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考察。如果说前近代的基本思路是道决定器，近代则是器的不利决定了道的不行。先有器的空间化，然后出现道的空间化，进而转往西向的“道通为一”。后者又带来新的困惑：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其实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而苏联的出现使“西方的分裂”明显化。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这一选项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世界上很多人到冷战才确认了西方自身的“道出于二”，而热心学西方的一些中国人则早在北伐前后就已观察到这一现象。可知从中国看世界，也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我曾写过一篇《近代中国“道”的转化》，平时所论，也常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上海师范大学和《探索与争鸣》杂志借“光启讲堂”举行座谈，并指定以“重审近代中国之‘道’”为题。由于此前讨论“道”的转化那篇文章压缩得很厉害，乃借此命题作文的机会，申论一些此前仅点到为止的地方（但仍无法展开说，展开则成一本书了）。
一
要理解“道”在近代中国的转化（以下言及道，多数是特指，然不再加引号），首先要对道在前近代中国的地位有所了解。
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传统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敬天但以人为本，不一定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换言之，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其关键的特色。在信仰基督教或其他教的文化和社会里，人要永远追寻上帝，尽量接受上帝的指点，以和上帝的精神保持一致。而以前中国读书人对道的追寻也有些类似，就是把探索和追寻道作为一个终身践履的事情，而且更多是每个人自己要做的事。
各位可能想要了解，我们说的道，定义是什么？不过《庄子》明确说过：“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若“知形形之不形”，也就知晓“道不当名”。盖道虽“无所不在”，却是无形的，不能像有形之物那样赋予具象的形体。故“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即无形的“道”要借有形之“物”来呈现自己。如果道有了确切的界说（名），也就成了有形之物，便不再是无形的道了。故“道无问，问无应”；若“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则阳》）。
很多人心里会想，古有所谓道家和儒家之分，他们各自认知的道，应是不一样的吧？是的，道越被精确界定，就越不一样。但在道与天的关联上，又大体是一致的。或许那就是以前人心目中的道。对他们而言，道是要自己去闻，自己一辈子去理解、去追寻的事，尽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今天只能这样简单陈述以为引言，下面就要说近代之道了。
二
近代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西方人来了，带来西方文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西方人打仗很厉害，我们中国人打不过。而且他们不光能打，还有配套的理论（中国以前也遇到能打仗的外来者，但较少附带着一整套说法），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打得赢的就文明，或是有文化”。这与中国过去非常不一样。中国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无论是精英的叙述还是下层民众的认知，都不太以成败论英雄。而近代引入的新观念是打得赢才有文化，打不赢就只能算野蛮。
经历这个重大变化后，很多中国读书人得出一个结论，或是总结出一条道路，就是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当时的思路很简单，既然打不赢是没文化，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打得赢，成为有文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出路。严复曾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请问中国既存的学问，哪一项可以让我们富强（即打得赢）？答案是没有，没有就只能暂时把中国书放到书架顶上，先看西方的书。
严复这个说法代表了很多人，也影响了很多人。我们知道过去所谓读书，是以读圣贤书为主的，也就是要读经。把中国书都放在书架顶上，意味着经典的淡出。因为道不仅需要“代言”，也是有载体的，其中一个社会载体是读书人，一个物质载体就是经典文本。两千年来，人们多以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的道，主要在经典里面。现在这个物质载体被束之高阁，轻易拿不下来了（拿就要搭梯子），而社会载体转向去读别人的书，这就让以经典为核心的中国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思想，基本不再是时人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了。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变化，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关联最密切的，就是器。所以近代这个大转变，要多从道器关系去考察。
尽管对一些古人而言，经典也不过是载道之器，而非道本身。如章学诚就明确提出“六经皆器”的主张，以为一般人只知六经是“载道之书”，却不知“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在某种程度上，“天下事物、人伦日用”本身，是比经典更具根本性的道之表述。孔子之所以“不自著为说”而“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就是担心人们会“离器言道”。惟孔子虽不自言道，经他编述的六经，正是载道之器。如果要“即器求道”，读经乃是正途。
前面说了，无形或形上的道要通过有形或形下的“物”或“器”来呈现自己。道既不言而托物代言，则所托之物皆器。故器的范围很宽，从制度、方法、行为到具体的器物等，都是器。器不仅是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大概在汉代确立经典的地位之后，在一般人眼里，经应是高层的器，恐怕也是最主要的见道之器，而道的其他代言之物则是低一层或几层的器。所谓即器求道，呈开放的取向，自不限于读经。然在即器求道的过程中，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也并不少见。盖各种代言之器既然都是道的表述，也很容易被视为道本身。
历代一直有人注重器的重要性，那些主张道器不分的，最强调道不离器。可是主导一方，即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道。就像人不能离物，却永远比物更重要，而且人不能物化一样，道永远决定着器。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我那篇《“道”的转化》压缩得很厉害，关于道器关系的讨论，仅稍述及前近代的历史渊源（也没展开说），近代不过点到为止。故道器地位在近代的颠覆性转变，还可以适当多说一点（也仅仅多一点而已）。
近代人曾以“学”来表现文化，故中西文化竞争一度被视为“学战”。然而中学的失败，更多却不因学本身的竞争，而是学之所用的竞争。或者说，中学的失败不是直接思想竞争的结果，是因为打仗失败所致；而打仗的失利，又多归因于中国的船不坚、炮不利。故近代决定道之优劣的，至少是双重的器——打仗本身是器，打仗所依赖的，是次一层的器。比打仗更高一层的器——经典，因低层器的失利而被宣告了不行，多少有点不战而屈于人之兵的味道。而道本身则被虚悬化而挂起来了，基本未曾出现在所谓思想竞争的战线上。
三
中西的碰撞既然上升到兼含道器的全方位竞争，主张道器不可分的人也有两种表现，一是认为外来的器也不能要，用了就会影响中国之道（这些人的思路其实很接近趋新者）；二是确认外面的器更利，承认其有用，故主张必须借鉴。
在这方面，王韬是一个较早的思考者。他从舟车、军械和火器等的效用证明，中外之器的差距是明显的，故“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甚至不必西人从而指导，华人也会“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先是学习，然后超越。王韬谨慎地仅言“法”和“器”（法也是器），且强调中国主动学习的一面，并用最终“驾乎其上”来鼓励时人，而避免言及道的层面。以他当年的社会地位，这样的观念恐怕影响不了多少人，却很可能给有心人提供了思路。
到1890年，举人汤寿潜就提出，“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中国自以为道，而渐失其所谓器；西人毕力于器，而有时暗合于道”。那时的现状已是所谓创巨痛深、情见势绌，他希望国人不要纠结于以夷变夏一类说法，而能“自议振新”。具体即“善发其愤，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汤在写出此书后很快中进士入翰林院，其影响就远非王韬可比了。而他的主张也比王韬更进了一步，所谓“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当然是指向学习西方，且他也已婉转说出，中国实际已道器皆失，而西人因长于器反“暗合于道”。
再以后，康有为在1898年写的《日本书目志》中明言：“孔子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功楛之异，悬绝天壤。器之为用大矣！显微、千里之镜，皆粗器耳。而远窥土、木之月，知诸星之别为地；近窥精微之物，见身中微丝之管，见肺中植物之生，见水中小虫若龙象，而大道出焉。道尊于器，然器亦足以变道矣。”
上面引述的只是近代三位有一定代表性的人，他们一位比一位的学术地位高、社会影响大，可能也更近于道，但在有意无意间呈现出一步步向器倾斜的趋势，颇具象征意义。可知近代从重器发展到器决定道的局面，亦良有以也。
那时西学实已大量入华，科技对人的认知能力之扩展，显然给康有为很大的冲击。他虽仍坚持“道尊于器”，实际强调的是“器亦足以变道”。后来康氏长期提倡物质救国，从道器关系看，相当意味深长——首先是基本否定了精神面相的作用（即梁启超指出的教不能保人，反要人来保教，则中国教之所长安在）；进而从“器亦足以变道”的角度思考，物质取向本是外来的，若真能救国，也不排除“变教”的可能。在这样具有多向可能的语境中，又有器可变道的思路，还要立孔教，想做教主，实深具诡论意义。
前引王韬所说，皆为西方之器。而汤寿潜说“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时，不用提示也知道前者指的是西方；到康有为言“器亦足以变道”时，所论皆为异学——其语境是讨论日本书，而所举之例都是时人眼中的西学之器。从王韬到康有为，言器必向西，表明时人心目中的器已和西方有着一种近于自然的关联，同时也可明显看出器的空间化。如果器真有他们所说的那么重要，则其言说中闪烁的道，似也有些空间化的隐意了。
以中国过去的常用范畴言，与道器最近的是体用。而道的空间化，也逐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的日渐流行中逐步具体化。“中体西用”说是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重要观念（今天还有人以为有道理），现在一般认为冯桂芬是它的早期提倡者（至少在较为人知的层面如此）。从道器关系视角看，如果中西各有体用，也就意味着有中西两套道器存在。同时还暗含着道器可以分隔的意思，所谓中体西用，即试图走一条中道西器之路。
我们如果倒放电影，据“道出于二”的后见之明、从“即器求道”视角看，汤寿潜、康有为等人提倡的路径，其实是想即西方之器来求中国之道。这能否做到已经相当值得怀疑，更何况康氏本认为“器亦足以变道”。后来流行的中体西用（亦即中道西器）取向，则在中西道器两分的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稍后一些在我们不少研究中被视为“保守”的人，开始学日本要讲国学。这个国当然从日本换成了中国，实际也就确认了学出于二——以前道只有一个，学也只有一个，没有什么国学。只有学要按照区域（或者国家、民族）来划分，亦即学已空间化，才有所谓国学。凡是自认在提倡、研究国学，那就是承认学已经出于二，甚至更多。前面说了，“学”在近代文化竞争中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更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器兼有的，这里不能仔细辨析。就算这学只是高层次的器，它的空间化也隐喻着道出于二已渐成现实。
对19世纪晚期很多读书人而言，中西各有道器已达心照不宣的程度。这个意思后来由王国维表出，即前文引述的“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所谓“道出于二”，即以前的道是一个，现在西方的道进来了，与中国的道并列，就成了两个。
如果说前近代的基本思路是道决定器，近代则是器的不利决定了道的不行。从章学诚所谓“道因器而显”发展成“道因器而定”，则章氏所说的“道之隐”就不仅是道“不言”，而近于道“不在”了。盖中国之道在19世纪后期已经虚悬，上层的器也放在书架顶上，大家实际想要应用的，基本已向西来之道倾斜。所谓“道出于二”，已是相当客气的说法了。
四
如我在前文中所说，近代“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使中国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道一而已”逐步发展到承认“道出于二”。而包括严复在内的一些人，还希望实现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即从天下仅一个道到可以有两个道，慢慢还要回到只有一个道，而那是外来的道。在此三阶段中，道从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大方向，缩小为中西学区分下的区域成分，并有“过时”之嫌，后再重新上升为“世界”通行的模式，然其内涵已面目全非。
也就是说，原来道是普遍适于全人类的，现在变成一个道适用于一定的地方——西方之道是西方的，东方（中国）之道是东方（中国）的，不排除还有其他的道（隐伏于其后的范畴，就是区域性的文明、文化和民族、国家等区分）。且道不但有空间的分野，也有时间的差异：近代人最常用的一个划分就是“新旧”——西来的道是新的，中国原有的道是旧的，而那时很多人的共识，又是新的比旧的好。这样，道就从普适性的“一”变成了具有时空性的“多”。
放在近代“学战”的实际语境中看，这样根本性的变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或今人爱说的颠覆性变化。以前的人多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这个视角看，天变了道也就变了；反过来，如果道变了也意味着天变了。一旦道被时空化，就是彻底的变天，所以近代道的转化就是名副其实的“天变”。
这样的“天变”是近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道器关系的倒置。以前不论器的实际地位有多重要，它仍是形而下的，那隐而不显的道仍处形而上的指导位置。后来则不仅有“器亦足以变道”的言说，实际也大体依此路向发展——先有器的空间化，然后出现道的空间化，进而转往西向的“道通为一”。如我前文所说，一种在相当广袤的土地上由人类很大一部分人在两千年以上的时间里所共遵的体制、秩序或政治生活方式，逐渐淡出后人的心胸，不再是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资源了。
这样一种道的转换，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富强成为国家目标之后，几乎所有“寻求富强”的方式方法，都是外来的。既存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这些外来的方式方法如何被清廷及其附和者“曲解”或“改头换面”，以至于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在现实层面，富强之路的一个最大反讽，就是那些走向富强的取向，处处威胁清廷自身的统治合道性。
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不到历代亡国之君作为的荒谬程度（历史教科书常说的“土地兼并急剧”和“阶级矛盾激化”一类现象，此时并不多见）。工商业等迅速上升的新经济因素，使朝廷的岁入猛增，确对社会造成了冲击，似也未曾引起历代改朝换代时的社会激变。在统治者没有过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这与道本身的失范，恐怕有直接的关联。
按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士人则当致力于无用之用的大用。从晚清开始，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既然退虏、送穷等具体的“用”成为正面的甚至惟一的国家目标，以及检验道之是否有效的标准，原来正面追求的“无为”，就变成了“无用”。寻求富强必须有所作为，且不能没有经费。为增加财政收入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实际非常高昂。在一般人眼中，清季最后十年朝廷最明显的“失道”作为，就是新增的税收数量大、种类多；尽管不少读书人强调与外国比，中国的税收不重，但纳税人的感受则是特别“沉重”。对本已面临着普遍不信任情绪的清廷而言，这类作为直接违背了朝廷不与民争利的传统观念，属于典型的苛政，在很多人眼里也就成为“失道”的表征。
由于道的转换，近代中国一个显著变化是，以前君子不做的，后来都变成时兴的了。如以前主张“君子不器”，后来变成谁的器好就代表道好；以前又提倡“君子不党”，到民国初年则要搞政治就必须组党，如果不组党就没有办法参与政治，甚至连议政都比较困难。所以近代一个根本的转变，就是大家不当“君子”了；或者说过去提倡的那些以“君子”为表征的行为，现在都变成不时兴甚至落伍的行为了。
就是对读书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顾颉刚在1927年指出的，以前“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而“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读书目的不同了，当然意味着所读书本的转变。如顾先生所说，以前读的是“载圣人之道”的书，后来就是读可以增进“知识”的书了。如今我们已经很容易接受读书是为了“增进知识”，但在“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的时代，读书是要闻道，不为“知识”而读书，才是“学为人”的正途。
在特别崇尚文字和读书的中国，这是又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能揭示近代与古代的大不同。观念转变之后的顾颉刚，就认为王国维的最大功绩，是把“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表述，载道的经典成为史料，圣贤不再是学习的楷模，道也就与“凡人”渐行渐远了。
五
在经典淡出的同时，西向的“道通为一”还在发展，最终出现朝野一致的国家目标外倾。然而这样一种举国外倾的趋向也带来一些新的困惑。众人期望的“道通为一”是通向西方的道，可是随着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日渐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并非一个固定的整体，而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既然西方自己的道就不通于一，要在中国“通为一”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先是晚清多数人认为西方就是西方，是一个整体。但一些读书人对基督教内部新旧之分的质疑，已表现出对西方之道不一的感觉。到民初新文化运动前后，这样的认知已上升到意识层面。陈独秀所写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清楚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于是逐渐以国家和民族，而不是时人常用的东方和西方，来界定世界各“文明”。可以看出，中国人意识中的“西方”已在分裂。
与新文化运动大约同时，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苏联。苏联的出现使“西方分裂”的问题明显化，而苏联很快在政治上给中国以巨大影响（文学上影响也很大，此不赘述），它支持的国共两党合作取得了北伐成功。北伐军一面破坏敌方的统治秩序（包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以凸显敌对者的“失道”；另一面宣扬自己的事业是有“主义”的，从而确立了一种“有道伐无道”的氛围，很快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其实被推翻的北京政府也实行西来的共和政制，而北伐成功之后国共分裂，国民党内部也分裂为左右两派。到1930年，基本上所有非蒋介石派的国民党左派、右派和其他派别联合起来，以阎锡山为首在北方和蒋介石狠狠打了一仗（史称中原大战，或蒋冯阎大战）。且不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北方派中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是自有一套理论的，而这一派的支持者中有一些人则是文化立场不同的，例如梁漱溟。换言之，这不仅是一次政治和军事的争夺，还牵涉到文化和思想等其他方面的竞争。
如果过去是“道出于二”，这时一些对世风敏感的、或是要给年轻人指路的人已发现，西方就有两个道，意味着在中国已“道出于三”。以前中国想要学习的是英美的议会民主制，而苏联则是一党领导政府的制度，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如果要向西方学习以“道通为一”，到底是学习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习英美模式的西方？这是那时候很多有心人的一大困惑。而且这个困惑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终结于抗战结束之后所谓“冷战”的形成。
这也有一个波动的过程，起初包括梁漱溟提出“往东走”（即不学西方），一些与国民党主政者关联密切的人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其实兼学西方），以及另一些人提出的“全盘西化”等（详另文），而选项的最后确定影响到中国的命运。冷战标志着西方分成制度和思想明确对立的两大阵营，也使西方之道难“通于一”的状态固化，中国人遂不得不做出“一边倒”的选择。
重要的是，对世界上很多人而言，冷战才是西方“道出于二”的明确表征；而对热心学习西方的不少中国人而言，早在北伐前后，西方“道出于二”的冲击就已足够明显，使中国人一度面临着“道出于三”的局面。由于中国传统之道已随着经典的淡出而基本退出竞争的舞台，后来所谓“一边倒”，不过是在两种西方道路之中做出选择而已。而一些中国人比西方人自己更早也更切实地感觉到西方“道出于二”的现实，是从世界眼光看中国所必须注意的现象，也揭示出从中国看世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