规范、理念、指导原则以及关于“正常或普遍”的英国行为。
——凯特‧福克斯《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
1，守拙，诚意，极致
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那里获得的最大影响是“礼治”。山鹿素行认为日本是彻底接受了“克己复礼”文化的国家。（《中朝事实》，1669）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有三章重点论述了日本社会文化的“礼治”，她没有用“礼治”这个概念，但就是“生活文化的潜规则”这个意义。这三章是:
德之困境；自我训练；儿童的学习。
“礼治”可概括为几个字：
序，则，仪，敬，节，修。
即秩序，规则，仪式，尊敬，节制，修养。
言语行为规则是社会义理之礼治，自律自治是克己的礼治。
礼治并非后世的礼教，也不是德治，而且区别于法治。
礼教是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道德礼制之“敎訓”，譬如传统男人严厉要求妇女守妇德，成烈女，三从四德，但男人则可以娶三妻四妾，可以嫖娼，此即礼教。
德治是高尚道德的治理，希望人人都成为君子，它是唯理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抽象而不可能实现（不可操作）。
法治是国家权力对统治、权利、诉讼强制性执行的治理，通过惩罚性治理来保护权力、权利和正义。
礼治是促使人走向公序良俗的正面方式，礼治是对合式的行为作软性的规则惯例约束和自我节制制约。
礼治是中庸之道的传统，君子与小人都要按传统知性规则的细节去做。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为，“勿”是克制自己不要去做，如果没有传统习俗公共规则和个人教养的配合，则无法克制。做到了，你会变得比较“拙”，庄重正经得像日本人那样了。
日本文化是一个不以巧智心性为主体的文化。
周作人用一个“拙”字形容日本人，很传神。
有人如此解释这个“拙”字：
日本人“让人喜欢甚至惊叹的那一面，这些优点，都是他们民族性格中某种正面极性的表现，即他们千年历史中累积而成的工匠性，是大巧之拙，一种兢兢业业的工匠精神之拙。”
守秩序，爱干净，认真持久地敬业，事情做到极致，死守自己小小的领地而做到最好，不做假，过于信任他人等等，都是日本人的拙，是为“拘谨的文化”，其缺点为“气局狭小”，出不了引领世界的导师。（萧瀚：浮花碎影说日本，爱思想，2016）
韩国学者李御宁也用“缩小文化”来为日本文化定位。鄙视“气局狭小”是中国人的惯性思维。大陆文化崇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陶醉于浩瀚辽阔的气象。才人辈出，出手要大手笔，天下格局，伟大气魄，不惜“大而不当”或“粗心大意”。
其实让人敬畏的恰恰是普通的小人物、小格局，也要将事情做到极致，其中心性，首要在甘于“守拙”。无数日本的小面馆、寿司店、手作店，一点儿都不起眼，家常小生意的门面，根本就没有想做大的企图，却固执地要做到顶级水准。里面支撑着的就是工匠精神。
何为工匠精神？
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追求自己手艺的进步，并对此持有自信，不因金钱和时间的制约扭曲自己的意志或做出妥协，只做自己能够认可的工作。一旦接手，就算完全弃利益于不顾，也要使出浑身解数完成。”（“匠人精神”与互联网思维，《长江商业评论》，2015-3）
拙的人就是认死理，不相信捷径和好运，将规则、一个趣味或某个目标做到极端，以质量至上为神圣要求。“守拙”才可以极致。
本尼迪克特早已经指出：
（日本人）宣扬的是主观能动性和不顾一切的无情决心。…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把所有的美德都当成发自善心；他们首先树立起有关责任的规则，然后再在结尾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心全意、不遗余力地遵守这些规则。（菊与刀，P147）
注意这几个关键词：“不顾一切”，“责任的规则”，“全心全意”，“不遗余力”，“遵守规则”，东瀛礼治全部的精神都在这里了。
日本人把“诚”当作唯一的真“理”进行歌颂。大隈重信在讨论日本伦理学时指出，诚“是诫中之诫；道德教育的根本可以通过这一个词体现。我们的古语中除了‘诚’就没有其他有关伦理的词。”（Fifty Years of New Japan，伦敦，1909）
铃木大拙这样解释：
诚者，不欺也。意即全身以赴，禅宗云“全身而动”…无保留，去矫饰，无浪费。人若如此，可谓之金毛狮；为刚、诚、纯之表征，神人也。（禅宗纲要）
做事情不以钱财或实用功利为目的，弃利益于不顾，只是为了做到极致，全力以赴就为了“诚意”，这就是“拙”。在中国人看来，是“傻”。
今天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其实来自武士道精神。
“以努力和报酬之间的相关性为依据而采取行动，这是武士道根本反对的。新渡户稻造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日本文化的最优质的原型。…把这种构造以‘模版印刷’的形式集团性复制到国民身上，并把它上升到民族性格的高度，如此莽撞行事的恐怕只有日本人（和犹太人）吧。”（内田树《日本边境论》，P96，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这就是“拙”的性格精神。
2，礼治首先是“规则之治”
人们对日本最多的误读就是以为他们礼节繁琐，彬彬有礼过度庄重拘束，其实“礼”在日本文化里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看到的仪式，而是骨子里井井有序的“礼治”。其礼治最重要的是规则。
当礼治无所不在地成为全民文化生活习俗的惯性之后，人民会很有教养秩序，同时也会显得“拙”。
性格心性的“拙”是长期的节制而在历史长河里潜移默化生成的。“节制”二字乃礼治之要义。《礼记》说：“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曲礼）“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王制）
“礼治”之治来自于两面：一是外在的社会言语行为规则，一是内在的自律自治的克己精神。前者是社会礼治，后者是个人自治。
日本人将规则置于首要的和绝对的位置，当世社会无其匹也。
这是将规则作为社会和个人治理最有效的手段，于是每个人全心全意守规矩达到了死板尴尬的地步，你说他“笨”也可以。只要规则不变，人的行为永远跟着规则走。
日本人奉规则为死理，没有讨论的余地。从社会规训、家庭教习和小学生的训练可以知道。
现于日本担任访日旅游促进之媒体情报业的台湾作家张维中，曾经作过一个专题探究：全世界最多礼的国家：“日本的规则、秩序与礼仪教育。”以下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日本人恐怕是世界上最爱制定各种规则，恰好也愿意照规则来走的民族。规则形成秩序，秩序让这个地方运作成我们眼中多礼的国度。
日本人在地铁上已经够有规矩了，但走在东京地下铁车站里，永远可以见到礼仪道德宣导的系列海报，全年度12个月贯穿同一个主题，每个月更新一次。教导在地铁车厢里，你应该怎么做，不要令自己丢脸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这样的礼仪教育已持续45年之久，而且还在继续做下去。
这些礼仪教导总是使外国人津津乐道：“不要在车上化妆”、“不要让伞上的雨水滴落在地板”、“不要在车上讲手机”，“请将电话铃声关闭，转为震动”等等。
为了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几个民间传媒机构共同组成了“Tokyo Good Manner Projects Association”（东京礼仪计划协会），推出了计划：“Tokyo
Good Museum”。计划广告的概念是将东京都内，每个人“有礼仪道德的行为”都当作一件“GOOD”，其双关语也指涉“物件”作品，亦是“良好”礼仪，展示在这座城市里。希冀让东京成为更有文化礼仪的城市。
宣传海报结合网络宣传，Tokyo Good Museum已推出十几个宣传主题。每一项主题都从东京的日常生活中取材，使民众重新认识到原来这些习以为常的事物，使东京感觉宜人的细部原因，都必须是来自于人们遵守礼节这件小事。故此，东京才有了循规蹈矩的运作，让街道干干净净，让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有恰当的分寸。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访日的外国旅客，也能感受到这样的礼仪。
这么多礼节、规则、宣导，也就有非常多你不得不去遵守和学习的压力。因此，日本大概也是全世界，书店里有最多各式各样礼仪道德书，而且总能登上畅销排行榜的国家。
这些书的类型广泛，包括教你怎么说话，尤其是正确使用日文敬语的礼仪；教你怎么成为一个有礼的成人；教你在职场中，做个有礼的部下和同事；也教吃饭的礼仪，从一桌会席料理，到漂亮吃好一条鱼，无论跟一群人共餐或是自己一个人吃饭，都要吃得好看，吃得有礼。
在日本Amazon书店销售排行榜上，几本长销书的风向，告诉人们日本人非常在意学习礼仪道德，遵守社会规则。
岩下宣子所著的《礼仪以前的社会人常识》最为卖座，书中举出生活中247件事情，从吃生鱼片到婚丧喜庆，将礼仪道德视为一种做人的基本常识。
坪田信贵所著的《人间九种类型：涉及工作与对人关系的人间说明书》告诉人们，做人和使用机器一样，也需要一本说明书才能上手。
杉山美奈子的《说话的礼仪和技巧》也广受欢迎；小仓朋子的《世界最美的饮食礼仪》列举48种场合，让餐桌上的你，在旁人眼中看起来更有气质，特别受到女性读者的青睐。
日本有一个“日本礼仪道德协会”机构，出版《大人的礼仪道德讲座》，每年举办检定考，颁发分级的资格证书。
在礼仪道德的前提下，制定过多的规则，不惜矫枉过正。例如2017年流行空拍机时，因为一两件偶发的意外，导致所有的公园都明文禁止使用空拍机。又例如因曾有男性偷拍女生裙底的新闻，于是马上所有游乐场的拍贴区域都规定，禁止男性入场，除非有女性陪同。
一出现问题，为了防范未然，干脆制定全面封杀的规则，借以维持一个拥有礼仪道德的表象，是日本这个社会的特质之一。（端传媒，2017-2-2）
本尼迪克特早就指出：
（日本人）把“人的全部责任”看作地图上可以分割开来的区域。人生由以下组成：“忠界”、“孝界”、“道义界”、“仁界”及“人情界”等等。每一界都有各自特有的详细规则。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谴责一个人不公正，他们会说明他违反了哪一个特定领域的规则。
相比其他任何主权国家，日本人都更加习惯生活在一个细枝末节都有章可循、个人地位被明确规定的世界里。只要他们不出格，安分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是可靠的。勇气和正义体现在对制度的遵守上，而不是对它的修改或反对上。在标明的范围内，这个世界制度明确，因此在日本人眼里也就是可靠的。它的规定不是戒条那样抽象的道德标准，而是细致地说明在这样那样的场合该怎么做，面对武士该如何，面对庶民又该如何，面对兄长该如何，面对幼弟又该如何。（菊与刀，P144，P50，译林出版社）
这是“规则的礼治”，而不是中国式空洞的“道德之治”。
或者叫做“无理念主义”。不去上纲上线给你道德评估，只是按照规则节制人的言行。
日本人热爱并信赖其细致而又明确的行为体系是有一定原因的。只要服从规定，个人的安全就有保证。
中国礼学经典如是说：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记‧曲礼）
3，场的归属：礼治的社会基础
虽然东瀛礼治的精神资源来自于中国儒家，但最终支撑礼治的决定性因素是日本文化的社会制度基础。
今天日本都市和企业社会组织的原型就是传统日本农村的“村落自治”制度。村落是所有日本人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影响其一生的基本行为准则和习惯直至道德无意识认知，已经定型并一代一代传承。
日本的传统村落都是闭塞独立的小社会，在村界里是一个紧密联结的“自界”共同体，村界以外是另一个“他界”共同体。每一个村落都有各自的守护神而成为当地人忠诚的主，并且有独特的祭礼，各地乡土社会、城镇的祭礼隆重而多样化，是传统文化营造凝聚力和习俗传承教养的重要形式。中根千枝将这种朝夕相处、老死不离的经济和生活共同体，叫做“场”（纵式社会的人间关系，讲谈社，1995）。
日本人强调对村社“场”的归属感，而不是讲究血缘、身份、地位、教育、职业等“资格”。中根千枝指出：“在日本，一个离开自己村子长时间在外居住的人，要再次成为村里的成员，会受到很多的社会抵抗。”个人加入的这个“场”具有唯一性，一旦加入某个集团便没有了退路。可靠的所属集团只有一个。在一个“场所型集团”里互相全身心的投入和合作，建立同舟共济的一体感，从而强化整个集团的作用。
今日日本的企业之终身制和员工的忠诚心性，即来自于这种“场所型集团”的文化原型。
日本人将对生活共同体的忠诚与严守场所规则的行为结合一体，这是其集体主义精神的特色。进入现代化以后，由这种传统习俗生成的本质，已经深深地烙进了一般日本人的心性基因中。
为什么村落社会的“场”文化具有这样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这是由日本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日本的村落是自治、合作、集体主义和民主的，在这四者基础上生成严格的乡规民约之“礼治”文化。
传统的日本村落没有大家族，没有强权人物，或者说，没有土豪劣绅，它是一个平面社会。作为日本贵族中间层次的武士，既是战争的承担者，也是社会的管理者，是大名的守护人和意志执行者，但他们不能住在乡村里，只能呆在城下町，武士和农民不在一起，也不允许随便下乡，他们不可能成为村社的霸主。
其村落自治有三个制度特色：
全村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村寄合”，它由各家家长组成，所有重要事情的决定都必须由村寄合全员商量作出；
村寄合的决定必须“满场一致”（全体通过），村寄合作出的决议不需要上一级政府机构的认可，这是村落自治的本质所在；
村社的执行机构是“村方三役”：名主（村长）、组头（村长助手）和百姓代（负责监督的村民代表），村方三役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
对此，本尼迪克特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有些国家在强大的等级制统治下变得懦弱可欺，日本却没有。我们要认识到日本的各个阶级都得到了特定的保障，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是流民也有垄断各自行当的保障，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了政府认可。每个阶级都受到诸多限制，但是都有序而安全。”（菊与刀，P50）
日本传统社会有三大特点有助于礼治的实行：
其一，整个村庄的经济合作活动和治理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互相高度依赖和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
受政治和社会控制支持的税收制度，是使村庄团结一致的主要外在力量。日本的税收以村落为单位，于是整个村庄的经济生产便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集体合作约束，所以日本的乡村有大量的集体劳动，各种义务和税收份额要合理分担，而又必须依赖互相帮助才可以得到最好的整体利益。在整体利益面前，集体主义精神构成了软性约束的礼治影响力。
正是“互相帮助”的社会机制在漫长的历史生活里养成了日本人要时刻考虑别人的存在和顾及他人感受的公共义理。以“不烦扰人”作为合作的前提，就形成了克己的心性。
其二，存在着长期稳定性的状态和良好的文化习俗传承。
日本乡村社会的稳定性首先在于其租税定额长期稳定不变，而农业增产的大部分便得以留在村社与农民手里。
“各守本位”是日本根本的道德体系，日本人有一个信念：“一旦越权都将受罚”，即使是国家政府甚至天皇，直至幕府、大名，都必须严守自己的本位，不得越权。在任何领域和任何时候都有周全的等级区别，给适当的人分配适当的权威，并定义其适当的权限，只要“本位”被维系着，他们就觉得合理和安全，而绝无抗辩之言，政府的职责就是一丝不苟地承认人民意志的“本位”，只要在各自本位上尽了自我的义理，就达到了日本立国的宗旨：“大和”。
小集团格外强调内部的“和”，维系“和”的方法是通过“礼”保持各守本位的等级关系，彬彬有礼的人际距离是保持组织稳定的有效方式。
其三，存在着强有力的机制使个人归属于村社共同体和品性自治。
村社有“村八分”等乡规强化村社内部的自治性，在冠、婚、病、出生、死人周年、旅行、修房八个方面互相帮助，但如果违反村规，则任何事情都得不到村人的帮助，而且将接受不同的惩罚，包括体罚、罚钱、没收财物、拆房、扒房顶、课以劳务等，最严重的是全村与其断绝外交关系。
乡规民约就是现代都市社会规则的前身。社会规则发达而有效，人人各守本位而懂得自制，那么法治就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成本。
巴林顿‧摩尔的史学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在研究日本历史中有一个专节“农民革命的空白”，指出：
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原因，可以说明日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发生农民革命。首先是德川的税收制度使农民能够把增产的部分保留在自己手里。其次是和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农村社会中农民共同体与封建主以及后来的地主联系比较密切，农民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控制系统，能够把现实的和潜在的不满情绪纳入现行体制。第三，这类体制在传统强制性机构的辅助下，以及在适应现代社会的新机构的支持下，能够适应农业商品经济。
摩尔叙述了日本在17世纪引进并推广了中国的保甲制，以5个拥有土地又住在一起的家长及家庭成员组成5人小组，形成了互相合作又监督的惯例，村庄要求其成员的需求完全一致。村中还设置了规劝农民循规蹈矩的公共布告栏，定期对农民进行融合儒、佛内涵的行为规则教育，又通过5人小组和其他形式，全村主动地去关心每一户人家的行为。互相监督、纠正旁人的不良行为，彼此调停纠纷。
封建主（大名）全力支持村中头人的尊严和权力，而头人总是小心翼翼地驾驭平衡村里的各种主要意见，甚至在危机时期，头人往往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站在村社的立场上反对封建主。个人的事情被赋予了公共的特征，通过种种形式达成全村的一致。头人小心翼翼地征求其他重要人物的意见，形成共同体意识，村民会尽可能地避免发生任何公共的意见冲突。
影响地方共同体的“小”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可称之为“由于厌烦而达成协议”。即让执有不同意见的人无休止的侃侃而谈，直到整个集体决心为一项决定共同承担责任。
日本村社共同体存在着强有力的机制来使个人联合起来，并控制着每个人现实的和潜在的不满情绪，而且，封建主和农民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控制渠道非常有效率，封建主使他的意志家喻户晓，而农民则表明他们愿在多大程度上遵从清楚明瞭的组织程序。
日本与印度和中国都不同，它有组织严密的社会，同时上层封建主能使其影响直接渗透到下面。
在日本的农村，真正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在沿袭下来的以往的社会结构中，地主的影响深入到村社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于每一个佃户来说，似有更多的机会私下里解决争端。
日本村庄直到美国人进行土地改革时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富裕家庭占统治地位以及不鼓励发生公开冲突。农村权威立足于地产所有权。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都受到国家的支持。由于有辈分、传统和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气氛，使得这种关系不但不僵硬而且颇为融洽。（P203—250，华夏出版社）
总结来看，日本传统社会存在着一种公共理性的认同意识，“大和”就是其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国家政权，到封建主，到地方头人，到村庄集体，直到每一个人，既十分明确等级关系的本分，又互相承认各自的权利，就算有权力的一方，也严守自己的本分，不越权侵犯下级的权利。所有人都以“克制自我”为准则，以避免争执和公开冲突为“大和”的目标，以合作为常态，维持这些公共理性的基本方式，实际上是已经确定下来的种种详细具体的传统规则。这就是日本社会礼治的本色。
结语
费孝通早年指出：
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乡土社会》，1947）
礼治就是一个社会关于“正常或普遍”行为规范的理念、规则和个人自律的自治方式，正是通过无数方方面面的规则细节，规训和教养着一个民族的国民性。
日本人过度认真的礼治无疑是成功的，虽然它导致了日本人“拙”的性格。世上并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情，社会似乎有一个代价定律：没有拘束的规则，很难形成舒服的公序良俗。
“拙”是心性行为的一种品质，并非是不聪明，而是知道靠聪明行事会成为巧滑之徒，巧滑之徒精通于“计谋策略”，凡事只想着走捷径，不想靠着实实在在的功夫成就事情。易虚骄，被虚荣心、面子和人情敷衍控制了心性，甚至堕落到靠假话、虚伪和空洞的概念信仰自我蒙蔽，还会被撒娇自恋的作风自己迷惑了自己。这些都是“文士性格”。
在孔孟原初儒学那里，“礼”的地位处于一个万事成就的关要位置，即是道德实践的枢纽：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敎訓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
东瀛礼治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