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先生一生以治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业。先生于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个人记忆的。因为委托培养的单位不愿意继续提供培养经费，我一九八九年硕士研究生课程读完以后，提前毕业留校。工作到一九九四年，我发现要胜任教学科研，还必须加强学习，于是就跟随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李锦全先生攻读中国哲学史博士学位。一九九六年，完成博士论文《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家视角的理论透视》。依照李先生开列的论文评审专家名单，我将文章呈送给刘泽华先生。刘先生给论文做出了很令人鼓舞的评价，并非常中肯地指出了论文有待完善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我与刘先生其实有些师门渊源。刘先生曾经跟随我的太老师杨荣国教授进修，算是我导师李锦全先生的师兄弟了。因此，刘先生也算是我的老师。职是之故，更加感激刘先生对我为学的鼓励。博士毕业后，我开始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但初入学界，甚少接到学术会议的邀请。这对了解学术动态，进入学术前沿，自然是很不利的。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刘先生正主持一个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国家项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主持召开专题性的学术会议。他特别关照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连续几年，他都邀请我参加。记得在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公与私”的学术会议上，还发生了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在会上，我做了题为“私密化与公共关怀”的发言。由于对当时国内“私密化”的走势甚感担忧，因此在发言中对之做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主持我发言的那一组的一位资深中国近代文化史专家，出于善意，在我还没有用足发言时间的情况下，就不断提醒我发言时间到了。刘先生则一再让我继续讲，并在会后鼓励我，看法很有新意，年轻人就是要积极探索。此后了解刘先生多了，发现他正是一个积极探索、标举新见、富有个性的勇进型学者。

先生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改变了平铺直叙的思想史研究惯习，引入了足以明显提高相关研究水准的概念思维模式，既呈现了思想史的“历史”面貌，也展示了思想史的“思想”魅力。

在中国学界，治中国思想史的学人甚众，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有专长的学者也不少。但像先生那样，以对中国历史大背景的勾画，且以对中国社会史的总体把握，而深入中国政治思想世界中探索的学者，是少之又少的。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以“王权主义”的概念统领，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通史、专题史贯通起来，而且以“王权主义”作为核心概念，展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概念思维能力。这个词不同于人们常用的封建主义、皇权专制、君主专制等，从词性上说，它比皇权专制和君主专制要温和得多，也比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要淡得多，但对中国古代政治与政治思想在互动层面上的特质概括得很准确。我们对学术研究中所使用的不同概念所具有的差异性，不能掉以轻心。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是一种工具。语言的各种概念是一些不同的工具。现在也许有人认为我们使用哪一些概念不会有多大区别，正如人们既可以用英尺、英寸，也可以用米、厘米来进行物理研究那样；区别仅仅在于方便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即使这么说，那也不是真的。例如，某个度量系统的计算所需要的实践和出现的麻烦超过我们所能对付的程度。”

“王权主义”概念的生成，与刘先生对中国通史的探究、中国社会史的勾勒、中国政治思想史总体特质的凸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对中国历史总体状况的把握，才足以呈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特质：一者，“中国”是历史展现的时空中的族体，它的历史流变极为复杂。穿透历史，呈现它的时代特征与跨时代特征，是展示“中国”面目的前提条件。他的深厚知识根底让他彻底疏离历史的空幻想象，而能深入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问题。二者，中国“社会”是具有独特性的社会，尤其是“士人与社会”，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干问题。刘先生对中国社会史中士人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帝王师与社会良心的复杂交织作用的历史，有一个相当系统的清理。借着梳理士人从先秦时期相对独立与自由思考到秦汉后丧失这一特质、屈从王权需要的演变过程，他准确凸显出士人品质的重大变化轨迹。这对后来王权主义的流行，发挥了促进作用。三者，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贯通考察，以及对先秦政治思想史的重点探究，为他证成“王权主义”准备了扎实的专题资料。

如果说上述三方面还只是为刘先生论证中国政治思想中“王权主义”的特质提供了外围条件的话，那么他对这一概念所做的整体研究与分项论证，则构成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王权主义”概念思维的丰富内容。一方面，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了主题浓缩。“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题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则是王权主义。思想文化的王权主义又根源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历史事实。”（《刘泽华全集·中国的王权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自序，3页。）这是先秦呼唤圣王而不得，由现实中的君王占据支配地位而形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局面。另一方面，他对“王权主义”做了准确界定，指出它既不是社会形态，也不限于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控制与运行机制。“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是回复到王权秩序；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等等。”（同上书，引言，2页。）再一方面，他对王权主义的结构进行了描述：“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对应的观念体系。”（同前）最后，他对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特点进行了归纳。“其一，一切权力机构都是王的办事机构或派出机构。其二，王的权力是至上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王的职权是终生的和世袭的。其三，王的权力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六合之内，万事万物，都属于王权的支配对象；或者说，王权的无限并不是说它包揽一切，而是说，王权恢恢，疏而不漏，它要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就某些人事而言，可以同它拉开一定距离，所谓‘不坏王事’，但不能逃脱它。其四，王是全能的，统天、地、人为一体，所谓的大一统是也。”（同前）

源于历史的概念，活在历史之中。刘先生对“王权主义”概念透入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的分析，构成他证成中国古代确实是王权主义盛行这一命题的基础。他看到，在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上，“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武力逻辑，不仅占据政治权力、支配经济运行、掌控社会机制，而且决定经济形态、维持贪腐体制、造成长期停滞。同时，从秦始皇开始，王权主义从百家争鸣中胜出，让帝王绝对主导了政治运行与政治思想文化。进而，投射在社会各个领域：王权主义不仅压制了人文主义，而且凸显了君王独尊、君尊臣卑，规制了儒家理想，塑就了国民性格，促成了圣王合一的政治哲学。这些分析，在中国古代史上都有对应的史实，结论或可辩难，但史实确实存在。

刘先生对“王权主义”概念的分析性使用，让这一概念可以统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这一概念，又呈现出与相关概念的明显边际界线。他将“王权主义”用于描述与分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不仅使用这一概念通观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专门史领域，而且对之进行了相关概念的关系性考察，凸显了王权主义的边际关系：在天与王、道与王、圣与王、亲与王、师与王诸边际关系中，王权的兀自凸显，构成人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中德治与王治、法治与王治、无为与王治、清官与王治、臣民与王治的切入口。由于对这一概念在边际关系上的清晰划分，让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清晰起来，这也就让这个概念之足以通观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活泛性呈现出来。

一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大都以历史叙事为主。大多数作品，呈现出一种依循时代、思想家、著作、内容概要、当时所指和历史影响而写作的书写模式。在思想史研究中，提取一个足以概观整部思想史的概念，没有长期的思考、系统的探究、独到的思考，是不太可能的。这正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长期流行一些似是而非的核心概念的原因。人们最熟络于心的，便是中国踏入近代门槛以后，被最为广泛使用的“封建主义”概念。在这一概念引导、统领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已经成为难以超越的概念牢笼。直到近期，人们才知晓中国古代的此“封建”，与西欧社会凸显的彼“封建”，完全是两回事。即便如此，当下还有中国中古史研究者认定，对“封建”这个词，还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性概念。可见一个概念是如何套牢大多数研究者的思维的。另一个人们熟知的中国政治史概念则是“君主专制主义”，这也是近代以来人们用以概观中国政治史特征的一个流行词。其实，这个概念也是不足为训的。因为专制主义一定是现代政治才凸显出来的政治类型。古代社会要达到专制，连权力伸向社会各个角落的基本条件都不够。这些概念，是刘先生也曾经熟络地使用过的。但他放弃了这些人所熟知、己所熟络的概念，提出了自己具有独到体会的“王权主义”概念。相比于由阶级性统领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主义这类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的概念而言，王权主义的中性特点无疑更强。但相对于民权主义而言，王权主义的传统特性则凸显。人们也不太同意刘先生用王权主义概念来概观中国古代政治与政治思想的特质，但他这一概念因应于中国古代没有确立起民权，长期运行于王权的史实，则是能够成立，并且是很难替代的一个贯通性概念。

当然，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思维有其限度。一个限度是，概念的涵盖力是受限的。在时空限度既定的情况下，它的有效性可以为概念提出者所论证；一旦离开相应的限定，这个概念的效度就会下降。另一个限度是，倘若不同意一个概念的提取方式，这个概念所支撑的整个论说，就可能受到质疑。刘先生就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运行机制提出的“王权主义”概念，就受到为中国古代理想政治辩护的“大陆新儒家”的严厉批评与坚决拒斥（陈明：《儒学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作用略说——兼驳刘泽华所谓王权主义叙事》，《学术界》二〇〇八年第六期）。其实，后者的挑战与刘先生的意向，并不在同一个所指上。换言之，两者不在同一个场域冲突：刘先生是在社会运行与控制机制上立论的，而大陆新儒家则是在传统政治理想提纯的基点上立论的。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后者完全没有必要对刘先生的学术主张“动怒”。实际上，后者在拒斥前者的王权主义概念的同时，也在理想提纯的角度提出了诸如儒家宪政主义、公民宗教等通贯性的概念，其实也着意于概念思维，并使用核心性概念，统领自己的中国古代政治及其现代命运的宏大叙事。只不过，在不同维度提出的核心概念，在被置于同一场域的时候，出现了冲突与碰撞。展示现实的概念，与基于理想的概念，是需要离析开来的两类概念。但两者都表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念思维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