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是“五四”以来最为知名的学人之一，其《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一直是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影响了无数的青少年；他任教于清华大学达23年之久，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为老清华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同时代人眼中，朱自清先生有“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最完整的人格》，见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下简称《完美的人格》），在现代中国作家中间，“是少有的君子人”（柳无忌：《与朱自清同寓伦敦》，《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近年来，我不时翻阅《朱自清日记》，发现其中的反省之辞所在多有，他几乎无时不在剖析自己的言行。古之所谓“日三省吾身”，大概也不过如此。掩卷冥思，我深深地感到，在朱先生人格涵养的过程中，秉性、家庭及教育等因素外，这种持之以恒的自省精神，无疑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内生动力。此一内力，使其不断自我砥砺，人格日臻完美。

朱先生的日记原本是不准备发表的，“正因为不准备发表，也就更直率地记录了他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和更多地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还记载了一些纯属个人的生活琐事”（朱乔森《编后记》，《朱自清全集》卷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569。以下所引日记内容，均据此版本，只标卷数和页码）。也正是因为这是毫无修饰的自我写真，我们才得以由此见其内心的真实，感受到一个立体的、丰满的、活生生的朱自清。这与我们从朱先生那些优美的散文名篇中所感知到的作者形象是相一致的，这是一位性情温润、感情丰富而细腻的至善君子。

朱先生的及门弟子王瑶说：“这些关于他全生命活动中最丰富的三分之一多的真实记录……朱先生纪录的原意只是供一己的备忘和反省。”（王瑶：《念朱自清先生·日记琐拾》，见《完美的人格》，页38）读朱先生的日记，的确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这种自省精神。朱先生的反省是一以贯之的，贯穿了他生命的全过程；朱先生的反省也是全面的，事无巨细，小到一句话、一个举动，大到教学、科研上的问题，但凡有一点自己感觉到不完满，他都会记上一笔。这个记录的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朱先生的日记，早期保留下来的只有1924年7月28日至11月30日的，其时，他任教于宁波浙江省立四中及温州白马湖春晖中学。朱先生生于1898年，这一年他不过27岁（按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算法，以虚龄计），但日记中已不乏自省之词。1924年8月16日，“向愚公（当指马公愚）借六元，愧甚！”（9月4日还，日记有记载）；9月3日，“晤荣轩，知陈君已于昨天结婚，礼不能送了。此又因循之过，戒之！”（卷9，页13）。9月8日，因发热终日不退，“向曾君借被”（卷9，页15），9月21日，“曾博孚来索被，甚令我惭愧，晚间特往道歉。据云，前数日因无被受凉，我心更不安”（卷9，页22）。一般说来，二十几岁正是血气方刚、少有顾忌的年龄，能时作反思者并不多见。而朱自清却能做到这点，足见从年轻时起，他就具备这种习惯和品行。

1925年，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成立国文系，俞平伯先生推荐朱自清为该校教授。8月，朱先生到清华，这是其一生服务清华的开始。1930年，朱先生代理中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7月底欧游回国，9月就任系主任。朱先生的日记，自1924年12月至1931年8月21日阙如，1931年8月22日以后直至1948年8月2日（即去世前10天），则较为完整，缺失不多。这一时期，朱先生已是远近蜚声的作家、教授，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游历国外，无论是居家之时还是颠沛之中，其自省没有被时空阻断过。

作为大学教员，第一要务当然是教好书、做好研究。朱先生对教学、对学术始终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慎重对待。他常常会因讲课等方面的不完满而自责，1933年6月12日，“下午考萧涤非，余问汉武立乐府事，为所驳，甚惭，萧得超等”（卷9，页233）；9月23日，“上国文，讲错一句，惭愧之至！惭愧之至！”（卷9，页250）1937年12月2日，“与学生交谈中用词不慎”（卷9，页499）。1944年9月22日，“去燕大讲课，未经很好准备。……故我认为，这次讲课是失败的”（卷10，页312）。1945年7月12日，“上午到燕京大学讲新诗课，表慢一小时，颇窘。又声音过低，讲课很不成功”（卷10，页356）。

朱先生对待教学的这种严肃态度，甚至导致心理紧张，成为“惊梦”。1932年，朱先生正游学欧洲，1月11日他写道：“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卷9，页101）1936年1月19日，朱先生又一次记录云：“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卷9，页408）朱先生以五十岁的生命，留下了多达数百万字的文字，其勤可知。然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朱先生日记所记这些梦中，我们仍能体会到他的自警自励。1933年1月27日，“今日西洋留学生插足较少者，大约只有中国文学一科，我辈当知努力”（卷9，页189）；3月6日，“晚竹谓予近太懒，为之惕然”（卷9，页203）。1945年3月9日，“一事须注意，即余须多读有用之书，不可随手拈来即读”（卷10，页337）。“君子自省，身无愆病”（《礼记·中庸》郑注），朱先生以行动实践了这句话的精神。

朱先生夫人陈竹隐说：“佩玄是个感情内向的人，平日话不多，但内心是很热的。”（《追忆朱自清》，《文化史料》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李广田亦云：“他对于任何人都毫无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和谦恭里面。”（《最完整的人格》，《完美的人格》，页151）朱先生这种“内热”和温恭，使得他律己极严，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在待人接物方面，无论是对同事、朋友，还是对素不相识的底层百姓，朱先生都十分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惟恐失当。1933年1月5日，“午浦公（指浦江清）饯唐心一，余在座，颇有失态处”（卷9，页184）。1933年3月27日，“晚赴梅先生（指梅贻琦）宴……余殊为失态”（卷9，页209）。1934年1月31日，“此次绍虞（指郭绍虞）行，余竟未饯行，亦未送礼，甚惭也”（卷9，页278）。1936年5月30日，“三时进城，到前门兑换黄金，未成，甚恼火。这事由我任性的态度引起。近来我经常任性。态度不好，结果自然办不成事，亟应慎之”（卷9，页417-418）。1938年11月11日，“对人力车夫发怒，甚不好”（卷9，页554）。1943年11月17日，“下午，……骏斋（指许维遹）来访，告以江清（指浦江清）说了些闻家的唐突话，他认为无甚要紧。我在冯家茶会上批评了一多的文章，颇后悔，今后宜克制”（卷10，页268-269）。1944年3月3日，朱先生记录：梅贻琦校长“走访了每一个人，可惜岱孙（指陈岱孙）与继侗（指李继侗）看电影回来时，他刚走不久。继侗对电影中的米尔弗夫人赞美不止，使我很反感，因为我很羡慕他们有此享受。我感到最近自己的心胸较狭窄，应该头脑开阔些。”（卷10，页282）“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移时而不变”，佩玄先生庶几乎！

朱先生在《论诚意》一文中说：“人与人人与事之间各有分标，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分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朱自清全集》卷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2版，页406-408）得体的言行，是一个人修养之外在体现，其养成非一日之功，朱先生1933年10月19日在日记中亦曾感叹：“稻公（指钱稻孙）亦谓余昨晚发言有怨气，又谓芝生（指冯友兰）于此等处说话最相宜，甚矣涵养之难也！”（卷9，页257）朱先生夕惕若厉，无一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以便做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人，大概也是有鉴于此吧。

朱先生是一个乐于奉献之人，不愿索取，不求回报，对有求于人或来自别人的惠施，他总是心存不安。1924年7月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卷9，页3）。1944年11月17日，“乔治来访，畅谈至晚餐时，偕访一多。囊中所剩无几，邀其晚餐，显非明智之举。去一小餐馆，进馋餐时颇虑饭资，食毕乔治付了半数，使我颇感惭愧”（卷10，页320）。在一个简易的餐馆吃顿饭，想来花费不大，但竟能让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顾虑再三，这也能见抗战时期生活的窘困。

朱先生身材本就瘦小，加之生逢离乱，半生漂泊不定，难得休养调理，长期遭受胃病的困扰。尤其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四年里，身体更是虚弱。1944年之后，日记中多次记录“称重”，基本都在40公斤左右，重的时候到过44.5公斤。同时，日记中也有很多“胃不适”“胃病发作”“呕吐”“疲倦”“倦极”之类的记录。这种不良的身体状况，不免影响到他的心情。1946年5月25日，朱先生写道：“上午室内有人吵架，心绪不佳。近来因犯胃病，常易发怒，往往对与他人之接触感到不快。”（卷10，页347）即便如此，朱先生对自己的省察也从未间断过，直至生命的终点。

1945年1月28日，朱先生说“我对工作似乏热情，须振奋”（卷10，页330）；5月10日，“日常工作，效率不高。已三天未动笔写作，有些自己原谅自己，尤其今日”（卷10，页345）。1946年1月9日，“昨夜失眠。表坏了。晨甫着衣，两学生上楼探视，询余是否得病，时已日上三竿，方知表误，且误考试。只得告以实情，并接受学生建议，考试延期至星期五上午九至十一时，为此甚内疚”（卷10，页385）；2月15日，“参加王瑶口试。对自己不了解情况甚烦恼。知识不扎实，年龄大，致使记忆力衰退，虽读书，但记不住要点，实在可悲”（卷10，页391）。1946年3月3日，他甚至说道：“我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懦弱。”（卷10，页394）1947年11月26日，有位宁太太来找朱夫人，朱先生当时正在看报，“对她太冷淡”，而当朱先生面“她俩兴致勃勃，大谈物价飞涨，使我看不进报纸，恼怒之馀，我故意怠慢客人。妻去书房取香皂，我继续看报，不同客人谈话”。这是朱先生日记中难得的一段具体描述自己如何“无礼”的场景，但接下来，朱先生马上自责说：“待客不好，咎实在我。不过我未对妻说，因为她不知道。”（卷10，页481）这是一段令人莞尔的记载，但也能让人感受到朱先生那种“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的君子之风。

朱先生家累一直很沉重，前后两房妻室，共有八个儿女，此外还要赡养老人，在清华时工资的一半都要寄到扬州老家，日子过得很是紧张。1932年8月，陈竹隐与朱自清在上海结婚，当时她只有二十八岁，却一下成了五个孩子的继母，如何经营好这个大家庭，对他们二人来说，确实有不小的挑战。在日常生活中，朱先生也难免会与夫人有冲突，但他每每会主动退让，并在日记中自我检讨。1933年7月15日，“晚赴平伯（指俞平伯）饯江清宴，木木不能作多语，归后忽怒，与竹小冲突，咎实在予”，但三天后的18日“今日与竹畅谈，甚慰”（卷9，页238）。1946年10月19日，陈竹隐与两个孩子遭歹徒抢劫，受到惊吓，“我看他们相当激动，未好言安慰，反而对她大声诉说很反感。我之过也”（卷10，页428）。1946年10月27日，“与竹口角”（卷10，页429）；11月28日，“与竹口角，须小心从事，保持家庭和睦就得容忍”（卷10，页433）；12月10日，“学会了忍耐并克制自己，不去批评竹的意见和牢骚”（卷10，页434）。有一段时间，陈竹隐女士“一直抱怨，说她不喜欢北平，她非常想念成都和该处友人。她对这里一切都看不惯，女仆、杂货铺、小学，等等。真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才好，但我强烈反对她的这种乡土观念。不过，我不能同她争论，只是尽力克制并暗地同情她”（卷10，页436）。1946年底，清华刚从昆明复员回北平，重新收拾家园，安顿生活，头绪多而杂乱，朱先生与夫人的一些冲突，也不过是为一些琐碎之事，但朱先生并不诿过于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尽量化解矛盾，维护了良好的夫妻关系。

夫妻之间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方，莫过于孩子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朱先生夫妇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陈竹隐回忆说：“事先佩玄便与我商量好，对孩子的教育要双方取齐，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当着孩子说，要事后再商量。这一条约束使我们避免了一些矛盾，并使家庭一直很和睦。”（陈竹隐《追忆朱自清》）“孩子们好学上进，使朱自清夫妇感到无比欣慰。书声朗朗，笑语盈盈，北院9号充溢着安谧和睦的气氛。”（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178）朱先生和陈夫人最终经受住了生活的各种考验，把家庭经营得温馨和睦，子女也都成长为有用之材。如果用古人“修齐治平”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在“齐家”一端，朱先生无疑也是合格的。

朱先生敢于自省，勇于解剖自己，不仅仅是写在日记里，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他的这种精神也时时有所体现。吴组缃在《佩弦先生》一文中说：“他所讲的，若发现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地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们并未记下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实在不关重要。”（《完美的人格》，页144）在西南联大时，清华在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成立文科研究所，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等先生都在此做研究工作。时为研究生兼半时助教的季镇淮，也常在此读书，他回忆说：“在这里，我看见朱先生的日常生活，既勤于研读写作，又讲究生活细节的严整和规律，处处表现行动措施有条理，任何小事都不随便，每样用具都有一定安排，整齐不乱。”（《回忆朱佩玄自清先生》，《完美的人格》，页62）

“朱自清始终是严肃的正视人生，严格剖析自己的。而剖析是为了探索……”（《朱自清传》，页152）朱自清先生去世后，他的挚友叶圣陶先生撰文纪念，其中说道：“‘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看见个完美的人格。”（《朱佩玄先生》，郭良夫《序》引，《完美的人格》，页18）没错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周易·谦·象传》），完美的人格，正是一点一滴做去，日就月将，从而至于光明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如果没有一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没有敢于自我剖析的勇气，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很难想象，其进步会从何而来。

朱自清先生享寿仅五十一岁，去世也已有七十余年了，“一个死不得的人”（闻家驷语）过早地走了。然而，他“不负所学”（郑振铎语），用“完美的人格”和不朽的文字，将自己的背影长长地留在了20世纪中国的舞台上，也永远地写在了清华园的荷塘边。但愿朱自清先生的这种自省精神，能成为一面镜子，给后来者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