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以下简称《图录》）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书，这是因为它把中国百年乡村变革的历史所暗含的好几条非常重要的脉络包括在内,并且主要以照片的形式有所呈现。限于篇幅，我只想初步讨论其中一条脉络，就是中国从晚清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建国运动。对我而言，这是最富有启发性的一条思考线索。
这本书大致地看，可以说是总结了三代乡建的经验。或者说，它简约地呈现了乡村建设的三个阶段。虽然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但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三个阶段并不是自然时间上的线性连接，即不是一个结束另一个开始，而是相互重合但又有着某种阶段性格特征。这本书里有一个部分，题目叫做“有实无名的乡建”,也就是说，这个部分记述了没有以“乡村建设”为口号，但是却真实地推动了乡村建设的基本事实。
这部分一开头就展示了孙中山秘书黄展云的照片，还有孙中山给他的亲笔信。黄展云亲赴乡村调查，并致力于推动乡村的教育和实业，孙中山对此十分肯定；这让我联想起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讲演里谈“民族主义”的那个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其实说的就是乡建。在当时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它是由一盘散沙状态的民众整合起来的很松散的政治体。而且在辛亥革命之后，军阀的割据局面很难扭转。一盘散沙的民众被各自为政的军阀分割，很难形成有机整体，现代国家缺少基础。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并没有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军阀身上，他看到了乡村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它本身的不足。孙中山说，我们要怎么把一盘散沙凝聚成为坚固的整体呢？他认为，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自由等口号，特别是打倒封建礼教的激进姿态，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孙中山对中国乡村的宗族寄予了正面的期待。他说中国人本来并没有国家意识，但是他们肯为了宗族而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宗族如果扩大了，就会变成民族。我们用这种自然的方式打造中国这个国家，这和西方用人为的方式制造一个强权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宗族社会诉诸于血缘、地缘关系，虽然孙中山希望这种关系可以直接扩大为四万万人的纽带，但是这个设想显然并不现实。乡村社会需要改造才能完成建国大业，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革命家们关注乡村而且试图改造乡村的原因。清末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多数本人就是乡绅。仅仅从近代意义上定位的话，可以说这是第一代乡建人。清末中国社会的乡村结构还没有被破坏，它的主体是士绅，士绅里边当然有劣绅也有良绅，他们组织起范围有限的自治组织，是中国从明代中期以后一直持续了300年的、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的社会基本结构。第一代乡建人面对的课题是，怎么动员起乡村的绅士阶层来主导社会的转型，把由一盘散沙的无数个小的经济互助共同体组合成大的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西方的议会制度等等都被转化为乡绅的合作机制，但是它们并没有来得及形成国家范围的秩序，内忧外患的战乱以及兴建地方工业对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冲击等，都是很大的难题。孙中山英年早逝，“三民主义”提出的这个建立现代民族的课题，它是通过什么被传承，怎么被传承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本《图录》提示了非常有价值的一条线索，就是通过乡建过程中教育、组织等各种努力，把中国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国家。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属于第一代乡建人，那么民国时期的晏阳初、梁漱溟等大致属于第二代乡建人。与第一代不同，他们已经没有前者所具有的那个天然优势了，由于战乱及其他种种原因，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生的机制被破坏了。因此这一阶段的乡建，不得不具有某种外来性。但是第二代乡建并不仅仅是外部输入的乡村重建，它包含了对于宗族社会在解体过程中所残存的某些可能性的抢救。梁钦宁先生讲到他祖父梁漱溟关于“铁钩帮豆腐”比喻，那个豆腐是什么？我觉得并不是农民本身，而是乡村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这种运作机制在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完整了，只是一些残存的要素。这些要素确实有妨碍乡村良性发展的一面，但是也有造成乡村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这也正是梁漱溟一直执着的基本问题。
《图录》里面有一些很有深意的命名，意指各个不同时期的乡建运动。如果说“有实无名的乡建”是一种建国运动，那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没有乡建派的乡建”则推进和转化了这个课题。经过了“没有乡建派的乡建”，也就是国家意志的全面介入之后，实际上第一代乡建人所面对的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基本上在形式上被瓦解了。可是真实的问题是，它在内容和功能上是否真的被瓦解？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中国问题。因为套用所有西方理论都没有办法解释今天的乡村生活为什么会是那样一种形态。今天的大规模城市化改造，使得乡里空间“进城”了。城市的机制和城市生活的基本逻辑，要结合乡里空间的基本逻辑来认识。现在的乡建开始转型为国家行为，是国家所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图录》对此也有很有趣的展示，虽然这种展示并不是刻意的。
与前面的乡建历史相比，到了1949年后的乡建这部分，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的——开会的照片里，各级领导也往往会出席，自发的乡村建设开始更多地增加了“自上而下”的部分。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民间与政府相互合作的建国方式。到了今天，核心的问题仍然是“铁钩”和“豆腐”的关系如何解决的问题，准确地说，就是“铁钩”是否能够变成“托盘”、从而托起豆腐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对待乡村里现存的运作逻辑或者体现了这种逻辑的某些要素，都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我与《图录》的两位主编虽然没有近距离地合作过，但是很早就关注温铁军的著述，也应潘家恩的邀请参加过他组织的活动。我一直没有把乡建仅仅视为乡村建设，而是视其为理解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一环。他们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考，产生了这本《图录》。这本书勾勒的百年乡建的剪影，提供了历史性地理解中国建国运动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