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有人始终晴空万里，有人不时电闪雷鸣，有人春花烂漫，有人冬雪皑皑，而朱自清呢？犹如一泓平静的秋水，清澈、宁静、澄明。
世人眼中，朱自清是诗人、学者、散文家，也是战士。可还有一重身份不该被忽视，那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在我看来，此乃其做人做文做学问的底色。一生如此短暂（1898—1948），居然有那么多功业，去世多年仍被人挂念与怀想，这很不简单。
192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暑假后开始教书：先在杭州第一师范，后移至扬州八中、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十中、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1925年秋，因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转任国文系教授，开始其大学教师生涯。不同于今日读研究生、拿博士学位的专门家，朱自清在北大念的是哲学系，日后教的是语文或中国文学史，按今天的标准，专业还不太对口呢。先是写诗作文出名，而后才进入大学教书，兴趣广泛，自强不息，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坚持为大众写作，为中学生编书。如此大专家写小文章，从没感觉掉份，反而乐此不疲。
五年中学教员生涯，辗转各地，很是辛苦，但锻炼了朱自清的生活态度与写作策略。做事认真，为人谦和，脚踏实地，不尚空谈，这种生活姿态，更接近于恬淡的散文，而不是激扬的诗歌。因此，不妨就从朱自清最广为人知的散文家身份说起。
尊重读者 透澈为文
朱自清的散文特别受中学教师的青睐，且很早就进入各种《语文》教材。有政治家的推崇，也含新文学的升温，但更关键的，还是因其文章风格以及写作策略。教过五年中学语文，成为大学教授后的朱自清，依旧关注中学生的阅读。《欧游杂记·序》称：“本书绝无胜义，却也不算指南的译本；用意是在写些游记给中学生看。在中学教过五年书，这便算是小小的礼物吧。”别小看这为中学生写作的立意，文学史家王瑶便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称赞此书“用精练的口语，细细地谈着，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若再考察《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他》等后期写作，均混合评论、随笔与杂感，既是学问，也是文章。读者多欣赏朱自清描写风景的《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及抒写人情的《背影》《给亡妇》等，这固然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但我更喜欢他那些谈古论今兼及社会问题的作品，肯为读者着想，从不逞才使气，偶尔也会来个隐喻或排比，但笔墨极为简洁。
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朱自清曾表彰胡适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不是新诗，而是文章：“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动人’，可以说是‘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而以下评语，其实可套用来评说朱自清本人的文章：因为晓得尊重读者，故“他的说明都透澈而干脆，没有一点渣滓”。这种澄明、干净的文章境界，很是难得。
多年前，季镇淮在《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中称：“作为文学的散文，朱先生努力运用语言文字而得其自然。作为国学的著作，他对运用语言文字亦非常努力，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指出。”这里说的是抗战中完成于昆明西南联大的《经典常谈》。朱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谦称：“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此等提要钩玄的工作，除了眼光与学识，还得有好的笔墨情趣。以“文第十三”为例，开篇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结束处则是“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整个一部中国散文史，用万把字篇幅说清楚，条分缕析，井然有序，而且大致不错，这谈何容易。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坚实的成果是白话文，而如何“白话”，是个大问题。必须兼及“白话文学”与“白话学术”，方才可能长治久安。不说诗歌戏剧小说，单是文章如何借鉴口语而不流于鄙俗，朱自清的苦心经营便值得后人追摹。这与日后叶圣陶提倡“想得清楚，说得明白”的《写话》，颇为神似。
关注当下 着眼民间
朱自清生前编定的最后一书《语文影及其他》，收录有《说话》《撩天儿》《如面谈》《论废话》等十则分辨语词的短文，该书的序言，开篇即自报家门：“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至于公开表态追摹燕卜荪，更是在此前十几年。《诗多义举例》（1935）中，作者称：“去年暑假，读英国的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在文史研究中，将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大获好评。
《诗言志辨》确实是朱自清的代表作之一，可我还是更关注其学术起步阶段的《中国歌谣》与《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和朱自清多方规划，希望突出自家面目——“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紧接着，就是朱自清的大动作——1929年春季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秋季讲授“中国歌谣”。这两门让人耳目一新的课程，同时出现在国立清华大学刚刚诞生的1929年，并非偶然。
据浦江清《〈中国歌谣〉跋记》：“朱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这课程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至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早年只是作为讲义在师生间流传，真正整理面世，迟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推出的《文艺论丛》第十四辑。
一个是悠久但卑下的“民间文学”，一个是年幼而生气淋漓的“新文学”，这两门新课的开设，其实是服从于或者说得益于新大学的崛起。关注当下，着眼民间，努力介入思想建设与文学革命，让清华中文系迅速获得生机与活力。这不仅是一两门新课程，更牵涉对大学中文系的定位，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批评其他大学国文系“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功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这里的锋芒所向，包括高傲且保守的北大中国文学系。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是北大出来的，当然明白挑战老大哥，必须找到很好的角度与策略。
因当年各大学尊古之风盛行，这两门多有创见的课程，没能长期坚持。但其筚路蓝缕，对新学术的发生与拓展，起了示范的作用。半个多世纪后阅读，依旧很有新鲜感。
诚挚律己 勤勉笃实
曾在清华大学修过朱自清三门课的小说家吴组缃，在《敬悼佩弦先生》中称：“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朱自清讲课极为认真，甚至到了有点拘泥的地步。季镇淮回忆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时，旁听朱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专题课，台下就王瑶一个学生，他依旧认真板书。师生俩一个写一个记，此举既见学风，也显性情。
阅读朱自清日记，特别感慨其自我要求甚高，故内心十分紧张。虽长期担当清华中文系主任，在学界及社会上声誉日隆，日记中却是不断地自我检讨。1936年3月19日日记：“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这可不是偶一为之，请看以下日记——1931年12月5日：“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可以和这些梦境相呼应的，当属1935年1月17日的日记：“浦告以昨晚我醉后大讲英语和日语，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现。”如此不堪的梦境与醉态，朱自清居然都记录在案，目的是自我警醒。其实，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如此律己过严，或许与他的胃病互为因果。
同样谈古论今，陈独秀独断，胡适之宽容，闻一多决绝，朱自清通达（有时优柔寡断），这都与个人性格及才情有关，勉强不得。1922年在台州教书时，朱自清撰写长诗《毁灭》，很能见其趣味与立场。此诗备受文学史家重视，但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精美诗篇，不如说是人生宣言：“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在《背影·序》中，朱自清说过：“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类似的意思，他在很多地方提及。你以为是矫情，不是的，他真的就这么想。性情平和的朱自清，在现代作家中，才气不是很突出，可他一直往前走，步步为营，波澜不惊。《毁灭》长诗的最后是：“别耽搁吧，走！走！走！”如此坦诚、笃实、勤勉，很让人感动。
有人习惯急转弯，有人擅长回头看，有人喜欢三级跳，朱自清则始终稳扎稳打，有坚守有追求也有收获。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在立达学园、春晖中学、开明书店共同奋斗过的朋友，如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夏丏尊等，都是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长视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与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