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有清一代累积三百年之经学，旦夕之间，土崩瓦解。究其因缘，与西学东侵，辛亥鼎革密切相关。早在辛亥之前，已有焚经之议。皮锡瑞于光绪十三年（西元1907年）刊行《经学历史》，其中说到，清末“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1]后来熊十力著《论六经》也说：“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皮锡瑞在清末著《经学史》一小册，曾谓当时有烧经之说，盖实录也。”[2]辛亥之后，政治上与经学脱离关系，教育上废除经学一科，于是经学急遽崩溃。至于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洋学者归国，现代学科建立，新学便完全替代旧学，学术大势，由“以经为纲”转向“以史为本”，经学终至沦亡。此后，虽一二孓遗，勉强支撑，而不能救学风之万一。然而，这一转化不但与西学的流行、帝制的崩溃有关，而且与晚清民初经学自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即是以章太炎为中心的古文经师改造经学的结果。然而，章太炎向来被视为古文经学大师，终其一生，倡导古文，不遗余力，为什么反而会成为经学消亡的前驱者呢？
一、古文经学与清代“汉学”
光绪二十二年（西元1896年），康有为曾过杭州，以新著《新学伪经考》示学界名宿俞樾。其后，俞樾曾笑谓当时年仅29的弟子章太炎：“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与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3]章氏一生学术政见，多视康有为如大敌，凡对经学的理解，孔教的态度，革命的选择诸方面，章太炎的背后，总有康有为的阴影，而经学理论尤甚。二人学术上的区别，众所周知，是立根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别，但是，无论是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还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事实上都早已超出汉、清二代的今古文。
康、章之别，至为明显的，是对西汉刘歆的评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大体上针对刘歆而作，其言云：“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4]康氏将古文经学追溯到刘歆，可谓洞若观火。而以古文经书传记皆出刘歆篡乱，可以说是逼到了古文经的命门。而在章太炎，未见康氏，本尊刘歆，既见康氏之书，其后更把刘歆抬高到和孔子相匹的地位。章氏1904年印行的《訄书》重订本中《订孔》一篇有云：“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5]甚至在《訄书·官统上》中引用刘歆之语，竟云：“先圣刘歆有言”。[6]刘歆对中国经学的影响有三，一是引《左氏》证《春秋》，二是从秘府找到《周官》，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三是校对秘书，写成《七略》，使汉以前典籍有迹可寻。章太炎在此表彰刘歆，主要以《七略》而言。在《訄书·征七略》中，章氏对刘向刘歆父子有一个具体评价：“刘氏比辑百家，方物斯志，其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7]章太炎并不只是把《七略》视为“目录学”著作，而是看到“目录”的编排背后，有着对整个历史文明的典籍进行分类排比的思想意图。然而，把刘歆抬到这样的地位，可谓前所未有。到了1914年章氏增删《訄书》以为《检论》，对上引之言，将“孔子死”改成“孔子殁”，自下一注云：“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向、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迻写，而书贾亦赁鬻焉。”[8]是言刘歆之与孔子近似，在于将秘府典籍散布民间。章太炎只极力称扬刘歆，有意气，有实事。其意气者，在与康有为立异争胜。——要讨论章氏学问，必先知康有为，康有为将今文经学推至极致，而章氏为了与之争胜，往往有意将古文之说也推至极端。其实事者，在于章氏特别要表彰刘歆在校书中，掘出《左氏》、《周官》，并确立二书地位，从而使刘歆成为古文经学祖师。
两汉从五经博士至十四博士之学，皆为今文，而今文经学的核心，是以经学为“孔子法”。孔子之法，备于五经，而要在《春秋》。五经除《春秋》外，本为历代圣王之法的记载，而经过孔子删削，则其法皆备于孔子，成为孔子法。也就是说，在两汉今文经学之中，经学即孔子之法。
两汉之交，刘歆出而古文经学始彰。刘歆之学，一言以蔽之，就是瓦解孔子法而重建孔子之前的圣王法。而其要，一在《左传》，一在《周官》。
对《左氏》，刘歆引其史实以解《春秋》经文。《汉书·楚元王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9]汉世经、传别行，无《春秋》之《左氏》，则如《国语》而已。当时学者训故，则是解释古字古言而已。而刘歆开始以《左氏》之事，解《春秋》经文，两相对照，“转相发明”者，则是以经、传互相解释，在这种互相解释中既发明经文义理，又发明传文义理。以《左氏》之事实，解《春秋》之经文，则经文成为事实的提纲，而《春秋》口传大义，荡然无存，《春秋》成为十二公的历史记载。刘歆之后，《左氏》大兴，贾逵、服虔皆名其学，而皆比附《公》、《穀》。至于杜预，将刘歆的“转向发明”推至极致，发明出一套“依传以为断”的义例。其言云：“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10]而其凡例，则出自周公，所以杜预又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11]经过刘歆、杜预，《春秋》一经，从孔子的一王大法，变成周公旧典，而孔子只是根据周公的史法进行修补而已。
对《周官》，刘歆确定其性质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关于《周官》流传情况的最早记载，只能见之于孔颖达《周礼注疏》的序言《序周礼废兴》中所引马融《周官传》，马融说，孝成帝时，刘向、刘歆校理秘书，得见《周官》，“时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俱在斯。”[12]《周官》不但由刘歆发现，而且由刘歆确定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就是说，是周公之法，并且是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圣王之法。《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13]是刘歆在王莽时代，以《周官》为古文新“经”，并置博士。刘歆之后，《周官》之学至郑玄而大盛。郑玄对其定位是：“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14]郑玄经学，突出的特点是以《周官》几近完备的礼制为标准，遍注《尚书》、《礼记》、《论语》诸经传，综合今古，把整个经学体系解释成不同的圣王之法沿革、损益的历史过程。
自刘歆导夫先，而杜预踵其后，《春秋》由《公羊》而《左氏》，孔子法被瓦解而周公法得以建立。自刘歆肇其端，而郑玄总其成，《周官》遂成为古文经学的制度基础。此二者，共同构成了古文经学主要部分。而刘歆之视经学与孔子，有云：“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15]“纪帝王之道”一语，至为重要，表明在刘歆看来，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是古圣先王之道的记载而已。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也云今文经师“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16]“末师”之口说，正是今文微言大义之学，而“往古”之传记，则是古文新出书籍。而其不同在于，今文学皆传自孔子，为孔子法，而古文学杂出崖壁，为历代圣王政典之遗。因此，始于刘歆，成于郑玄、杜预的古文经学，根本特征是一反今文博士以六经为孔子的素王之法，而将整个经学系统，视为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因此，今文经师喜言“独尊儒术”，古文经师则言“周公之法”。说到“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本来具有“史”的意味，但是经过汉晋古文大师的努力，历代圣王之法集中在整体性的“六艺”或“经部”内部，因此，虽然“立法者”是多元化的，但是作为“法”本身却是整体性、无异义的。自魏晋至于隋唐，古文经学大行于天下，通经致用之道，要在辨经注以议典礼，五经不是作为律令存在，而是作为圣王时代的政教经验，指导现实的典礼改革。
至于清代的所谓“汉学”，事实上是清代学者对汉世经注的研究，而且主要是古文经学。章太炎《訄书·清儒》说：“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17]而后《检论·清儒》之说亦同。清代经学之“短于风议”，是言其通经而不求致用，这也是清代政治所造成的结果。清世虽然尊经，但经学的变化，已经完全无预于政治的美恶。最典型的，莫过于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将流行千载，又是当代大典的《尚书》证明为伪书，而竟对朝廷政教毫无影响，足见当时名为尊经，而毫无其实，政治与经学的疏离，已经几乎到了毫不相干的地步。清代经学的“长于求是”，是言其治经目的，为得到知识上的经义之真。章太炎以为清儒经学的最高成就，在戴震、高邮二王至俞樾、孙诒让诸人，其学术特色，在以小学通经，其言曰：“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18]清代经学之“求是”，即在于求客观的经学知识。皮锡瑞《经学历史》将清代定为“经学复盛时代”，但是皮氏所言的“复盛”，已经不是经学本身的昌盛，而是经学研究的兴盛。以清代之去圣久远，师法废绝，故研究经学，不得不先辑佚书，勤校勘，通小学，于是发展出文献辑佚、校勘，音韵训诂之学。这些学术，后来固然成为专门的学科门类，其初不过是通经的津梁而已。清代的这种学术特色，决定了清代学术，除了今文经师与章学诚数人之外，并没有系统化理论探讨的冲动。因此，他们的解经注经，是在预设了“经”的至尊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经学研究，而不去理论化地讨论“经学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的预设，是汉晋经学的预设，尤其是汉晋古文经师的预设。因此，清代学者通过辑佚、校勘诸方法明经、传、注，作为新疏，可以说是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中，重新更完备地解释古代圣王之法。清世“汉学”，只是“经学研究”，不是经学本身，也无预于政教，但其普遍预设，则是像汉晋经师那样，将五经视为“圣人之法”的存在，只要明经，便明圣人之法，虽不能用于当时，但可以俟诸后世。
以五经为圣人之法，这是经之所以为经最基本的保障。在“法”的意义上，古经才获得其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对后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章太炎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学术，看待经学，从而将五经视为“史”。
二、经学：由“法”而“史”
章太炎之新经学，一言而蔽之，曰由“法”而“史”。章氏一生，对经学的态度有前后之别，但都以由“法”而“史”为其基本底色。
章氏与清世古文经儒之所同者，在于以小学通经，而其异者，则在于章氏有了一种“系统的眼光”。清世古文诸儒多通一经或数经，但是对“经学”本身，即对五经的性质，则不加探讨。因为当时经部至尊，只需明经义之所然，不必明其所以然。章太炎一生尊奉古文，其《与柳翼谋书》云：“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19]而其自述学术次第，亦云：“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20]古文经典，既是章氏生平治学的长项，也是章氏学术、政治立场的选择。如果光看章氏早年的《春秋左传读》、《驳箴膏肓评》，晚岁的《古文尚书拾遗定本》、《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诸注经解经之作，那么，他与其师俞樾、孙诒让辈，大体无别。但是，章氏处于晚清民初之世，新说与旧学相接，政局飘摇，思想动荡，学者如果仅仅从事古经新解，已经无法回应当时的民族国家建构、政治社会危机。尤其是康有为对今文经说的新改造，风行天下，推动政治改革，同样深深刺激了章太炎。如果不改造古文经学，则不能应对新的变局，也不能回应今文新说。因此，从《訄书》到《检论》，从《国故论衡》到《国学略说》，章太炎展开了他的新经学论说。
章太炎对清世古文经学研究的突破，在于他以系统的眼光，重新探求古文经学的性质，也就是探求古文经书中，“六经”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书籍分类之法，一开始经史二部并不分立。图书分类之法，始于刘歆《七略》，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因之。《七略》、《艺文志》皆无史部。章太炎将图书分类之法，作为探求经学性质的起点。在《国故论衡·原经》中，他说：“经与史自为部，始荀勗《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旧法。《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其后东观、仁寿诸阁校书者，若班固、傅毅之伦未有变革，讫汉世依以第录。见《隋志》。虽今文诸大师，未有经史异部之录也。”[21]章太炎以《艺文志》中《史记》附于《春秋》，且无史部之名，证明汉代本无经史之分，此为图书分类之客观事实。从这一事实可以推出，在一开始的时候，经即是史，史即是经。《汉书·艺文志》所呈现的，是六经为王官之学，而儒家列诸子之部。经、儒分立，而经、史合一。因此，章太炎在《訄书·清儒》中论六经的性质，有云：“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学说则驳。”[22]这一观点，本非章氏之见。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有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3]此数语，为章学诚思想之核心。但必须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要旨，不是追述六经的起源，而是阐述“官师合一”的理论。因此，《文史通义·原道中》云：“《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24]由此言之，“六经皆史”之所谓“史”，非今人之言“历史”，而指史官之所职。官师合一，史官所职，即一代典宪，所以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而认识到这一点，便必须“贵时王之制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25]章学诚的“经”，定位于过去了的“先王政典”，即过去的圣王之法。在这一意义上，仍然没有背离古文家的精神。
章太炎言“六艺，史也”，其“史”之义，本与章学诚同。但是，在《訄书·清儒》中，章氏接下来以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数理之学言《易》，又云《诗》若《薄伽梵歌》，《书》若《富兰那》神话，《乐》犹《傞马》、《黑邪柔》。[26]则都是从原始文明的角度，也就是所谓“神话”的角度来解释此数经，易言之，章氏之“史”，不止是“史官”之史，而且是“历史”之史。正因如此，章氏在自注中加了一句话：“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27]古代史官所记述的那些历史性的陈迹，都是“经”。就此而论，则经与史完全混合为一。如果说在章学诚那里“六经皆先王政典”，经即先王史官所职，那么，在章太炎这里，他进一步将“六经皆史”之“史”，由官书而视为历史。正因如此，章氏言经学之功能，有云：“魕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汙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28]此语《检论》因之未改。断以人道，夷经为史，是章太炎的基本主张，在这一主张中，六经的意义，在于使“上世社会汙隆之迹”，大略可知。这里经学之意义，已完全转化为史学之功能。尤其是接下来之言“明进化”与“审因革”，以传统古文家之见，六经为不同的圣王之法构成，郑玄之后，弥合了这些古圣王之法的矛盾，做为圣王法集合的六经，可以通经致用，而对章太炎而言，六经以综贯，可以明不同历史时期的进化过程，六经以裂分，可以探研不同圣王之法的因革过程，章太炎与其前的郑玄、章学诚不同，不在于他们都将六经看成“史”（官书），而在于他们对“史”（官书）的态度，郑玄将六经视为“法”，旨在使六经之法贯通而为一圆融整体，可以继续求致太平之迹。章学诚将六经视为“史”（官书、政典），旨在阐明“官师合一”，使人重当世时王政典，考求古经新用。而章太炎不但视六经为“史”（官书、政典），更重要的是，以“历史”的眼光、态度来看使六经，因此，六经一变而成为“上世社会”的实录。在这一意义上，章氏之六经，已经不止是“史”（官书、政典），而且是“历史”。对“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只有一个，那就是遥远的古代。
在《国故论衡》中，章太炎超越“六经皆史”，将六经视为“历史”的特征有更明确的表达。《国故论衡·明解故》云：“《六经》皆史之方，沿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庞俊、郭诚永注曰：“《六经》所载，自羲、农以至于春秋，居今稽古，舍此末由。古文之《逸礼》，不可见矣。然则行事之详，莫具于《左传》，实制之备，莫美于《周官》。故言之存，亦莫尚于斯二典者，而毛氏《诗传》次之，皆古文也。”[29]此注甚确。章太炎与章学诚最大的差别，是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下，章太炎有了一种通史的眼光——六经本为“圣王之法”的集合，一旦有了这种“史”的眼光，一代之王法便一变而成为一代之史实，本来，依传统古文家之见，考历代之圣王法，乃是为了考求最好的政治，即考求理想的政治与生活方式，但是，当圣王之法成为“历史”，治经变成“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研究”。在《明解故》中，章太炎接下去说：“后世依以稽古，其学依准明文，不依准家法。成周之制，言应《周官经》者是，不应《周官经》者非。覃及穆王以下，六典寖移，或与旧制驳，言应《左氏内、外传》者是，不应《左氏内、外传》者非，不悉依汉世师说也。”[30]无论《周官》、《左传》，皆由经书，化成史籍。
六经成为史籍，那么，“经”的价值何在？在章太炎看来，经学就是历史的记载，而且是最古老的历史记载，其价值，正在于其古老，而正因其古老，可以考见国族的根源。章氏身处“中国”做为民族国家形成，“天下—夷夏”转化为“世界—国家”的关键时刻，他最大的功绩，在于重新认识一个前史所无的“中国”，而这个“中国”，章氏称之为“历史民族”，“历史”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章氏之重“史”，实质在于重“国性”，这种“国性”在晚清表现在夷夏关系中，在民国表现于中西文明关系中。章氏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31]盖有史久远，则国性贞固。这里的“史”，其实相当于今之谓文明史。而史之久远，载在六经，六经正因其为久远之史而比一般史籍重要。因此，章太炎在《答铁铮》中：“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32]明确地把整个经学系统说成“历史”。又，章氏《与简竹居书》也说：“《尚书》、《春秋》，左右史所记录，学者治之，宜与《史记》《汉书》等视，稽其典礼，明其行事，今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斯其要也。”[33]在“历史”的眼光中，《史记》、《汉书》之价值，无异于六经，故章氏夷经为史之说，不止于以新的“历史”眼光看待六经，而且，竟至于重新确定“经”的范围。
章氏对《十三经》，以新的标准进行裁减与增加。以六经为官书，故裁减《论语》、《孝经》、《孟子》。《訄书·清儒》云：“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34]盖《七略》中《孟子》本属儒家，不在六艺之科，故章氏汰之。然《孝经》、《论语》，在《七略》、《汉书·艺文志》中，皆列于“六艺”，章氏竟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尊圣泰甚，徇其时俗”之故，因为六艺本来都是官书，与口说不同，故“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35]至订《訄书》为《检论》，章氏又加上：“段玉裁少之，谓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36]在这一删减，一增加之间，可以看到章氏之论“经学”，实皆以史为断。而章氏之“新经学”对经学本身的理解，由古文经学之“法”而成史学家之“史”，治经也从考求圣王之政治理想变成考证历史之因沿迁变，所以说，章太炎是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转捩点，在章氏这里，进去的是古文经学，出来的，则成了史学。
三、章氏三“原”：以历史瓦解价值
章太炎将经学转化为历史的实录，从而将经学转化为史学的构成部分。这种双重转化，加上章氏文字音韵学之精，使他以历史的眼光探求经学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本原”，而且，在这种“本原”化的历史追溯中，瓦解了这些概念的价值，兹以经，儒，素王三个概念为例，看经学概念在极端“历史化”之后的变异。
对“经”的理解，两汉今古文经师皆无异义。今文如《白虎通》云：“经，常也。”[37]古文如郑玄云：“经者不易之称。”皆以经为常道。自汉魏至于明清，言经学之“经”字义，皆在此一理解中。章太炎既具历史之眼光，故求经字之“本义”。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载章氏在日本演讲稿《经的大意》，首发高论云：“甚么叫做经？本来只是写书的名目，后来孔子作《孝经》，墨子有《经上》、《经下》两篇，韩非子的书中间也有经，就不一定是官书了。但墨子、韩子的书，向来称为诸子。孔子的《孝经》，也不过是传记。真实可以称经的，原只是古人的官书。《庄子·天下篇》说六经的名号，是《易》、《诗》、《书》、《礼》、《乐》、《春秋》。《礼记·经解篇》也同。难道古人只有六经么？并不然。现在存的，还有《周髀算经》，是周公和商高所说。更有《逸周书》，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记录。《易经》的同类，还有《连山》、《归藏》。《礼经》的同类，还有《司马法》。汉朝都还完全。这些都是官书，都可以唤作经。不过孔子所删定的，只有六经。也不是说删定以后，其余的书一概作废，不过这六件是通常讲诵的，其余当作参考书罢了。”[38]在《国故论衡·原经》中，章太炎追溯先秦之称“经”数义：“《吴语》称‘挟经秉枹’，兵书为经；《论衡·谢短》曰‘《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法律为经。《管子》书有‘经言’、‘区言’，教令为经。”[39]下又列“世经”、“图经”、“畿服经”等等之称“经”，证“经”之名非官书。是从本义讲，经不但非官书，也非儒书，古代之书皆可称“经”。至1935年，章太炎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经学略说》，其时章氏以知辛亥鼎革，道德沦丧，古文经说，因史而亡，然讲经学，犹云：“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40]
此处胪列三说，贯串章氏一生，而皆以历史眼光“原经”，而“原”至于最古时代，“经”只是古书之统称。究章氏之原意，是为了反对明确的以六经为常道的今文经学，所以，超过汉代今文家说，而至于孔子以前的王官六艺，而且将孔子之前的六经视为历史的记载，这样一来，便自然而然的瓦解了“经”的神圣性。可以说，章太炎为了瓦解今文经学，而将经学视为史籍，经学一旦成为史籍，无形中，却连古文经学视经为“法”的意义，也被完全瓦解。章太炎的这一做法，直接开启了经学溃亡，连经学研究也一并崩溃的“新学”。章门弟子朱希祖据章氏之“经”字定义，于1919年直接提出：“经学之名，亦须捐除。”其说云：“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但后人称经，是有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意义，是不许人违背的一种名词。……我们治古书，却不当作教主的经典看待。况且《易》、《诗》、《书》、《礼》，本非孔子一家之物，《春秋》以前的书，本非孔子一人所可以垄断的。”[41]章氏另一弟子曹聚仁在《从疑古到信古》中也列举了章氏《国故论衡·原经》言古代兵书、法律、教令、历史、地制、诸子皆可以称“经”，而云：“总之依章师的主张，一切书籍都是经，这对于提倡读经尊孔的腐儒们，是最有力的讽刺。”[42]最后曹氏的结论，是奉劝青年们：“爱惜精神，莫读古书！”[43]其中，朱希祖纯为史学研究者，且主政北大历史系，辛亥之后，经学科废，举世趋新，本待有识之士，重振绝学。而章太炎对经学的瓦解，使其弟子一辈，自然而然的接上西来现代学术的思路。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章太炎释“经”字本义，已非“经学”之经。当时学出廖平，又曾私淑章氏的李源澄，在这一问题上洞若观火，李源澄《经学通论》有云：“经学之经，以常法为正解，不必求经字之本义。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而经之得名，则在于战国之世。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而非经之达诂。近世释经义者，皆释经字之义，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44]“经”字本义与“经学”之“经”是两回事，要解释“经学”之经，不必求诸“经”字之本义，就像要解释“人性”，不必追溯到猿性，更不必追原到单细胞原始生物之性一样。以章氏之博学深思，谅不至于不知此，惟其好古过甚，厌汉儒过深，又纵横其博闻多知，故夷经为史，无所不用其极。其早年持此说，以攻击康有为，尚可理解，至于晚年，经学陵迟，既早闻其弟子“捐除经名”之论，又深知“天乘”“人乘”之别[45]，但仍然以“经”之义如今之谓线装书，则非智者所论矣。
章氏之二“原”为原素王。素王之说，为今文经学立学之根基，而汉世古文家也多接受之。盖承认孔子有立法，则孔子为素王也。孔子之立法，在《春秋》。主《公羊传》者，董仲舒对汉武帝云：“孔子作《春秋》，正先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46]卢钦《公羊序》曰：“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47]主古文，《左传》者，贾逵《春秋序》：“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48]是皆以孔子之作《春秋》，为立素王大法者也。章太炎以孔子为史家，史家者，整理历史，使后人明朝代兴亡者也。而素王则是提出价值，以为后世制法者。是故章氏必瓦解素王之义，而其法，仍是以“历史”记载瓦解价值，《国故论衡·原经》云：“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原注《天下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49]章太炎以历史上可见的三种不同的“素王”，证明孔子之称“素王”，非其本来，不过是后儒为尊崇孔子，臆加“素王”之号而已。孔子是素王，则《春秋》为孔子法，孔子非素王，则《春秋》为孔子整理春秋时代之旧史而已。故章太炎以为，认为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是“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详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50]今文家言孔子“为汉制法”，而章氏以为《春秋》今文有四传，义各不同，是“为汉制惑”。而他认为，《春秋》只是史，故云：“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尊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51]依章氏之说，孔子实为史家，其作《春秋》，《左氏》为正传，乃在于整理春秋正史，布于人间，使民间得而习之。
章氏之破素王之说，仍然是以史籍之歧说，颇经典之神圣。说素王之，本以孔子之前，皆有圣德，而有王位，故制作礼乐。而至于孔子，有德无位，故立空王之法以垂世，是称素王。而章氏则列“三素王之辨”，使专属孔子之素王，可属之守府者，可与之货殖者，孰不知伊尹之言，史公之论，非经学之谓素王也。
章太炎三原为原“儒”。《国故论衡·原儒》开头即云：“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52]章氏此篇，极尽坟典，而立论大意，则追溯“儒”之歧义。章氏蒐集古之言“儒”者，据《墨子·经上》言：“名：达、类、私”，而分儒为三种。其一“达名为儒”，指的是古人有将“儒”学概括一切“术士”，即一切有术之士者，凡道家方士、法家、杂家，九流之人都可以称“儒”。其二为“类名为儒”，指的是《周礼》诸侯有保氏之官，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人，通此六艺者称“儒”。其三为“私名为儒”，指的是刘歆《七略》所云，王官失守，衍为诸子，司徒之官变成“儒家”。言至于此，则仅分析古书中“儒”本有异说，虽同一字，意旨有别。然章太炎之意不在此，分别三科之后，乃云：“是三科者，皆不见五经家。往者商瞿、伏胜、穀梁赤、公羊高，浮丘伯、高堂生诸老，《七略》格之，名不登于儒籍。”也就是说，古之儒者三种含义，无一含义包括了传五经的经师，易言之，经师不是“儒”，而在《七略》的图书分类中，传五经之周秦大师，皆不在“儒家类”中，而在“六艺略”中。是“经学”与“儒学”，截然分开，古“儒”之三科，皆无经师，《七略》之六艺，皆无儒者。盖刘歆之《七略》，以六艺为王官学，而诸子为百家言，儒家止为诸子之一，非能跻于王官。但是，早在刘歆之前，司马迁著《史记》，其《儒林传》皆传经之士，且自《史记》之后，历代正史，因之未改，则五经之学，岂非“儒家经典”？章氏于此解释道：“自太史公始儒林题齐、鲁诸生，徒以润色孔氏遗业。又尚习礼乐弦歌之音，乡饮大射之礼，事不违艺，故比而次之。”[53]如此说来，司马迁将经师行迹题为“儒林传”，不是因司马迁认为传经即儒者之业，而是因为这些传经者能够发展“做为诸子之一的孔子”的学说——勉强可以列入“私名为儒”，而且，他们也司《周礼》六艺的礼、乐、射——勉强可以列入“类名为儒”，在章太炎看来，司马迁大抵上是搞错了。章氏接着说：“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诸在口说，虽游、夏犹黜之。斯盖史官支流，与儒家益绝矣。”[54]因为古文经师研究的是王官学，不是百家言，是《七略》中的“六艺”，不是“诸子”之“儒家类”，所以，古文经师是“史官之支流”，并不“润色孔氏遗业”，与孔子关系不大，也非“事不违艺”，不符《周官》保氏之教，所以，古文经师更不应列入《儒林传》。章太炎以他所概括的儒者三科为标准，评议道：“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传经者复称儒，即与私名之儒相殽乱。”[55]传经者传的是做为官书（历史）的六经，与做为诸子的“儒”，已然不同，而将其放在一切术士的“儒”与周官保氏“六艺”的儒中，又只执一篇，所以说，经师与儒士，判然有别。
这样，章氏以历史的眼光，总结出“儒”的原意，断定“儒”是子家，“经”在经部，二者不应相混淆。如此一来，呈现出章氏的用意，是将经学与孔子区别开来。孔子不是经学的开创者，而只是经学的传承者，并且经学只是历史的实录，在这种逻辑中孔子的删削述作事业，铸就的是一个“史学家”。章氏通过“原儒”，裂分儒家与经学，夷孔子为诸子，这就是以历史瓦解价值。章氏之后，胡适《说儒》诸论，继章氏之“儒者三科”而作，儒家与经学渐行渐远。我们还可以从章门弟子曹聚仁的《<原儒>》来看章氏之说的影响。曹氏说到：“太炎师是首先提出了‘题号由古今异’的历史新观点，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儒’字，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观点。他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侠义的‘儒’。我们已经把孔丘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让大家明白不独宋明理学的观点，跟孔子不相干，即魏晋清谈家的论点，也和孔氏相去很远；西汉今文学家更是鬼画符，连春秋战国的儒家，也不是真正的孔子之学呢！从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演化，是有了新的意义。”[56]
在经学史上，对“经”、“儒”、“素王”诸关键词的理解，决定了对经学大方向的认识。章太炎解释这三个概念，都以“历史”的眼光，纵横其博闻多识的才华意气，追究其本意，胪列其歧义，结果不是使其意旨大明，而是使其价值全失。章氏原经而夷经为史，进而为史料，原儒而夷儒为子学，孔子为诸子，原素王而孔子不立法。章氏之“三原”，都已经超出了传统古文经学的范围，而导夫现代史学之先路。而在现代史学中，已没有独立的“经学”的位置。
四、结语：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
传统学术以经为纲，在清末民初，经过古今之辨，将中西问题转化为古今问题，“中国”成为“古代”，自此之后，现代学术转型进入“以史为本”时代。在这一转化中，章太炎正是一个转捩点。自传统经学角度看，章氏在消解今文经的同时瓦解了经学本身，从而为“以史为本”的现代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章氏之前，经学虽受新说冲击，但仍为学术之主体。经过章氏吸收古文经学，将古文经学彻底转化为史学，又大量培养弟子，各成名家，故章氏之后，史学遂为众学之本。可以说，章氏从俞樾、孙诒让、黄以周诸古文大师那里接过诸经的“散珠”，用“史”做为绳索把所有的散珠贯穿到一起，打上死结，展览于人间，经章氏之手，人间不复有做为“圣人之法”的珍珠本身，而只剩下做为“史”的珠串，可以名正言顺的放入历史陈列馆展览，以做为“激励种性”的材料。章氏弟子朱希祖述本师功绩云：“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即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典籍，亦皆可以史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特不欲明斥先贤耳。史料扩及于四部，其规模之弘大为何如哉。”[57]史之规模弘大，而经亡矣，是故章门弟子，几乎再无经师。
朱希祖述其师之志，或许略近之。但朱希祖一生的“史学”，与章太炎的史学，却大相径庭。从章氏晚年对民国史学的议论，略可见其端。民国之史学发达，在今天看来有如神话，但是，章太炎对当时史学研究之批评极多，1924年章氏发表《救学弊论》，云：“今之文科，未尝无历史，以他务分之，以耳学囿之”，又列史学之五弊。[58]1933年演讲《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又云：“历史一科，黉舍中视为无足重轻，所讲者不过一鳞半爪”“乙部之书，大都束之高阁。”[59]其具体评议，不能一一列举。但由此可以看出，章太炎之“史学”，与民国时贤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从传统经学的角度，章太炎的“新经学”固然瓦解了经学本身，但是，经学本非章氏之最专长，章氏一生最大贡献，乃在于其“新史学”，也就是说，将“历史”做为一种“价值”。今天要研究章太炎，仔仔细细看他的“新经学”，只不过是为了研究他的“新史学”铺平道路。
(节选自《经学的瓦解》一书)
注释：
[1]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41页。
[2] 熊十力：《论六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3]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4]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页。
[5]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6]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523页。
[7]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823页。
[8] 章太炎：《检论·订孔上》，《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5页。
[9]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967页。
[10]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杜序，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第15页。
[11]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杜序，第11页。
[12] 孔颖达：《序周礼废兴》，《周礼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第7页。
[13] 班固：《汉书·艺文志》，第1705页。
[14] 孔颖达：《序周礼废兴》，《周礼注疏》，第8页。
[15] 班固：《汉书》，第1968页。
[16] 班固：《汉书》，第1970页。
[17]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61页。
[18]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45页。
[19]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1页。
[20] 《自述学术次第》，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制言半月刊》第25期，广陵书社2009年影印。
[21]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8、299页。
[22]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33页。其后在《检论·清儒》中，这句话修改为：“六艺，史也，上古史官，司国命，而记注义法未备，其书卓绝不循。”（章太炎：《检论·订孔上》，《章太炎全集》（三），第472页。）
[23] 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
[24] 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32页。
[25] 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第231页。
[26]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35页。
[27]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33页。
[28]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61页。
[29]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356、357页。
[30]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358、359页。
[31]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305页。
[32]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33]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四），第166页。
[34]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71页。
[35]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71页。
[36] 章太炎：《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三），第479页。章太炎《菿汉雅言劄记》之说也同。1924年章氏作《救学弊论》，又说：“昔段若膺欲移《史记》、《汉书》、《通鉴》为经，今移《周礼》、《左氏》为史，其义一也。”（《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五），第102页。）
[37] 班固著，陈立注：《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7页
[38] 《经的大意》，《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39]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276页。
[40] 章太炎：《经学略说》，《章太炎演讲集》，第485页。
[41] 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42]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0页。
[43]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44页。
[44] 李源澄《经学通论》，《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国97年版，第4页。
[45] 章太炎：《与欧阳竟无》，《章太炎书信集》，第940页。
[46]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09页。
[47]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6页。
[48]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6页。
[49]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296、297页。
[50]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298页。
[51] 同上。
[52] 同上，第481-485页。
[53] 同上，第489页。
[54] 同上，第490页。
[55] 同上。
[56]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68页。
[57]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朱希祖文存》，第348页。
[58] 章太炎《救学弊论》，《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五），第102页。
[59] 章太炎：《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章太炎演讲集》，第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