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细读民国历史上“问题与主义”之争。笔者以为，争论双方虽然观点有差异，但是这场争论并不标志着当时思想界的“分裂”。本文分四个角度，勾勒出胡适与蓝志先、李大钊之间一些往往被论者忽视的“共识”。这些共识指向近代思想史的两个根本问题：1）知识人的自我定位；2）“救亡”语境下的“解决问题”和更纯粹的“为了求知而求知”的关系。

首先必须声明，笔者没有兴趣讨论双方孰是孰非、孰高孰低。笔者只想指出一点，即胡适的“实验主义”，不等于价值中性的“实用主义”。实验主义严守“科学方法”的学术纪律，不能满足追求对中国问题“通盘解决”的知识界的期望[1]。但是平心而论，胡适民主自由的价值趋向就蕴含在他的“科学方法”中，未始没有“终极关怀”与“最终解决”（借用李大钊语）的成分[2]。

胡适、蓝志先、李大钊三人，并没有视对方为“论敌”。胡适认为，“知非先生（笔者按：即蓝志先）的议论，很有许多可以补正我的原作”[3]。蓝志先认为，胡适的文章“非常痛辟”，让人“得的益处一定不少”[4]。李大钊认为，自己的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5]。胡适后来又说，蓝、李两人的文章“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瞭，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6]。这都说明争论双方未必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双方的观点可以互相补充，构成更完整的思想图景。

一、谁的主义？谁的问题？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开篇，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舆论家”：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7]

胡适这个定位，未必符合经验常识。舆论家的“天职”真的是“考察”社会吗？以“舆论”为目的，这种“考察”可能客观吗？然而胡适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在后文，他再次呼吁：

“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8]

此处的动词由“考察”变成了“提出”，似乎符合舆论家的职分。可是紧跟着，胡适又展现出更暧昧复杂的态度：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9]

不知不觉间，“舆论界”变成了“思想界”，而胡适也在强烈暗示，只有思想界才能承担起社会改良的重任。如果思想界“破产”，就等于宣判社会改良“死刑”。至于“舆论”与“思想”的区别、“舆论界”与“思想界”功能定位的不同，不在胡适的反思范围内。而“思想界”与政治界、外交界、实业界、科学界相比，又凭什么具有考察问题、改良社会的优势？这就更不是舍我其谁的国师胡适乐意思考的了。

“问题与主义”是一个富含理论色彩的话题。在这样的争论中，“舆论”的反复出现迫使我们得出结论：胡适关心的，不是“问题与主义”在哲学学理上的展开，而是这个话题对中国的现实意义。而胡适的“舆论家”姿态，也得到了蓝、李两人的响应（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蓝：吾们舆论界，从这篇文章里得的益处一定不少。[10]

李：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11]

与此同时，蓝、李二人以“创造少数”（creative few）自居的心态也呼之欲出：

蓝：故必常常有少数天才有识的人，起来鼓吹新理想，促进社会的进化；这种新理想，在一般人渐渐首肯之时，即成为主义。[12]

李：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发生关系。[13]

这种横跨学界与舆论界，以精英自居的态度在胡适的回应中再次得到确认：

“我们做学者事业的，做舆论家生活的，正应该可怜人类的弱点，打破他们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14]

二、什么叫“主义”？

胡适在争论起始时就指出谈主义的三大弊病，即：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随后胡适给“主义”下了一个总括的定义：“这三条合起来，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15]

我们读到此处，不免发出两点疑问。第一，胡适所批评的，到底是主义本身，还是空谈、乱谈主义？第二，胡适对“主义”的定义，是否过于功利？难道所有的“主义”，都是危机下应运而生的政治主张吗？

关于第一点，蓝、李在驳文中已明白指出，此处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在主义是“救时主张”这一点上，两人与胡适高度一致：

蓝：主义是什么呢？胡君说，从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因为传播的缘故，才变成一种抽象的主义。（简略胡君原语。）这话果然不错。[16]

李：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17]

胡适的回复使用了大量医药的比喻，即以中国社会为病人，社会改良为行医，空谈主义为庸医杀人，而把“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比作“临症须知”和“验方新编”。[18]在这一串让人眼花撩乱的比喻后，胡适又做了一个基于哲学史的观察：“每种主义初起时，无论理想如何高超，无论是何种高远的乌托邦，（例如柏拉图的《共和国》）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19]把《理想国》当作“对症下药的药方”，不能不让稍懂哲学史的人感到荒诞。本就带有实用色彩的实验主义，在中国危急存亡的现实条件下，只能更加“务实”，对问题的解决也窄化为对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的“医治”。而这个现实条件，正是胡、蓝、李三人的共同语境。

按照今天的学术标准，胡、蓝、李三人对“主义”的界定含糊而随意，从哲学的角度无法让人满意。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危如累卵的时事和知识界“泛政治化”的风气，让与论者没有坐而论道的闲情逸致。“问题与主义”不是专业哲学家之间的学术争鸣，从这个角度出发，建国后把这场争论定性为“政治问题”，并非全无道理。

三、从“主义”到“社会主义”

李大钊的加入，把讨论聚焦到具体的社会主义上。李明白指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札维克主义的。”[20]而他引用的例子，也多是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这一阶段的胡适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秉着实验主义的开放态度乐见其成。胡适对苏联有相当的兴趣与同情。迟至一九二六年十月，胡适赴苏联游历，在与徐志摩的通信中对苏联颇多称赞。他称莫斯科的中共党员为“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可见双方关系融洽[21]。对私有制存废问题，胡适认为“最大的一个成见就是：‘私有财产废止之后，人类努力进步的动机就没有了。’其实何尝如此？”[22]针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胡适说道：“共产党的朋友对我说，‘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23] 这已然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了。

李大钊称引的新村运动，胡适也密切关注。比如武者小路氏的向日新村，胡适就著有专文评论。值得玩味的是，胡适的微词并非出于个人主义立场。胡适提倡的，恰是“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在他看来，向日新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避世主义、独善主义[24]。倒是李大钊认为向日新村“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25]。

第二，此时的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革命中真真假假的红色恐怖已有所风闻，而李大钊对这些传言基本秉持事实求是的态度，没有党派的偏见：“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札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相昭布在人类社会。”[26]此处的关键词自然是“害相”。李大钊反对偏听偏信反赤化者的谣言，然而他举的例子很有些黑色幽默。针对风传的“苏俄妇女国有”，李大钊指出：“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札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讹传，人又给他们加上了。”[27]布尔什维克散布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抹黑敌手，应该属于李大钊认为需要“昭布在人类社会”的“害相”吧。

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向往世界革命，但是这个革命的目的，仍然不脱人道、自由等意涵[28]。胡适晚年认为，李大钊思考的问题“根本不是我所考虑的问题”[29]。但是无论如何，在自由与人道这些核心价值上，双方有深刻的共识，李也没有批判胡适“资产阶级虚情假意”的“革命觉悟”。

四、针对谁的“问题与主义”？

正如笔者在开篇指出的，胡、李、蓝三人并不把对方当成论敌。双方争论的焦点，不过是“问题”与“主义”的相对侧重。三人共同的敌人，是北洋政府。所谓空谈主义的歪风，也是从这里刮起。胡、蓝、李三人代表的进步知识界，和北洋政府及其爪牙的关系，已不是简单的观点之争意气之争，而是近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且看三人的激烈话语：

胡：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到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30]

蓝：横竖吾们是他们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去了他们才痛快。倒是吾们现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罢。[31]

李：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词，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异端邪说’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中略）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异端邪说哪，尽管他们乱给我们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32]

胡适之所以怒批“主义”，被小官僚羞辱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他说“这就是主义的用处”，明显是含怨之词，不能认为他就此抹杀了主义的价值。如果胡适只攻击这些不学无术之徒，蓝、李正求之不得，何必与胡争论？然而胡适的意思，俨然是说舆论界、思想界的风气与政治的乌烟瘴气脱不了关系，蓝、李就有些坐不住，害怕这种“打倒一大片”的言论限制了学理的探讨、主义的鼓吹。胡适后来澄清，说两人误会了他的意思，主动寻找双方的共识：“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都是要用主义学理做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见相合。如果蓝李两君认定主义学理的用处，不过是能供给‘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的依据，如果两君认定这观点，我决没有话可以驳回了。”[33]到这一地步，胡适犹恐说得不明白，故另作一文专论输入学说的方法，以证明“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34]迟至晚年，胡适又指出原标题不妥当，应改作“实际问题和抽象主义”[35]，可见他认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话也许攻击面过宽。

笔者不是要否认争论双方的差别，而是要指出一个基本事实：面对共同的敌人，胡、蓝、李三人不但不是“论敌”，而且是战友，他们内部的分歧是次要的。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尚未发出，《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封，让争论无疾而终[36]。而仅仅数年之后，这个“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37]就夺走了李大钊的性命。

结 语

“问题与主义”之争确实是近代思想史上一起悲剧事件，只不过其悲剧意义只能在历史的长线中体现，非争论参与者能够自知。后来蓝志先投奔中共边区，一九五七年去世时遵照其遗嘱被追认为中共党员[38]。此时的胡适困居台湾孤岛，早已变成如假包换的反共主义者。胡适在回忆中称“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39]。他这时也许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在当年知识界整体“向左转”的风气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也抱过热切的期待。

胡适认为中共为了清算他的思想，夸大了这场争论的意义，通过几篇“早年著述”来论证他的“一切学术著作背后所隐藏着的阴险动机”[40]。“问题与主义”之争之所以在大陆家喻户晓，并且被解读成民国思想界的“左右分裂”“革命派与改良派分裂”，确实与五零年代的批判胡适运动有关。但是笔者希望指出，胡适自己的论证策略中已然蕴含着历史悲剧的种子。胡适曾经很诚恳地把自己介入政论称为“我的歧路”[41]，与救世之心更加迫切的李大钊相比，他更能意识到学术独立、思想独立的可贵。但是形势比人强，舆论与思想不分，救时与求真不分的知识界氛围也把胡适裹挟而去。正如余英时指出，胡适对西方“新奇的学说，高深的哲理”不感兴趣[42]，仅以高等常识出发探讨哲学话题，就难免金岳霖的批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43]

胡适和李大钊都天真地认为，知识人对改良中国社会有特殊的作用，只不过几年之后李便惨烈牺牲，胡适则活着看到了举国知识人群体集体覆灭的至暗时刻。时过境迁，在救亡启蒙的语境早已烟消云散的今天，知识人该何以自处？该如何界定自己与公共议题，与所谓“群众”的关系？还是如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声称的，“知识人”作为一个专业分工与社会功能不明确的特殊群体，已然是明日黄花？这些“问题”，更没有简单明了的“主义”可以依从。

注释：

注：笔者从与Veritas Academy“问题与主义”研讨班的各位朋友的交流中获益良多，特此致谢！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以下简称余书），台湾联经，1984年版，pp.51-62。

[2]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以下简称文存）卷二，页七五至页一四六。

[3] 胡适跋蓝志先文，文存卷二，页一五四。

[4] 蓝志先：《论问题与主义》（以下简称蓝文），文存卷二，页一五四。

[5]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以下简称李文），文存卷二，页一六八。

[6]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以下简称《三论》），文存卷二，页一七七。

[7]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一论》），文存卷二，页一四七。

[8] 《一论》，文存卷二，页一五〇至一五一。

[9] 《一论》，文存卷二，页一五一。

[10] 蓝文，文存卷二，页一五四。

[11]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七〇。

[12] 蓝文，文存卷二，页一六四。

[13]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六八。

[14] 《三论》，文存卷二，页一八九。

[15] 《一论》，文存卷二，页一四七至一四八。

[16] 蓝文，文存卷二，页一五九。

[17]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六八。

[18] 《三论》，文存卷二，页一八八。

[19]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以下简称《四论》），文存卷二，页一九一。

[20]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七三。

[21] 胡适：《漫游的感想》，文存三集卷一，页六一。

[22]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文存三集卷一，页八二。

[23]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文存三集卷一，页八五。

[24]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文存卷四，页一七三至页一八九。

[25]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六九。

[26]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七三。

[27]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七四。

[28] 引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dazhao/marxist.org-chinese-lee-19181015A.htm。

[29]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简称胡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p.216。

[30] 《一论》，文存卷二，页一五〇。

[31] 蓝文，文存卷二，页一六七。

[32]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七四至一七五。

[33] 《三论》，文存卷二，页一八〇至一八一。

[34] 《四论》，文存卷二，页一九〇。

[35] 胡传，p.214。

[36] 胡传，pp.217-218。

[37] 李文，文存卷二，页一七一。

[38]可参考光明网的报道：http：//www.gmw.cn/content/2004-05/23/content_32001.htm。

[39] 胡传，p.213。

[40] 胡传，p.218。

[41] 胡适：《我的歧路》，文存二集卷三，页九一至页一〇二。

[42] 余书，p.72。

[43] 余书，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