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我随旅游团到欧洲旅游。我们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登机，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到芬兰赫尔辛基机场换机直飞法国巴黎。在戴高乐国际机场降落时已是暮色苍茫时分了。
我对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充满兴趣，对法国这片土地向往久矣。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开始畅游巴黎。三天中我们游览了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塞纳河、凡尔赛宫、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名胜，,还登上高209米、59层的摩天大楼——蒙帕纳斯大厦的楼顶，俯视了巴黎全景。
我非常钦佩法兰西民族涌现的杰出人物，来法国巴黎最大的愿望是渴望到先贤祠拜谒先贤，无奈旅游团这次巴黎之行没有到先贤祠的安排。在即将离开巴黎的那天下午，导游把我们带到号称欧洲最大、具有百年历史的老佛爷商场门前，宣布明天就要离开巴黎了，今天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这条奥斯曼大街是巴黎最繁华的闹市中心，大家可以到老佛爷商场购物，也可在附近逛逛，但6点钟之前一定要在老佛爷商场门前集中上车，千万不能迟到。
在巴黎四处探寻先贤祠
我这次到欧洲旅游无意购物，又不愿在街上闲逛。但今天下午三四个钟头的自由活动时间是绝对不能白白浪费的。虽然没有一个伴儿，但我仍决定独自到先贤祠看看，与集中在那里安息的法兰西精英人物见上一面，实现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于是掏出手机，拍下老佛爷商场门面的法文招牌，以防回来时迷失方向便于向当地人问路。
巴黎先贤祠是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这里供奉的有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为国家和人类文明、正义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伟人们。在这些灿若星辰的先贤中，我最敬仰的是正义作家左拉。自我知道他后来移葬巴黎先贤祠后，就一直对法国巴黎先贤祠情有独钟，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渴望此生能够来到先贤祠，到左拉墓前向他献上一瓣心香。这次来到法国巴黎旅游，怎么能不到先贤祠左拉墓前肃立片刻呢？
幸运的是，离开巴黎之前有半天自由活动的时间，为我到先贤祠拜谒左拉墓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来到巴黎却与先贤祠和左拉失之交臂，这将是我终生的一大遗憾。
我过去虽然查询资料知道先贤祠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但在异国他乡的国际大都市，由于人生地疏，语言不通，想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谈何容易！茫茫人海，车水马龙，先贤祠在哪里？往哪个方向走？问行人、问店员，他们都不懂汉语，不是摇摇头，就是摆摆手，表示听不懂我的话。再向那些与中国人长相类同的人询问，也不行，有的是日本人，有的是韩国人，即使对方是中国人，他们也都说不知道什么先贤祠。怎么办？我灵机一动，于是决定到一个中国人开的餐馆去问。云南籍四十多岁的张姓女老板很好，她打开手机查询后对我说：“乘85路公交车坐到终点站，下车步行8分钟就到了。”她还要我把她手机上查询的页面拍下来。我问“从附近什么地方乘85路公交车？”她说“我送你去，离这里不远。”她带我到一条马路边的公交车站，稍等片刻，85路公交车开来了，她把我送上车，我一再挥手向这位热心的女同胞表示感谢。
我到了先贤祠，先在祠前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走进祠内，付9欧元买了票，向工作人员询问左拉墓。她听不懂汉语，我掏出手机，向她展示了我早就准备好的左拉照片，她微笑着伸出食指，向下一点，又向左一指，意为下到地下室，向左拐。
左拉是法国著名作家，我对他的作品读的并不多。我之所以对他产生一种高山景行的敬仰之情，主要是因为他在为素昧平生的德雷福斯洗雪冤屈过程中表现的那种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深深感动了我。
我按她的指导，通过地下通道步入墓厅。又用打开手机展示左拉照片的方法询问一对异国的老年夫妇，终于找到左拉的墓。在墓室门前打开专门设置查询墓主资料的电脑，看到电脑中出现一幅与我手机中储存一模一样的左拉照片，足以确认左拉的墓就在这里。
我在左拉的墓前向这位异国的先贤鞠躬、致敬，肃立良久。与左拉同一墓室的是雨果的墓，我转身向雨果鞠躬、致意，并默诵他的两句名言：“坚持真理的人是伟大的” 和“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我没有立即离去，我在左拉墓前和墓道中踱步。此时，一百多年前，左拉为素昧平生的小人物德雷福斯蒙冤仗义执言的义举突然像电影一样映现在我的眼前……
无辜的德雷福斯蒙冤流放魔鬼岛
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一个犹太人家庭。普法战争后，家乡被普鲁士侵占，德雷福斯举家离乡背井加入了法国国籍。1892年，品学兼优的德雷福斯从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法国陆军总参谋部任见习上尉军官。
1894年9月26日，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充当女仆的一个法方情报人员，从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上校的字纸篓里发现了一份没有署名的便笺，这位女仆便将这份被撕毁的便笺捡起来，交给法国情报处。便笺上开列了关于法军布防情况和炮兵训练动向等五份法国国防部机密文件的清单，这说明法国总参谋部内部肯定有德国的间谍。三份字迹鉴定专家的鉴认都认为德雷福斯的手迹与那张告密纸上的手迹不同。但法国总参谋部反间谍处副处长亨利少校等人却却以字迹相似为由，认定罪犯就是德雷福斯。总参谋部偏听偏信一面之词，遂于10月15日，以间谍和叛国罪将德雷福斯逮捕，并由陆军中校德克朗负责进一步调查，德克朗大搞逼供信，认定德雷福斯犯罪属实。
1894年12月22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军事法庭秘密判处德雷福斯无期徒刑。为了最大限度的搞臭德雷福斯，官方于1895年1月5日在他的母校法国军校的校园内举行的仪式中公开剥夺德雷福斯的军衔，后将其押送到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服刑。
德雷福斯始终拒绝认罪，他的亲属也竭尽全力为其四处奔走申诉冤情，但是毫无结果。
1896年3月，法国陆军部情报处长皮卡尔中校截获了德国大使馆拍给法国陆军部情报局德语翻译官艾斯特拉齐的一份电报，经过调查断定此人与德国驻法大使馆的武官有可疑关系，而通过对“秘密档案”的重新审查，皮卡尔确信，艾斯特拉齐才是盗卖秘密军事文件的真正罪犯，而德雷福斯是无罪的。皮卡尔把这一真实情况向副参谋长贡斯将军作了报告，但总参谋部借口维护军队威信，拒绝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并撤销了皮卡尔情报局长之职，将他调往突尼斯，还命令他不许对外透露真情。
但是，皮卡尔在去突尼斯前仍然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的律师朋友勒布卢瓦。这位律师不久便在报纸上公布了皮卡尔揭露的案件真情。
1897年11月，巴黎《晨报》刊登了作为德雷福斯罪证的那封信的照片和艾斯特拉齐的宇迹样本，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真正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的罪犯不是德雷福斯，而是艾斯特拉齐，要求政府重新审理此案。但陆军部长声称德雷福斯已经得到了“公正合法的惩处”，没有必要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
1898年1月11日，巴黎军事法庭竟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而皮卡尔却以泄露机密罪遭到逮捕。
不断有人上书为德雷福斯鸣冤。1899年8—9月，军事法庭通过一个多月的辩论，仍然以5﹕2的多数票肯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增加了一条意见：“后果尚轻”，改判为10年徒刑。无理的判决激起了公众和世界上近20个国家的示威抗议。为了平息因为此案引起的动荡，上任不到一年的卢贝总统只得宣布赦免德雷福斯，但仍然不愿宣布德雷福斯无罪。真正出卖国家军事情报的艾斯特拉齐被宣判无罪，而无辜的德雷福斯仍然背负着叛国的罪名，沉冤莫白。
左拉挺身而出展现“人类的良心”
德雷福斯蒙冤之初，铺天盖地的官方舆论都是说德雷福斯犯下了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的罪行。受此误导，左拉和许多法国人一样也认为德雷福斯是个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犯，加之当时他沉湎于写作，无意介入这个案件。但一些朋友跟他谈起此事时总是义愤填膺，并要求嫉恶如仇、性格刚烈的左拉出面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当他读过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中写出的一封信后，他受到很大的触动，坚信这位上尉军官对国家是忠诚的，坚信他不可能是出卖国家军事情报的罪犯，坚信这是一起冤案，德雷福斯是一个无辜的蒙冤者。于是，他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下定决心要为德雷福斯仗义执言，澄清真相，洗刷冤屈，讨回公道！
1897年11月8日，他在给亚力山德里娜的信中明确表态：“有一件很吓人的错案，国防部的所有要人都有责任。这件冤案太可怕了，是军事上的巴拿马公司案。如果我应该做什么时，我要挺身而出！”
11月20日，他又致信参议院副议长：“人间悲剧从没有像这件事激动我的心，这是为真理而斗争，是正义的、伟大的斗争。这场斗争表面上看来是失败了，但最终一定会胜利。”11月29日，他在给亚力山德里娜的信中又说：“德雷福斯案使我十分愤怒，气得我发抖。我要把事情扩大，变成一件强大的人道和正义的案件！”
德雷福斯被捕以后，法国的军事情报仍不断被泄漏，这使军方、官方大为恼火。1896年3月，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发现本部德语翻译艾斯特拉齐的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那张便笺一模一样。皮卡尔的朋友将情况告诉了左拉，左拉彻底明白了：被关在魔鬼岛的德雷福斯确实是无辜的！
从此，左拉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他像一个战士投身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地为德雷福斯大声疾呼！左拉的私生女在《我的父亲左拉》中说：“左拉当时在全世界的影响不亚于托尔斯泰，他感到有责任把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大声地公布于众；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一种痛苦，而且是耻辱。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
1897年12月，左拉与《费加罗报》社长罗代斯探讨了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德雷福斯案。罗代斯赞同左拉的看法，确信德雷福斯的无辜。12月5日，左拉的第一篇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的文章《案件笔录》在《费加罗报》发表，指出 “这场使我们倒退一千年的野蛮运动与对博爱的需要、对宽容和解放的酷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德雷福斯案就是它的杰作。”
12月14日，左拉满怀激情写了《致青年的信》，激励青年勇敢地探寻真理、维护正义。“青年，青年！请回忆一下，你的父辈经历了多少苦难与战斗，才获得你此刻正在享受的自由……不要去为谎言喝彩叫好，不要去为粗暴的力量、狂热者的狭隘和野心家的贪婪推波助澜，否则你会犯罪。”“你要永远和正义站在一起。我这里要对你讲的并不是我们法典的正义，它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保证。正义还有一种更加高深的概念，这种概念原则上假定，对人的任何判决都可能是错误的，并且假定被判刑的人可能是无辜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应当激起你酷爱权利的热情吗？”“你未被牵连到任何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中去，你可以完全清白地、完全诚实地高声说话，你不站出来要求主持正义，又让谁站出来？不是你，又有谁去参加这危险而又壮丽的事业，以理想与正义的名义去与那一伙反犹太主义者抗争？”《致青年的信》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几天之内销量竟高达六十万本！
左拉还写了《致法兰西的信》，他在结尾写道：“法兰西，醒来吧，想想你的名誉！”
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审理真正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的艾斯特拉齐案，尽管艾斯特拉齐承认了是他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德雷福斯不过是个替罪羊，但法庭仍然根据“上面的旨意”， 将错就错， 为维护当局的威信而拒绝改判，坚持德雷福斯有罪，悍然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这样荒诞的判决，引爆了有识之士更为强烈的愤怒。
两天之后，1898年1月13日，被官方荒唐判决激怒的左拉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了一篇万字长文，标题为《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先生的一封信》。开篇，左拉就义正辞严地向总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及追求正义的决心：“真理与公义被打了一记大耳光。一切都太迟了，法国已颜面尽失，而历史将会记载，这样一起严重罪行发生在您的总统任期内。”“既然他们敢这样做，那我也应无所畏惧，应该说出真相。我不想成为帮凶。如果我成为帮凶，在远方备受折磨的无辜者一一为了他从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最恐怖的折磨——的幽灵将会在夜晚时分纠缠我。”
接着，左拉以详实的资料揭露冤案制造者：“那份起诉书多么肤浅！一个人有可能因为它而被判有罪吗？如此恶劣着实令人震惊，我要求正直人士阅读它。当他们想到德雷福斯因为它而在魔鬼岛付出不相称的代价时，他们的心将因愤怒、反感而悸动。”
左拉对军方高层明知案件真相却缄口不语的懦弱行径亦进行了强烈地抨击：“包括布瓦代弗尔将军、贡斯将军及部属，他们的良心正与陆军所谓最重要的利益相对抗，但只持续了一分钟。一分钟过后，他们妥协了。他们的罪比其他人更重，因为他们有权纠正司法不公，却没有采取行动。”唯一坚持真相的皮卡尔上校遭到打击，“皮卡尔上校以正直人士的身份尽其本分，以正义的名义恳请认真处理这起事件，希望切勿让它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公共灾难。但皮卡尔上校被他们愈调愈远，最终调到了突尼西亚。他们甚至想要指派他从事一项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任务，莫赫斯侯爵就是在同一地区被杀的。”
左拉在《我控诉！》中将案件中包括真正的罪犯、审判者、司法监督者、司法鉴定专家、新闻媒体等一系列个人与机构推上审判席，以八个段落的篇幅逐一控诉那些制造德雷福斯冤案的高官权要和奸佞之辈，毫不客气地说：“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地步，就要解体了！”
尽管如此，左拉还是表达了对正义终将实现的信心：“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能阻挡它。”“真理在前进，无可阻挡！”
在文章的最后，左拉正气凛然地说：“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怨仇恨。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促使真理和正义大白于天下。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备受折磨者身上，人们有权得到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他们把我带往重罪法庭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我等待着。”
正气磅礴，字字千钧！
此文送到《震旦报》后，编辑们读完这篇正气凛然、气势如山的檄文都很激动。主编克列孟梭决定把标题改为更加简洁、醒目和尖锐的 “我控诉！”，而且用大过报纸名称的字号，在《震旦报》头版全文刊出。这一天《震旦报》印发了30万份，在市面被民众一抢而空。
萧伯纳曾说： “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亵渎行为。”左拉的正义之举也为他招来了横祸。一星期后，左拉被起诉。在接到传讯时，他却高兴地喊道：“朋友们，起诉了，我被起诉了！”好像不是去受审，而是去加冕。
左拉置身于旋涡中心，谩骂、攻击铺天盖地，甚至有人以暗杀相威胁。左拉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他嘱咐律师，要千方百计让公众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而不要把精力用于证明左拉是无罪的。
在法庭上，左拉豪迈地说：“你们打击我，只能使我变得更伟大……，谁为真理和正义受苦谁就会变得令人敬畏和神圣……。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最终左拉被以“诽谤罪”判处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律师建议左拉应该离开法国，让判决失去执行效力。起先左拉并不同意，表示“宁愿坐牢也不逃跑”，但最后朋友们说服了左拉。1898年7月18日，身心俱疲的左拉被迫离开法国，化名“巴斯加”流亡英国。此时此刻，左拉回望自己的祖国，热泪盈眶地喃喃自语：“终有一天，法兰西将要感谢我拯救了她的荣誉。”
1899年7月6日，流亡英国的左拉在给德雷福斯写的一封信中鼓励他：官方“必须公开承认您无罪，才能把法兰西从无道义可言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只要无辜者被囚禁，我们就不能列入高尚和有正义的民族”。
不久，法国政局发生了变化，德雷福斯冤案再次被提起。左拉在英国住了一年，1899年6月5日，德雷福斯案件重新审理，真正参与此案的罪犯，有的自杀，有的逃亡，德雷福斯从死囚岛上解回巴黎。左拉也眼含热泪，回到自己热爱的祖国——法兰西。
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在采用各种形式支持、声援他。如与左拉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郎士，始终与左拉站在一起，还签署过支持左拉的请愿书，并于1898年2月19日出庭为左拉作证。这一年，法国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界向埃弥尔·左拉致敬》的书，给左拉有力的声援。
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庭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并在巴黎军事学校的荣誉大厅授予德雷福斯“法兰西荣誉骑士”勋章。重新纳入军队，提升为少校。皮卡尔中校也回到军队，晋升为准将。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德雷福斯冤案才得到平反。
遗憾的是，正在左拉顽强不懈地为德雷福斯冤案的澄清坚持抗争，并依稀看到胜利的曙光时，1902年9月29日，左拉因煤气中毒去世，没有看到德雷福斯平反昭雪的一天。
法国官方感谢左拉拯救了法兰西的荣誉
法国知识分子的荣耀是以18世纪伏尔泰为卡拉冤案奋力抗争和19世纪左拉为德雷福斯冤案愤怒控诉为典型标志的。这种坚持真理、维护正义、敢于为个体弱者蒙受冤屈而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顽强抗争的精神和行动形成了传统。到了20世纪，又有波伏瓦为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姑娘德贾米拉遭受迫害案件挺身而出、奔走呼号的义举。
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属殖民地，上世纪中叶，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法国当局以保护法国侨民为借口出兵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法国思想家、哲学家的波伏瓦与萨特认为殖民主义已经到了末日，法国出兵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错误的，于是在《现代》杂志上撰文，呼吁当局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与自由，他们甚至在文章中号召青年人拒绝征兵入伍。而法国当局不仅出兵，还建立了集中营，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德贾米拉就因为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被送进了集中营，惨遭法国士兵的强奸、凌辱和摧残。德贾米拉向报界披露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而阿尔及利亚法院却就此对她进行了审判。法国女记者哈里米出庭为她进行辩护，并想通过德贾米拉案件唤醒法国人的良知，让更多的法国人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生存状况，抵制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
1960年5月底，女记者哈里米出庭为德贾米拉作了辩护，但她感到自己势单力薄，需要寻求力量和支持。此时，她决定向当时在法国最具声名和威望的波伏瓦讲述了德贾米拉的遭遇和她出庭为之辩护的经历。波伏瓦听后极为震惊，当即决定站出来，为这位素昧平生、遭遇残害的异国姑娘德贾米拉发出呐喊之声。她在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报》上发表了呼吁文章，并且对阿尔及利亚法院提出推迟对德贾米拉审判的要求。波伏瓦的文章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谴责侵犯人权的罪行。女作家萨冈也在《快报》上写了文章，支持波伏瓦的行动。波伏瓦和哈里米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德贾米拉辩护；她们还亲自去见司法部长，要求官方对德贾米拉案件展开调查，对施加酷刑者绳之以法。
次年，哈里米把整个案件写成了一本书，为德贾米拉案四处奔波的波伏瓦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并且为了分担风险在书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阿尔及利亚法院终于放弃了对德贾米拉案的审理，德贾米拉走出监牢，获得自由。
法国正是涌现了这些正气浩然、敢于为蒙冤者伸张正义、不倦抗争的知识分子，才使真理得以彰显，正义受到维护，无辜免于冤陷，这是法国知识分子的荣耀，也是法兰西民族的荣誉。
左拉的义举受到国家和公众的尊敬和赞颂。在德雷福斯案件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但通过德雷福斯案，人们看到左拉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刚直和正气不亚于他的文学才华。他不遗余力地为了维护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的犹太人说话，维护他的权利、名誉与尊严，他挺身而出与拥有强大威权的国家机器抗争，不顾个人的得失和安危，不畏狂热分子的诅咒和辱骂，不怕权势的高压和法庭的审判，将这场势力悬殊的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彰显了人性的良知和正气，理所当然地得到法国朝野的普遍赞誉和世界公众的高度评价。
左拉的公开信在法国以及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当时正在法国的著名俄国作家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世间尚有公理存在，如果有人受到冤枉，还有人替他伸冤明理。”
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对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予以极高的评价：“一些教会和军事法庭多由懦夫、伪君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所组成；这样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万个，而造就出一个贞德或者一个左拉，却需要五百年！”
1902年10月，左拉去世。有两万多人参加为他送葬的队伍，显示了公众对左拉的热爱和尊崇。在左拉的葬礼上，法国著名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郎士沉痛致词，将左拉誉作“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1908年，法国官方把左拉的骨灰移葬到先贤祠，以表彰左拉作为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为法兰西民族作出的贡献。
1924年6月15日，在巴黎西部第十五区米拉波桥畔的左拉大街上，树起了左拉塑像，供后人凭吊。
1991年，法国伯纳德·亨利·列维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立传，出版了《自由的冒险历程》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德雷福斯案”中，“知识分子”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必须要有左拉那样的行动，左拉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并说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左拉并非单枪匹马，他的背后有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有著名作家法朗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历史记载的普通人。体现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不被强权左右、不计个人得失、勇于维护公平正义、敢于为蒙冤者仗义执言的浩然正气和做人良知。
1998年1 月，在《我控诉》发表一百周年纪念集会上，时任总统希拉克发表演讲，对左拉予以高度评价： “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左拉，一如伏尔泰，是法兰西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
20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平反100周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总理德维尔潘和四名部长等出席了在巴黎军事学校举行的纪念活动。 希拉克亲自致词。总统、总理等政府要员向德雷福斯庄严地致以“国家之敬”。 希拉克承认当时之所以发生“德雷福斯案”，一方面是受到反犹分子的挑唆和煽动，一方面是国家意志的产物。由于左拉等知识分子的斗争、坚持与奔走，不仅使得无辜的上尉得到昭雪，更让法国诞生了一群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
法国为一篇为蒙冤者大声疾呼的文章《我控诉！》发表100周年举办纪念活动，总统出席并作了高度评价作者左拉为“伟大作家”的讲话；后来又为一个蒙冤者德雷福斯平反10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总统、总理和政府政要出席、讲话，回顾冤案造成的原因，称赞为冤案平反敢于抗争、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精神。此前，1988年，法国还在有“露天博物馆”之称的杜乐丽花园中为冤案受害者德雷福斯立了一尊塑像。纵观古今，环顾全球，这样做的国家和元首并不多，足见法兰西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左拉的义举为法国知识分子挣得了荣光，更为法兰西民族维护了荣誉。法国民众对左拉发自内心的尊崇和国家政要对左拉的高度评价，使 左拉在受到审判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化名“巴斯加”流亡英国时的预言：“终有一天，法兰西将要感谢我拯救了她的荣誉”变为现实。的确，左拉用自己的义无反顾、浩然正气和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精神促进、推动了德雷福斯冤案的平反昭雪，维护了法兰西民族的荣誉。如果法国当政者罔顾事实，坚持错误，冤陷无辜，那就是法兰西民族载入史册的耻辱。
我在先贤祠内已经盘桓很久了，必须遵守导游6点之前赶回奥斯曼大街老佛爷商场门前集中上车的规定，时间已经不多。为了防止迟到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出了先贤祠便决定打的回去。当招呼一辆出租车过来时，我像在国内一样，习惯性地跟司机说“我到老佛爷商场。”那位司机耸耸肩，一言未发，并准备开车离开。我马上意识到他听不懂我的汉语，于是连忙打开手机，把那张我拍下的老佛爷商场门面的照片递给他看。他看后笑了笑，展手示意要我坐进车里。一路无语，七拐八拐来到老佛爷商场门前停下。还好，比导游规定的时间还提前了20多分钟。如果我离开老佛爷商场时没有把老佛爷商场的门面拍进我的手机，即使打的但因语言障碍无法向司机说明乘车要去的目的地，司机就无法载我回到老佛爷商场，那就相当麻烦了。
这次欧洲之行到了10个国家，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在法国巴黎的三天。我亲身感受了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并于2018年10月12日下午，利用二三个小时自由活动的时间到先贤祠拜谒了正义作家左拉的陵墓，满足了我多年来渴求的夙愿。我是旅游团32名旅友中唯一一个到了先贤祠的游客，也是那天到先贤祠参观拜谒先贤的游客中唯一的中国人。由于在巴黎到了先贤祠，拜谒了左拉墓，我深感满足和欣慰。此次旅欧，不虚此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