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哲学或理论说到最根本处，都是建立在一种超验的价值假设或信仰之上的。西方的创世说、原罪说、天赋人权如此，东方的“天意”、“阴阳”、“道”也是如此。有人说，道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老子说“（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明明说“道在上帝以前就有了”，因而它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神造世界当然是一种信仰，但“道造”是不是一定比“神造”可靠？打破一个神话当然是好事，但赶走一个上帝，又来个创造上帝的“道”，那不过是以一个神话代替另一个神话；也有人说，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击碎了人格神的观念，“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击碎人格神的观念当然也可以，但无人格的“神”是不是一定比有人格的“神”好？“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当然是好事，但千万不要刚“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送进“现代宗教迷信”的囚牢里。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有没有假设，谁的假设或信仰比谁的“唯物”，关键在于，假设得好还是不好？这种假设或信仰是不是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有助于缓和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是否能从整体上拓展人的精神视境，提高人类的认知水平？我认为老子由“道”出发，推演出“柔弱”、“不争”的人格，又由“柔弱”、“不争”导引出的反战思想，就是早期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杰出智慧之一。
兵凶战危
老子所处的时代（约公元前571-47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纲解纽，战祸四起的时代。周王室本来就是由一系列自治国家组成的松散联邦。周天子不过是一个名誉领袖，类似现代国家的“虚位元首”。周初实行分封制的原意是要众亲族子弟称臣纳贡，拱卫京师，但王室东迁以后，联邦政府的财源和兵力有限，不足以控制日益坐大的封国诸侯。周天子不仅无力行使原来的权力和尊严，有时甚至连自留地里的庄稼也照不住。周桓王执政的时候，因为郑国国君姬寤生（郑庄公）欺君罔上，常年不到中央政府开会，就解除了他在联邦内的首相职务，这引起了郑庄公的强烈不满。有一天，郑庄公率领军队将“王畿”（周王室的土地）边界内的小麦全部刈割而去，等稻子熟了以后，又把稻米抢收完毕。周桓王这时虽然连馒头和大米饭都快吃不上了，但还是不得不压住满腔的怒火。有一次，趁着郑庄公到洛阳觐见的机会，语带微讽地问：“郑国收成如何？”郑庄公答：“托大王洪福，五谷丰登。” 周桓王听了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了，我地里的粮食可以留下自己吃了”。
除了王畿缩小，兵衰将寡，周王室无法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外，各封国统治集团的贪婪和野心也是造成各诸侯之间常年争战的原因。据史书记载，春秋之世242年，仅列国之间攻城掠地的战争就达483次，还不包括各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变和流血。面对这种混乱、不安的分裂局面，兴于乱世的各家学派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儒家认为，纲纪失常、“礼崩乐坏”是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现在只有通过重新“制礼作乐”，来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墨家认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不相爱”，因而提出“兼爱”、“非攻”和“尚贤”；道家给出的答案更简单，那就是“无为”。
老子从“道”这个本体出发，推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运行规律。也就是说，循环往复以及相反事物的对立转化都是“道”在运动，但“道”在运行过程中却使万物感觉不到外力的作用。“道”创生万物是“柔弱”的。这种形而上的“柔弱”落实到人生的层面就是“不争”。老子多次讲到“不争”的好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夫唯不争，故无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喜欢用水来比喻这个道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8章）。水就低、处下、滋润万物而不居功的特点深深地打动了他。而就像他笔下的长短、高下、洼盈、曲直等许多矛盾对立的事物一样，“不争”的对立面是“争”，是“壮”，是“强”，是“揣而锐之”……为此，他警告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而在这所有“有为”的事物中，战争是最激烈，最野蛮，最血腥，从而也是最愚蠢的形式，因而他竭力反对战争。
老子在第31章开宗明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这是他对战争性质的总体定位。在这儿，他没有给任何打着“正义”、“爱国”、“救世济民”、“解放全人类”等美好旗帜的战争留下商量的余地。只要是战争，就是不祥的东西。为什么呢？他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而古人认为左阳右阴，阳生而阴杀，所以“不祥”。“阳生而阴杀”当然是古人的一种信仰，但对战争，万物都讨厌它，却是事实，中国人讲的“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就是有力的见证。因而，他警告当时以及后来的野心家、阴谋家、贪欲冲天而发动战争的人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这句话被后来的人演绎为“天道好还”，意谓天道善于拿他攻击别人的东西攻击他自己，耶稣也讲过“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的话。可见东西方的先知对暴力必将遭到还报这一点都深信不疑。中国历史上凡以暴力和谎言夺取天下的朝代，莫不以暴力和谎言作结。胜利的原因最后成了败亡的根本，开场的锣鼓变成了谢幕的钟声。
兵凶战危，自遗其祸。在老子看来，只有天道掌握着人的生杀予夺，人类的自相残杀不过是“代司杀者（天道）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第74章）。因而，老子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描述了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两句话道尽了战争伤天害理的本性。在战火焚烧过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是不幸的。因而，老子说“有道者不处”。“有道者”是道家对人的最高赞美，称那些人格修为已臻最高境界的人，相当于儒家的“圣人”。“有道者”因为反对战争，他们执掌的天下自然太平，而“有道”和“无道”又是拿有没有战争来衡量的：“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第46章）。天下有道的时候，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战马不用于军旅，而用于耕殖和骑乘；天下无道的时候，干戈四起，戎马不足，故驹犊生于战阵，六畜不育于家。因而，我一直认为“物或恶之”的“物”，不像一般注者解释的那样指“人”，而是“万物”，意即所有的生命都遭到了戕害，马不过以其善于奔走而首当其冲。
恬淡为上
既然战争是这样一种神人共弃的不祥之物，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呢？从所处时代的经验出发，老子认为，统治者的贪欲和野心是造成战争的主要原因，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46章）。既然战争是由统治者的贪欲和野心造成的，那么消除了贪欲和野心自然就消除了战争，问题是，怎样才能消除统治者的贪欲和野心呢？老子没有说。这就像前两年有首歌唱道：“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肯定会变成“美好的人间”，问题是，怎么才能使“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呢？依照这种逻辑，我们不也可以说——“只要人人都遵守交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只要人人都不犯罪，世界将会太平许多”；“只要人人都吃饱肚子，世界将会没有饥饿”？……在这儿，中国式思维显示了它的先天不足：含糊，神秘，不重逻辑和实证，更没有可操作性。
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老子不可能从制度的层面看待战争。譬如，他不可能把当时屡肇兵端的原因归结为地方领导人的滥施权柄。如果在联邦的框架内，各自治地方没有军队，或虽有军队但对外宣战和媾和的权力不在地方领导人的手中，而在由民众组成的代议机关内，这样就可以避免地方自治成为地方领导人自治，同时也避免了通过谴责人性来消除战争的凌空蹈虚。
也许是看厌了当时北中国形形色色的僭位、谋杀、离间、惑乱，老子深知通过改善人性来消弭战争前途渺茫，所谓“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于是，退而求其次，他为被迫卷入战争设置了两条底线：“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第31章）。这样，战争就获得了两条原则：1，不得已；2，恬淡为上；而且只有在两者同时具备的情况下，这战争才是可容忍的。但什么叫“不得已”呢？就像所有的妓女都说自己是逼良为娼，所有的强盗都说自己是官逼民反一样，没有一个发动战争的野心家对部下说“我因为好战，所以让你们当炮灰”。“恬淡”亦如此，恬者，不欢愉也；淡者，不浓厚也。但“恬”到什么程度？“淡”到什么程度呢？老子自有一套战略战术上的具体要求。
首先，他给那些指挥军事的人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68章）。“士”在这里当“将帅”解，他要那些为将作帅的，不自逞勇武，不轻易发怒，不与敌正面硬打。从而尽量降低战争的损害程度。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他给卷入战争的将士提出了两条用兵之道：“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战略上完全采取守势，不挑衅，不进攻，谦退无争，惟以应敌；战术上因无意杀人，所以从布阵到装备只起到防卫和退敌的作用就行了，“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第69章），意思是虽有制敌的力量，但不首先使用，更不轻易致人于死命。这样的阵势与其说是杀敌的，不如说是用来威慑的。但你如果认为老子的这一套是轻敌，是麻痹大意，那就错了。任何形式的轻举妄动都是他所反对的。因为轻敌就是好战，好战就会多死人，多死人就会伤仁害慈。即使出于禁乱除暴，反抗侵略的目的，也不过“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意思是达到目的，事济功成就可以了。不要好勇斗狠，不要因私恨鼓励士兵斩草除根。这就是“恬淡为上”的军事思想。
常听人说，老子的思想是消极的，是无为的，因而是有害的。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评判一种思想不能笼统地说，消极的就是坏的，积极的就是好的；有为的就是进步的，无为的就是落后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积极要看“积极”什么，有为要看“为”什么。如果是不要人当炮灰，不要跟在野心家屁股后面瞎起哄，那不是越消极越好，越无为越好吗？也常听人说，老子的思想是出世的，因而是逃避现实的。但出世要看“出”的什么样的“世”，正如入世要看“入”的什么样的“世”一样，如果是一个统治者残民以逞，百姓生不如死的“世”，那不是“出”的越远越好，逃的越快越安全吗？
这样一种妥协退让、适可而止的军事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深广的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在老子看来，“道”生万物，利而不害，长而不宰，这种有功不居、为而不争的精神是人间一切活动的终极性依据。战争也不例外。他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第67章）。这是老子反战思想的最终来源。其中“慈”就是基督教讲的“悲悯”，“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基督教讲的“谦卑”。老子有感于当时人与人之间爱心的丧失，因而，他特别提到“慈”的妙用。一个人，或一个将士，一旦具备了悲天悯人的胸怀，无论战守都能勇迈天下，也就是儒家讲的“仁者无敌”。
这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战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长期以来，我们被告知说“战争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形式”，而“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不可沽名学霸王”，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这种杀气腾腾、你死我活、弥漫着人血气息的斗争哲学曾经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然而它不仅和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中知雄守雌、去奢宝俭的主张大相径庭，即使和人类历史上那些对人类的苦难命运抱有深切同情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也是格格不入的。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美国本土上发生的唯一一次内战。这场内战的起因被公认为是为了解放南部黑人奴隶。实际上，如果单因为南方各州的蓄奴，没有后来的独立和成立“邦联”，战争就不会发生，至少是不会那么快地发生。作为一个目含哀矜，浑身充满基督教爱和怜悯的政治家，林肯深知厌恶奴隶制是一回事，发动战争消灭它又是一回事。因而他一再声明无意动武。他相信宪法没有赋予他这么大的权力。《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认为，奴隶制是一桩历史遗留的罪恶，各州要在联邦的框架内，“有愿望有能力”地自行废除。但根据美国区域自治的立国原则，联邦并没有动武的权力。因而，即使在处于战争边缘的第一任就职演说中，林肯仍然在为避免战争做最后的努力。那时，南部邦联已于一个月前宣告成立。他还在会上劝说南方民众：“为什么不能满怀信心，耐心等待人民的最终裁决呢？……如果代表永恒真理和正义的万能上帝站在你们北方一边或者站在你们南方一边，那么经过美国人民这个大家庭的裁决，真理和正义定将普照天下。”而1861年4月12日，南卡罗来纳州传来塞姆特堡陷落的炮声，他的最后一丝梦想破灭了。这标志着南部各州决定以独立国家的形式永远蓄奴，联邦连法律解决的途径也被一劳永逸地堵死了。这对一个从小就看见戴着铁镣的奴隶从家门口一排排走过的平民总统来说，肯定是一个很深的刺激。
促使林肯总统下决心攻打南方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对战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虽然他深知，战争将会给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但他还是相信这场兄弟阋于墙的战争会很快结束。因为当时南部邦联的“首都”已由蒙哥马利迁往弗吉尼亚的利奇蒙市，距联邦首都华盛顿只有100英里，林肯以及北方的分析家普遍认为，只要军队推进这100英里，拿下南方的首都，动摇了“国本”，南方就会乖乖地回来。因而，战事一起，他宣布征兵，征兵总数只有75000人，为期3个月。当时整个联邦的军队只有16000人，根本没有对内动武的准备。一听说要打仗，美国人性格里那种天生的乐观与幽默就毕显无遗。大量的北方民众跟在军队后面，拿着灶具、帐篷和手电筒准备野餐。那气氛根本不像打仗，倒像中国农村的赶庙会。可是军队刚开进弗吉尼亚不到30英里，就遭到南方军民的顽强抵抗。当这些20来岁小伙子的尸体一字儿摆开，冒烟的子弹还在胸膛上燃烧，殷红的鲜血渗过本来就五花八门的“军装”，呈现在人们眼前时，这些“随军家属”傻眼了。然而，战争这架绞肉机自有它的运行规律，一旦上了发条，就很难停止。这正应了老子的一句话“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胜而不美
除了对战争性质的定义，以及在战略战术上的具体运用和实践，老子对战争胜利的态度也闪烁着慈悲深埋的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战争结果的认识上。
由于他认为战争，无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都是“不得已”的产物，因而即使最后胜利了，也不要自以为得计。“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第30章）。有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不要矜恃，不要夸耀，不要骄傲，要知道战争都是“不祥之器”，因而即使是因扶危禁暴而用兵，也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不要逞强，不要赶尽杀绝。逞强就是“不道”，“不道”就会早死。这是他对一切强取妄为者下场的预卜。为了彻底打消以武力兴暴并企图以此君临天下的侥幸心理，才过了一章，他就再次强调“胜而不美”。胜利了不要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怎么可能在天下长久得志？这是他从反面论证胜利的一方不要得意忘形，要心怀悲悯；否则就是变态的杀人狂。
《圣经》上讲，“不怜悯人的必不蒙怜悯”，又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一切靠坑蒙拐骗，阴谋算计夺得天下的人不要妄自尊大，不要只顾神化自己，妖魔化对方，小心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万目睚眦，百口嘲谤的对象。这种大爱无疆，哀悯深沉的智慧和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接受的铺天盖地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但它却和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不忍生灵涂炭的人息息相通。
如果我们继续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北方没有以“叛乱”、“卖国”、“分裂”的罪名镇压“反动派”；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对60万死难同胞的坟茔，北方始终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愧疚。无论是林肯，还是继任的安德鲁·约翰逊都坚决主张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南方。直到今天，在遍布全国的纪念馆和博物馆内，你仍然看不到对死者用“反革命”、“叛徒”、“匪帮”这些蔑称，有的只是对逝去生命的缅怀和追思。南北方的“宣传口径”也不一致：北方用的是“国内战争”，南方则称为“国与国的战争”，尤其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南方好多地方至今都矗立着“邦联”总统戴维斯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塑像，谁也没有说这是“伪总统”、“伪司令”，因而下令拆毁。因为当时明明成立了国家，推选了总统，任命了总司令，怎么能叫“伪”呢？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一役。仅此一役，双方就有五万年轻人魂归疆场。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总统，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分量。因而在著名的葛提斯堡讲演中，你看不出林肯有一丝一毫的得意神色，更没有号召北军“宜将剩勇追穷寇”，“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相反，它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亡辞。全篇短短十几句话，渗透着林肯对死亡将士的惋惜和悲悼之情。作为一个始终将“自由”和“民有，民治，民享”悬为最高圭臬的人道主义者，他深知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
今天在葛提斯堡战场上，建立了一个纪念馆。纪念馆里没有我们熟悉的黑白对立，有的只是对战争进程的客观讲解，以及对参与战争的士兵哀伤而痛心的描写：有的是两兄弟参与了战争，但一个加入了南军，一个加入了北军，最后在战场上相遇；还有一些陈列说的是这些年轻的士兵和他们心爱的姑娘生离死别的故事。有的到死，手里都紧紧攥着意中人的照片，可惜被鲜血染得看不清了颜色。面对这个纪念馆里，被放大到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士兵的照片，你无法直面他们的眼睛，那些灵动而闪射着青春光彩的年轻人曾经和我们一样，头顶一片蓝天，共饮一条河水，同信一个上帝，而现在他们都死了，死于自己同胞的枪击之下。
这样的战争，这样的胜利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难道就因为自己诡计多端，杀死的人比对方多，就有权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诬蔑那些死去的，再也不会还口的兄弟为“盗”，为“匪”，为“寇仇”、“败类”？老子说：“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第31章），讲的是一个人，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要以悲哀的心情对待战争和杀人，尤其是战胜以后，要以丧礼对待死去的人。这是中国最早的人道主义呼声，淹没在了一片杀伐四起，群雄争霸的历史暗夜里。
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国王薛克斯率领他的军队翻过一道山梁，回头照见他一望无涯的军队，不禁恸哭起来，部下问他哭什么，他说：“想一想百年以后，所有这些人都不见了，因而悲伤莫名”。我喜欢这个故事，说明在古希腊即使是一个率军打仗的人也具备哲人的品质，不像一些文明古国，五千年了，只学会对敌人“鞭尸扬灰”。
2005年3月12日动笔
2005年4月16日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