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恢复“文革”前建立起来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回归学术研究，基本结构还是政治思想史，另一方面在在思想观点和研究对象上多有创新。90年代以后特别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报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关于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进入新世纪后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今后的近代思想史研究要继续加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学科意识”、学科理论建设，扩大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屏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运用，对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要加以“中国化”或“本土化”。

我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迄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1949—1966），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阶段；第二个时期，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困顿与挫折阶段；第三个时期，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阶段；第四个时期，从上世纪的90年代初到现在，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断走向繁荣的阶段。我们这里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实际上包括了第三个和第四个时期。由于这两个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和不断走向繁荣的阶段，其内容十分丰富，要在短短的10000字内对这两个时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是要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则，粗线条地将其脉络勾勒出来，这样挂一漏万，就在所难免，希望广大作者、读者理解和批评指正。

一

“文革”结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热”中，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黎澍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王元化倡导的“新启蒙”等，都对学术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与开拓，学者们冲破“左”倾思想的影响与教条主义的束缚，并纠正了局限于革命话语与阶级定性的简单化倾向，在继续以革命和进步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框架，继续从政治革命立场、从反帝反封建的视角评判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运动与思想人物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尝试从思想启蒙的角度、从学术史的角度、从中西思想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运动与思想人物，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的中西文化观、文化哲学纷纷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对于过去“立足于批”的洋务思想、立宪思想、改良思想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思想人物给予了新的一定的肯定评价，以往被视为研究禁区的领域，在八十年代却成了学术新的生长点，如耿云志、易竹贤等人对胡适的研究，方克立、郭齐勇等人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钱理群、舒芜等人对周作人的研究，都具有引领学术风尚的开拓性意义。

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时的“文化热”的思想主题与基调有两个：一是与官方“清除封建主义思想遗毒”的提法相适应，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即后来概括的“反传统”；二是与对外开放的大环境相适应，提倡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受此影响，近代史上的反传统思想、启蒙思想和西化思想受到学者们的格外关注，一些学者全盘否定传统，力主西化，而另一些学者则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中国文化复兴论”、“儒学复兴”论，并围绕电视政论片《河觞》的评价，双方展开了激烈论战。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学术队伍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梁漱溟、冯友兰、侯外庐、蔡尚思、冯契等老一辈学者，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行着各自的总结性的工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纲》，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蔡尚思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等相继出版；陈旭麓、李泽厚、王元化等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出生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年学者成了学科的中坚，在当时整个学术界、文化界和思想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批改革开放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出生于四十年代的新锐学人开始崭露头角。高校纷纷开设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等本科课程，还招收了相关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多本中国近代思想史通史性质的教材、著作相继出版。此类著作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时间上、下限为1840—1919年的叫“近代政治思想史”，时间上、下限为1919—1949年的叫“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教材、著作主要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6年），桑咸之、林翘翘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朱日耀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姚凤莲、郑裕硕的《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著作主要有：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严怀儒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彭明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王金鋙 、李子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世平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除上述这些著作外，80年代还出现了三本以“思想史”命名、论述近代思想史的论著，即：王永康的《简明中国近代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锡勤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80年代还出版了一批专门思想史通史性著作：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年版），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永恒主题。“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的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以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为主线来架构的。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之前一些被批判、被完全或基本否定的人物，如中共党史上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洋务运动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五四时期的胡适、梁漱溟，都得到了较为全面、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体现了学术上的拨乱反正；二是强调把对思想家的认识和研究建立在尊重史实、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坚实基础上，思想家文集与其他史料因而得以大量整理和出版；三是思想人物的研究内容得到了拓展，除政治思想外，还注意到他们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人生观等各个方面，其中，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相适应，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格外受到重视；四是对人物评价避免简单化的定性，而注意以发展的、多元的、多把尺子的综合衡量；五是进入研究视野的思想人物有了显著增加，如鸦片战争时期的徐继畲、包世臣，洋务运动时期的刘锡鸿、张树声等过去未被注意的人物，都相继有人开展了研究，并取得成果。

“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对中国近代思想进程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恢复“文革”前建立起来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回归学术研究，基本结构还是政治思想史，基本线索还是以进步思潮为主依次论述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的社会改革思想﹑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戊戌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清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等，但去掉了政治性的标签与教条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在思想观点和研究对象上多有创新，如对洋务思想、立宪思想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调整，尤其是以前很少涉及的三、四十年代中间派别的思想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顾关林的《论中间派的历史性转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和沙健孙的《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就是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二

进入90年代后，受89政治风波、苏东事件和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重心发生变化，从80年代研究思想启蒙到90年代研究保守主义，从80年代研究思想家到90年代研究学问家，从80年代研究革命进步思想和运动到90年代对革命进步思想和运动的批判，即所谓反激进主义，并出现了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兴起”的局面。与此同时，随着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进入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报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进入新世纪后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继发表了一大批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起点、历史分期、发展动力等问题的文章，在某些问题上学者们取得了一些共识。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80年代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走向繁荣。

这一时期，因自然规律的作用，梁漱溟、冯友兰、侯外庐、蔡尚思、冯契等老一辈学者先后退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队伍；陈旭麓、李泽厚、王元化、等一批为80年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学者，同样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走向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陈旭麓、王元化等先生因积劳成疾，先后辞世，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健在的李泽厚等先生至今仍然笔耕不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一批80年代已崭露头角的出生于四十年代的学者以及比他们年轻十到二十岁左右、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学者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趋向；一些以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和西方近代哲学史为专业的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先后（或某一时段）加入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队伍行列，并以他们的跨学科优势，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具体来说，在资料整理方面，文集、日记、年谱、学术史资料等各种文献大量出版，魏源、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重要思想家的全集纷纷面世，尤其是文献资料的数字化，为研究者利用资料与掌握研究动态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宏观体系的构建有了新的探索，与80年代以前的通论性教材、论著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不同，进入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通论性教材、论著则多以“思想史”或“思想史论”命名，如许纪霖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汪荣祖的《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黄顺力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论》，汤奇学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郑大华的《晚清思想史》、《民国思想史论》和《民国思想史续论》，朱小玲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汪学群、武才娃的《清代思想史论》、启良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雷广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这反映了学者们试图匡正以往思想史偏重于政治思想，或者说思想史与政治史学科界线不清的缺陷或不足。

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在80年代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对近代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取得了两方面的显著进步：第一，在思想家的选择上，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人关注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所谓保守型、落后型的思想家，如倭仁、张之洞、林纾、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罗家伦、傅斯年、吴宓、陈序经、储安平等，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郑大华的《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和《梁漱溟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左玉河的《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细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一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刘集林的《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高旭东的《梁实秋与中西文化》）（中华书局2007年）、张世保的《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 第二，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思想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学术、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见解外，其对生活、交友、接人待物、家庭婚恋等也有自己的认知，这些认知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除了对学界与政界等有影响外，思想家还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中，探寻精英思想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以及他们的思想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也是新世纪以来思想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例如，尤小立的《胡适的婚姻及其新婚时的心态》（《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徐希军的《角色冲突：胡适思想多歧性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李建军的《“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以及胡明的《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在对胡适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细致、具体的研究上，对胡适的心态变化、家庭婚恋、人际交往等进行了关注，展现了一位更加立体和生动的胡适。

在中国近代思想进程的研究方面，9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80年代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从宏阔的视野出发，对思想进程展开新的研究，如对洋务思想，涉及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洋务思想的萌芽、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发展、反洋务思想的兴起等多个方面；或从新的角度分析、评论近代思想进程，如从近代社会转型、近代思想转型和近代学术转型的角度来讨论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思潮的发展的和影响，从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动员人民参加社会运动的角度重新评价清末的立宪思想和革命思想；或从史实考订入手，对一些思想史上的文化事件进行考订、厘清，如有的学者对是否真发生过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提出了质疑，并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的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或根据从时代发展获得的灵感，对近代思想进程作多元的解读，全新的阐释，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的多重解读。

三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但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思潮研究的成果比较非常有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潮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代思想史著作也多地以社会思潮来构架。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周积明、郭莹的《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龚鹏程的《近代思潮与人物》，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等等。彭明、程歉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一1949）》，虽然没有用“思潮”命名，但就内容来看也是“一本反映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演变发展的著作”。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等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这方面的著作。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构架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空间，可以说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并取得丰硕成果，是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一。

除了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另一标志，是学术思想史研究热的兴起，并渐成显学。这股学术史研究热在兴起之初，便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直到近3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除了一批重要的学术典籍，如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民国丛书》、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20世纪中华学案》、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民国学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近人学术述林》以及大量学者的著作、文集或全集重新出版或整理出版，从而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外，并且先后推出了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多卷本）、朱杰勤主编《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研究丛书》一批学术史著作，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学者，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由于各种非学术原因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学者的系列成果，其中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影响较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又一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在观念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公民”、“个人”、“社会”、“革命”等中国近代新名词、新词汇的成果，如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冯天瑜的《“封建”论考》、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和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考证与认同研究》便是这些成果的代表者。其次，在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方面，学术界改变了过去的那种非新即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开始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社会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当中“权势转移”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耿云志主编），是这一时期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该丛书由九种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著作组成，它们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耿云志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提出，“世界化”和“个性化”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两个主要趋势”：所谓“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个人的创造精神。”第三，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方面，除关注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外，这一时期学术界还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与此同时，其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伦理道德观念，而涉及到他们的生活趣味、朋友交际、家庭婚恋、情感心态、意志品质、价值抉择等方方面面，知识分子的形象栩栩如生。第四，在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方面，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从对象到方法，从视野到理念，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从研究社会上层的精英人物，到研究社会下层的小老百姓；从研究高大上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到研究下里巴人的民间（或大众）文化和社会心态，从研究社会改良、革命和政权变更，到研究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庙会、医疗、身体、性别和物质文化。第五，在报刊史研究方面，在继续推进对《民报》、《新民丛报》、《新青年》、《独立评论》、等报刊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了对《大公报》、《时务报》、《申报》、《益世报》、《观察》、《努力周报》、《改造》、《甲寅》、《太平洋杂志》、《现代评论》、《再生》、《时代公论》、《今日报》等其他报刊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表现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及细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更显示了当今学术界打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努力。学者们除了运用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对报刊进行解读外，不少人还试图引入西方社会学中关于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式对其进行新的解读。

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这是大家比较关心、常要考虑的问题，自己近几年来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思考。现借此机会，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相法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第一、要继续加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学科意识”、学科理论建设，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理论引领。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近100年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理论的研究，学者们对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理论的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我们要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必须继续加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理论的研究，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和分期、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通过讨论以求得共识。因为只有这些重大的思想史学科自身理论问题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才有可能。

第二、要继续扩大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拓展新的生长空间。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是与其研究领域和视野的不断扩大分不开的，如从思想史研究以思想家个案为主，到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近代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为主线；近代学术史流变中的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现代学术之建立等问题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视线的下移，等等。既然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扩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能够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继续扩大研究领域和视野，寻找新的增长点，就非常必要。根据目前研究的状况，我们可以推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未来趋向是：（一）思想家研究仍是重点；（二）思潮史研究将向专题研究方向发展；（三）学术思想史研究会继续得到加强；（四）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会通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五）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自身建设将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第三、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但同时要屏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运用，加强对思想家个人的生命历程、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首先就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要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物质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更要屏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运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存在，是广义的社会存在，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外，还包括思想家的生命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在同一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所以会产生不同类型或性质的思想家，这与思想家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研究某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时，除要研究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外，还应加强对他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看他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到过那些地方，经历过那些事件，经济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喜欢和那些人交往，其亲朋师友尤其是师友的思想是怎样的，对他产生过那些影响等。

第四、要继续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但要加以“中国化”或“本土化”，避免对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生硬套用。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思想史研究中引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扩大了文献资料的使用范围；其次，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得到重视和利用；再次，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西方社会史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也给研究者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困惑：首先，是对史料与理论关系形成颠倒的错误认知；其次，是阐释的“过度”与概念的“滥用”。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要继续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但在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中国化”或“本土化”，从而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