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它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该学科自身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没有真正构建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并无多大区别，很多就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各种思想史的大拼盘、大杂烩。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定位，亦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
一、必须首先搞清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
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思想的大拼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近代思想史看成其他分支学科的各种思想的有机组合。思想史没有区别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是思想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思想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无法真正构建起来。
那么，什么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呢？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时代主题，每一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便是由这个时代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亦即每一时代思想家或历史人物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这一时代主题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甚至斗争就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那么，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呢？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亦即把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后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亦即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束缚、压迫和羁绊下解放出来。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要实现社会进步，就必须反对封建主义。反帝和反封建，亦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互依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若干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或内容，那么，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但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就是近代不同时期人们对“哲学问题认识的矛盾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通过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而实现近代转型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二是西方学术的中国化。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
二、必须确立真正体现中国近代思想史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历史分期
长期以来，受传统的革命史观影响，政治或政治史统帅一切，无论是思想史、经济史，还是学术史、文化史，都是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如1840年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开端，也是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开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同样也是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分界。这是就大的分期而言。从小的时段分期来看，传统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有所谓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也基本上是按“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框架划分时段。不可否认，中国近代政治史与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关系密切，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受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演变和发展制约着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演变和发展，但中国近代政治史毕竟不等同于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有自己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因此，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分期，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就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讲，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因为思想史的最大特点是其发展的连续性，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相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连续性就不如思想史的连续性那么明显，那么强烈。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政治上来讲，清王朝的统治终结了，开辟了新的时代纪元，但从思想史来看，不少人的思想可能还停留在1911年以前，并没有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民初就有不少清朝的遗老遗少存在。这是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一个理由。
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二个理由也是其主要理由，即：思想史和政治史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就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如前所述，它研究的主要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则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制度建构，以及这些斗争和建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在政治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那么重要，比如袁世凯，人们无论对他如何评价，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但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政治史时，就不可能不写他，甚至要重点写他，但袁世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很难说是重要人物了，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思想史时，就不会重点写他，甚至可以不写他。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亦然。书写晚清政治史，当然少不了她，因为她不仅是辛酉政变和戊戌政变的主角，而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操纵者、反对者或主持者，是历次对外战争的最终决策人。但她不是一个有思想的统治者，在思想史上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反之，像魏源、龚自珍、包世臣、王韬、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陈炽、严复、鲁迅、冯友兰乃至胡适、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可以说毫无地位可言或地位不很重要，但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则不可否认，书写中国近代政治史可以不书写或不重点书写他们，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一定要重点书写他们。一些事件也是一样。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它就不具有分界线的重要意义。与五四运动相反，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要比它在政治史上的地位重要得多，在政治上它无足轻重，但在思想史上有着标志性的重要地位。再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政治史上当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和国民党统治的开始，这也是国内所有的政治史著作都以它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把它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就不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合适一些，因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影响更大，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社会思潮都发生了与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相适应的新变化、新发展。如此等等。既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不一样，其分期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总之，笔者不赞成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前后的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前。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前，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甲午战争之后，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学习西方”。第二个时期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运用于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的新的阶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历史起点。第三个时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以及独裁内战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挽救和解放中华民族的最好武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只是大时段或长时段的分期。实际上，在大时段或长时段的分期内，又可以根据思想史演进的自身发展轨迹，分为若干时段。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对思想史的长时期的宏观考察与对发展过程中的时段性的特征把握结合起来。就以第一时期而言，从嘉道年间起，至1915年止，就经历过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和立宪思潮，以及民国初年尊孔复古思潮这样一些发展阶段。这些思潮或思想运动的相继兴起，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竟然出现过这么多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潮或思想运动，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看见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主要依据的是笔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这是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正确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碰到和需要解决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某一种思想或思潮为什么会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而不是在另一历史时期出现；某一性质的思想家为什么会产生于某一时代，而不是另一时代，其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物质生产或社会存在。比如，洪秀全之所以是洪秀全，而不能成为康有为或孙中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还不具备产生康有为或孙中山的物质基础或社会存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更不要说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加上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还没有大规模传入中国，所以洪秀全只能提出反映农民小生产者愿望和要求的《天朝田亩制度》，而不可能提出反映资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君主立宪主张或“三民主义”纲领。再如，中国早期维新思潮之所以出现于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尽管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在洋务运动的作用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其形成的过程。一定的思想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相联系的。早期维新思潮反映的正是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换言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早期维新思潮。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加强对思想家的所处时代、生存状况和生活过程的研究，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物质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要摒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存在，是广义的社会存在，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外，还包括思想家的生命历程、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之所以是洪仁玕而不是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这是因为洪仁玕有过几年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接触和耳闻目睹过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他像洪秀全一样始终生活在内地，恐怕也提不出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资政新篇》。郭嵩焘之所以能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主张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甚至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与他出使英国、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有较多了解和切身体会有关。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重要影响。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他在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给他谈了他早年的一些故事。毛泽东的父亲性格比较粗暴，动不动就打孩子。平常他都忍受了，但有一次进行了反抗，父亲打他，他夺门而逃，父亲便在后面追打。当他跑到一个水塘边上时因无路可逃便站住了，他转身对身后追打他的父亲说，你再追我就跳下去。父亲果然不追了，因为当时是冬天，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会冻坏身体。这件事使毛泽东认识到对于强权要反抗，也只有反抗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本来是少年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他后来曾多次提到过这件事。由此可见，它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远。长大后的毛泽东那种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和斗争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这件事对他的感悟和启发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所谓生存状况，既包括思想家的经济状况，是富有还是贫困；也包括思想家的社会地位，是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经济状况的不同，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差异。马克思曾批评过19世纪中叶英国的那些衣食无忧、生活悠闲的大学教授们，在他们吃饱了、喝足后，嘲笑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工人觉悟太低下，只知道要面包吃、要缩减工作时间，而没有像他们一样要求选举权，要求民主和自由，是真正的下里巴人，这些大学教授们根本不慬得，对当时的工人来说有面包吃和缩短工作时间比选举权和民主、自由更迫切、更重要。我们常常批评洋务派不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搞政治改革，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遭遇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洋务派并非对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不了解，并非不知道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比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更好一些，如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就对于中国上下隔绝的政治局面进行过批评，但由于他们是体制内的人，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尽管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长处，但和体制外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不同，他们不敢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有个洋务派官僚叫张树声，官居两广总督，早就对西方的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有好感，但直到临死前才敢在遗奏中向朝廷提出仿行西方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和主张。因为他是要死的人了，不怕朝廷追究了。
至于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孟母三迁其居的故事为例。孟子的母亲之所以要三迁其居，就是为了给孟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另外，思想家所受的教育和他交往的圈子，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很有影响。人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实际上讲的就是交友对一个人影响的重要性。
既然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产生或形成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思想时，除要研究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外，还应加强对他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看他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到过哪些地方，经历过哪些事件，经济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喜欢和哪些人交往，其亲朋师友尤其是师友的思想是怎样的，对他产生过哪些影响等。在同一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所以会产生不同类型或性质的思想家，这与思想家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必须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观点思考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近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行程。面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任何一种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的产生及其活动，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对历史问题有真切的认识，更无法对研究对象得出实事求是的理解。用列宁的话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比如，有人脱离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背景，抽象地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学、反孔教问题，不批判袁世凯、康有为借孔教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反而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反孔教是全盘反传统的过激行为，甚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学、反孔教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罪莫大焉。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二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一种思想、思潮或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的作用或地位往往是不同的，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研究、评价他们。人们常说严复、康有为等人“从离异到回归”，早年进步，晚年保守。实际上无论严复，还是康有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前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社会，是时代。社会和时代变化了，前进了，他们的思想却没有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进步，因而成了历史的落伍者。比如他们在政治取向上，始终都是君主立宪论者，如果说君主立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有它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君主立宪则成了复辟倒退的代名词。面对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和时代，在研究思想史时就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研究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或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所以，笔者不赞成用“进步”或“落后”、“激进”或“保守”、“革命”或“改良”等词汇对近代思想人物的一生盖棺定论，而主张分时期分阶段地评价他们。实际上，我们在近代中国很难找到一个一生都“进步”或“落后”、“激进”或“保守”、“革命”或“改良”的思想人物。比如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发动和领导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但他也不是一生都主张革命，他早年曾向往过改良。又如梁启超早年曾极积地介绍和宣传过西方文化，西方很多思想和思想家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但在晚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对西方文化持的则是批评的态度，而主张中西文化的互补和调合。换言之，在文化取向上他早年激进，晚年保守。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早年也主张并积极参加过湖南的自治运动。
三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实际上，和整个自然界、生物界一样，人类历史也表现为统一的、运动的有机整体，并非偶然事件的毫无联系的堆积。因此，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思潮和思想家时，就要用整体的、联系的观念，对它或他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出其产生、发展的整体过程和内在本质。列宁就曾指出：研究历史，首先“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毛泽东在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也说过：研究历史，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所谓“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就是整体的、联系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比如，我们研究某一思想或思潮的产生时，就不仅要研究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还要研究它的思想或理论来源，这既包括中国固有的思想或理论来源，也包括外国输入的思想或理论来源，而且还要研究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或思潮的相互关系。
五、必须将西方理论方法本土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思想史研究中引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扩大了文献资料的使用范围。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多着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但长期以来，能用来作为思想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外“儒家的经典及注释、诸子的解说、文集、语录、正史、传记”等，而很多的考古资料，如“器物或图像资料、数术方技文献”以及历代的历书、则例、类书、蒙书、方志、族谱、档案和其他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献资料则没有被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之中。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讨论的重心还是集中在精英和经典。”但自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后，原来那些没有或很少在思想史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大量地引用了中国早期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各种类书、私塾教材以及碑刻造像、书札信件等资料，来说明“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其次，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得到重视和利用。除文献资料外，一些民间信仰、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礼仪节日、图像音律、碑刻字画等非文献资料所记载或反映的可能是一种有着更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想，但由于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官方的文献资料或精英留下的文献资料对此没有记载，或记载不多，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几乎没有利用过这些非文献资料。而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对大量的、散落在民间和社会上的非文献资料进行发掘、整理和利用。因此，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非文献资料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开始得到重视和利用。口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但和非文献资料一样，口述资料在以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也很少甚至没有被利用过。口述资料的被重视和利用也是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被引用到思想史研究之后的事。
最后，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我们以前书写的中国思想史，基本上是精英思想史。比如，在学术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侯外庐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就是以不同时期的精英思想为主轴而架构起来的。此外，胡适、梁启超、冯友兰、钱穆等人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也都如此，都是精英式的，很少能看到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但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改变，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开始利用原来很少利用的一些文献资料、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来研究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甚至有学者以不同时期的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为主轴来架构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著作。这方面最成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史，重视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的研究，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进步，值得充分肯定。但矫枉不能过正，不能只研究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而不研究精英的思想。实际上，一部中国思想史，既要包括精英人物的思想，也要包括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既不能以精英人物的思想为主轴，也不能以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为主轴，因为历史既不是精英人物独自创造的，也不是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独自创造的，而是精英人物和社会大众共同创造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场景下他们的贡献有多有少而已。
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实际上，不只是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如系统论、结构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传入，都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起过或多或少的积极作用。就此而言，我们对来自于西方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西方社会史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也给研究者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困惑。
一是对史料与理论关系形成颠倒的错误认知。“论从史出”，这是史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在对史料的解读中我们要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全面系统地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分析史实，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史料与理论之间是相互的，理论是从史料中得到的，史料也能用理论去验证，所以对肢解史料以有利于自己的论证的做法是史学界尤其要反对与警惕的。但近二十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等范式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研究中常常采用的是先立论后举例的程序。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扩大研究视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在已有“结论”的引导下去寻求史料，而达不到“论从史出”的要求。
二是阐释的“过度”与概念的“滥用”。当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传入中国时，给研究者带来了一种“不良”的暗示——在研究中可以从文本到文本，依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历史。这种暗示的危险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方法会产生阐释“过度”的现象。黄兴涛就对“想象”“神话”“吊诡”等名词在史学研究中的“滥用”提出过批评。他指出，许多人往往把带有想象性特点或者说曾有“想象”因素参与其中的历史认知过程，与“想象”作为根本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好像人类除了“想象”外，便无其他的思维活动；“神话”的标签也到处乱用，并且使用的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概念。
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将更多的关注下沉到民间，力图通过阐释与分析民众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还原历史场景，但是忘却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即理论的要求，所以文章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理论深度，这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没有到位的结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通不同学科，实现学科更好的结合；在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中国化”，从而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使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作者郑大华，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