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耀邦同志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背景

二、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

三、耀邦同志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

四、耀邦同志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五、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耀邦同志于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９日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这次研读讨论会是针对我国当时的经济问题，结合改革开放的现实而召开的。参加者有宋平、刘毅、李朋、袁宝华、薛暮桥、马洪、郑必坚６位同志。这次讨论会，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气氛平和，畅所欲言。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消费问题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可能还是第一次。会后，由马洪同志整理成文，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作了学习、传达。

该文是对那次讨论会的回顾，能否又对当前我国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一些参考作用呢？这就是我执笔的出发点。

今天中国居民的富裕程度、国家实力，远非３０年前能比。虽然今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但以我国现有的各种有利条件而言，只要我国抱以善于应战、又敢于胜利的智慧与决心，那么率先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则是完全可能的。那次讨论会，作为真实历史进程中的一截横断面，愿它像一面镜子那样，可以让后人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富民强目标所做的努力。

一、改革初期国民消费的饥渴需求

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亿农民未得温饱，城镇职工的工资也少得可怜，１９７８年，我国个人储蓄余额２１０亿元，以当时１０亿人口计算，人均２１元。１９８２年，个人储蓄余额已达到５７０亿元，人均５７元。不到四年，居民储蓄即增加到２．７倍，虽然绝对值还很小，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已大幅攀升，储蓄也成倍增长，已成可喜的事实，且发展势头方兴未艾。这是因为我党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明确了生产的目的，人们如饥似渴的生活需求开始逐步得到满足。

在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９日的那次座谈会上，大家都对一个具体问题——啤酒生产问题展开了有趣的讨论。作为座谈会上的一个插曲，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生产和需求的尖锐矛盾，也算是一个经典的小故事吧。

１．啤酒生产的插曲

１９７８年全国生产啤酒达到４０万吨，李先念同志据此作出“把啤酒搞到５０万吨”的重要批示，给啤酒行业鼓舞很大。那几年啤酒生产发展很快，但大中城市供需矛盾仍然突出，我国自产的大麦原料可做７５０万吨啤酒，但国家到１９８５年才安排了２５０万吨啤酒生产。国家实行计划管理，要进行调整，下达控制指标。耀邦同志说：

这就把我搞糊涂了。既然材料不缺，供需矛盾又十分突出，各地积极性又很高，而且正在上马，为什么调整要调整到它的头上呀？

结果１９８５年我国产啤酒３１０．４万吨，大大超过原来计划。超过计划是否就满足需求了呢？也未必。

啤酒生产节节高攀，不是偶然的，新的所有制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加快了发展速度。秦皇岛有家国营啤酒厂，供不应求。在它旁边又诞生了一家社队啤酒厂，取名“山海关”啤酒，很快在竞争中，“山海关”啤酒占据了秦皇岛啤酒的主要市场。国营厂不服，以“挖社会主义墙角”之名，向市委状告“山海关”啤酒厂。在两个厂打官司的前前后后，《工人日报》等３６家新闻单位都支持社队工厂生产的“山海关”啤酒。这些新闻报刊都参加过《人民日报》开展的“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认为生产要为需求服务，要为人们的消费服务。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看了对“山海关”啤酒厂是否“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各种报道之后，明确表示：谁代表新的生产力就支持谁，谁把生产搞上去就扶持谁，社队企业是新生力量。

当时只是大中城市的供需矛盾突出，到底有没有算２２００个县市的啤酒需求呢？进一步说，有没有计算８亿农民也终有一天要喝啤酒呢？现在５０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很多人是拿着暖水瓶买啤酒的，８０年代初，瓶装啤酒才多了起来；中央统战部在８０年代中期开车到顺义燕京啤酒厂买瓶装啤酒，还要找关系才行。８０年代末，在饭馆里喝啤酒还必须搭配几个小菜。直到９０年代市场上才大量出现了“五星”、“青岛”等听装啤酒。现在啤酒生产到４０００多万吨，已是１９８５年原计划的１６倍还多。市场、消费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多么大的推动力呀！

啤酒的生产和消费只是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个小例子，消费的观念就是市场的观念，就是民生观念，用生产和消费同一性的观念去指导生产，就有明确的目的性，各种方法也会层出不穷。

２．山东超出预计３７％的消费增量说明了什么

自１９７８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露头以来，农村形势发展很好，农林牧副渔全面铺开，多种经营、社队企业迅速发展。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人们的口粮多了，钱多了，几个人的活一个人干了，个别地方劳动力剩余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胡启立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时，一次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说，城内黑白电视机积压，市委向各区县打了个招呼，农村的大爷大叔们赶着马车把积压的电视全部买走了。

根据农村出现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耀邦同志和国务院的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同志商量，从１９８１年起每年要递增３００亿元的消费品，搞不了３００亿，也要搞２５０亿。能否达到这个目标？１９８１年５月，他借休养的机会到了山东临沂、泰安考察，并和省委苏毅然等同志商量，山东能否每年增加２０亿消费品生产？为此，他问山东同志到底需要什么消费品，原材料够不够？并说：

紧紧抓住满足人民消费品的需要，抓住这一环，来推动工业的调整，工业的改革。

一年过去了，在这次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又回忆起此事，他说：

１９８１年我先到山东，同山东的同志讲，按全国每年３００亿的幅度长，你们山东按人口比例要１８亿到２０亿的消费行不行？他们算了３天，苏毅然同志跟我讲，他们搞不到。他说今年（注：指１９８１年）可以搞到１６亿，明年可以搞到１８亿。今年（注：指１９８２年）１月份他写了个报告来，他们去年完成了２２亿。

一年之内，山东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竟增长３７％以上。这使耀邦同志更加充满了大胆工作、继续学习的信心与决心。

３．从人民的消费需求逼出改革需求

苦人民所苦，爱人民所爱，福人民所福，都始终是耀邦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和领导改革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上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民的需求如潮似涌、汹涌澎湃起来，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社队企业、“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城市的集体企业及个体专业户、雇工数人的个体经济，都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他们的产品以市场为导向，以民生产品为主，这支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填补了众多日用消费品生产的空白和缺口。

全国人民开始接触、享用到了更多、更好、更新的生活日用品，有了日益充足丰富的农畜产品。当时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中，也夹进了许多生活的新元素。“太阳岛”、 “游泳装”、“六弦琴”和人们更新的衣着梳妆相得益彰；“少林寺”、“上海滩”、“澎湖湾”和社会多种的喜爱情味相映成趣；“四化”、“中兴”、“阿信”、“八十年代”和人民改革大潮的进程相互激荡。这一切固然有刺激、鼓励、引导消费政策的作用，但也不应忘记建国以来，我国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规模。问题是不能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不能工业报喜而商业报忧。只要第一部类的生产为第二部类的生产服务，只要国家大力扶植民生产业，产业得到合理调整，我国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就能在运动中平衡，在发展中适应。

这就说明，我国人民的消费品短缺，并不是生产能力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高度集中的旧计划体制有两个自身不能克服的痼疾，一是短缺，二是浪费。所有前苏联体制国家对此都有切身体会。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奈尔把苏联式经济定义为“短缺经济”，波兰一个经济学家经过统计，认为苏联体制下的经济浪费率达到１３％左右，超过一般资本利润率。这就是说，旧体制之所以不能生产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是因为那种体制不愿意也不能够这样做。

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就不仅要从政策上调整经济政策，还要从体制上改革经济制度，这就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凡这样做的前苏联体制国家，就能走上平稳渐进的改革之路，如上世纪的中国和越南。现正在试探改革之路的朝鲜和古巴，也是从放开人民消费限制入手的。对这种从消费倒逼出渐进改革之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耀邦同志为此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在大力倡导合理消费的同时，耀邦同志于１９８３年１月在党内作了著名的《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讲话，把全面改革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在他看来，要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必须改革高度集中的短缺经济体制，从家庭联产承包、放开农产品生产开始，逐步放开城镇商品流通环节，并且让“包”字进城，扩大工商业企业生产和销售自主权，这样还可以广开就业门路，鼓励青年自谋生路、自主创业。党制定的新政策又使数百万计的城镇青年、待业人员进入到餐饮业、零售业、服装业、建筑业、运输业等行业，从而使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

历史的进程，正如耀邦同志所预期的那样，经过几年努力，到８０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呈现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局面，很快市场上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老“三大件”就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的新“三大件”所代替。人民群众如潮似涌的需求，在前所未有的市场中，不断得到了满足。

二、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

在５月１９日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现把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介绍如下：

１．刺激消费，引导消费

在耀邦同志看来，２０世纪许多国家在准备战争、战争时期都鼓励人们储蓄，搞所谓“爱国储蓄”，购买公债，抑制消费。我党在江西苏区也大量发行过公债，延安时期提倡节衣缩食。这是一个阶段。

建国以后是第二个阶段。我党仍然提倡居民储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们拿到钱、奖金却买不到东西，生活消费品非常匮乏。那时挂在每个人嘴上的“三大件”，也是人们心中朝思暮想的幸福指数。但有钱少货不能满足需要，只能把钱存入银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大量资金，而又不能多印票子，所以国家鼓励人们储蓄，并辅之以发公债的办法筹集资金。“文革”中，我国一度达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财政状况，但计划经济的生产仍然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说，无法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社会。

有鉴于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耀邦同志提出了他对我国居民储蓄的看法。他说：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个人储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这种作用？

在请大家讨论发表意见的同时，他说了自己的意见：

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

耀邦同志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地集中在储蓄方面，过分地强调积累。那么群众有无自己消费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欲望呢？

２．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满足人民需求

衣食住行用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计划经济根据计划指令，安排人们的生活需要，市场经济则根据市场供求调节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由人们的支付欲望和支付能力完成物质文化的消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概莫能外，只不过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要强调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考虑安排公共事业、公益事业、公共建设的财政支出。耀邦同志的话虽然没有用经济学专业术语，但也能说清问题。如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５日，耀邦同志在家中召开了一次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他说：

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不是拿国家的东西给他，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需求是两个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过一两年后，人们会来算我们的账，说你们把生活来压生产。……生产热水瓶，在某种意义上是改善生活，但要用钱买。

又如，１９８１年９月在中南海勤政殿，耀邦同志还是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讲：

满足人民需要是一个方针，说是工业产品、布局、结构要从满足需要出发，但还是要用钱买，通过等价交换。

计划经济要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很困难，因为个人的支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改善生活，只能在政府、全民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的范围内进行。这就造成了平均主义带来的普遍贫困。市场经济则要满足劳动者的需求，即不断促进劳动者支付能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责任就是要把满足劳动者需要和其支付能力统一起来。

今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的需求消费问题，完全正确，地方上也积极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正不懈努力。如有的地方给贫困民众发购物券，澳门地区给居民平均发钱。虽然这种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但这却是一种基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一次性行为，对整体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缺乏可持续性的拉动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费和生产联为一体。生产、消费既是两回事，各有特殊性，又有同一性，脱离消费的生产和没有生产的消费都是无法想像的，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上更好地解决劳动者的支付能力问题。

３．为何强调消费

重生产轻消费是我头脑中长期存在过的思想，没有用辩证的、动态的、平衡的观点去认识它。在中国、世界的经济史中，对消费就有许多深刻、精彩、甚至难以想像又很离奇的观点和论述。

如孔子的消费观是知足、安贫、不耻“恶衣恶食”、“俭不违礼”、“用不伤义”。

管仲的消费观带有主张节俭、同时又重视侈靡的两重性。如在特殊的产品积压、生产不振的“兴时化（货）”之时，就要提倡侈靡，他的浪漫、幽默竟发挥到极致——“雕卵然后瀹?ｙｕｅ音月?煮?之，雕 然后爨（ｃｕａｎ音窜，烧）之”（雕刻鸡蛋然后去煮，雕刻木头然后去烧）。当然，即使是美国、澳门的赌场都不会侈靡到这种程度，但这一观点对那些不知消费也能刺激生产的人，倒是一例很好的历史教材。

荀子的消费观承认人们的消费欲望，又强调节俭。他认为，只生产而不讲人们的欲望、需要的消费，无异于“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有人想要富贵但不喜欢宝货，爱美而不喜欢西施，这是虚伪的）。他还睿智地指出，“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我认为这句话对短缺经济其行不远的命运也是先哲早已有之的教诲。

再则消费也是和生产目的、人们的需要、交换相结合的。墨子说过鞋匠做鞋，其目的绝不是要自己穿，而是为了让别人消费。亚当·斯密也说面包师烤面包也不是为个人吃饱，乃是让别人消费。马克思告诉我们：“说商品有使用价值，不外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欲望。”

消费和生产、流通、分配是一个统一体。为何要强调消费，这只是针对旧经济体制的弊病而言，绝非要打破这一经济统一体中的内部平衡，独树“消费”一帜而罢黜百家。根据人们的需求发展生产，生产的商品又能货畅其流，让劳动者有合理的支付手段进行消费，并催生更新的需求，反复以往，周而复始，这是人间正道。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方面应更有魅力、吸引力。生产力不为人们的需求服务，也可以引用荀子那句话“好美而恶西施也”来回应。我们决不能“好美而恶西施也”，否则，我党宣传未来社会的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岂不真成为一场空想？当然这是很远很远的事了。

４．消费与浪费的区别

耀邦同志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的只是不适合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说：

在延安时期，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卖，拼命地提倡节衣缩食，什么打补丁啊，霓虹灯下的哨兵啊，拼命地讲节衣缩食。现在如果我们重新在人民当中提倡这个口号，说我们要节衣缩食啊，拿钱去储蓄啊，我觉得不适当。我们提倡的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要适当地提倡人民的消费，适当地刺激人民的消费。我们不搞高消费，高消费的办法是错误的。

耀邦同志的生活是简朴的，仅举一例，他在外地视察工作，一直提倡吃四菜一汤的饭。为避免大吃大喝，他总是吃得很快，经常是不等饭菜上齐就离席而去。如果是晚饭，他还要给主人这样的“宽慰”：“我去看新闻了，先走。”用心良苦。耀邦同志十分看不惯生活上的大少爷作风，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导的投资浪费的比例比较大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计划经济无法避免这个问题。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改革尚待深入，浪费性的投资还时有发生，例如，有些贫困地区不切实际地建设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等。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拉动需求的今天，尤其需要尽可能地避免浪费性的投资。

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消耗资源、消耗环境资源取得的，在当下拉动需求的投资大潮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这方面的浪费。罗马俱乐部１９９５年在《四倍跃进》报告中提出了“一半资源消耗，创造双倍财富”的经济增长模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三、耀邦同志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

耀邦同志的消费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他出身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经过革命战争岁月异常艰苦的生活。延安时期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就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要求，“什么时候可以到北平，听一下梅兰芳先生的京戏，那多好啊！”建国以后，他和青年人的接触，也使他更深一层了解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１．对经济工作的热爱

耀邦同志做过人民军队的组织工作，也做过共青团的工作。两段时间都不算短，他对政治思想和干部工作相当熟悉。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对他未能直接从事经济工作，总感到相当的遗憾。他总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中国建设起步的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雀跃投入到生产建设事业之中。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吗？耀邦同志也坚信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可以说，革命的目的和经济建设的目的是共通的。我想这是他热爱经济工作的思想根源。所以，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建设问题。

２．对群众需求的关注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据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回忆：上世纪６０年代，耀邦同志下乡调研，来到河北安国，在田边地头和一群男女青年社员席地而坐，他问：年轻人究竟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青年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旁边就是轰隆轰隆的铁道线，城里人的生活多好啊！青年人还学着火车的声音，编了个顺口溜：咣当咣当，七八十块；咣唧咣唧，皮鞋大衣。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却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当众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个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耀邦同志第一次倡导消费。

改革开放以后，耀邦同志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耀邦同志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

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他是否预见到后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也会大行其道呢？

据李汉平回忆：１９８４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６号搬到现在的居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耀邦同志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３．“文革”中的逆向思考

“文革”初期，和父亲的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１９６７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 ，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选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平地一声雷，经济建设这种平常事情，还是“伟大的任务”、“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前一年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那篇文章、那个时间、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４．“文革”中的学习

耀邦同志为人民事业工作的一生，也是他学习的一生。即便在１９７６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仍在潜心读书。他的君子之友于光远同志有一段回忆文字为证：

这次（１９７６年７月唐山地震几天后）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看这本书？” （《湖南党史》１９９９年４月）

耀邦同志解释说是要查找马克思著作中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无更精准的论述。

此后不久，于光远又去我家串门，一进父亲房间，又看到书桌上仍然翻开着刘潇然翻译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老问，怎么还在研究科技是否是生产力的问题？父亲说，这本书不是第三分册，而是第一分册，他正在看这本书的导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个情节十分生动。耀邦同志非常兴奋地谈了他的读后心得，据于老记载：

胡耀邦对刘潇然这个第一分册中，翻译的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何也很重视。

于老是我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深理论家，也是我国３０年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他记录的这段历史轶事很有意思。他在文章中还回忆到，１９７９年耀邦同志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与他接受批判在家赋闲时认真学习读书有关系的，是有思想理论做指导的。

５．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１９７９年，耀邦同志和《人民日报》的同志共同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根据耀邦同志的建议，中央党校写出一篇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

１０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该文，由此引发“生产目的”的大讨论。１０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吸引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也有人誉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大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

１０月９日，耀邦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

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至此，耀邦同志基本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关消费的理论观点。有了这种理论准备，他才有可能召集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９日关于消费问题的讨论会。

四、 耀邦同志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欧亚大陆迅速连为一片，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先是南斯拉夫，５０年代以后，则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乃至苏联等国家，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东欧某些国家的改革，对我国改革初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还以他们的改革为榜样。确实，他们的一些经验对我国是很有帮助的。在这次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看来，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也还不能说真正走出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处在盲目状态中。我们能否经过５年、１０年的时间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要靠我们的努力。

他提出，当代世界的经济建设模式是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最典型的国家就是苏联。１９９１年，苏联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它的经济模式有关吗？有人理直气壮地宣称，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背叛马列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的结果所致。真的如此吗？否！赫鲁晓夫并未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所建立的经济建设模式。请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的核心部分是怎么说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斯基主义及右翼资产阶级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作用。

是什么样的一种积极作用呢？赫鲁晓夫说：

如果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对不同意见强加一顶“复兴服装工业”的帽子，极尽挖苦调侃之能事，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苏联重工业化和集体农庄的经济模式。苏联在特定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有充分理由，但把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轻工业、农业的所谓“反对派”，统统作为“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人民公敌”，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并清除出党，关入集中营，把很多好同志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这就窒息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苏联的经济体系成为一种僵硬的斯大林模式。

而东欧数国虽想改变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解决轻重工业失衡，群众日用生活品极其短缺的问题，但慑于苏联的压力和霸权，只能是以力不从心、无能为力而作罢。为安抚人民群众对生活下降的不满与愤怒，为满足人民每日不可缺少的食品和日用品，便向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借贷举债，充实货架上的消费品，但仍未启动起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转，反而触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转变成政治危机。这些才是苏东共产党倒台的深层原因。正应验了荀子那句话，“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也就是说，凡想天下大治而又牺牲群众欲望要求、又不去引导百姓欲望向着健康方向发展的领导者，一定会陷于老百姓的欲望要求不能满足的怨声载道之中。

耀邦同志对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缺陷，是做过认真观察和思考的。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接着说：

第二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耀邦同志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分析较为一般化。１９８２年以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个也没有去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有概念化的东西，但他通过各种间接渠道、多种信息也了解到，从２０世纪的５０、６０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比二战前后的竞争还要激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日、美两国的经济竞争，攻城掠地。耀邦同志认为，资本主义表面上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剥削，剥夺世界人民群众的手法、技术、游戏规则更高明了。怎么个高明呢？耀邦同志说：

他们利用货币储蓄的职能，利用劳动人民防御天灾人祸的心理，用较低的利息收进来，再用更高的利息贷出去；然后又同工业资本家串通一气，抬高物价呀，货币贬值呀，名义上是有利息，实际上几年以后，价值更低。

耀邦同志的这种说法，与今天的经济形势、情况有极大不同。今天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告诉我们，通过利息差剥削人民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譬如说，美国的储蓄率近年来一直很低，居民的借贷消费在美国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不太可能普遍地剥削人民。

实际情况是，银行业中，传统利差业务利润大大降低，而非利息收入已成为主流业务。现代银行岂是只做一种买卖？岂是只有一种生意？现代金融业通过代理个人理财业务、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为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提供了有用的平台，为人们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必需的工具和手段。而且，现代的消费信贷模式，也拉平了个人消费在时间上的波动，使得人们可以将未来预期的收入提前变现，大大增进了人们的信用，当然也大大促进了消费。虽然，当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今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一些弊端，但也不能因此而放松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还谈到中国模式即第三种模式：

即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

耀邦同志最后说：

提请大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我们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他对三种模式的论述是他在座谈会上最后的的归纳。希望这些理论能够对我国经济翻番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式发展道路发挥指导作用。

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命题。这是一代睿智的、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的科学认识和归纳。

事实上，耀邦同志上面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人们的需求是生产的目的，人们需求的多少（稀缺性）构成了生产多少的“指示标”。“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耀邦同志的论述中呼之欲出。

目前国际金融海啸还未平息，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及突出的内需问题又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人民的收入。１９８４年初，耀邦同志在贵州考察时说，“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耀邦同志还多次讲过，不能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一些人以国家利益之名行部门利益之私，实际上是阻碍人民致富。应该说，耀邦同志强调“人民富裕”的观点与今天某些以ＧＤＰ为纲的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境中，日本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突破了旧式日本财阀、典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桎梏。其“计划”的开篇即是：“本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极大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成功的，到１９７０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９％，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位居世界总量的第二位，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２．１倍，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０．２６的水平。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有信心克服不利因素带给我国经济发展的种种困难。相对于困难，我们的有利条件更多，我国国家实力现已跃居世界第三位。我们应以敢于应战，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围绕扩大内需下大力气，不必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背包袱，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人民收入，去打拼下一个３０年的光明前景。

五、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21 世纪的中国人，除去对衣食住行的需求以外，又有了新的需求——清洁的饮水，新鲜的空气，无化学残留的土壤，垃圾的及时处理。原来可以自由呼吸利用的自然之物，都会或多或少带有人类劳动的印记了，能源要洁净的，材料要无污染的，所有产业都要有生态环保的绿色指标，这些需求，只有站在一个地球村中、经济全球化的立场上才能深刻感受。

为了应对21 世纪人们的新需求、新投资、新产业和新的国际合作的发展，我建议，我国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应有更多的经济指数，综合指导、考核、监管国民经济的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考核经济发展和规模的指数是工农业总产值，所以党的十二大制定的翻番目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翻番指数，这样的眼界无形之中就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耀邦同志的眼界也未超越这一界限。

1985 年，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服务业、对外贸易发展起来，政府立即采用了世界上通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指数。这是完全正确的。

从21 世纪开始，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对外经济、贸易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国外资源；两种经济的管理本领——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的管理本领，使我国经济形成了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格局。那么我们在重视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之外，还应重视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数。

我国的内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特色。因为我国是有13 亿多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国内市场无国能比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我们认清这一特点，明确了经济生活中的内需问题、消费问题，那么就应当把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考核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数来对待。在耀邦同志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没有以此为鉴，应该说还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20 世纪60 年代日本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突破了旧式日本财阀、典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桎梏。其“计划”的开篇即是：“本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极大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到1970 年，日本年均增长率为10.9%，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位居世界总量的第二位，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26 的水平。日本的收入、消费和美国的区别是巨大的。日本这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成功的，对我们今天启动内需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只要我国的开放国策不变，我们就应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日本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

何谓开放？开放就是放弃僵化的思维定式，去观察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对适用自己的东西学习消化，对不适用者警惕不做其俘虏。实际上，19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以及20 世纪传统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人们能不与时俱进吗？

世界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蒸汽时代，走入了发电机时代，现在又进入了新的再生能源、绿色生态经济的时代。

我理解绿色生态经济时代的到来，就是一个人类自救时代的到来。它从一个人的呐喊，引起联合国、全球人民的回应；从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到《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说明了人们更高层次理性的醒悟和良知的扩大，使我们最终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应该说，我国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是很早的。1979 年9 月我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20 世纪90 年代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我国煤产量现在已达到27 亿吨，石油用量已近4 亿吨，钢产量为5 亿吨，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比如我国目前电站装机容量已达到8 亿千瓦，相当德、法、英、意等五国的总和，但效率如何呢？我国的GDP 总量已居世界第三，这当然好，但也要警惕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是多少？

我国进入21 世纪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充实了对“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亟待具体落实的任务，非常正确。为了不折不扣地完成这类任务，那么相应的环保、生态指数也应在国民经济指数中得到反映。

总而言之，经济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尤其在一个13 亿人口、还存在着经济二元结构的大国，要做好经济的工作尤其艰巨。我们在考虑经济建设的全局时，国内生产总值势必要考虑，如果更加重视国民生产总值、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数，再加上节能减排、绿色生态等考核指数，才能更加全面衡量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

中国的经济带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犹如一辆牵引力极强的火车头，但有人指出，这是高污染、高能耗、高成本的“红色火车头”。只有把“红色火车头”变为“绿色火车头”，满足人们新的需求，从而把绿色的农业消费品、工业消费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内、国外各地，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市场化改革成功、政府负责、人民努力又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大国。

本文后记

21世纪的到来，为国民经济发展又带来新的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这是耀邦同志已无法看到的经济、社会课题。低碳经济、绿色GDP、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非常希望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充分把新时代新需求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写足写够。有的科学家说，人类只能再生存二百年，如果人们想存活繁衍得更久远，不受自然和自己引起的灾祸的惩处，那就必须对今后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需求和消费形态有全新的认识和作为。

2010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