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成功，对于世纪末中国的文坛和学界，都是个极大的刺激。所谓雅俗之争、所谓大/小传统之别、所谓高等/大众文化的分野，由于《笑傲江湖》等小说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在上述三对概念中，“雅俗”的历史无疑最为久远，边界也最为模糊。选择相对含混的“雅俗”作为论述的主线，缘于金庸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迷恋，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谈论武侠小说在本世纪的命运，作为参照系的，不只是“新文学”的迅速崛起，或者工业文明的横扫千军，还必须将“旧文学”之“被压抑”以及“不绝如缕”考虑在内。
时至今日，称金庸的贡献在于其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与“古今”，不难被学界认可。难以说清的是，金庸的成功，到底是不可重复的奇迹，还是能够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若是后者，则敢问“路在何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追问金庸是否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格，或者设想武侠小说到底还能走多远，主要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从另一侧面理解这一小说类型的潜力，并进而破译金庸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谈论本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衰，无法绕开其与“新文学家”的尖锐对立。金庸自然也不例外。惟一不同的是，金庸不满足于自坚营垒，而是主动出击，对新文学家的选择颇多微词。因而，本文的写作，不能不时时回应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对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的严厉指责。
一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五四以降，创作态度稍为认真的武侠小说家，面对新文学家义正词严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上更是能够呼风唤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们可比。另外，新文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的“金钱主义”以及以“消闲”为惟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像。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评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
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动机不纯”，难怪其对于仅局限于此的同道，不太恭维。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仪式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金庸演讲的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如此立说，确实让无数“金迷”大失所望。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金庸于是不时提醒读者，请关注他真正的“学问”。
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本文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社评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社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像，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其实，小说家之追求普遍意义，与政论家的注重现实感慨，并不完全抵牾。说“影射”或许过于坐实，但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极度反感，毕竟包含着明显的现实刺激。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错使用之际，不可避免地，“串行”发生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无影射，二说皆可。就像六朝人娴熟藻绘骈偶，即便无意为文的著述，在后人眼中，也都颇有“文章”的韵味。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二
武侠小说与《明报》社评，二者不可通约，可也并非完全绝缘。强调金庸的小说与政论之间的互补关系，其实是为了指向武侠小说之特色：极大的兼容性。很难想像言情小说或侦探小说也能如此“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篇幅巨大，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小说家纵横驰骋，这并非主要原因。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武侠小说从一诞生起，便趋向于“综合”。
同是武侠小说家的古龙，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在一次与金庸的座谈时，曾称：
武侠小说有一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
古龙举出金庸的小说对于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的借鉴。其实，这并非金庸个人的独创，而是小说类型的内驱力决定的。
在我的论述框架中，游侠文学源远流长，但作为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则只能说是后起之秀。清代侠义小说在其走出混沌状态的过程中，从公案小说学来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从英雄传奇学来打斗场面以及侠义主题，又从其对手风月传奇那里学来了“既侠又情”。进入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声威日渐壮大，其综合能力也日渐高超，以至逐渐成了章回小说的代表。六十年代范烟桥改订《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时，论述的次序是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九十年代王先霈等主编《八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武侠小说已经成了通俗文学的排头兵，而后才是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后起的武侠小说，有能力博采众长，将言情、社会、历史、侦探等纳入其间，这一点，其他小说类型均望尘莫及。这就难怪，世人之谈论“仍然健在”的传统中国小说，很容易举出武侠小说作为代表。
武侠小说之日渐走向综合，必定对作家的学识与修养提出较高的要求。可以像古龙那样凭借个人天赋出奇制胜，但武侠小说的“名门正派”，非金庸莫属。《碧血剑》之附人物论《袁崇焕》，《射雕英雄传》书后之成吉思汗家族诸传记，《倚天屠龙记》之描写明教及元末历史，还有《鹿鼎记》中大量的注解，都只是金庸学识的冰山一角。凡读过金庸小说的，无不对其历史知识与文化修养之丰厚留下深刻印象。这里举两篇文章为例。冯其庸在《读金庸》中称：“一个小说家具备如此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而且文章如行云流水，情节似千寻铁链，环环相扣，不可断绝，而且不掉书袋，不弄玄虚，平平叙来，而语语引人，不可或已，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严家炎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则曰：“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像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金庸小说的这一特征，又因新文学家之“主动弃城”而显得格外突出。小说家必须承担传播文史知识的重任，这在古代中国，乃天经地义。罗烨的《醉翁谈录》、凌云翰的《剪灯新话序》以及“袁宏道”的《东西汉通俗演义序》等，其谈论的对象，分别指向话本、传奇和章回小说，可都强调作家必须“好古博雅”，方能满足读者获得文史知识的需求。可惜的是，新文学家主要关注现实世界，或突出理解与干预，或追求夸张与变形，放弃如“古已有之”的传播知识的功能。其结果是，小说家过于依赖一己有限的生活积累，而不太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以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是新文学家的王蒙，必须站出来大声呼吁“作家的学者化”。这一呼吁，直接针对的，便是著名作家“没文化”这一奇异现象。反而是武侠小说家主张“知识面越广越好”，尤其应具备古典诗词、宗教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基本修养。在传播传统中国的文史知识方面，新文学家明显“不负责任”，这就难怪不少人将好的武侠小说作为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来阅读与品味。
金庸之值得格外关注，主要不在于文化知识的丰富，而是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查先生对此颇有自信，在北京大学讲历史而不讲文学，正是此心态的最佳表现。将外族入侵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称中国历史上七次大的危机，同时也是七次大的转机。
此说据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大获好评，教授们“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因此，当查先生称“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时，未能博得满堂掌声。
可话说回来，作为小说家，金庸突破严守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确实十分难得。与曹禺之接受周总理嘱托写作“歌颂民族大团结”的《王昭君》大不一样，金庸是在自己的阅读与思考中，逐渐形成独立的“中国历史观”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在小说中发挥得非常出色。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金庸如此自述：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秋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家国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可所有这些，均不及最后一点值得注意：金庸小说中的“易代”，往往纠合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其驰骋学识与才情的大好疆场。
不过，对于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过高。这里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对于此类“横通”的本事，专家们往往不太以为然。比如，学者们常以讥讽的口气谈论林语堂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其实很不容易。跨越不同文化领域，所需的学养与胆识，非只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们所能想像。据说，戴高乐也曾戏称雷蒙·阿隆为“法兰西学院的记者和《费加罗报》的教授”。此说表面刻毒，却并非一无可取。在某种意义上，擅长跨越既有学科边界，乃各行各业“大家”共同之拿手好戏。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像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三
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五四一代新文学家中，像周氏兄弟那样学养丰厚的，并不少见；问题是，三四十年代以后，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更强调“生活积累”而不是“文化修养”。这里有家庭经济及教育水平的限制，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使得以“进步”自居的后生小子，往往低估了祖先的智慧与才华。不能说没读书，也并非真的把线装书统统扔进茅坑，而是以西方文化剪裁中国文化的大思路，使得作家们普遍对传统中国缺乏信心与兴趣。
就在这新文学家主动放弃的大片沃土上，金庸努力耕耘，并得到丰厚的回报。金庸对自家工作的意义，有足够的自信。屡次发言，均在此大做文章。在《文人论武香港学述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中，金庸直截了当地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简洁高雅的文学语言、再加上描写的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小说中体现的又是国人乐于接受的价值观念，金庸的武侠小说于是不胫而走。至于新文学家写作的“文艺小说”，在金庸看来，“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称鲁迅、巴金、茅盾等人是在“用中文”写“外国小说”，未免过于刻薄；但新文学家基于思想启蒙及文化革新的整体思路，确实不太考虑一般民众的阅读口味。
具体到武侠小说的评价，新旧文学家更是如同水火。这里必须将近在眼前的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考虑在内。郑振铎称新文化运动初起之时，“`新人们’是竭了全力来和这一类谬误的有毒的武侠思想作战的”，原因是义和团的降神仪式及“刀枪不入”记忆犹新，不由人不对其“使强者盲动以自戕，弱者不动以待变”保持高度警惕。同样将关于游侠的想像作为“民族性”来理解，金庸与郑振铎的态度截然相反。后者称“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大力张扬处于民间的、反正统的游侠精神，在金庸看来，符合现代人对于传统的选择与重构，并无不妥之处。
“一箫一剑平生意”(龚自珍诗)，千古文人之侠客梦，并不完全认同于某一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游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之所以活跃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笔下，因其容易成为驰骋想像、寄托忧愤的对象。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作家，对于游侠精神，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游侠”对于中国文人的巨大感召力。现代学者中，不乏对游侠情有独钟的，倒是新文学家基于思想斗争的需要，完全舍弃对于游侠的追怀。
不以武侠小说见长的张恨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一段话值得关注：
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我越想这事越伟大，只是谢以仆病未能。
张氏心目中理想的武侠小说，应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故将目光锁定在“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上。李吉力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大波》等，倒是以四川袍哥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其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借鉴，取艳情而非武侠。
另外两位有可能写作武侠小说的新文学家，一是老舍，一是沈从文。前者不只有《离婚》中的赵二爷或短篇小说《断魂枪》可作样稿，据说还真有闯荡江湖的打算；后者极力赞赏湘西混合着浪漫情绪与宗教意识的游侠精神，甚至称“游侠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很可惜，以长篇小说见长的沈、舒、李诸君，虽则对游侠精神、世俗生活以及民间帮派深有体会，却不曾跨越雅俗之门槛，介入武侠小说的写作。否则，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
二三十年代新旧文人关于武侠小说的争论(准确地说，是“讨伐”，因理论上旧文学家绝非新文学家的对手)，使得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新文学家，轻易不肯“浪迹江湖”。只有像宫白羽那样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方才“改行”写起武侠小说来。让章回小说家垄断关于游侠的想像，在我看来，乃五四新文化人的一大失策。现实中的武侠小说不如人意，这不应该成为放弃游侠的充足理由。在我看来，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大传统如儒释道固然重要，小传统如游侠精神同样不可忽视。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的游侠，在本世纪许多一流文人的视野中消失，这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游侠精神之值得关注，与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金庸的成功，既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给后来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武侠小说能否再往前走?文学史家及金庸本人均承认，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位。这自然没错，可还必须添上一句：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文类的潜力及预留空间的大小。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一百多年间，武侠小说迅速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接下来的话，可就令人泄气了：“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溢恶，而此道又衰落。”金庸等人的崛起，又使得此“宋人话本正脉”再度接续，且大有发展余地。鲁迅所说的“平民文学”，包括精神和文体。前者定位在庙堂之外，自是十分在理；后者局限于“话本正脉”，则略嫌狭隘。
或许，下个世纪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某种意义上，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以为，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的“永恒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