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将核能研究应用到军事领域的国家之一，并且成功地在1945年7月16日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然而，仅隔4年之后，1949年8月29日，苏联也成功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引发国际社会一片哗然。随着苏联官方档案文献资料的逐步公开和历史学家们的深入研究，苏联利用情报活动从英、美获取大量核情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早在美国开展曼哈顿计划之时，苏联就已经开展了填密的情报活动，其获得的有关原子弹研制的情报数量庞大、内容翔实精准，有效地帮助苏联缩短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时间，并且快速终结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核垄断地位。
反观同一时期的美国，尽管率先掌握了原子弹技术，但是在核垄断中起决定作用的核情报却并未得到严密的防守。这无疑引起了人们对美国情报活动的质疑和猜测。1949年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府、相关情报机关、冷战史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反思。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信息自由法》的规约下，相关政府档案、文件等信息陆续公开，为进一步揭示此问题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公开档案和文献的剖析解读，笔者试图去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前，美国是如何保护自己所掌握的核情报的？美国对苏联的核研究活动采取了哪些监视措施？以及美国的核情报活动有哪些明显的特征，其成效如何？
一、保护和防御
科学性是核情报的一个典型特征，它是科学研究的产物，因此对核情报的管理就涉及对科学知识的管理、对掌握科学知识的科学家的管理以及对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和基本原材料的管理。1945年10月7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卡拉瑟斯维尔，首次就对苏政策和原子弹问题作出公开表态，并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中宣布，美国将不会和全世界分享它的原子发现。同时他也对三种“原子机密”作出了清晰的界定：第一种是制造原子弹所需的“科学知识”；第二种是“如何制造原子弹”，即工程技术机密；第三种是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必要资源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实力”。
二战之前，在学术领域，全球科学家们对前沿科学的研究，普遍采取开放和交流的态度。各国科学家会将有关核研究的最新发现和相关突破发表在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物理评论》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中。许多著名的实验室也都接收外国同行来交流学习。然而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科学界担心德国会利用最新的核研究知识率先制造出原子弹，于是在1940年4月开始秘密停比在公开的学术期刊发表有关核裂变的文章，同时也对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保持缄默。
这一时期，苏联在核物理研究方面有两个重大贡献：发现了自发裂变现象和提出了链式反应理论。1940年苏联物理学家弗洛伊洛夫和彼得扎克曾在苏联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关于铀自发裂变实验的文章，并在同年7月将他们的发现以短讯的形式刊登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n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原子能会议通过一项提议，建议将新设立的斯大林奖章授予弗洛伊洛夫和彼得扎克。但是审查者以西方物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没有作出任何评论为由驳回了这一提议。同样，苏联科学家卡里顿和泽尔道维奇在这一时期对链式反应作出的深入讨论也未得到苏联以外的任何同行的回应。1942年，弗洛伊洛夫被派往沃罗涅日市机场工作，工作之余，他去当地的大学图书馆浏览国外期刊，其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国外同行对他的铀自发裂变研究的反应。令他吃惊的是，英美国家的相关学术期刊中根本找不到著名核物理科学家的论文。
此外，1943年8月19日，英美签订《魁北克协定》，英国原有的核计划必须纳入美国核计划之中，而且美国核计划是双方核武器研制计划的主体。双方约定，在未经得双方同意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二战时英国和加拿大合作开展的代号为“合金管”的核计划内容。并且双方同意成立联合政策委员会，以保证双方在共同的科学研究领域实现充分的信息共享。
作为科学知识的发现者和传播者，科学家们掌握着大量专业知识。二战之前，核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大多集中在欧洲大陆，尤其以英国剑桥、丹麦哥本哈根和德国哥廷根最为出名。具有美国“原子弹之父”之称的奥本海默也曾在德国哥廷根求学。30年代末，随着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遭受法西斯主义者的迫害，许多欧洲著名科学家选择流亡海外，其中很大一部分科学家都选择在美国工作。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物就是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和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爱因斯坦在1935年加入美国国籍。1938年12月费米移居美国，并在世界顶级学府芝加哥大学教授物理学。这些科学家的加入迅速壮大了美国的核研究实力。1941年12月6日，美国率先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在政府和军方的支持下，这项复杂的工程汇集了几乎美国本土全部的顶级科学家、流亡美国的欧洲科学家和盟友英国的科学家代表。1942年夏，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奥本海默在加州伯克利召集了6名顶级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原子弹设计工作。他起初认为6名科学家和1 000多名技术人员就可以完成这项计划，但到1945年时，实验室的科学家人数就已经达到1 000多人了。一份1943年的报告表明，陆军、海军和美国科学研究局（OSRD）招募了315名物理学家参与一些重点项目。时任科学研究局局长的范内瓦·布什手中掌握了全美三分之二的物理学家来参与他的项目，他把美国所有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讲师和优秀学生都挖走了。
与此同时，英国作为美国重要的盟友，也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家。《魁北克协定》签署之后，英国共派出50多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了曼哈顿工程。美国的核计划获得最终成功，离不开英国科学家们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和重要贡献。英国的贡献使得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比原计划提前了2个月至1年的时间。
从1942年8月13日起，曼哈顿计划更名为“曼哈顿工程区”。从此原子能专家就统称为“科学工作者”，并且要严格遵守军事保密制度的规定。在曼哈顿工程区内，“尽管已经规定了许许多多保证安全的重要措施，如警察的调查、对质、档案制度（包括每一个工作人员过去的政治活动和私生活以及忠诚调查的材料），但又同时实行了所谓的‘隔离制度’。在曼哈顿工程区工作的15万人中，只有12人知道全盘计划，除此之外的所有人员只熟悉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却并不知道该工作最终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严密观察的对象。橡树岭、汉福特和洛斯阿拉莫斯3个‘秘密城’中的任何一个居民收发信件必须经过检查”。
在封锁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并且控制了大量科学家的同时，美国还对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原料进行了控制。1921年之前，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铀供应国。全世界已探明的有开采价值的铀矿仅有十几处，并且只有9个国家建立了18所铀矿石加工工厂，其中有8家工厂在美国。1921年之后，比利时所属的刚果铀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铀供应源。这是因为比属刚果铀矿石的质量极高，和美国最大的科罗拉多铀矿石相比，其每吨铀矿石中所含的铀氧化物是美国的500—650倍。1931年，加拿大西北地区大熊湖附近发现的铀矿在总量上接近于刚果铀矿，因此加拿大铀加工公司还在继续运营。到30年代末，全世界80%的年铀消耗都是由比属刚果铀矿供应的，而且其余20%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加拿大的大熊湖地区。在1942年，格罗夫斯成为曼哈顿工程区的总负责人之后，就立刻采取行动购买1 250吨比利时预先存储在纽约的比属刚果铀矿石。
在1943年，曼哈顿工程区和联合碳化物和化学公司签订协议来勘探全球的铀和针的储量。该公司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完成了全球67 000份出版物的文字调查。地质学田野勘探也同样在37个国家秘密进行。这项工作最后形成了56份地质学报告，其内容涉及50个国家。在这项调查的帮助下，美国秘密开始了“默里山区计划”，并且和英国于1944年6月13日签署了《英美托拉斯宣言》，实现了美国对全球铀和针储备的控制。
在1945年年末，格罗夫斯给国防部长帕特森的报告中说，签署《英美托拉斯宣言》的国家控制了全球高纯度铀矿石开采国97%的铀产出，也掌握了世界上65%的针供应。对于那些能够用于初级商业开发的铀矿石，其60%在英联邦所控制的南非地区，40%在瑞典。而那些开采成本极高的更低级别的铀矿石则分布于美国、印度、苏联和阿根廷。
在二战和美国研制原子弹期间，通过开展间谍活动，苏联获得了大量美国情报，尤其是有关原子弹研制的关键科学技术情报。这些情报需要及时传送回苏联。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派往国外的情报机构都需要一个安全的渠道将他们从国外收集到的情报传送回本国。尽管苏联在紧急情况下会用自己的秘密无线电传送重要情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把重要情报加密伪装之后，利用商业电报来发送。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对此毫无防备。早在1939年6月29日，罗斯福总统就秘密授权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办公室和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共同负责国内的反情报工作。这三个部门共同组成了跨部门情报会议，并且在1942年6月30日进一步明确了三个部门的信号情报分工：海军负责破译截获的海事信号，陆军的信号情报局负责处理外交和军事信号，而联邦调查局主要处理截获的秘密无线电信号。1940年5月21日，罗斯福总统授意联邦调查局对具有颠覆和间谍嫌疑的外国人进行电子监听。
1943年2月1日，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局秘密开始了一项名为维诺那的计划，其最初目标就是分析和尽可能地去破解加密的苏联外交电报。随着破解工作的深入，他们发现这些电报不仅是用来处理外交问题，还有很多有关间谍活动的问题。1944年维诺那计划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之后，这些电报中涉及的苏联间谍也相继浮出水面。美国发现苏联特工已经渗透到曼哈顿计划中。仅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地为例，至少有4人通过线人将重要的核情报传递到了苏联驻纽约领事馆。1945年，美国记者惠塔克·钱伯斯向联邦调查局供述了他曾参与苏联间谍活动。同年，克格勃特工伊丽莎白·宾利背叛苏联，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众多为苏联提供美国政府文件的雇员名单。联邦调查局根据这些情报对相应的嫌疑人展开深入的调查和问询，最终在1949年9月确定了克劳斯·福克斯的身份，随后陆续发现了莫里斯·科恩、尤里乌斯·罗森贝格等在曼哈顿计划中泄密的人员。
在1945年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放原子弹，随后杜鲁门总统向政府各有关部门下达了保守原子弹秘密的命令。10月3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有关原子能的特别咨文，请求国会制定一部国家法律，实现对原子能的管控。12月20日，第585号公法经第79届国会通过，《1946原子能法》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原子能法。这部法律首次从立法的角度对涉核信息进行了界定和保护。该法律指出：“为防比对原子能进行破坏性利用，在国会尚未以共同决议的形式确定国际上已经建成了高效有力的防御体系之前，美国不会和任何国家在原子能工业利用领域进行信息交换。”此外，还对“限制性数据”进行了明确规定：“除原子能委员会偶尔确定可以公之于众的、不会对常规防御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数据以外，所有涉及生产和制造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以及用裂变材料进行动力生产的数据都是限制性数据。”同时，这部法律也提到：“对本法的任何违反都将受到司法部所属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部法律还对原子能的管理、研究、军民利用、专利发明、司法调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限制。由此产生的原子能委员会在核情报的监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争夺与获取
早在二战时期，由于担忧德国有可能率先制造出原子弹，美国在欧洲战场上开展了很多情报活动。起初这些情报活动都是由美国不同的情报机构单独开展的，这其中就有美国战略服务局海军情报办公室以及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等部门。到1943年，这项工作就由曼哈顿工程区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负责。他随后在曼哈顿工程区专门成立了外国情报部。
外国情报部在欧洲战场上开展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阿尔索斯计划，其主要目的就是搜集和抢夺科技情报。1945年2月起，阿尔索斯计划就开始对德国采取行动，重点针对德国的核原料、设备与核科学家。该行动的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轴心国家的贵重金属提炼厂、物理实验室、铀和针的经营单位、制造离心泵和往复泵的工厂、发电厂以及其他已知的设备均列入了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又被制成了总表。只有在我们得到确实的情报说明他们不是从事于原子能计划或承担原子能计划的供应工作时，才把他们从表上划掉。”对于德国重要的科学家，“所有德国科学家的名字都被列入英美情报机构的侦查名单中……不久我们就得到了大多数我们所注意的科学家的最近地址”。并且，他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们首要关注的就是阻比重要情报和核科学家落入苏联人的手中”。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抢在苏联军队进入协议占领区之前，对该区域的资源和情报进行抢夺和破坏。为了防比苏联人获得铀加工技术和设施，美国对德国东北部奥拉宁堡的奥尔金属加工厂进行轰炸，因为该设施在生产金属铀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就曾说道：“根本不可能在苏联占领该地区之前就控制这家工厂并摧毁它，这无论如何都是国际公约所禁比的。早在3月的时候，美国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就建议用轰炸的形式清除奥尔公司的这家工厂……在3月15日下午，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内，第八航空队的612驾‘空中堡垒’对这一目标进行了饱和轰炸，投下了1 506吨烈性炸药和178吨燃烧弹……死伤极为严重，空袭之后的侦查显示，该工厂已经被完全摧毁。”
在二战初期，由于担心德国有可能攻占比利时，从而控制比利时奥伦地区的铀供应，于是比利时在1940年就秘密将已开采矿石中的半数运往美国纽约，但是将其余铀矿石转移到英国的行动却因德国入侵而失败，这些矿石便落入了德国人手中。格罗夫斯将军对德国控制区内的这些矿石尤为重视。通过阿尔索斯行动收集到的大量情报，美国人得知德国人很有可能将这些矿石存储在德国施塔斯富特地区。然而该地区当时正处于美苏军队之间，并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继英、美、苏之后，该地区即将成为第四个占领区并由法国人控制。如何抢在苏联和法国人之前控制这个区域，就成了美国尤为关心的问题。于是他们便采取了一项称为“掩蔽作战法”的措施。“根据该计划，美国军队必须进入这一地区，并且长期占领它，以便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人，从而对他们进行审讯，找出和转移他们的资料，然后摧毁剩余的设备。因为根据我和约里奥最近交换的经验，我坚信，苏联人感兴趣的任何问题都不应当落入到法国人手中”。于是美国抢先占领了该地区，找出了1100吨铀矿石，并及时将这些矿石转移到英国，最终运往美国。
阿尔索斯人员进入德国后，迅速控制了德国的一些重要科学家。然而在美国开展阿尔索斯行动之后，苏联也在1945年展开了规模更大的行动，旨在争夺德国有价值的设施和核科学家。尽管美国控制了德国著名的核专家沃纳·海森堡和他的团队，以及其他著名的核专家，但是仍然有大量德国科学家在苏联的控制之下。1945年6月，英国情报机关就发现曾在第三帝国一家名为奥尔公司的铀金属加工厂工作的尼古劳斯·里尔和他的6名同事离开了德国。到了8月，有英国报告显示，诺贝尔奖得主、原子物理学家古斯塔夫·赫兹和物理化学专家阿道夫·泰森，以及其他18人正在等待进入苏联。尽管这些人并未曾直接参与德国的核计划，但是他们具备足够的影响力聚拢一大批同事追随他们。因此，美国和英国的相关情报部门开展了大量工作来追踪这些德国科学家的去向，并努力查清是哪些苏联人招募了他们，由此来判断苏联人是如何利用这些德国科学家来发展自己的核计划的。
二战结束之后的最初期，苏联人对他们在德国占领区的管理相对松懈。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也利用特工行动、信件审查、叛逃者供述以及对返德战俘问询等方式，获得了德国科学家在苏联从事核活动的珍贵情报。美国中情局核情报问题专家亨利·卢恩霍普特曾在1944-1946年服役于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他在1994年解密的一份内部报告中提到，“苏联最初的安全体系要远低于其后来制定的标准。到1946年2月，美国战略情报局从东德地区特工那里获悉，冯·阿登纳早期的回旋加速器团队在1945年夏季迁往克里米亚，并于同年10月被安置在黑海东岸附近的阿纳科利亚和波蒂地区，那里距离土耳其北部边境大约120公里。另一个特工报告说，泰森、赫兹、富尔默和冯·阿登纳在黑海岸苏呼米和波蒂之间这一区域—即阿尔戈英雄发现金羊毛的古科尔基斯地区。他们汇报说，这些人在1945年12月以前都没有任何工作，因为住房和实验室还在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通过对信件收发地址的变化、信中所提到的他们从事活动及活动轨迹的描述，美国情报机构得以在1947年初步判定，苏联铀矿石处理和生物效应研究工作很有可能就在莫斯科以东60公里处的埃列克特罗斯塔尔附近进行，而理论和试验工作有可能在黑海附近开展。同样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参与了苏联核计划面试活动的德国科学家秘密从东德地区叛逃至西德地区，他们也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了有关德国科学家在苏联的行踪。亨利·卢恩霍普特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到，叛逃者供述“赫兹团队在苏呼米从事同位素分离工作；和我们之前的推断一样，冯·阿登纳和泰森团队也在那里，富尔默博士和一些助手们在苏呼米从事重水生产的研发，里尔和他的团队正在埃列克特罗斯塔尔将铀金属进行量产；还有前约阿希姆斯塔尔铀矿的负责人帕奇克博士在中亚地区的塔什干附近。波泽团队很有可能在乌拉尔地区东部，因为克雷布斯听说苏联在1945年5-7月勘察评估过此地区，以判定是否适合在此地安装反应堆”。
针对苏联本土的核计划，美国情报部门起初也尝试过用常规方法去获取相关信息，其中最直接又安全的方法就是对苏联有关原子能领域的公开资源进行分析。这其中就包括整理苏联的科学出版物、收集苏联科技交流活动中的有价值情报以及对各类苏联纸媒的分析。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一点根本行不通。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师、历史学家唐纳德·司图瑞承认“苏联的安全防范措施使得依赖公开资源变得几乎不可能”。除此以外，传统的情报收集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就是派遣秘密特工和拦截无线电信号。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关也作出过相应尝试，但是这些活动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苏联核计划的高度保密性，派遣特工渗透到苏联并窃取相关情报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苏联核计划中关于重要信息的传递，基本都采用地上线路通信或者人工传递的方式，美国和英国利用无线电拦截根本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最后西方国家不得已，只能利用驻苏联大使馆来获得极为有限的情报。例如澳大利亚公使埃里克·阿什比就向英国透露过苏联人正在利用德国科学家这一消息。
由于美国情报活动在苏联核计划中收获甚微，美国便将重点转为利用技术侦查手段来获取相关情报。曼哈顿工程区由军方交由原子能委员会管理之后，其中一位委员海军上将路易斯·施特劳斯在1947年4月上任之后，就向国防部长福莱斯特询问美国是否开展过任何远程监测行动。在得到否定回答之后，他便积极推进军方的远程监控系统的建立。
海军在1947年年初最早采取行动设计和制定了多种监测方案，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出了三种行之有效的监测方法：地面纸张过滤系统、雨水收集系统和伽马射线检测仪。同时海军还收集了在盛行风状态下由苏联转移到苏联以外北美地区的降雨。雨水收集地点遍布阿留申群岛、科迪亚克群岛以及阿拉斯加州。截至1948年7月，美国海军都没有监测到任何苏联的空中原子弹爆炸活动。
美国空军方面，1947年9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森豪威尔将军授权空军全权负责原子弹爆炸监测，于是在12月，空军原子试验办公室成立，主要负责收集并评估所有参与远程监测计划的单位所获得的数据。1948年10月29日，由美国各大军种联合成立的研究发展局正式授权美国空军的日常飞行监测计划，同意空军飞机安装特定的空气过滤装置，在北半球预定的轨道进行常规飞行监测，以便能捕捉任何苏联核试验中释放的放射性尘埃。在随后的一年里，海军向空军提供了全部的技术信息和技术磋商。截至1949年9月1日，空军的常规飞行共产生过111次预警，但是都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些异常数值的出现是由于地震等自然因素，而非核试验活动。
远程监测体系最早得到苏联核试验活动的有效情报是从美国空军方面传来的。1949年9月3日，美国空军WB-29型气象勘察飞机从日本到阿拉斯加的常规巡航中，捕捉到的放射性物质超出了常规警戒值，随后空军增派92驾次飞行捕捉太平洋、加拿大和北大西洋上空的放射性物质，并且通知英国空军一同进行放射云的搜寻，返回的数据经实验室分析都显示了非正常的放射性活动存在。于是空军在9月19日做出第112次原子能监控预警。于此同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1949年9月19日召集奥本海默等著名核科学家对分析数据进行评估，最终结论一致确认了原子弹爆炸活动的存在。海军空气监测活动最早在9月10日发出预警，并在9月13日收集了位于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岛的第一次降雨。通过数据分析以及和空军的信息合作，海军最早在9月22日做出正式报告。空军和海军方面对苏联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活动做出的报告，是美国在对苏核情报活动方面掌握的最准确和有效的情报。
除以上美国开展的情报活动之外，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美国情报机关还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由此撰写了很多评估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情报参考，内容大多涉及苏联的核研究现状、进展以及最早何时能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早在1946年10月31日，中央情报局评估报告办公室就对苏联何时能制造出原子弹作出首次评估：“关于原子弹这一主题，我们所掌握的真实信息很医乏。但是苏联有可能发展以原子能为基础的武器，这主要受限于它有可能在1950-1953年之间生产出原子弹。基于这一假设，苏联有可能在1956年生产和存储一定数量的这种武器”。这份报告诞生之时，中情局坦诚他们缺乏足够的信息，因此这充其量只是一份假设性质的报告。此后中情局情报评估办公室都会定期就这一主题做出评估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其评估报告更为精准、评估依据更加翔实。在1947年12月15日，一份该办公室的备忘录中，中情局对具体时间进行了校正：“我们十分怀疑苏联人在1953年之前制造出原子弹的能力，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无法在1951年之前制造出原子弹。目前尚无法估计出他们可能造出原子弹的具体日期。”1948年7月6日，中情局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再次对苏联最早制造原子弹的日期进行了微调：“基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据估计，苏联在1950年中期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可能性极小，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制造出原子弹的日期在1953年中期。”在苏联原子弹爆炸前5天的中情局报告中，他们继续维持了他们在1948年的判断。很显然，在苏联何时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问题上，中情局做出的报告和实际情况偏差很大，即便最早的日期“1950年中期”这一判断也要比实际情况晚了近一年。此外在1949年9月9日，中情局也就空气样本中的放射性污染物超警戒值做出过一份监测报告，并推断这有可能是由“亚洲大陆的核爆炸、亚洲或日本北部岛屿的火山活动……苏联原子弹加工厂的废弃物或者爆破物等一个或者多个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从中情局公开档案资料来看，从1946年到1949年，关于苏联原子能领域的评估报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内容已经能够包涵苏联的核设施、间谍活动、核计划中的分工和组织结构、苏联核突破对国际和东欧政治局势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苏联核突破的反响等诸多方面。
三、特征及成效
在苏联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之前，针对苏联的核研究与原子弹开发，美国开展了很多情报活动，这其中既有对美国已掌握的核机密的严密保护，也有与苏联进行的相关核资源的秘密争夺，以及对苏联核计划的情报获取。我们无法对其情报活动用简单的“成功”或“失败”等字眼进行总结，但是纵观其全部历程，不难发现美国情报活动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1. 1945年之前：本土防御为主，并未专门针对苏联，出现重大情报泄露
1945年之前，美国在核能领域开展的情报活动以预防性保护为主，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现有的核情报及相关资源。在此期间，美国对涉核的科学知识、原料、科学家等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和英国结成同盟，实现了情报的共享与封锁；并且开展了最高保密级别的曼哈顿计划。然而这一系列活动的重心都是美国本土。
这一时期的欧洲大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美国采取以上行动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防比德国率先研制出原子弹，因此情报活动并未直接针对苏联。二战临近尾声时，当美国确定德国无法制造出原子弹之后，才将目标转向苏联，但这也仅限于在德国境内和苏联争夺相关的核科学家与核资源，并未派遣特工等人员潜入苏联境内。
正是由于美国的核情报活动并非从一开始就针对苏联，因此美国在这一阶段并未及时察觉苏联的间谍活动，也没有形成具体有效的防范措施，因而导致大量核心情报泄露。“在已经出版的两卷共八册《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核情报为题的解密档案文件共有80多份，集中在第1卷的一、二两册里，时间从1941年1月27日至1945年8月31日，涉及核材料的物理化学特性即生产工艺、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及制造技术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应用性问题，构成了苏联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从国外获取的核情报的主要内容”。苏联利用间谍活动从美国和英国窃取了近万页有关原子弹制造的重要技术机密，这些技术机密弥补了苏联在核研究领域的不足，并且在苏联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过程中均被采用。苏联窃取美国核情报的时间跨度长，并且情报数量庞大，美国不可能没有察觉。可是贯穿美国曼哈顿工程区计划始终，美国都没有及时发现隐藏在该计划内部的间谍。尽管从1939年起美国就收集了大量发往和发自美国的国际电报，可是从1943年维诺那计划开始实施到1946年第一份破译后的电文诞生，美国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电文破译进展极为缓慢。这项工作突出的滞后性并没有帮助美国及时发现这些核间谍，因此也无法有效地保护美国所掌握的前沿核情报。
在保护国内核情报方面，美国还有很多决策性失误。1945年8月12日，美国政府就公开出版了一份由普林斯顿物理学家史密斯撰写的报告，该报告虽然避开了一些诸如“内爆”等原子弹设计中最敏感的技术信息，但是对曼哈顿工程进行了较深入的解释说明。这份报告的初衷是消除美国人民对曼哈顿工程的各种质疑和担忧，但是却忽略了它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所利用这一问题。“苏联人在1945年11月就已经安排打印俄文版的史密斯报告，并于1946年年初在国内发行了30 000份。俄文版的史密斯报告被广泛派发给了参与苏联核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英国情报问题专家迈克尔·古德曼指出：“这份报告带来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所揭示的内容：它详细解释了哪种方法是可行的，哪种方法是不可行的。”
2. 1945-1949年：由常规情报活动转向科技情报活动，技术性突破显著
苏联正式开始研制原子弹之后，美国试图开展类似于苏联的特工秘密行动，但是都无法有效地突破苏联的反情报壁垒，也并没有带回苏联核计划中的第一手情报。美国在核能领域开展的常规情报活动从情报的数量、内容和利用价值上看，都无法与苏联开展的情报活动相比拟。
由于缺乏足够的情报，美国情报机关对苏联最早何时能制造出原子弹的判断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从1946年中情局的评估报告办公室撰写第一份有关苏联核实力的评估报告开始，到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情局都没有准确估算出苏联拥有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其所估算的最早时间也都定位在1950年中期，这比实际情况晚了近一年。
与此同时，美国各情报部门开始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新式的情报活动，这些情报活动的具体实施人员以科技工作者为主，他们并不真正进入苏联领土，也没有实际渗透到苏联的核计划中，而是利用最新式的科学研究成果，设计开发出各种外围监测设备，通过对相应观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得出强有力的情报结论。这种新式的情报活动已经不能由单一的个体来完成，它需要跨部门、多学科的积极协作。以美国确认苏联核爆活动为例，该活动涉及了美国空军、海军、气象局、各科学实验室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等多个部门。在数据采集阶段，各种新式设备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收集放射性物质的滤纸、盖革计数器、雨水过滤装置等。对数据的分析也是综合了物理学、化学、气象学、放射线学等多学科知识。事实证明，这种新式的情报活动成效非常显著。
3. 多部门参与，缺乏统筹协作
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的深入和核物理学研究的突破，核情报逐渐成为各国关注和争夺的焦点。作为一种新兴情报，它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战略性，因此对核情报的管理就不局限于传统的情报机关，而是涉及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各职能部门、军事部门、外交机构和民用工商业实体。首先，各种常规情报机构和秘密情报机构都参与过美国核情报活动。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服务局、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办公室、陆军信号情报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曼哈顿工程区的外国情报部都开展了大量的情报活动，战后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海军研究实验室、空军原子试验办公室等这些部门也都活跃在核情报领域。从隶属关系上来看，有的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有的隶属于各大军种，有的以保密形式秘密存在，还有的以立法的形式存在。其次，非情报机构也参与了美国的核情报活动。40年代初期科学家们秘密停比核物理学研究成果的公开，这是美国科学界的一种集体和自发的行动。曼哈顿工程的商业合作伙伴都彭公司、联合碳化物和化学公司、伊士曼化工公司不仅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同时也根据其掌握的资源为美国提供必要的情报咨询。战后美国利用远程手段监测苏联核活动时，美国空军、海军、原子能委员会、美国气象局、各大科学实验室、外交机构等部门在数据整合、分析和评估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核情报的保密性也限制了情报机关的互动。美国在最初制定曼哈顿计划时，就将其保密级别界定为最高级。这一举措尽管最大限度地保守了美国的核机密，但是也给情报机关的协作带来了麻烦。在二战期间，军方情报机构之间的互动合作很贫乏。“美国陆军和海军的信号情报机关几乎不开展相互间的合作，他们都谨慎保守自己的报告，并向罗斯福总统单独汇报。出了总统办公室，就没有任何对美国政府收集到的情报信息进行整理以及宏观层面的整合的活动—反情报活动就更不用提了”。1943年年初，联邦调查局已经掌握了苏联特工和间谍在美国秘密开展情报活动的信息，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却对绝密的曼哈顿工程一无所知。由于这些信息并未被有效地整合，因此美国在对核间谍的阻隔以及核情报的保守方面出现了重大的漏洞。1943年格罗夫斯将军在曼哈顿工程区内部成立了外国情报部，该部门在二战期间开展了许多秘密情报活动，并且格罗夫斯将军拒绝将其获得的有关苏联的核情报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进行共享。例如，在1946年11月，新成立的中央情报组在对苏联原子弹试验做评估报告时，就遭到外国情报部的拒绝，使得他们无权查阅外国情报部的相关档案。1946年美国原子能法的通过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成立使得这一状况得到了扭转。这是第一次从立法的层面对于核情报的使用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规约，由此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在促进情报部门的跨部门合作问题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及时监测出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活动，就是各情报机构通力合作的结果，但是这种合作初现成效时，苏联已经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4. 盟友合作，防范苏联
在二战时期，为了抵御法西斯，美国和苏联结成了战时同盟，但是在核问题上，美国并未视苏联为盟友，而是选择与英国合作，尽可能地坚守核机密，并对苏联进行防范与侦查。
英国是美国核情报活动中坚定的盟友，二战期间美国最大限度地与英国进行情报合作与分享。首先，英国是核科学领域的先驱国家，早在二战初期英国的核物理研究就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美国和英国在二战期间签订了诸如《魁北克协议》《托拉斯宣言》《海德公园备忘录》等一系列协议，同时英美还成立了联合政策委员会。美国在成立曼哈顿计划之时，也邀请英国参与其中，英国为美国曼哈顿计划派遣了大量高级科学家。以上这些举措不仅帮助美国掌握了大量前沿技术机密，同时也保证了美国对核科学知识、核原料以及相关情报的垄断。其次，英国和美国积极合作，共同防范苏联。在二战期间，英国参与了美国的阿尔索斯计划，有效地帮助美国抢在苏联之前，转移出了扣押在德国的1100吨比利时铀矿石。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原子弹机密的问题上态度十分明确，向日本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当日，1945年8月9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公开讲话：“为了使掌握制造秘密的美、英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免受灭顶之灾，美、英两国将不会在尚未找到原子弹的控制方法之前公开这个秘密。”尽管在战后，美国国会为了保护原子能的商业潜力，在1946年通过了《麦克马洪法案》，该法案禁比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信息的互换。但是，在对抗共同的对手苏联这一问题上，美国还是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情报。美国在1948年和1949年出台的临时技术管理办法就是变通之策，使得美国和英国在铁幕拉开之后还能延续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对苏联核计划开展一系列情报活动。
首先，美国和英国在它们占领的德国地区对曾经参与苏联核计划的返德战俘进行挖掘。美国核计划是以美英合作为典型特征，然而苏联并未与他国开展官方技术合作，苏联核计划中的外来力量都是来自于战俘和流亡科学家。从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苏联就已经开始大规模遣返战俘。在战后初期，大批为苏联工作的德国人已经被遣返至苏联管理的东德地区，美国和英国利用这一管理松动的地带，从被遣返人员那里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苏联核情报。美国开展了一项名为“绞拧计划”的秘密行动，雇用训练有素的人员对数以千计的遣返回德国的战俘和流亡者进行询问。此外英国还在1946年10月在德国组建了科技情报部，其获得的有关苏联科技的原始情报也会传递给美国。
其次，美国和英国在战后开展了互为补充的空中巡逻，通过侦查飞机拍摄的照片来寻找可能的苏联核设施。美国空军开展的空中侦查行动覆盖了苏联北部地区，英国组建的两支空中侦查中队主要负责苏联西南地区的空中侦查。并且，美国也和英国密切配合，成功监测出了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49年9月3日美国空军WB-29飞机率先做出预警之后，“英国原子能机构在9月10日11点30分接到警报。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召开电传会议，并且告知英国大量活性云团即将进入苏格兰北部上空……英国应邀开展空气样本收集活动，并且对其价值展开独立评估”。“有趣的是，若非美国的警告，英国最早不会在9月10日（星期六）直布罗陀上空代号为‘暗夜’的巡航中获得苏联核迹象的证据，因为将过滤装置从直布罗陀送往哈维尔实验室，大约会有三至四天的延时”。
再次，美国和英国在战后还撰写了大量有关苏联核实力以及苏联何时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评估报告。美国最早从1946年开始对苏联制造原子弹的时间进行评估，直到苏联原子弹爆炸之前，美国做出的评估报告中最早的时间为1950年中期，最晚为1953年中期。实际上，美国的盟友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入手的时间更早，早在1945年英国就做出了第一份评估报告。此后的每年，英国都对苏联最早何时制造出原子弹进行评估和校正。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美国人大致相当，他们也认为苏联人在1950-1952年之间拥有原子弹的可能性不太高，更可能的是在1953-1954年间制造出原子弹。这些由英国独立做出的评估报告无疑对美国人起到了一定的参考和辅助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前，美国就原子弹与核情报问题开展了众多的工作，这些工作既包括对美国现有的核情报的保护，也包括对潜在对手苏联的核计划的监视。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核情报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情报，美国在核情报保护方面尚未形成一套详细的策略，因此也导致了美国的防守不力。同时，在苏联核计划初期，美国的核情报工作进展缓慢。这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其中既有美国自身管理体制、核情报有别于传统情报等多种原因，又有苏联核计划的高度保密性和苏联的反情报对抗等原因。然而，美国在最初阶段因为核情报工作失利也积累了大量经验，美国在后来的迎头赶上也为其未来的核情报工作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王颖鹏，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