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两年有关大学问题的讨论中，陈平原先生是公认的“另类”，即便是任教的北京大学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也很难听到他公开正面地回应，同期发表出来的《大学三问》（收入《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标页码），也主要是务虚，并没有直接面对人事制度改革的具体条款。当学人们关注着现实中的大学时，陈平原的策略是回溯历史，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因为他“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而是“人文情怀”另一种体现。（第2页）实际上，这种迂回的方式，其深远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正面的交锋与讨论。
熟悉中国大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自从上世纪初现代大学教师在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变化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说此举是中国大学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可能更合适。大学模式由英美式转而为苏联模式后，基本等于推翻了重来，革命的方式造就的大学不再是“大学”，更像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其培养目标已经转换为高级技术人员或高级技工，这是就形式而言。从内容上看，技术性的教育完全替代了人格教育，“惟技术论”的影响也许更加铭心刻骨，至今仍以“科学管理”及量化指标等变相的方式出现。
割断大学传统的效应，四十年后开始显现出来，但可惜的是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传统的接续，大多数人仍将触角伸向当今西方，希望通过“迎头赶上”的方式，从西天取来真经，以便迅速提升大学的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割断历史，必然带来“非历史化”或“去历史化”。一方面是历史知识的缺乏，不可能产生历史感；另一方面，“崇西”“崇新”热高烧不退，对一些人是惟恐落伍，所以要加快脚步，对另一些人则仿佛信心十足，经济上去了，以经济的方式搞教育教育能上不去吗。
如果“国学热”、“读经热”，步子跨得太大，让人们有些不习惯、不自在，引发反弹是必然的话，接续“新传统”（即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应该不会产生隔膜或遇到阻力。“崇西”、“崇新”热本身就是近代中国的产物，换言之，不懂近代历史的人同样是生活在近代的，至少思维上没有超越。这是潜意识上的相契合。就意识层面看，“新传统”本身就含有西方因素，大学更是如此，陈平原先生说“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文第3页）而更重要的是，“新传统”是中西糅合的，她既有通过过滤的中国传统的因素，又有经过消化的西方以及外来因素。如果从19世纪30年代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末，“新传统”生长延续了百多年。不用违言她有失败之处，但同样应该看到她的成功之道。而无论成败，都是“中国经验”（第3页），哪里还有比这样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行为方式、习俗习惯的更宝贵的经验可资借鉴呢。
如所周知，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是依照洪堡的大学理念进行的。而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则显然有着现实的针对性，不仅是针对京师大学堂的遗风，进而针对整个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是针对科举废止后的全体士人的，用胡适的话说，还存有“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的歧路》，收入《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的理想。作为传统中国的士人，又作为伦理学学者，蔡元培本人就汇合了中西思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不见于中国传统，孔夫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是讲人生的道理，与蔡元培的民主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并不相关。诚如陈先生所言，“上法三代”只是康有为的言说而已，真正要做，也真正能做的还是“旁采泰西”。
按理说，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让西化浪潮更加汹涌，蔡元培本人也是新派，他也主张西化，他可以为维护北大教师与学生中的新派而与林纾争论，但北大同时留有最保守的辜鸿铭，最反白话文的黄侃、刘师培，以及最爱掉书袋的“两脚书橱”陈汉章。这就是蔡元培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胡适晚年自由思想的核心。蔡元培早在上世纪初就在做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讨论的空间，没有多元阐发的机会，大学也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容忍也是大学的管理原则，也是管理者的基本素养之一。
尝以为，20世纪的学人在精神气质上多有可取处，与今之学者相对照，颇令人慨叹。其实，个人的精神气质仅其一而已，制度的合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首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是功不可没的。《大学令》就是他亲自起草发布的。《大学令》中确定了“教授治校”的原则。蔡元培掌北大后，便在北大成立“教授评议会”作为立法和权力机关。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罗家伦亦实行教授治校的原则，三年后梅贻琦接任校长，更是把教授治校作为核心原则之一，加以推行。历史学家蒋廷黻被罗家伦从南开大学延揽至清华，1929到1934年在清华历史系任教并担任校评议委员。他回忆说，“清华的经费也有滥用的地方。一批年轻的清华教职员，他们满脑袋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我是清华的评议委员，对许多校务均有参预最后决定的机会，因此，我常反对新建计划。……我常提醒我的清华同事：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座宫殿”。（《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7页）
如果说大学体制脱胎于西方，那么，到20年代初，学人们有意识地从传统中找寻现代因素，则成为中西融合的又一风景。胡适对传统书院教育的重视和吸纳，就是一例。胡适1923年在东南大学演讲《书院制史略》，高度赞扬书院制度，在他看来，“书院精神”大致有三，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第13页）胡适肯定书院并非为了复古，他是一个现代感非常强的人，肯定书院制度与他的“整理国故”一样，“捉妖”、“打鬼”之外，也是为了从传统中发掘现代因素，与西方思想会通。据说，清华国学院就是由胡适帮助设计组织结构与发展方向的。（第12页）清华国学院推行“教授专任”，“常川住院”，其聘任导师最重要的条件，是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第37-38页）这是典型的书院教育的作风。不过，应该看到，20世纪上半期，学人们引进西方大学思想，接续中国传统，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经过自己的消化，然后根据现实中国的需要和自身办学的条件有所取舍的。所以，现代中国的大学并不是一个模式，更不是一个口号造就的。北大、清华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放开来看，复旦、东南（大学）也是专长各异，取向不同。陈平原先生举出南开的例子，特别加以表彰。张伯苓办南开，故意不设中文系，（第124页）在如今追求“大而全”的时代，这是不可想象的。
陈平原在另一本书中曾引哲学家贺麟《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评论，贺先生说：“好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贺麟此文写于1946年。事实上，20年代末蒋介石实行“党化教育”后，至1934年国民党政府已经改变了《大学令》的原则。但由于一些大学及教授们的坚守，教授治校的原则一直坚持40年代中后期。教授治校不仅是体制问题，它的影响，主要在于养成学术本位的习惯，培养学术研究的兴趣。应该说，20世纪上半期的大学，行政主导并不强。但是出于学术独立的考虑，学人还是希望大学更纯粹一些。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就说，“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胡适全集》，第20卷，第236页）
前已有述，大学领导还是教授们虽然潜意识上没有超越近代，但主观意识上却在向往未来。这种吊诡现象，主要还是缺乏对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了解所致。没有了解，当然也就无法取同情的姿态。即便是偶有记念，也容易让人贻笑。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由于种种原因为人所反复吟诵。但查一查互联网，不难发现，在正式的报告、讲话中引错、创造性地更改者，实不在少数。可见，光有口号，不通人文历史，也是不行的。
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大学的基本价值和特征，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有过精炼的概括，这便是（1）大学自治；（2）学术自由（3）教授治学（他在更多地方表述为“教授治校”——引者）；（4）通才教育；（5）学生自治。（参见杨东平《两种大学制度的直接碰撞》，《新京报》2006年7月23日三版） 其实，这也是世界大学共同认知的基本价值和特征。可见，当今中国大学的文化守成主义不是追求纯粹的“中国化”，它本质上是面向世界，中西兼顾的。它也是空谈，而是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所以，陈平原先生指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第186页）
（刊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