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刚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五十届，更为整个诺奖增添了一层特殊的意义。获奖者为来自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M.Romer），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具体说来，是表彰他们关于气候、知识等具外部性的生产要素，通过政府之手等内生化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方面的理论研究。

在诺德豪斯看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体系才能起作用，而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造成影响。因此，他认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必须引入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必须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纳入生态系统的影响。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并证明最有效解决方案是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碳排放税。

罗默关注的主要是同样具有外部性的知识尤其是技术创新等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善知识。他成功把由罗伯特?索罗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外生增长模型），发展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技术知识或新创意，由于其非竞争性和可排他性等特点，可以导致产出函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甚至可以越来越快；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加速新知识、新创意的研发，实现知识、新创意的内生化，进而达到经济的最优。

最近一年多来，在气候变化方面，一年前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高调宣布美国要退出《巴黎协定》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气候协议。在另一个层面，知识和科技的跨境传播，在2018年同样迎来剧变，导火索仍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打压，对美中之间知识的传播尤其是科技的交流互动的种种言论，甚至有传言说考虑约束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等，无疑是对人类知识传播的反动。

2001年3月，在诺贝尔奖百周年之际，日本内阁曾经明确提出了一项数量目标：今后日本应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级科学奖的获奖数量上与欧洲主要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力争在未来50年里使本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30人。如今仅仅用了18年，日本实现了60%的他们当初确定的目标任务。伴随日本人在诺奖上的成果的是日本经济的复苏，开始逐步走出所谓“失去的二十年”，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更可能是对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的验证。如果考虑到日本在能耗、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诺德豪斯的理论也会获得更加坚实的实践支撑。

相比日本，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则恰好成了一个对照。一方面，高调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不仅使美国本身的碳排放更难控制，更是起到了不好的带头作用，使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困难，进而恶化因人类排放导致的气候变暖所引发的种种灾难；另一方面，对本国知识和技术的封锁，对知识的正溢出效应的阻截，不仅不利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居于知识输入国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由于一定程度上降低与其他国家知识互动、碰撞交流的机会，减弱本国知识进步的动力，进而对本身经济长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当善的知识传播被遏制，很大程度上会为恶的知识的滋生创造出空间。一旦恶的知识遇到合适的土壤，在一些地方演变为破坏性甚至毁灭性思想，甚至与政治力量结合时，很可能会形成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反噬。回首人类走过的历史，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值得警醒。

探讨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时，不能不提及1974年的诺奖为当时人类迷惘的20世纪70年代指明发展的方向。正是哈耶克以及两年后的弗里德曼的先后获奖，让当时的世界从战后凯恩斯主义的迷幻剂中苏醒过来，出现了英国、美国的自由化改革，中国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启了市场化的改革开放。

44年之后的今天全球经济迎来了新的迷思。诺奖委员会向我们推荐了诺德豪斯和罗默，正像他们在评语中明确指出的，面对人类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两位获奖人提供给大家的，与其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倒不如说他们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