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惯性是社会普遍“固有的力”，它植根于社会稳固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致使社会“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社会惯性主要表现为外力改变社会现有状态的难易程度，亦即社会保持自身状态不变的力。资本惯性源于资本自我增殖的运动本能，这一没有限度的运动是资本确立超时空资本主义实践惯性的过程，它在空间上表现为自我扩张，在时间上表现为自我永恒化。资本惯性是围绕生产惯性的核心指令，通过制度惯性、意识形态惯性和惯性心理的层层保护，才得以运转和延续，扩大再生产则全面保障并增强了资本惯性的这几个方面。资本的惯性运转不仅是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的扩张性重复，而且是把这种剥削及其重复加以遮蔽。批判资本惯性运转要以此为核心，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完成对它的批判。

关键词： 社会惯性;资本惯性;再生产;资本自我增殖

惯性作为历史化的社会基因，完全遗传自上个时代，惯性心理一开始就包含在个人无力改变外部世界的历史前提中。个人无力改变外部世界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的存在，这又是个人由自然人成为社会人，获得改变意识、改变精神的历史前提。

当然，惯性心理不是单纯的心理现象，不是一种可以改变的坏习惯。布尔迪厄特别提出“习性”既是个人内部的感知与评价的心智结构，同时也是生产实践的架构体系，是外部世界结构的内化。“习性”对应于与行为者在社会中的位置，“它的运作恰好表现了它在其中被制造出来的那个社会位置”。[17]301借用之，个人的惯性心理关乎个人在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社会结构及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改变，惯性心理就难以去除。

马克思一度认为，通常情况下，“生产的自然规律”无形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进程中，工人阶级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1]846对资本家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事先有了对这种“自然规律”的“承认”，雇佣关系的形成就变得水到渠成。同时，资本会分泌适应于自身再生产的工资、价格、人口和时空等，加强雇佣关系的无声强制，保障惯性心理日复一日自然运作。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并不能总是顺畅解决，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行为迟早会介入，这时候惯性心理就再没有什么可用来隐藏自己了，因为“自然规律”变成一种历史的社会行为了。

批判地来看，生产惯性发展了人的片面性与异己性，工人劳动时间的空隙日益被压榨殆尽，越来越沦为机器的看护，“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1]743。制度惯性则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永恒的、自然的、为一切时代所共有的一般关系，以法的形式强制地固定下来，并发展了人的自利之心。意识形态惯性汇入商品生产的谋利惯性潮流，同时强化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服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谋求自身持续存在，反抗改变的力。而始终发挥实际作用的惯性心理，更是展现了批判资本惯性运转的核心点，展现了必须把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加以批判的向度。因为资本的惯性运转不仅是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的扩张性重复，而且把这种剥削及其重复加以遮蔽。正是在这种惯性运转中，资本的统治作为一种隐性的强制力，实现了匿名专制。主体的人在这种不能和不愿自知的专制中日益沉沦，渐渐失去了改变世界的超越性和否定性。这固然是可怕的，但恰恰是现实的。

四、资本惯性运转的重要保障：扩大再生产

资本惯性不是固定不变的量，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规模和生命力息息相关，“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运作得越是有力。”[1]703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就是使“生产的全部发条”运作得更加有力的环节，资本的惯性由此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1.“速度”的提升：生产和生活日渐“增速”。资本虽然不是物，但资本的“速度”和资本的惯性也是正相关的关系。资本的“速度”，可以表现为物理速度，但根本上是资本的流通和周转速度，是资本在单位时间内的数量积累，即资本的增殖速度。资本的惯性之所以随着资本的“速度”增加而增加，首先即在于资本的增殖能力在资本的增速运动中得到了增强。而扩大再生产不可能只是局限于规模的扩大，必然也包含着速度的扩增。

资本的增速就是资本的增殖。资本的“速度”越快，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活力越强，在一定时间段内，资本家手中资本的相对量就越少，绝对量就越多。货币“运动的速度可以补充它的数量。必要时，它会一刻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1]146资本的“速度”越快，单位时间内资本增殖的量就越大。这是一个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速度等等在内的全方位的速度链条。即便资本主义机器体系之间的结合、不断地交接工作，在比例化的数目、规模之外，也包含着特定的速度要求，即各机器之间的速度也必须具有一定的比例。机器体系作为资本系统地用来榨取更多劳动的手段，在同一时间段内必然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机器的速度”。[1]474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随之增加。

资本家扮演着确保生产速度的角色，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1]228有理由怀疑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还不足以使马克思以秒为单位设想资本的速度规划。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秒为单位的资本的速度规划就已成熟，发展到了工人每天工作的7个半小时被换算为27 000秒，以便逐步提高传送带运转速度的地步。[18]44-45随着“流量社会”的发展，以秒为单位的规划注定要被淘汰，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生产的即时性將使资本得到质的增速。而速度更快意味着惯性越大，意味着要改变其现有状态的力就越大，亦即它抗拒改变的力就越大。

2.“质量”的提升：资产阶级日益“富裕”。物体的惯性和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这对资本也适用。但资本的“质量”，不仅关乎资本在数量上的多，还关乎资本在结构上的好。扩大再生产不仅是为了获得量的倍增，同时也包含着资本结构的完善。资本“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整个社会财富的总和中，资本家的财富量占据的绝对数和比例的增加，也意味着资本的统治能力越发强大、剥削艺术越发精湛。资本自我保护、自我优化的力和压制反对者的力得到了提升，相应地，资本自否定的力和被否定的力得到了缩减。

资产阶级积累财富必须始终使自己保持“富裕”，即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同时必须确保工人阶级不占有，从而迫使其不得不持续周期性地出卖劳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更加“富裕”就是更大的资本惯性。不管怎样，资本必须在量上占据优势地位，才能确保自身的惯性。马克思认为，工人从生產中出来不是更富了而是更穷了，扩大再生产则必然会扩大这种优势。但财富本身的增加没有任何过错，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生产得太多了。随着财富的积累，资本结构的优化也势在必行。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使资本进入技术统治的时代，资本积累的每一次进步同时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一切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会反过来成为发展资本积累、完善资本结构的手段。随着信息革命的升华、“流量社会”的崛起，大大小小的资金都被搜集起来，进行着超时空的资本化。资本的集中集聚，越来越表现为把平民的闲置资金资本化。以前闲置只是对资本家手中的财富而言的，现在一切社会财富都不能闲置。

“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1]860。以前资本家以自己手中的货币为条件榨取工人的劳动力，现在资本家以工人手中的货币为条件榨取工人的劳动力。工人手中的货币被聚集起来培植出了新型资本家，工人自己剥夺自己越发成为日常现实。扩大再生产不仅复制这些，而且进行优化。从扩大再生产出发，资本的惯性就是资本的惯性的增长。按照马克思的话说：“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1]742。

3.“阻力”的减小：无产阶级日益“贫困”。无产阶级所能产生的“阻力”越大，资本的惯性也就越小。这里“阻力”是指工人阶级反抗或脱离资本的能力。无产阶级的“贫困”指数决定了他所能产生的“阻力”的大小，而无产阶级的“贫困”指数直接与其人数相关，是与资本积累相应的工人阶级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

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会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关系，资本惯性的增长、资产阶级的“富裕”与无产阶级的“贫困”、无产阶级绝对数量的增长，是由同样的原因发展起来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积累的产物，反过来又会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这一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1]743。资本文明程度的提升，虽然势必带动工人报酬的增高，但这并不能改变工人和生产资料绝对分离意义上的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这一事件对谋求自身惯性发展的资本而言，即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1]745。这才是马克思所致力于批判的，而非单纯关注工人报酬的高低如何，这一量的问题。

问题还不止于此，只是因为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富的极端程度得到了增大，就可以说穷的极端程度增大了。对工人阶级发展做出的评断，应当从工人阶级和资本的根本关系出发，说明工人打破资本惯性，以及工人本身惯性运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再生产是循环、复制，扩大再生产则是“原声加强”，一切已在的都会被资本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级上再生产出来。因此，如果不摆脱这种扩大再生产的运动，即资本惯性运作不断增强的运动，无产阶级现有的境遇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只会恶化。无产阶级应当意识到自己是作为抵抗资本惯性、减小资本惯性的“阻力”而存在的。很显然，不管资本惯性的大小如何，只要工人阶级产出的“阻力”为零，资本也能永久运作下去。

扩大再生产表明资本惯性会不断增加，可以说其它形式的社会惯性并不具备，故而更值得批判。资本迫使人们发现和研究速度短板，但不在于它决定了增殖特定的下限，反而是因为它预示着增殖未定的上限。但增速终归不过是让社会财富更快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得以维持和强化现状的能力总是得以增大。与此同时，对工人阶级来说，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增大，进而是二者对立冲突的增大。因此，扩大再生产终究不过是资本矛盾的扩大再生产，“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9]390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不是通过扩大再生产解决了，而是得到了扩大和积累，只是扩大和积累变成了暂时解决矛盾的手段。反而由于这种解决，矛盾只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刻，在更大的范围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因此，资本惯性的增加，不仅是值得批判的，而且一定是能够完成的。但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完成对它的批判。为此，每个人都不能沉浸在日常安逸的重复性中，而是要对其进行持续的质疑和批判。因为“在日常里，活动与生活方式都转变为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未经思考的活动与生活的机制：物、人、运动、工作、环境、世界，所有这些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都没有得到认识，它们未经考察，未被发现，而只是简单地在那里”[19]54。

注释：

① 转引自克纳普：《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季广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48页。

② 参见萨特的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另可参见仰海峰：《惰性实践、物的指令与物化的社会场域——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和《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中译本（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一样，仰海峰将“inert”译为了“惰性”而不是“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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