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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一月，胡适在一组名为《井田辨》的文章中说道：“‘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古代学者拿《王制》《周礼》来注《孟子》，又拿《孟子》来注《王制》《周礼》，又拿《孟子》《王制》《周礼》来注《公羊》《穀梁》，却不肯去研究《孟子》《王制》《周礼》《公羊》《穀梁》《汉书〈食货志〉》何休《羊公解诂》等书的渊源线索，故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胡适敏锐地捕捉到，儒家的义理体系需要维护井田制，后世文人的添枝加叶，使得《孟子》中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最终演化成煞有介事的历史真实。
讽刺的是，今天自由主义者叙事脉络中的胡适形象，也有类似的趋势。断章取义的格言式引用、虚无缥缈的学坛掌故，即使算不上“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也已然塑造出一个脸谱化的胡适形象。而这个胡适，与文本中的胡适往往有较大差距。此处只提“文本中的胡适”，不提“真正的胡适”，因为“真正的胡适”对思想史而言只能存在于文本中。“胡适到底在想什么”“胡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都不是思想史处理的问题。
本文全用文本证据，辨正几个脸谱化的胡适形象。笔者不想做无谓的“翻案文章”。笔者只是希望，对胡适的讨论回归文本，让他的形象更细腻、更有层次感。
旅途中无书，引文以《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为限（上海亚东本，外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大约截至北伐以后九一八以前。《文存》之外的内容，尤其是胡适晚年的资料无法参考。然而，《文存》的时期是思想者胡适最高产、最重要的时期，《文存》也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主体部分。如果《文存》之外的材料可以补正本文观点，希望读者指出，笔者是应该高兴的。
一、胡适真的“温润如玉”吗？
与陈独秀的语言风格相比，胡适确实更加温和沉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概括了两个人的不同：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需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
胡适在此处引用了两人关于文学改良的著名通信。胡适主张“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则主张“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依照胡适的意见，他的言论“太持重”，需要陈独秀“补救”。今天关心思想史的人，往往认为胡比陈高，胡主张自由而陈鼓吹专制。这种溢美，胡适本人恐不敢接受。我们出于后见之明，可以为陈、胡两人的“不宽容”遗憾，却不能一厢情愿地把胡适“单列”。胡适明白指出，他和陈独秀的区别在于性情，两个人在主张上是亲密无间的战友。胡适称赞吴稚晖“把线装书丢进茅厕”，支持徐浩在国故中“打鬼”，反复描述古文学是“乌烟瘴气”“一本烂帐”，旧学家是“烂纸堆中翻筋斗”，连支持京剧和昆曲的人都是“不识字的鹦鹉”，这样的人即使没有破口大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也算不上宽容大度、温润如玉。
关于胡适在批判文章中的声色俱厉，此处再举一例。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胡适批评梁漱溟的观点是一条线的奇思妙想、闭上眼睛不看事实、玄而又玄的公式化逻辑。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文章，极尽挖苦之能事。梁漱溟在复信中抱怨道：“至尊文间或语尽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对梁的抱怨，胡适做了如下的回答：
“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
可见在胡适看来，他的“轻薄”“刻薄”，只是一种气质，无伤大雅。他断不敢以温柔敦厚自居。
如果胡适的论学文字尚有几分矜持，他在政论文字中大骂“猪仔议员”“光园拜寿，红罗厂卖身”，大骂政客武人是“酒狂之上将，财迷之候补总统，酒色狂之国会议长，哪一个不是‘非从其所欲而充分为之不止’的神经病人”[1]，就不仅是“轻薄滑稽”了。“不配作革命事业”“太持重”的胡适，也终于被逼到“立起眼睛骂人”的地步。
当代学界对“语言暴力”的反思，流于含混不清，常常把胡适想象成近乎“德之贼”的乡愿。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中国知识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然向往一种不骂人的汉语，一种温润如玉的学风。但是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必须说清楚。
第一，学术共同体内的口舌之争、清议对政治的监督，无论言辞如何激烈，都不同于利用公权力煽动起来的政治运动。胡适无论如何“打鬼”，都不能和“打倒牛鬼蛇神”相提并论。虽然二者在语言表述上有一定的相似，笔者也赞成反思革命话语中一以贯之的暴力元素，但是不能因此忽视“权力语境”的根本不同：胡适的“文化革命”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含混地清算语言暴力是不负责任的懒人学术。什么程度的黑暗现实，才能使语言暴力变成合情合理的义愤，这个尺度不好拿捏，但是一味畏惧、厌恶言辞激烈的批判，只能说明一个社会不成熟。
第二，正像胡适指出的，持重也好骂人也罢，都只是气质、性情不同。在真理面前，更重要的是“说了什么”而不是“怎么说的”。斤斤计较于表述的分寸，不利于多元自由的言论表达。胡适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认识。他未必赞同吴稚晖“把线装书扔进茅厕”的具体表述，但是在“整理国故”的大方向上，他与吴是同道：
他那很像过激的主张，其实都是根据他的历史的见解的。他见得透辟，故说得恳切；他深明历史的背景，故不肯作拖泥带水的调和论。[2]
胡适激赏吴稚晖“事实求是，莫作调人”的人生格言，所以理解、赞赏他的偏激。也只有这样的胡适，才能在内战的紧要关头尽量保护与他信仰不同的左倾学生。
二、胡适真的反对学潮与革命吗？
近年来颇兴一说，认为胡适反对学生上街，反对暴力革命。笔者承认，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胡适更趋于保守。但是此处需要指出，民国政治语境的“观念刻度”与今天根本不同。胡适的保守不过是相对而言。他虽然出于人之常情，希望减少动荡与流血，但是并不完全排斥暴力革命。在他看来，如果求改革而不得，在这个“猪仔世界”的“反动政治”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起来用决战的舆论来监督他们，如果我们不准他们鬼鬼祟祟的分赃，如果我们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他们敢说“不要分赃，更无办法”吗？[3]
从胡适口中说出“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恐怕不是今天很多自由主义者乐意看到的。但是本着先生自己“拿证据来！”的精神，笔者不能不特别予以标出。
认为胡适反对学生上街的人，反复引用的文本证据是这一段：
易卜生说的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他又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在这个高唱国家主义的时期，我们要很诚恳的指出：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4]
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把自己造成器”和“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后文，胡适也的确大声疾呼：学生与其上街游行，不如在图书馆自修。但是就此得出“胡适反对学潮”的结论，未免轻率。
对于学潮兴起的原因，胡适一直抱有深切的理解与同情。胡适并不排斥“国家主义”，他的个人主义是达到国家主义的手段。比如他引用的这首歌谣：“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胡适奉劝学生们在图书馆好好自修，是为了让他们找到自己的长处，从而更有效地救国。在民国的政治语境下，主流知识人无一不是高呼救亡的民族主义者，胡适也不例外。将“胡适的个人主义”与“左翼学生的民族主义”对立，进而解构、批判民族主义，鼓吹个人自由与权利，是脱离历史的断章取义。
胡适赞美学潮的文字很多，此处仅举一个最激烈的例子。在民国十年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中，胡适明确指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在通篇发挥黄梨洲“学校干政”的观点后，胡适总结道：
黄梨洲少年时自己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著书的时候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他不但不忏悔他少年时代的学生运动，他反正正经经的说这种活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样一个人的这番议论，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我们纪念的价值吗？
此处胡适竟认为学生运动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与他其它更加温和的言论不无矛盾。但是这种纠结的心情，即一方面支持学生参与政治，一方面又希望他们以学习知识为要，也是当年现实条件下的人之常情。无论如何，纵观胡适的思想言论，不能得出他反对学生运动的结论。
胡适与李大钊的争论，经过层层的包装与误读，已经变成近代思想史“分裂”的标志事件。然而如果我们细读“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文本，就不难发现胡适没有站在改良的立场上攻击李大钊等革命思想家。他反对的是“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这些“自欺欺人的梦话”。他也绝非与左翼为敌，在他看来，这股空谈的歪风不是左翼特有的问题，而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李大钊的答书中也明白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他同时指出，主义有“假冒牌的危险”，对安福部的冒牌社会主义，他与胡同仇敌忾。胡、李二人不过是对“主义”的“估价”不同，既不是胡适拒谈革命，也不是李大钊反对具体问题的改良。在攻击空谈学理的歪风上，两个人迅速达成了默契。认为这场争论标志着胡适走向了反对革命的改良道路，未免离题万里。当年的宏大叙事，目的是贬低胡适在“革命至上”的话语体系中的地位。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告别革命”的相反目的，也不断贩卖胡适“反对革命”的笼统论述，实在令人遗憾。
三、结语
胡适文章中，最喜欢用的人称代词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个“我们”究竟指谁，他从来没有说明。笔者以为，这是一种笼统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在《胡适文存三集》扉页，胡适自题：“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前三个人都是近代思想史中的标杆人物，也都与胡适的主张大相径庭。与其说这体现出胡适宽容温厚，不如说当年的学术共同体之内，分歧与裂痕没有后世描述得那么大。胡适作为影响力最大的“国师”，当然人脉四通八达，串联起各个不同的流派，这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研究思想史的人，也不能不注意思想人物的“论述策略”。为了达到论战效果，不妨言过其实，胡适也不例外。在文学革命的草创期，他对古文的攻击何等激烈！但是到了“记总账”时，他也能给出更平恕的评价。他承认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使他算是“桐城派古文中兴的一员大将”，他的中兴事业“光荣灿烂”。对于老论敌林纾，他认为“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体会”。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很多既不懂外文、也不懂白话、更不懂古文的人“他们也要批评林译的书，那就未免太冤枉他了”[5]。此时胡适已然在文白之争中大获全胜，不妨大度一些，很难说明他多么宽容温和。而一个不宽容不温和的斗士胡适，也不一定要置论敌于死地。处在“后运动”世代的我们，容易把学界的唇枪舌剑理解成不可调和的立场、阵营、主义之争，下意识地拿“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来类比，但是这个非常态的参考系，其实不是思想史的常情常理。
在通读《胡适文存》后，笔者不得不仿照先生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并不是因为内部有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思想界以外政治活动狂飙突进的悲剧结果。在抗战、内战、冷战、戒严和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反复锻造下，思想史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俨然划分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今天自由主义叙事脉络中对胡适的“善意误读”，不过是这个悲剧事件的最新篇章。
现在华人世界的自由主义者，是胡适难以想象的“新新人类”。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对民族主义和各种宏大叙事的严厉解构，都不是“胡适牌自由主义”的产品。今天人文学者“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超越了胡适朴素粗糙的“整理国故”。胡适的很多学术见解、政治思想，仍然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借鉴意义，但是也亟需更细致的梳理，这才是胡适先生念兹在兹的“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态度”。
注释：
[1]《这一周》第六十三节，见《胡适文存二集》第三卷
[2]《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胡适著
[3]《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见《胡适文存二集》第三卷
[4]《爱国运动与求学》 胡适著
[5]《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胡适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