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跪在其人脚前的记忆，必使你下一步骑在其人头上。我之所以摒弃今天的尊敬，是为了明天不受侮辱；之所以忍耐今天的寂寞，是为了明天不忍受更大的寂寞。
—— 夏目漱石《心》
一. 在明治人眼中，日本即中华
历史上日本为什么要挑战中国？这个问题向来有直接的结论：野心论，大日本主义膨胀论，弱国挨打论，等等，它们着重于批判日本性格自大疯狂的一面，而忽略了通过日本对华认知的反应来反思中国问题和日本的深层考量之内涵。
从知己知彼的角度而言，上述结论不够实在、深刻和无情。2009年曾有一个重大课题研究成果“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之论文集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那些论文都很实在。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是：研究成果做得多好，却与一般国民风马牛不相及，社会科学没有起到国民认知进步的促进作用，国民普遍的认知无意识还是正统教育赋予的习得基因。
日本历史上的对华策略，大体是“学习模仿”与“挑战侵略”两端。 “学习与挑战”是其文化性格里固置的“收缩与膨胀”二元基因之表现。但膨胀不是盲目的和无缘无故的。
研究中日关系，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日本人怎样认知中国？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日本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决定了他们对中国会采取怎样的策略。“知日”的文化学者应当重点解释这个问题。
钱锺书先生说过：“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诗可以怨，1980）日本的汉学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汉学。无论任何时候，日本都将中国看作是最需要了解的对象。
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的卓越研究，是他们对华行动的出发点。
内田树《日本边境论》有一节“在明治人眼中，‘日本即中华’”。这样说：
明治初期统治者将征服中国台湾、征服朝鲜半岛作为外交战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如果在“日本即中华，天皇即中华皇帝”这个华夷秩序的范畴之内进行思考的话，我们就不难找到其中的答案。国力充实的中华王朝，为了彰显国威，势必会征伐四周的藩族。明治维新后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在军事上较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处于优势，这种情况下日本所做的是逆转华夷秩序。此时，新的“中华”变成了欧美列强，日本在逆转自己在华夷秩序中的地位时，就用到了欧美列强的手段。（P47，2012）
这个判断是江户时代的学者山鹿素行（1622-1685）总结的：“只有日本才是中国。”因为明亡（1644）于清，大陆沦为了满夷鞑靼的牧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北宋首亡于金、南宋继亡于元，日本人认定中国已是羸弱而涣散的大地，祖先伟大的气质已然败坏，中华名存实亡。但是无敌的蒙元两次伐日，都遭遇东瀛雄挫。这不能不让日本人产生“只有日本才是中国”的傲迈意志。
“日本即中华”这个观念对于日本人来说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多数中国人不知道日本人存在着这样的观念，更会认为荒谬至极。
“日本即中华”观念的前提是：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且没有资格作为神圣中华宗主国的老大。1871年谈判《日清修好条规》，日本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几经磋商，达成“一中各表”的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称其为“清”，即蔑视其为“夷”。
简言之，日本对华认知有崇拜的一面，也有鄙视的一面。后来之所以鄙视，是因为对原来崇拜的东西失望了。“日本即中华”的观念应该包含着以日本取代中华或者日本人所谓的“大国主神转让国家”的想法。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曾与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及一个日本神话：大国主神转让国家。对新的入侵者转让权力。这个神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遥远的过去，绳文人住的地方被弥生人侵占，绳文人就把国土让给弥生人。
日本人就那么天真，认为这样的神话也可以让日本在中国实现。
但日本对华认知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涵：
1，中华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和具备高智商的东亚族群，它具有日本这样的后起小国学习模仿的高明优越之处。
2，在长期观察中，日本发现中华存在着自身致命的痼疾，当近代世界其他文明样板和智慧模式进入东亚时，开拓了日本人的认知模式和模仿样板，对照之下，更清楚了中华的问题所在。
3，日本对中国具有与生俱来的警惕心和恐惧感。当日本迅速进入现代化之后，看着中国依然在传统痼疾的水深火热之中，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日本对中国这个具有庞大体量和发展可能性的大国，认识到它在未来的发展将是对日本具有最大威胁的来源。
所以当日本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它对华认知否定性的一面融合着它对中国再度强大的担忧，它需要先发制人，想掐断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列强的道路，于是它无情地这样做了：
“历史所示两强国相毗邻大多利害关系不均，常年永无休止的敌视与争斗，由此观之，我国不希望支那统一而强大，其国内各派势力的分立对峙的局面有利于驾驭…我们的远大理想是实现东洋人的东洋，驱逐欧美势力，如果允许支那发展成为强大统一的国家，毫无疑问日支关系应如何处理必成为帝国百年大计的重中之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关于对支政策再研究意见，1937）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挑战中国的真正意图。
以下我们逐一分析上述日本对华认知的内涵。
首先从日本对中国文化精华的传承和珍惜入手来理解这一难题。
二. 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精华之忠实传承和珍惜守持
靖国神社里有一个惹麻烦的军事博物馆，名字叫“游就馆”，源于中国先秦常用的成语“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我相信99.9%的中国人不知道其典故及深意。
试想一下，中国军事博物馆会不会取一个用先秦典故命名的名字？不是不会，是绝对不会。但是日本到处都是那种传承和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节。
此语有两个来历，一《晏子春秋》，一《荀子》。《晏子春秋》的原文是：
婴闻之，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择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婴闻汩常移质，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春秋·曾子将行晏子送之而赠以善言》）汩，浸泡在水中意。
另一个出处是中国人都熟悉的《荀子‧劝学》，但中学里选的《劝学》篇却没有这一段：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晏子和荀子的意思都反映了儒家文化的“精英观”，做人要做第一流的人物，就是“君子”。怎样才能成为第一流的人物？
蒙鸠把窝系在软弱的芦苇上，所以风吹苇断，鸟窝鸟蛋都粉身碎骨了；只有像射干草那样，选择生长在高山之巅，就可以高高挺立。所以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另一个是与高明杰出的人士结盟，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品质和智行居于第一流，且不会失败。这就是唐太宗说的“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帝范）的意思。
“游就馆”典故里既表达了对优秀志士学习敬仰之愿望，也寄寓着日本性格和日本人对其文化目标及其侵略战争的含蓄解释。《论语‧学而》篇说“无友不如己者”，是晏子和荀子意思的来源，这一点被日本人牢牢地记着。
作为一个边缘小国，日本的命运注定要“系”在一个或一些最强国的体系里，通过模仿与结盟，而使自己同样强大。但与别的小国依附型人格截然不同，日本绝不依附。
不断地找寻它模仿的样板，认真学习而迅速超过它，是大和民族生存的使命。
当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亚洲无法择邻、择乡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脱亚入欧”的思想，脱离落后腐朽的亚洲，晋入欧美世界第一流强国的行列；当他们认为自己臻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后，他们就忍不住动手去改造自己的弱国邻居。
日本性格有一个基点：生存既然艰难，所以必须认真到极致，不可以苟且；向最优秀者学习模仿，且超越它；如果不能超越，就追随之；假如对方落后于己，则统治且掠夺它的资源。
大和民族是一个执著到死板的族群，它对看重的价值会非常认真地身体力行且忠诚至死地守持着，无论这些价值来源于何处；而对于所鄙视的，则毫不留情地否定，甚至凌辱之。日本原初性格中好的心性，与从中国古典中习得的优良品质，融汇生根，传承至今；他们认为中华无价值的东西，绝不学习，且蔑视而批判之，例如科举制，士大夫官僚制，文人性格习气，太监制，抢夺天下轮流做皇帝的方式，和皇帝独裁制。
中华文明是日本的第一个启蒙导师和学习样板。随着在历史上日本对华认知越透彻，它对中华就越失望，超克华夏样板，可以视为日本进化的目标之一；决绝地凌辱它，代表日本不与之为伍。
所以说，日本是一个无情而令人感到恐惧的邻居。因为大自然对它毫无感情，所以它只能以残酷回馈这个世界。残酷即仁慈。
虽然日本凌辱了它的启蒙导师，但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自己要看重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但忠实地传承了它们，而且执着地珍惜守持着。
王秀丽、 梁云祥著《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经过广泛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多渠道收集材料，得出如下结论：
“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都认为他们赞同仁、义、礼、孝这些价值观，…远高于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日本民众认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是极低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日本人骄傲地说：“汉学的源头在中国，汉学的传承在日本。”对中医，汉字书法，唐代文化的风韵，禅宗，茶道，等等，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
世人都承认日本人的性格是：耻感文化心理，武士道的忠勇、决绝、隐忍、牺牲精神，自制力强，礼仪至上，最善于学习的品性，沉默而不以善言辞为骄傲，行动力最强，认真死板…
这和孔子原初的教导完全一致：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
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子路）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日本人今天依然按照儒家有价值的教导而实践着：好学，力行，知耻，敏事，讷言，克己，严礼。对人只按照行为规则和有用之处去要求，不会用高尚道德求全责备。日本人说“小成妨碍大成”，也来自论语的思想，君子有大局观和长久的追求。
可见日本人非常重视和信奉真正的中国文化之精华。将中国文化一些精华发扬光大，日本确实当之无愧：其禅宗精神超越中国本土的传承；其保留唐代文化的风韵气质，令中国人汗颜；其茶道和中医的精益求精和品性升华，使人由衷敬畏。比起曾经号称“小中华”的亦步亦趋的朝鲜半岛，日本人并不在乎文化遗产的名誉，却致力于品质的传承和价值的珍惜。
正因为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精华有如此执着的热爱和守持，那么对于后来的中国人丢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他们便自负地认为：“日本即中华”。
三. 从仰视到平视至蔑视
我们需要好好追究日本对华认知的变化及其性格的表现。
日本对华态度的改变，交融着其国家成长阶段的底气与日本性格的本质流露。
自觉比“华夷秩序”中任何一个小国都要高尚和强大的日本，随着其完成了古代国家的统一过程，实现了律令制社会和文明发展，不仅仅自主意识和自信心强大起来，而且经历了其对中华从仰慕到平视到蔑视的认知无意识阶段，完成了其“日本意识”充分膨胀的过程。
东汉初（公元57年），尚处朦胧开国状态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建立国家关系并顺从地纳入“华夷秩序”，奴隶时代的日本，对中华取仰视崇拜的态度。很快，大和政权不愿再对当时的中华维系“华夷关系”，要求与中华帝国平起平坐。在“大化革新”时代，与中国外交时，圣德太子不再以臣或朕相称，而取对等的称呼，公元607年倭王致隋炀帝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后又打出“天皇”称号，第一次中断了朝贡册封关系。
日本性格表现在外交上，是不会盲目崇拜强国而称臣，它不会服从不合义理等级的秩序，不愿意纳入“华夷秩序”是日本性格的表现。日本人天生有自立刚毅的性格。
舍人王在撰写《日本纪》时，就用“夷”的名号指称支那，万多王记录姓氏的时候，有意将支那诸孙为蛮姓。（龙桥源昌纲：《兰学阶梯叙》）
杉田玄白（1733-1817）后来将这种日本心理解释得很清楚：
“道者，非支那之圣人所立，天地之道也。…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居焉，所居皆中也，何国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狂医之言》，日本思想大系64《洋学》上，岩波书店）
就是说，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以自己居住的土地为中心，不会把别国称为中心去仰仗崇拜，“道”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普世真理规则，不是中国圣人规定的道才是道，我们自己领悟的道才是合适我们的道。
故大和政权“平视中华”的态度反映了日本封建自治制度下尊严、独立和平等的意识，区别于依附中华的朝鲜等小国。
但日本依然虚心和全面地向中华学习和模仿，其独特之处是：学习是学习，外交是外交，而始终没有从与中国对等的立场上后退。
总的来说，日本仿效唐制和唐风，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和广泛模仿唐代社会文化，但却与中华拉开距离，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对形势的判断，对“华夷秩序”有入有出，若即若离，形成了与中华独特的关系。
及至元代，元朝多次遣使日本，要求日本恢复对华朝贡关系，均遭日本拒绝。后来元军两度攻日，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与大陆的国家关系中断。此时日本对中华不但没有仰慕之心，并且眼看中华沦陷于夷狄之手，认为中华文明走向衰弱，暴露出很多缺陷，日本不必再学习中华。他们相信神风助东瀛，日本是不可战胜的神国，具备了挑战“华夷秩序”的自信。
明太祖朱元璋再次要求日本称臣纳贡，遭到日本严厉拒绝，其给明朝的回函，充满了对“华夷秩序”的蔑视态度：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P274，汪向荣、夏应元编）
不过到镰仓幕府足利义满时期（1401年），日本恢复对明称臣纳贡，形式上回到了“华夷秩序”中。此时日本的目的仅在于恢复对明贸易，以称臣的代价，换取“勘合贸易”的丰厚利益。
大英雄丰臣秀吉扫荡群雄，统一日本之后，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再次否定了朝贡册封关系，断绝了与明朝的官方来往，甚至亲率大军与明军在朝鲜连战7年，宣称要“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从此，日本再也没有回到“华夷秩序”之中。不只是挑战，而且意欲侵略，不仅仅是蔑视，甚至是要取而代之宗主国的地位。说明日本对华认知已经异常透彻。
但中华方面，直到清朝甚至民国，对日本的认知还是相当粗疏浅薄，不及日本对华认知的十分之一。
日本学界认为，日本近世以来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华夷秩序”对日本的约束，实现日本的自主发展；中国学者认为，日本打破“华夷秩序”是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关键在于，日本在游离“华夷秩序”的过程中，很早就有了试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日式华夷秩序”，以对抗或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参见宋志勇：日本与“华夷秩序”，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论文集）
日本对中华这种态度的变化，表现出一种雄性文化的特征，这是基于他们生于忧患不甘低首的刚毅决绝性格。统治日本社会的，自始至终是武家阶级，除了幕府将军作为中央集权统治者，武士阶级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代表各大名管理整个社会。后来德川幕府形成一个传统，以文人化武士出任官僚，明治政府承此遗风，进一步发扬光大。“明治维新”的一代杰出领袖，就是这些精通汉学、日本国学和西学的武士贵族。日本武士的政治品格，与中华帝国的文人士大夫官僚政治恰成对比。这是这两个紧邻国家冥冥中的一种文化较量。
日本人绝对不甘落后于人，知耻而后勇，善于学习，擅长以最快的速度赶上第一等的英雄。学习能力强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这是一种强者的学习性格，自主性足够强大，不担心自己的本质会被改造，不需要预设抽象的防范道义原则，可以学得很彻底，具备没有自卑感的超克式自信心。
日本文化有一个性格特点：“一味追随强者”。一旦发现原来的模仿对象失去了学习促进的意义后，就加以否定、放弃和抵制，去寻找新的更高明的“师傅”。这说明日本人的学习目的性非常明确。简言之，这就是日本的“超克观”。
“超克”是日本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超克来自于英文overcome，日文将“超越”与“克服”缩写为一个词，称为“近代的超克”（1942），对世界近代化过程的超越与克服。
它的超克在第一次模仿中华时就表现出来：在隋唐时代，日本“遣唐使把中国搬回了日本”，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王扶余丰酿成政局动荡，闻唐兵将至干预，急向倭国、高句丽求援。倭国毛野稚子等率军数万援百济，攻唐军和新罗军。唐将刘仁轨、孙仁师及新罗国王率水陆军与倭国、百济军大战。在白江口，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
与盛唐交锋的惨败所产生的影响，很能看出日本人的性格。至今思来，意味深长。他们不是仇恨-敌对-断绝关系，而是相反。打仗归打仗，学习归学习，这就是日本人。为强者所胜，证明中华确为文明上国，于是继续更大规模地向中华开放学习，要用盛唐文化的精华促进本土当时方兴未艾的“大化革新”(645年开始)。他们总共派出19批政府使节团“遣唐使”和大量留学生，出生入死渡海翻山到长安“拜师学艺”，将盛唐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习俗几乎全盘在日本模仿建设起来。
这个情节在1945年之后再次重演：日本被美国战败，对当年美国地毯式的轰炸和投放原子弹，它没有记恨，而毫无逆反心理地服从美国管治，包括天皇低首，仰人颁布宪法，仿照西方制度，学习美国文化，亦步亦趋紧跟美国经济体系，而使国家民族快速重生。美国管治日本是使其重生繁荣，且短暂治理后而归还自治，不是像蒙古人和满清人残酷统治中原汉人那样。故今日对日本人调查，多数人最喜爱的国家还是美国。
无他，想扩张的强者遇到更强者，输了，就认输，向强大的对手学习，等自己更强大了，再挑战。这就是武士道精神的内涵。这是一个骨子里自然生成武士道的民族。要了解日本，必先了解武士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认为中华走到了软弱无能、衰落分裂的地步，也用这样的逻辑去要求中国：我已经比你强大了，你就必须服从我的强势，由我来统治和改变你。
日本是一个封建自治+半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社会，故有一定的平等、尊重和独立意识性格，反映在对外关系亦如是。日本不认同“华夷秩序”的朝贡关系，是日本性格的一种表现。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晋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国行列，它同时也开始了它的大日本主义扩张战略。它膨胀的时候，正迎合着一个疯狂的帝国主义时代，善于模仿的日本向西方学习而获得了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性格，在那个时代，不进则退，不攻则败，不争则失。日本正逢其时，将其狭窄的“大名名藩忠义观”扩大至“大日本的国家主义忠义观”，国家主义意志和帝国主义膨胀意识弥漫上升到全民的心性中。
“日本性格”有一种“正直观”，人有其独立性，只遵从等级，不依附权力，宁死而不做奴隶，所以日本人对于中国人委曲求全地俯伏为奴于辽金、蒙元和满清，甚为鄙视。日本社会是一种“身份统治”的社会，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法治条例，而自身必须“各安其位、各守本分”，在身份意识里建构了自制性格和自治性。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政府也自我限制权力下限，权力不下于村，村中事务、纳税均由村头和长老自行评估，自行处分。自治的合法性由幕府-大名-地方合作体制生成。自治必须以个人的正直、独立、合作为基础价值观，个人既具有尊严、平等和独立性格，亦具有集体主义合作性和忠诚品质。
这种在整个社会里所具有的正直观念也反映在日本国家对外关系的对等尊重意志上。日本不认同中华的“华夷秩序”，“德川幕府通过外交手腕，拒绝参与亚洲所奉行的朝贡体制，亦即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日本企图创造一个地区性秩序，无论在思想及实际上均与中华体制不同。此种秩序不一定是霸权，朝鲜便受到一定的尊重，朝鲜人无须跪拜或向某一象征表示臣服，双方互相以一定的平等身份对待。”（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P23）
四. 为什么日本会对中华失望
中国人可以说是和日本人完全相反的民族，中国之所以是文士阶级成为统治者，日本之所以是武士阶级成为统治者，都由其民族本质所决定；相反相成地，也由其各自的统治阶级决定了其民族的历史发展方向与命运。
武士阶级治国，其统治思想是武力的，而不是和平的，不是文治和道德，而是武功和实力。武士道坚信战争、武力是正义的，至少不是恶，因此服从胜者，忠诚于君主，赢者为王。后来明治维新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提出“实力即权力”的思想，也是出于武士道信仰；政治学大师丸山真男（1914-1996）指出，日本和中国都是用“金字塔式”的眼睛来看待国际关系，没有对等性意识，是“二者择一”的思想方式：不是征服或吞并对方，就是被对方征服或吞并。
可惜中国将国内的等级制思想放到国际关系上却不会奏效，因为国内格局是一种同质文化生成的“强势-镇压-控制”与“软弱-服从-逃避”互相合作的互动递增模式，中国等级关系的特色是对自己人更狠，“宁予友邦，勿予家奴”，除了权势的压迫，更重要的是有道统这个软文化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作用。但到了国际关系上，异质文化以另外的强悍性瓦解了中国式政治。中国式政治本质上不是理智尚武的，而是老子的以柔克刚、孙子兵法的阴谋术，这样它在国际关系上缺乏力量型的雄性激素。
中国文士阶级作为实际执行的统治阶级与皇帝独裁制度结合生成的怪胎，就是在服从与狡猾中间寻找潜规则，以道德文章作为虚与周旋的权术和弄虚作假的遮蔽帘幕，以维持现状、和平保守为主调，而满足自己控制权力与享受安逸优雅的文化生活之目的。所以和平软弱、斯文华丽和无所事事、退避周旋是中国政治的主要方式。
在这样的统治人物和制度下渐次发展的中国历史，势必久而久之地不断遭遇中国地理宿命上的悲剧压迫：北方蛮夷注定要南下野蛮掠夺、侵占甚至入主。斯文不敌蛮勇。这样反复出现的历史模式，日本人隔海相望，看得一清二楚。而且看着中国这个曾经如此伟大的帝国，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衰疲、越来越无能，越来越失去其对幅员庞大的国土之控制力。日本人还看出，中国就是一块肥肉，要被人宰割，而它真的笨拙得不知所措，找不到应对的反应方式。于是日本人更加坚信：在国际关系中，只有武力和战争才是生存之道，这里没有道德，胜利就是道德，发展才是正义。
日本一直在冷眼看着中华文化自身的缺陷导致其反复沦为其他落后野蛮民族奴役的对象，看着宋、元、明、清一步一步地腐蚀掉曾经正大光明的中华文化。
被陈寅恪高度赞誉为中华文化造极于彼的赵宋王朝，斯文过度，武力涣散，文治鼎盛，国家沦陷。赵宋以文官集团制约武官集团，以文人监军，甚至文官集团可以屡屡任意发难谋害最杰出的将领，例如狄青和岳飞，其最自私的合谋者是皇帝。
文官集团最大的能耐是牢牢控制着权力和贪腐，还有结党营私、厚黑内斗，还有夸夸其谈玩弄道德文章，伪善造假操纵社会的大脑。但是论到治理国家解决问题，他们却全部表现为躲避、搅局、颟顸而愚蠢。
文官集团严重失职和无能的是不能清晰地认识到中华大地已经处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代：北方蛮族已经成长到鼎盛时期，而时刻需要南下抢夺财富以谋其生存发展。这是一个国际抗争的新时代。但是以儒、道文化为本的文士阶级，眼中只有道统文采、专制内控和无为而治，将所有精力放在了与皇帝合谋巩固文治、修养道德和享受优雅萎靡的生活上。
在武士道为文化核心的日本人看来，正是中国的文人政治毁灭了中华。文人政治祸害中华是从宋开始的，而到明朝达到顶峰。史学家黄仁宇说：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万历十五年，自序）
又说，
这个帝国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全体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同上，P53，）
何况文士官僚集团的贪墨腐败，越到专制社会后期，越登峰造极。腐败不仅仅是利益的腐败，而是没有作为却虚张声势、玩弄阴谋以乱政争权、把持道统而遮蔽真相、愚惑苍生与阻碍改革，唐以后的中华历史，其不堪以至于何等地步！
中国的腐败还在于所有的百姓已经被驯化得失去了刚性和勇气，任人宰割而苟且偷生，被奴役而不知道反抗。这是日本人看得最透彻的地方。
明朝的危机是历史上最混账的皇帝、最具破坏性的专权太监和最善言论党争乱政的文官集团合力将国家一次一次推向腐败的深渊。这些日本人同样看在眼里。
元、清之治，在日本人看来，不单是蛮夷丧华，更是中华自身衰落和失去主体性的重大标志。外族在中国大地上的残酷专制，特别是思想专制上的禁锢，加之文士性格长期浸润社会已经潜移默化地演变成一国的国民性，导致汉人越来越失去其刚强坚毅的意志和反抗精神，而渐染奴才习气。
对华认知的反思和批判，导致日本在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中努力“去中国化”，和“超克”（超越克服）之。日本人完成了对中华的否定论，于是就将从中国来的“华夷秩序”观念反加诸中华，发展出“在明治人眼中，‘日本即中华’”的观念：“华夷秩序”的“华”，意味着“尊贵”和“正统”，而“夷”则是“卑下”和“边缘”的指称；既然中华腐败衰落了，失去了尊贵和正统，那么后来的中国就是夷狄之国，日本超克了中华，日本就是现代世界的中华，其“中华”的意义除了“尊贵和正统”，还代表着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意思。
五.日本思想家对华认知的深刻反思
日本思想家冷眼观察着中国先秦至清的历史，思考着中华大地反复动荡复盘，分合离乱背后的原因，其世界观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他们是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统治秩序被反复颠覆这一点而对中华发生怀疑的。
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通过对比日中两国王朝的区别，发现中国并无定主，王朝不断更替，“人心不善，习俗淫乱，但夺国权，贱者亦可升为君。”他认为中国的圣人不过是“灭君、夺国之祸首。”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于是本居呼吁日本人不要再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清洗干净，坚守大和魂甚为紧要。”（《宇比山踏》，《日本的名著21本居宣长》，中央公论社）
兰医学者杉田玄白（1733-1817）在其著作中说：
“盖国有大小，俗有强弱，支那其俗弱也，圣人聪明能知之。三代道衰，至秦北狄已侵其境，始皇亦知其民之弱，筑长城防之。汉以来不能胜北狄之强，数和亲或为兄弟之国，终至元及今之清，举国为鞑靼。自康熙兴国百有余年，支那十三省几亿兆之民，皆胡服而受其约束，未尝闻有一人耻之者，是其俗之弱使然也。”（《狂医之言》）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著名的《脱亚论》，文中历数中国、朝鲜种种恶习弊端，指出儒教主义、仁义礼智是恶德，中国人残刻不廉耻，傲然不自省，中国及朝鲜一道，都是日本的恶德之邻，并以日本“近墨者黑”招致西方恶评为依据，大声疾呼“为成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待邻国开化而与其共兴亚细亚，莫如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支那、朝鲜不必因邻国而特别顾虑，只可依照西洋人对彼之道而待之。亲恶友者难免招来相同恶名，吾等须从心底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日本皇国史观的鼻祖平田笃胤（1776-1843）这样叙论道：
中国“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全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竟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古道大意》，《日本的名著24平田笃胤》，中央公论社）
于是平田笃胤得出结论：既然蛮族统治的清王朝没有资格统治中华，那么从未遭受过异族统治、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就有资格称为“中华”。
日本的思想者是从儒家文化、文人政治与中华的“俗弱”和堕落的关系进行反思的，旁观者看得一清二楚。
江户中晚期实学思想家海保青陵（1755-1817）是日本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先驱，他构筑的理论体系，是对中国朱子理学最具有杀伤力的学说，成为日本学界“脱儒”的标志。
海保青陵青少年时与后来成为著名兰医学者的桂川甫周交往，他后来追忆道：桂川甫周给予他最大的影响是对凌空蹈虚、华而不实的儒言儒行十分反感，而致力于对事物本质穷追不舍的“知”的精神。
海保青陵是武士出身，后来以儒者身份奉公藩主青山家，主君曾责令他写出青山家经济状况的分析文章。当他写出其中充满了儒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草稿交给父亲过目时，其父咎以大谬，责令修改；直到完全消除了儒者之论，确信已合乎实际之用后，复敢呈示其父，父始大悦，说，唯此方可谓经世之极论也！这些教导和经验使海保青陵从此专力建构日本的实学思想，而彻底排除抽象唯理主义和宏大叙事凌空蹈虚的宋明理学之影响。
作为田原藩执行藩政的家老渡边华山（1793-1841）引照西洋知识和思想来批判来自中国的儒学，他说：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儒家“高明空虚之学”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初稿西洋事情书》，《华山‧长英论集》）
中国之俗弱与堕落，皆与这“高明空虚之学”有关。放弃虚伪的道德文章，建构日本的“实学”，才是发展之道。
本居宣长说：
“中国的圣人之道为治国而作，却反而为乱国之基。…中国等国亦有道之说，然并非道，本为子虚乌有，因而累世紊乱，终至被邻国（清）完全夺取国家。唯有日本之神道乃真实之道，高于万国所有之道。”（《直毘灵》，《本居宣长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
源了圆说：“日本的儒教文明，其学问之表现虽然经历了不同的过程，但最终结晶为实学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近世初期实学思想史研究》，创元社）
福泽谕吉指出：
所谓实学，不是指俗世意义上的“实用之学”，而是指存在于西方文明根底处的各种学术。正因为西方诸学与悉属“虚学”的“汉学”适成对垒，所以才有资格被称为“实学”：“我辈多年所倡导的是文明的实学，而非支那之虚文空论。”（《福翁百话》，岩波书店）
日本“实学”还代表一种精神，就是以有效的行为实践代表人性品质的精神性格，而不是接受道德文章理性主义的原则束缚。
李泽厚说：日本它以“神之御心乃以诚为主，发为清净正直之道”的神道精神与“学儒者顺其道而不泥其法，择其礼之宜于本邦者行之，不宜者而置之一行，然则神儒并行而不相修，不亦善乎”的实用经验论相结合，更为自由地发展为一种多元而开放的“有用即真理”的立场：可以采新弃旧，也可以新旧并存；可以坚持到底，也可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简言之，日本文化的本质即是：神道论的神秘主义与经验实用主义的完整结合。（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原道，第五辑）
日本思想家通过借鉴西方文明学说而建构的“日本实学”思想，实质是源于本土文化底质而生成的近代日本精神，将认真专注而讲究事功的行为实践作为人性最高的成就，后来的“工匠精神”即实学精神的完美体现。隔海相望的中华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和失败，成了日本人打开眼界后旁观反思的前车之鉴之标本。
日本的实学精神在日本开启现代化大门的明治维新时代，发挥了很好的动力作用：它使整个民族没有因为抽象理性主义原则和情感思维的束缚而抵制新的文明。它克服和抵制旧的文明约束，心无障碍轻轻松松地追赶更强者。
孙中山的见识早已经道破了其中秘密：
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故日本之维新，不求知而便行。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求先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
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误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建国方略》）
好在后来邓小平以同样的“白猫黑猫论”拯救了当代中国。
其实这就是日本性格与中国性格的简单分野：以武士阶级之武士道治国者，与以文士官僚阶级治国者，一则以刚毅木讷的实际行动勇往直前，一则以虚文空论的抽象道德文章重重叠叠反反复复地议论徘徊。故日本之改革是由中下而往上推动的运动，而中国的改革是由上而下的务虚酝酿。孙中山又说：日本维新虽短，但成效已大有可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以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而中国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上李鸿章书》）
结语
日本对华认知经历了从崇拜仰视至平视深思，再到蔑视否定的过程，首先问题出自中华本身的文化缺陷和失败表现，后人不应将焦点归咎于日本人的忘恩负义。但不可忽略的是：日本人始终对中华怀有戒备的恐惧心，这是由地缘政治关系、中华为世界一特大国家，与中华确实具备潜在的巨大优势所决定的。
关于日本对华认知存在着强烈的担忧甚至恐惧感，今天已经成为显明的事实，无需多加论证。日本当年想抑制中国发展成为像它那样的现代化国家，早已预见到今日的局面。只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战后，彻底失败的日本也不得不改变其地缘政治策略，随着它纠结于自身的困境，它的野心和大日本主义膨胀心性亦不得不放弃，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全球化资本实力世代。在中国改革开放年代，也首先是日本倾力支持和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地缘政治就是这样的矛盾和存在着巨大的悖论。当今日中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时，日本对华认知只剩下小心翼翼的忧虑感和距离感了。人类即使有先见之明又有什么用呢？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这是命中注定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