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与其它类型的生产一样，中国的知识生产也进入到一个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的严重不对称的状况，如低水平的简单重复，甚至充斥不少伪劣之作。这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由《中国书评》杂志率先并集中讨论这一问题，对于将中国的知识生产引入新的阶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文认为，当下中国的知识生产正在由一个粗放的量的增长的简单再生产向着重于自主创新的质的提升的扩大再生产的阶段转换。能否实现这一转换，关键要建构起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这其中包括知识再生产的一般机制与特殊机制两个方面。
一、知识扩大再生产的一般机制
由于近些年，知识生产的机器出现了一些毛病，使得不少持人文立场的学者对现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表示出极大的疑虑，甚至否定。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我们不能不看到，当下的知识生产是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并是以大学、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为生产单位的，因此必然具有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尽管由此产生的机制是不通人情的。但严格说来，我们至今还未能完全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一致的知识再生产的机制。现有的知识生产机器的种种弊病恰恰在于未能充分体现工业社会知识再生产的一般要求。
（一）标准化。标准化是工业社会生产的基本要求。没有标准化，就无法形成规模生产，无法检验产品的质量，最终也无法形成产品的品牌。知识再生产也需要遵循标准化的要求。当下的知识生产之所以容易出现动辄“一流”、“领先”的夸张之词，出现各说各话，无法形成共同讨论的平台，甚至以非专业标准评判学术产品，基本原因是没有一个为学术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标准。没有标准也就无所谓质量、水平。从本人曾经经历多种评审工作看，在文科、理科和工科中，工科评审最为严格，因为工科直接面对工业生产，需要的态度更为严谨。一就是一，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许说成二。这也是常为文人所诟病的“工科思维”。但有时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工科思维”的人之严谨。文科评审最为艰难，难度之大就在于缺乏相应的标准。明明是“一”，但为什么不能说成“二”，而且也因为被说是“二”才具有独到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伪劣之作产生于文科，大量的“研究生班”开办于文科，文科很难为社会所普遍认同为一门科学，高水平的学生首先选择就读理工科的重要原因。所以，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知识生产就只能停留于低水平的重复。
当然，标准化遵循的是普遍主义价值，即对事不对人，标准面前人人平等。这极有可能扼杀学术个性。如这几年备受争议的“学术量化”问题，很多人将目前的学术水准低的原因归之于“量化”指挥棒。但是，人们可以尽情地批判“量化”，但有没有比“量化”更好的评价尺度呢？有人经常引用“十年磨一剑”的说法。这从做做学问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讲，是对的。但它很难作为科研管理的普遍性标准，即没有操作性。因为，现在的知识生产与职称、待遇联系在一起，是整个工业社会机器的一个环节。作为科研管理部门怎样来认定你是在“磨剑”还是在“磨洋工”呢？所以，当下我们还无法根本否定量化标准，除非你不进入知识生产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我经常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出伟大的作品：一个是歌德，根本不为衣食所忧，也无需考虑评职称；再一个是曹雪芹，穷困潦倒，无任何出路只是以写作来表达自己所意。但以当下社会，这两类人难以重复，也不可能再生。如何在“量化”基础上提升质量，这是当务之急。而这又更需要建立起如工业生产标准一样的知识生产标准。
（二）职业化。社会分工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特点。为适应分工的需要，从事相应工种的人要接受专门的训练，具有专业所必备的职业理念、职业品质和职业规范。否则整个工业生产机器就无法得到正常高效运转。我国当今是“世界工厂”，但只是“世界加工厂”，无法形成象征水平的独特品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加工厂”工作的大量是“农民工”。这些人没有受到正式的职业训练，主要是为了获得比务农更高的收入。我国的矿山为何事故频频，重要原因也在于从事矿山工作的大量是没有受到专门职业训练的农民工。由此观之，我国的知识生产也是如此。许多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只是为了获得一个“饭碗”，他们本身并不具备从事学术工作的“禀赋”，没有以从事学术为天职的信念，更没有受到基本的学术规范训练，从一定程度讲也相当于“农民工”。在这种学术环境下，必然会产生许多怪异现象。一是造就一些学术投机分子。一些人为急欲出人头地，不是认真阅读文献，或进行田野调查，进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如何寻找一些“旁门左道”将“巨人”打倒，自己取而代之。二是造就“学术懒人”。一些人“著书只为稻粮谋”，职称到手之日就是与学术告别之时。学界因此流行的是“混”。没有学术的自尊，哪有他者的尊重呢？没有自我对学术的敬畏，哪有他人对学者的敬畏呢？
今天，我们不能首先承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学术职业化的时代。与此相应，就需要有一种职业要求和专业水准，这是保证知识再生产的基点。尽管韦伯主张“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但他也强调，“相对于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问为生命志业首先受到限制，这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从表象与实质两方面来说，我们都必须认清，个人惟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确实感到达成某种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识。”①
（三）制度化。制度是对持续不断行为的规范，实际是为保障集体行为正常进行而设立的一种“门槛”和界限。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工厂制度。而工厂制度则起源于早期的城市行会制度。正是通过行会和工厂制度才得到将人训练和规范为相应的生产者。我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缺乏发达的城市行会和工厂制度，也未能训练出相应的产业人群。中国的学者与农民一样，习惯于“个体户”式的生产。虽然大学和社科院将众多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但这种聚集只是一种人员的堆积，而没有建立起能够保障学术行为持续不断进行的制度规范。这样，在中国，从事学术工作的“门槛”很低，谁都可以就某一或多个专业性领域发表一通所谓的看法，而不必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甚至因此发生许多常识性差错。如对他人观点的引证需要加以注明，在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时必须尽可能了解和掌握已有的成就，获得项目资助需要切实履行相应的合同规定，等等。所以，当下的学术界急待建立能够保障知识再生产的现代学术制度。近些年，虽然学界开始重视学术规范的讨论，但基本的学术规范并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内化为学者的自我意识。学生进入学术单位时，单位告知很多与学术本身无关的规定，却恰恰没有提供，更没有告知一整套与知识生产直接相关的学术规范。
二、知识扩大再生产的特殊机制
在工业社会里，知识生产也需要遵循工业生产的一般原则。但是，知识生产毕竟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行为，具有内在的特性，也因此需要建构扩大再生产的特殊机制。
（一）自主性。工业生产对于生产者来说是没有，也不允许有多少自主性的。生产者就是整个生产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知识生产则不然。从形式上看，知识生产者进入学术领域后，需要遵循学术组织的一般标准，但这种标准主要是外在的形式，是一种外部评价和激励，真正激发学者学术追求的是来自学术本身的内在冲动。对于知识生产者而言，生产者的主体性尤其重要。如在大学组织里，当你成为大学老师时，你需要遵循大学老师的一般规则，该上课就需要认认真真的上课。这与一般生产者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在于上课的内容和方式是老师可以自主掌握和自由发挥的，在传递知识的同时开启学生的智力，开发新的学术问题，从而推动知识的增长。在当下中国大学，一方面是随意性太大，没有按照学科的内在要求设计和安排专业学习，另一方面又大量存在各种各样形式主义的评估，评估标准之细，连讲什么，怎样讲都有严格的规范，由此大大抑制了老师的自主创造的能力。这正是我国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层次愈高，自主创造能力愈弱的重要原因。
为了保证知识生产者有足够的自主性，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对那些有较高的学术禀赋，能够以学术事业为自己的乐趣，将学术作为自己生命所依托的人来说，不必以知识生产一般性“量化标准”来苛求他们，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条件进行创造性和高难度的知识生产。我们可以20世纪少有的大学者韦伯为例。首先，他在德国大学任“私讲师”（没有教课任务）的学者地位，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其次，德国没有急于出版著作的压力。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从“一战”前写作到1920年后才出版。再次，他在中年时期继承了一笔为数充裕的财产，这使他能够衣食无忧。①要使我国能够产生大学者，需要为他们提供必需的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如可以设立创作基金、实行学术假、保留教职等，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进行知识生产的时间和空间。
（二） 自觉性。在一般的工业生产中，生产者是机器的被动物，受机器所支配，很难产生自觉意识。知识生产则有所不同。知识生产者选择知识生产职业，除了谋生的需求以外，还具有相当的兴趣、爱好和乐趣。正是基于此，知识生产者具有相当的学术自觉。他从事学术工作不仅是基于外部压力，更是一种内在于心的自觉行为，是学者自我价值的实现。正因为如此，知识生产者可以不过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尽管外部环境所产生的激励或抑制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知识生产者而言，其知识生产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其自身的内在冲动和品性。正如在一次有关学问和人生的报告会上，邓正来先生所回答的，当你选择了做学问，就必须设想做学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压力和风险，并有足够的应对意识和排解能力。只有这样，你才不会一味地责怪外部环境，才不会因为外部干扰而轻易地放弃对学问的探寻。
（三） 自省性。在一般的工业生产中，市场竞争机制会促使生产者检验自己的产品，并对那些有潜在问题的的产品加以改进，如实行召回制。而知识生产难以形成物质生产一样的完整的市场，因而也没有巨大的外部性压力促使生产者检视自己的产品。为此，要实现知识扩大再生产，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借助生产者的自我反省，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回顾、梳理、批判、修正和完善，以进一步提升。如即使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知识产品，生产者也在再版序言中加以多次重要修订。而在当下中国，一方面，知识生产的外部批评机制尚未发育成熟，另一方面更缺乏生产者的自省意识。只有少数几位到了“其言也善”年龄的老学者，才得以以超人的意志否定过去的自我。而在这时，否定过往自我已难以再生新的自我了。所以，当下学界非常需要建立自省意识，特别是处于风头正健的学者尤其需要通过自省而实现自我超越。这样才能实现知识的不断增长而不是简单重复。
原文刊载于《中国书评》２００６年第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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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作品集 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① 《韦伯作品集 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