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为了给新创办的书刊开一个专栏，主编突发奇想，让我跟广州的一位历史学家做个对谈。我和他并非同一个专业，虽然是喜欢聊天的朋友，但是一向只是东拉西扯喝茶吃饭而已，还从来没有坐在一起认真地为了对谈而说过话。
于是，这个意想不到之举引出些有趣的话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谈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这样对我发问：“你说，中国在哪儿？”
这位朋友与海外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常年对华南地区传统乡村社会进行研究。他们的成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往往被称为“地域研究”。确实，华南地区乡村社会形态的独特性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沿革脉络，是很难在其他地区得到复制的。大概是这个原因，他们被归类为“地域研究”，甚至他身边有的学生也如此自称。似乎这让他无法释怀，他总是说：我们没有做地域研究呀！
我没有在知识上进行过考证，只是凭着感觉判断，地域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分野，恐怕是进口的。沿用至今，就像所有进口的概念一样，它也必定衍生出各种含义，未必忠实于原有的意思，但是，我总觉得，在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上，来自西方的学者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不免把它与“普遍性原理”做一个区分，似乎地域研究就是给普遍性原理提供材料的局部经验。
时至今日，来自西方的知识霸权已经不那么灵验了，欧美也不过是若干地域而已。这样的感觉虽然还没有成为常识，但是至少在知识帝国的金字塔里，坚不可摧的序列开始悄然出现裂缝。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知识分子为了表示自己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警惕，也开始给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冠以“地域”之名。
不过说到底，这不过是我在这些年里积累起来却从未试图求证的感觉而已，那位朋友抵触的，未必是我所感受的这种潜在的背景。他对于“地域”的感觉方式，似乎与他感觉中国的方式有关。
华南地区是孕育了中国近代的摇篮。且不说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影响了历史走向的巨人，在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缔造了近代产业的，也主要是广东的实业家。不仅如此，华南地区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连接外部的节点。它催生了向外扩展的华侨网络，引进了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当年乾隆为彰显自己的战功而在法国铸造的大量铜版画，也是通过广东这一口岸海运抵达的。至于广东特有的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外销画”，更是体现了中国晚清以来民间的“世界文化”形态……当然，它也承受了沉重的灾难。为中国近代史染上阴暗色彩的鸦片，多是在印度栽培并用船只运到这里的，而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林则徐销烟，是近代广东一笔沉重的历史刻痕。广东这个中国近代的重要门户，演出了一幕幕或精彩或浓烈的历史长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远离内地的广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没有来自朝廷的任何支持，只能依靠当地的民众力量与英法军队抗衡。这种种历史的记忆，为华南地区积淀了浓重的文化内涵。
在广东人称之为“小蛮腰”的广州电视塔附近，邻接着今日被旅游化了的珠江。友人在珠江边一幢高层建筑的窗前对我辨析着当年的经纬阡陌。他说，在今天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当年穿插着一条条水路。那是世界各地的商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的水道。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来自欧洲的商船以黄埔为停泊地，他们运来的货物从这里再由当地疍民用小艇转运到广州。当时，小船可以沿着大小河汊顺利地进入广州城，宛如今日的威尼斯。于是，我起兴想要请他导引我去参观一下黄埔村，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黄埔村与黄埔军校一水之隔，都位于广州城的东南部。黄埔村直接面向大海，至今还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港口面貌。当年，来自印度、西欧、北美的商人，都经由这里进入广州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广州向世界输送茶叶、丝绸、瓷器，也从世界输入各种物品以及文化要素。进入今天的黄埔村，还可以看到不少华南乡土建筑镶嵌着宛如西洋教堂样式的彩色玻璃，据说当地百姓并不认为这是舶来品，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的东西；十九世纪的外销画，也是广东地域特有的美术体裁：它采用了西方油画的技巧，以西洋的视线来描绘当时广东的民间生活。当然，这些外销画名副其实，全部都是用来“外销”的。外销画中反复描绘的一个对象，是黄埔村港口的风景。这是一幅已经消失的景象：在临海一带，装饰着万国旗，停泊在公海上的外国商船与其遥遥相对，而来自那些商船的小艇则进入港口，上岸贸易。这就是当年的“国际社会”吧。
从当年的港口进入，村里的风景为之一变。现在这个村子里虽然还有居民，不过整体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完全观光化的村落。村里的老建筑大多保留了原来的面貌，并且进行小心的修缮；保留得最完善的，是几个大宗族的院落。在村头几棵古树之下，老婆婆们正悠然地摆开小小的地摊，排开蔬菜水果，小心地分成一份一份售卖；而几位老汉则在石桌旁谈兴正浓，面前把玩着一杯清茶。置身这个安静悠闲的地方，我恍惚地回到了昔日生活的空间。
支撑着当年黄埔村的，是村里最发达的四大宗族。由这四个宗族里，走出了近代中国制造业、商业的重要人物，也走出了外交、军事的精英。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经济史家，也出自这个村落。他们当年活跃的舞台，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国内，还延伸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这个中国南部边陲的小小村落，何以竟然有如此浓厚的累积，可以在近代中国史上爆发这样的能量？秘密究竟在哪里？
友人一边引我在村里漫步，一边淡然地说道：现在，“一带一路”成为国家倡议，大家都热衷于谈论“海上丝绸之路”，不过，在黄埔村可以感受到的，不是一条海上之路，而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的复杂海上之网。黄埔村、广州、广东地域、东南亚、西亚、非洲、欧洲……这个网络联系起了广阔的世界，它构成世界的一部分。黄埔村，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结点。而且，就算当年这里曾经是唯一的官方贸易港口，也无碍中国东部沿海各个省份的民间海洋贸易。我听着朋友的讲述，不由得记起曾经听滨下武志先生讲过的故事：从前东南沿海一带的走私贸易者，曾经借助琉球特有的法律来维持生计；当时的琉球法律规定，发现有外来者，一律派出船只遣送回大陆，这些商贩就偷偷把货物运进琉球，然后假装偷渡者故意被官府发现，于是就可以免费回家啦。
是啊，民的世界，永远充满着生活的智慧，“国家”在生民那里，也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功能罢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所谓国家，只有通过这种伸缩自由的网络才能获得意义。黄埔村的人们自然拥有了融合着世界各种要素的视野，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未失掉过文化认同。
在黄埔村里，散布着宗族特有的“祠堂”。这是同族人共同祭祖的场所，也是族人们聚集在一起商讨族内事物的场所。村内四大宗族，都各自拥有不止一个祠堂，例如，据说胡氏家族曾经在村里建造了七个祠堂。虽然现在仅存两个祠堂，但是已经足以传达当年的气派。这两个祠堂的建筑风格，排水系统的设计，雕刻在各处的精美装饰，还有正门之前竖立着的旗杆底座（据说这是专门用来在族内子弟科举考试高中之后升旗报喜的），在在都讲述着宗族重视风水的姿态和致力于子孙繁衍的志向。
在参观梁氏祠堂的时候，听到讲解员说，为了符合风水的要求选择吉日，这座祠堂竟然耗费了六十年时间才得以建成。祠堂的建设是为了祈祷子孙繁盛、族内人才辈出，如此大事，自然不得有丝毫怠慢，吉日良辰动工，哪怕等上多少年，都是必需的。祠堂仅仅是可视的院落，那随着历史的沿革被逐渐淡忘的如烟往事，却在这院落不可视的空间里飘动着，讲述着昔日的寒窗苦读与族内的互助。传统时代结束了，辛亥革命过去了，战争时代终结了，而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村落在每个时代里都诞生了与时代相呼应的优秀人才。
胡氏、梁氏、冯氏、罗氏，黄埔村这四大氏族无论经历了何种历史变故，都在持续向中国与世界输送着优秀的人才。在二十世纪初期，远在北平兴起的五四运动，把打倒当时还支持着宗族的儒教传统作为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而在这南国的边境，宗族的力量却在培育着现代中国社会的支撑者与推动者。
在今日的黄埔村，宗族的脉动已经基本上幻化为历史记忆，村落也已经观光化了。而村子里的青壮年们多半都出去打工，只有休假的时候才会回来探亲。守卫着村子记忆的，只是在古树下摆摊卖菜的老婆婆与在祠堂里泡茶下棋的老汉们。不过，一旦到了旧历年和其他传统节日，如同华南地区其他村落一样，黄埔村也用盛大的传统仪式吸引着游子回家。
我的那位友人，似乎就是从这个村子受到了极大启发，为了探求“中国”的存在方式，累积着华南地区田野调查的经验。华南地区的民众与东南亚的华侨，一边把自己编织进跨海的网络，一边传承着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他们是天下之民，同时也才能称得上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并非意味着国籍，而是意味着作为生活人（日常生活中的人，亦即人伦物理中的人生状态）的生活方式——以宗族为基础的相互扶助的社会机制、连接着人际关系的礼仪与道义、感知世界的价值判断，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所谓“认同”的内涵。随着传统时代的王朝更迭，随着从传统的王朝到现代国家的历史演进，所谓“认同”的具体内容在不断地变化；然而，依然有些不变的要素，透过这些变动一脉相承——这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
从北京感知这个黄埔村，它是个遥远的地方。说起来，广东对于北方人而言，也不是个可以轻易融入的社会。尽管人口的高度流动使得广东容纳了天南地北的人们，尽管这些年大众文化“普及”了香港电视剧里的广式普通话，变动着的广东仍然是广东。广东人有自己的语言，甚至有我们难以读懂的相应文字，更重要的是，开放的广东仍然有自己的文化。
“文化”这词儿，这些年越说越空，只要是难以具体言说和归类的，都可以含糊地说是“文化”，不过在黄埔村里，它可是实实在在的。它是宗族祠堂前为了表彰族内中举子弟而竖起的旗杆，是旧历新年盛大的庆祝仪式，是房屋飞檐特有的样式，是祠堂里悬挂的各式牌匾，是村里长者们结结实实的记忆，是村里年轻人并不自知的传承……
改朝换代沧桑正道，黄埔村总是黄埔村，哪怕它的命运起起落落；革命起伏时代变迁，黄埔村还是黄埔村，哪怕它也一起现代化。对我而言，这变动着又以变动的方式持续着的，就是“中国”。
跟友人对谈后又过了几年，我首次访问了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我接触到当地华人的各种组织，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了华人的社群组织机制及其功能。在远离政治权力中枢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里，我更为直接地感知到了“中国”的体温。
马来西亚在“二战”后获得独立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建立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政权。华人社群虽然并不能主导国家政治，却是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华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如同在世界各地一样，在这里寻找华人的踪迹，总不免要去唐人街。
吉隆坡的唐人街，或许比中国大陆的乡村社会更直观地保存了传统中国的基本功能，也更直观地传递了中国民众相互扶助的“天下”观念，让人浮想联翩。这个规模巨大的空间里，有一个宗族祠堂兼关帝庙的建筑，香火缭绕，很是繁盛；它保佑着一众华人在广大的街区里经营起各种商铺，并组织起联营的机制。信步走进一条街，恍惚间觉得置身广东的某一个菜市场；从各种食材到家常小吃，华人在这里可以品味到浓浓的乡情。
离开吉隆坡唐人街，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华人社群办事机构。从联结各个华人团体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到研究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具体问题的华社研究中心，再到纪念华文教育先行者林连玉的专题纪念馆，我惊奇地发现，它们全部由华人捐资筹建，由志愿者们维护运营。在华社研究中心，我们参观了规模不大却处处用心的图书馆，里面精心收藏着新马华人的著述，还有由华人收藏家珍藏的书籍杂志构成的个人文库。我在这些地方探访讨教，心里阵阵感动。华人的历史，不仅仅流动在唐人街，更积淀于华人捐资筹建起来的这些文化空间里，在这一个个并不宽敞的地方，我感动于海外华人对于保留历史的那份责任，那份热情。
在林连玉纪念馆里，我接触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奋斗史。直到二十一世纪为止，马来西亚的公立学校都对华人子弟实行严格的入学限制。由于硬性规定了种族之间的百分比，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华人学生可以入读国家的公立学校并且获得高中文凭，而只有获得了公立学校的高中毕业文凭，才有资格报考马来西亚的大学，于是这个规定把很多华人子弟从小就关在了国家教育体制的大门之外：不仅进入马来西亚的大学成了问题，就连进入大学之前的初等教育也由于百分比的限制而无法惠及全体华人子弟。这迫使华人不得不以民办的方式集资建立独立学校。我在吉隆坡下榻的酒店，就毗邻一所叫作“尊孔”的民办独立中学。不过比这个更严重的，是所有学校的语言教育曾经一度被硬性规定要使用英语或马来语，这意味着华人子弟将会丧失母语能力。
林连玉先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挑起了大任。早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作为教育家的林连玉就致力于华文教育的合法化，无论是独立前还是独立后，这都是他为之奋斗的最主要目标，经过巨大的付出，华语教育和独立学校，终于赢得了这种合法性。
或许对于国内的我们而言，这种对母语的坚持容易被理解为对“中国”的认同，或者是与马来西亚社会的距离感；其实情况恰恰是相反的。无论是林连玉，还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对坚持母语教育的他们而言，最迫切需要建立的国家认同对象并不是中国，而是马来西亚。如何成为马来西亚人，如何当好马来西亚公民，这才是当地华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思想课题。林连玉或许表达了很多马来西亚华裔的心声：“我们华人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是以尽义务效忠诚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为条件的。”
尽义务效忠诚，无疑是中国固有道德的现代表述；而传承母语文化，正是为了使这些传统的道德成为维系华人社会的伦理纽带，并在这一基础上转化出现代马来西亚国民的政治责任感。林连玉在他一生的奋斗里，明确地体现了这种传承母语文化与建立马来西亚认同的良性关联，作为海外华人，他以鲜明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华人心目中“天下”与“国家”的真实关系：当民的世界包容了天理自然状态时，民与“国家”才能建立最和谐的相互关系。
“中国在哪儿？”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中国，并不仅仅是以国界为边界并享有现代国家主权的政治体，它更是生活人的“活法”，是顾炎武当年所说的“天下”。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是实体性的，走出这个实体性中国，我们会与另外一种非实体的然而却拥有体温的“中国”相遇，它并不妨碍海外华人认同其他的实体性国家，然而那个有温度的“中国”却仍然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在归国的飞机上，我开始思考一个并不简单的历史逻辑：黄埔村与吉隆坡，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而生活人的世界，却打造着同一个流动着的网络。这个网络没有中心，没有边界，它可以凝缩于一个村庄，也可以等同于整个世界。只有置身于这个网络之中，我们才能准确地体味——中国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