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洋溢着皇权思想的绝妙智慧生生不息，面对三千多年颂圣文化之大化流行，个体生命在文字霸权底下，如何憋屈地思考自己？如何从庙堂拽回自己跪倒的身体？
只有黄宗羲在古华夏天地孑然独立。
面对三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批斥性质疑伊于胡底……
早在西方思想家启蒙之前，在未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与冲击之下，黄氏从本土的山野中，生发出反对皇权的内生命意的质疑，这是黄宗羲在中国三千多年的专制黑夜，投出的第一束民权光柱。这一束穿破皇权思想一统天下罩盖万里山河的微弱光照，让华夏的天地环宇，听到了一位思想家轻咳一声的吐纳，犹如蝴蝶双翅轻轻扇动的效应，却带来几百年历史文化动力系统的巨大震荡。章太炎说：“黄氏发信之于二百年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梁启超高度赞誉：“这是对三千多年专制思想极大胆的反抗。人类文化的高贵产品之一！”
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明清嬗替的代际遭遇使他的忠君爱国思想跌落谷底。黄氏生长于晚明，这一时期，宦官横行，东林士人声讨抗议，忠臣多难丧命。流民起义风卷残云，李闯进京，崇祯皇帝从金銮殿窜至煤山，“自挂东南枝”，让明末士大夫们脸面尽失，哀伤不已。特别是满清趁势入关，铁蹄之下竟让汉人薙发易服，时人谓之天崩地解。黄氏禀性桀骜，性格坚毅。国破山河在，黄宗羲岂肯降清？他肩挑山河，亡命山涯，啸聚山林，义不仕清。
这一时期，黄宗羲辗转东南地区，招募义旅，反清复明。他的慷慨纵横，以琴心和剑胆裹挟起一腔儒风侠气，俨然一派豪纵浩荡的真君子气概。儒勇黄宗羲舍家亡命于山野，却时运不济，南明小朝廷的内斗使之丧失元气，无法对大清南下实施有效抵御。黄宗羲在浙东义军惨败后，奉命东渡扶桑未果，形势严峻，在清军的揖捕追杀下，他相继失去了若干亲人，可谓真正做到为反清而毁家纾难。奔亡途中，黄宗羲的诗句横身苦楚，他在藏隐化安山时诗作：“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贪亦岂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读这诗，真是把颠沛流离的抗清苦楚描写得淋漓尽致。这景象，比之凄风苦雨还要悲凉。这反清的决心，真的是以命相酬。这山间草屋中的著述，是刻写于生命内存的血色。即使在严冬，也是堂堂正正地过，不信人间的险恶，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厉害的了！
最终，南明最后一个朝廷永历王朝在云南覆灭。
明统既绝，明王朝最后的一束灯火熄灭……
一灯如豆，黄宗羲只有隐匿山间，林中山野的草屋安顿了他流血的魂灵。灯火阴暗闪烁，黄氏在历史的反思中思索，他通古接往，在痛苦中陷入沉思……一旦沉寂下来，遗世独立的黄宗羲有了新的思想理路，他持念在怀，推开柴门，伫立在出云的山头，为芸芸众生作亘古的回望，一种深沉的思考正在拥抱长久的寂寥，于他胸内升腾的叛逆思绪款接古今。凝重、庄严的反叛精神，使存放在内心的疑虑形成内生的动力，在山野的草屋书案上发散出穿云破雾的精神墨香。
黄宗羲执笔书写的《明夷待访录》，是反思上古明月、晚明悲秋的一脉万古长恨水。黄宗羲向三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发出超越时代的挑战。他尖锐地指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他认为这是极端荒谬的。黄氏大胆指责：“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乎？”
黄氏对皇权的彻底反叛，早已超出反清复明的境界。既然皇帝以一家之姓，统辖兆民万姓，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那么，朱明王朝的皇帝以一姓至上，成为一国之君，霸占万里山河，就不是什么反清复明不复明的问题了。黄宗羲批判皇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专制王法，“实为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黄宗羲这些怒斥君主皇权的大胆诘问，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无愧为中国启蒙思想第一人。
对于黄宗羲的启蒙思想，是从民主主义的视角审视？还是从自由主义的理路跟进？抑或是用民本思想诠释？
有学者认为，当下学界对黄宗羲的了解大多笼罩在“民主”范式的框架，以卢梭为比较对象，阐述黄氏的“民主”思想有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困境。也有学者别开生面，提出运用“自由”这一主题词切入黄宗羲的法政思想，可从“民本思想”推衍到“自由秩序”，进而在理论逻辑上予以贯通。
学术竞争比之文字霸权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华夏文明的存续虽然屡屡遭际落后的异族侵凌，但运用皇权思想驯化于民却是汉人与异族统治者的法宝。因而华夏历史流淌着奴化民众的泗水，经历异族浸染后，在旋涡之中转了一圈，又逝者如斯地水花弄溅般涌出灞桥。接过皇权接力棒的异族统治者毫不迟疑地用鞭子驱赶着奴性大众奔向君主专制的传统文化海洋！
在明朝灭亡之后，处于颠沛流离之中的黄宗羲终于在山野岑寂。由于有了静默深思的机会，黄宗羲厚积薄发的睿思智力便超越了时代和传统文化的羁绊。道义荷肩的他，通过草根的贴近性感知，反而使他在柴房书案的一灯如豆中心底亮堂。农人们在山间田野的耕作依然故我，并没有因异族的统治改变男耕女织的生存习惯。大明灭亡了，国家难道也亡了？传统皇权文化的理念不能解释这现象，但处于山野林间的黄宗羲却有了新的认知。皇帝亡了，江山依旧在；大明王朝灭了，大清的国除了让民众加了一根辫子外，皇权支撑的国依然如旧。农民起义打倒了明朝的皇帝，换成流民领袖李自成，继而满清八旗又推翻了李自成这位短命的汉族皇帝，换成了当下大清的顺治皇帝、康熙皇帝。这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恶性循环演绎了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原来，根子不在千里江山的“存亡”，江山不会亡，只有皇帝、皇家会亡。皇帝霸占了江山，只要有皇帝存在，只要有个人专制，不论名称怎样变化，都是个人专制的恶性循环与重复。回忆这一时期转瞬即逝的王朝更换，不论是崇祯皇帝、李自成，还是顺治、康熙，都是化大公为一人私有！因此关键的是大好河山之上的普罗大众是否成为主人，变一姓为百姓的国家？于是，皇权存在的合理性便在黄氏内心挣扎角力。终于，民本思想破土而出。虽然在黄宗羲之前，亚圣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这只是孟子思想的零星片断的闪光，并不构成完整意义的民本理论。而此种欲言又止的民本言词的闪光，又多为后世儒者利用为一种维护皇权对民众的忽悠。黄宗羲的民本理念却是在明清换代天崩地解的周遭中，从与山野田间的亲近性和对庙堂的疏离中产生，这反皇权的思想成为他内心的力量，使黄氏思想款接古今天地，获得了民本理念的精神唤醒。民本思想的推衍自然内生民权的动力，黄宗羲据此毅然决然地把批判的目标直接指向与民权对立的皇权。因而黄氏对皇权的批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全面的，不像孟子犹抱琵琶半遮面。
神圣而保守的皇权文化从黄氏身上渐次褪去，黄宗羲大胆直陈皇权专制的荒谬性，这在他同时期或中国古代史上的思想家语境中是绝无仅有的。稍早时期，对黄宗羲思想有重大影响的顾宪成、高攀龙与刘宗周，这些儒学先哲没有对皇权的合理性产生丝毫的怀疑。他们的学问博大精深，却也只在“存天理、去人欲”中挣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言词奠定在“皇祖有训”的王权基石上，不是严格意义的“民本思想”。孔孟对民施仁政的教谕绵延持久，却不可能给黄宗羲任何反专制的理论。而汉代贾谊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不可欺”也是黄老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组合，仍然是站在君主专制的立场提出“爱民”的要求，不是与君本位相对立范畴中的民本思想。朱熹丰沛的文字展示宏博的理学更无法启迪黄氏新的思想理念。而王阳明的心学，无非是禅宗儒者化的梦语，仅仅通过王氏的嘴过滤一遍，所谓“致良知”也只是道德价值的取向，其善行善意远不能达至佛陀的境界。“知行合一”的目的也只是在君主专制的庙堂讨一口食粮。
可见，这些在皇权思想根深蒂固中应运而生的先哲，都只能在庙堂文化的框景中施展拳脚，冲不出皇权文化的网罗。此种在奴性传统中的呐喊，所显示出的峻烈与坚贞均无法挣脱皇奴的命运。
传统文化延续到了明代，学者的风骨几乎已被残暴的明代专制抽去了骨髓，凸现的奴性主体及皇奴思潮摧残了本来就很可怜的一点点儒家人伦精神。道德主体的坎陷虽因满清入关杀戮的极端激起少许的回光返照，但只要异族统治者施以小恩小惠，对异族统治的合理性质疑便烟消云散。然而迷雾之中黄宗羲孑然横空，从大明王朝合法性的传统文化认知境域穿越而出，将明、清皇帝及之前的中国君主专制一杆子扫进他的批判性思想的激流漩涡……黄氏对中国所有的君主一一清算。
在黄宗羲看来，皇帝治下的政治秩序就是“家天下”制度，此种专制是“天下大害”。而维护君主利益的律法乃是“一家之法”，君主的独断与专横，颠倒了“天下为主，君为从”的主从关系。君主将天下的利益尽归于己，造成了野心家以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方式追逐天下最大的利益，形成了天下大乱和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废除一姓私有的君主专制制度。
由于黄宗羲接受的是华夏文化的存续与传衍，因而在他那个时代，他没有机会和条件接触外来的思想（或许只能听到一些零星片断的外来传说），故他的思想性争脱，只能从现实皇权施以的苦难中愤怒地提出了“破”的要求，而无法产生新制度新机制“立”的预设。可以说，黄氏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仍停留在道德价值的评判系统，加之他可利用的思想资源有限，他也只能从上古文字类似考古性的话语资源中发掘，其批判性术语无法摆脱固有传统语境的束缚与局限。不过，即便如此，他的思想也够超前，他借用上古历史话语表述，认为历史的发展使“人君”成为“天下财富”最大的掠夺者，与此相联系的是成为权力的最大窃取者。非但如此，久而久之，便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永久占有者。据此，君主专制衍生了君主世袭制，使君主的专制具有不可转移性，不允许其他一家一姓分权。君主世袭制改变了古史的真实，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见《明夷待访录·原君》）。黄氏指出，本来“万民”是天下的主人，“人君”处于“客”位，“客从主便”，客要听主人的安排。然而，后世乾坤倒置，以“人君”为主，把主与客的地位颠倒了。本是处于“客”位的君“反客为主”，变成了天下万民的主人。因此，反对君主专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天然的正当性！可见黄宗羲的论述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触及到皇权制度本身的内脏。黄氏的思想且与洛克、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近代民主思想接近了。
从汉语语境层面理解，黄宗羲的反专制思想是驳杂的。他从现实中看到了明清皇位的嬗替是残酷的，充分体认现实性的君主专制的“恶”，继而他从抗清斗争的颠沛困苦中了解到民间之“苦”。因而他在反思中开始痛恨皇权专制的丑陋与残暴。他可借用的话语资源有限，便不得不寻找上古历史关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只言片语记载，从远古的记录中牵引出民权的历史合理性。这是一个思想逐步升华的逻辑演绎的递进过程。从大好河山属于兆民万姓的本原属性，推出与君本位相悖的民本位思想。再从这朴实的民本思想进一步思索，民本必然产生民之权利，而民本与民权之紧密关联性又引起对“君为主”的反感。并从“以君为主”的背反转向，寻找了古史中“天下为主”的理据，继而“天下为主”便顺理成章地演进为“以天下万民为主”了。于是，这 “天下以万民为主”的思路便成为原始或中国式的民主主义发端。
因此，评判黄宗羲思想属于民本、民权还是民主主义范畴有着中国语境与西方学术词语之间理解的差异。如果脱离了黄氏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和他囿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语境之间的拘束，都有可能失之偏颇，存在着以先验性概念界定之后再去寻找史实的嫌疑。
当然，相近相似的参照不可或缺。如此，当可厘清黄氏的反专制思想的历史脉络及其在世界民主思想大潮中独立的地位与历史意义！
黄宗羲的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依稀可辨的一脉反专制的文化香火，凭这反皇权的微光，灼照在世界民主民权思潮的印象中，依然可以获得思想价值的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专制思想铁板一块的中国，黄氏反对君主的呐喊振聋发聩。
无独有偶，黄宗羲中国式的民本、民权与民主思想，居然与尔后的西方启蒙思想有巧合性的衔接，这也应该实证人类的思想意识本来具有某种共通性的意蕴。即使中西方思想远距千山万水，其间隔离千沟万壑，但共识性的精神桥梁于冥冥之中时有贯通。
就在黄宗羲出生后二十二年，一位西方思想大师降临英伦。他就是对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被视为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洛克。洛克的政治学说不仅波及伏尔泰、卢梭，且深化了整个西方启蒙思想的民主主义理念。并对美国的开国元勋产生巨大影响，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体形式深深地烙上洛克思想的印记，美国《独立宣言》就部分反映了洛克的政治主张。
洛克思想涉及的领域宽博，他的经济财产理论却无意成为解答黄宗羲定律的一把钥匙。
黄宗羲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田制最深入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有三害：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这三害，造成对农民不堪重负的苛捐杂税，严重的压迫使中国历史上屡屡爆发农民起义。他认为中国的田赋制度从夏商至明代，无论怎样变革，都会使农民负担下降一段时间后又反涨至一个比变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这一循环现象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将黄宗羲归纳总结的这一现象规律称之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虽然洞见这一现象的弊端与规律性及反复性，但他限于历史性的局限，只能予以批判。
洛克也看到了政府收税的不合理的一面，他认为每个个体在自然状态下应拥有财产的天然权利，政府制订赋税制度与收税，即“政府存在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财产权利。”因为财产是先于政府存在的，因此“政府并不是财产权利的唯一来源”。既如此，政府也不能随意挪用个人的财产，随意增税。在这里，洛克的思想与黄宗羲的思想分叉了，黄氏只注意政府税收的加重产生的不合理性，以及变革后反复加重负担的规律性。而洛克则追问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本来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体的财产权利，因此必须对政府的行为和权力加以制约。政府不能随意拿走个人的财产，不能随意增加税收。洛克认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主体可以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存在。因此在洛克的理论中，私人与政府的关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理喻中的从属关系。政府的重要性在洛克这里被大打折扣了。洛克强调，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政府的赋税制度与收税必须通过法律予以限定。
黄宗羲对赋税田制的研究内含了对专制王朝兴盛衰乱的反复循环的周期性政治困境问题。用现代的话语解释，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恶性循环。如果用科学术语比喻，称之为历史周期律。无论怎样诠释，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出现过这种王朝嬗替的周期性循环。只不过，中国各个王朝之间的改朝换代即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恶性循环更加典型。黄宗羲对君主专制产生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反思及思想层面的自我苏醒，在当时的中国的确让有识之士省悟。当时，顾炎武在看到《明夷待访录》后便感慨万分，钦佩之意似乎有所觉醒。当然，清末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变法志士大量刊印黄宗羲著作，那已经是西风东渐，谭、梁等人为了维新变法大业，结合西方启蒙思想传播新文化之举措。但不难看出，黄氏著述中蕴含有普世价值的内容。
相比之下，黄宗羲穿破中国古代皇权神圣迷雾的呐喊虽意义深远，可也只能停留在批判性层面，其理论且因只有“破”未有“立”而头重脚轻！
洛克也有对君主专制强烈抨击的论述。他在与持“君权神授”论的学者们针锋相对的论战中，无情地揭露了君主专制的荒谬性与天然的不合理性。洛克借用自然法的理论阐释了君主专制违背自然法的理性，洛克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词十分尖锐犀利，这些反专制的论述都集中反映在他的论著《政府论》中。
洛克比黄宗羲幸运。首先，他能接触到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自然法理论，也受到雅典民主制政体形式践行的影响。这之间西塞罗关于三权分立的初始理论给予他思想资源的养料，对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当时他所生存的时代产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施行都给了洛克实践层面的贴近观察机会。因此，洛克在前人的思想与实践的基石上进行了理论式的逻辑推演。他指出，人类最初处于完美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人权利平等、自然平等的关系排斥了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本来人人都应遵守自然法即理性的公平，但在历史的演进中，部分人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于是族长乃至强人的出现，使国家产生。君主利用权力开始剥夺和压迫人们，君主占有大量的财产。因此洛克从人民性的视角上，对君主专制针砭时弊地予以揭露和抨击，并进一步地在“破”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阐释了他“立”的政治主张。
洛克认为，既然政府是为了保护私人利益而存在，政府就必须置于法律之下，服从法律。他坚决反对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强调个人让渡出自由只能接受国家法律的约束，既然每个人都对他人负有服从大多数人决定的义务，那么君主也必须遵守他与人民订立的契约，而不可超越法律所授予君主的权力范围。洛克在“立”的理论中提出了国家权力分为三类：立法权、行政权和自然权。三权中立法权最高，属于人民。倘若掌权者滥用权力，人民就有权行使最高权力革除掌权者的权力和职务，或建立新的政府形式。洛克这一民主思想影响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人民主权论。
可见，洛克反对君主制有破有立。他比黄宗羲反专制思想只“破”未“立”更进一步，他的反君主专制的全面性是他所处的国度及所获得的思想资源的丰富性形成的学术优势。
或许评价洛克比黄宗羲的反专制思想更全面有些不公平。这是抽离了双方所处国家的历史背景之评述。从洛克所处的时代及国度来看，早在1215年，反对君主的贵族就在伦敦市民的支持下，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整个伦敦。但贵族们十分高明，他们不想改朝换代，也不想自己称王，他们的先进性思想在于筑建一个笼子，用法律和契约把国王不受约束的权力关进笼里，这是人类历史上破解打倒皇帝做皇帝最精彩的一笔。书写出国王被迫妥协、接受法律制约的《自由大宪章》，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自由协议”。《大宪章》在实际践履中虽坎坷前行，却带来了人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尊严。因此，洛克在这样的国度，他思想的自由度显然不是黄宗羲藏匿在山野草屋里所能想象。在大胆放言不存在生命危险，甚至不会产生任何恐惧的条件下，洛克自由思想的驰骋必然得到最大化的放松。因而产生出“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样的警世格言，让后代的人们享受洛克思想光辉的温暖。相比之下，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清初时代，即使清初异族统治者，如康熙为了政权的稳固，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甚至仰黄宗羲之名，慕黄宗羲之才，派员招黄氏入朝为官。虽然黄宗羲拒不仕清，幽居坊间不与清廷合作。但他头上的专制恐怖阴云并未消除。作为清初统治者而言，拉拢士人是为了维护其皇权的统治，绝不会允许反对皇权专制之言论获得自由。事实上，康熙朝文字狱之严厉残酷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因此，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视为禁书。于黄宗羲而言，他的思想之大胆是洛克及西方启蒙思想家不能比拟的，也可以说，黄氏反对皇权的大声疾呼及其反专制思想的传播，是用生命来作为抵押的。《明夷待访录》的刊印传播，一不小心，一不留意，黄氏生命休矣！
因此黄宗羲的反君主专制的批判之局限虽然在建构法政秩序上有所缺失，但黄氏的反君主专制理念的人文价值在中国的现实性意义与典型性意义非同凡响。可以说，在中国三千年的专制场域，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是突破了传统政制的深刻反思。耿介独立的黄宗羲立于中国历史学术之林，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特例。黄氏思想独立千秋，其垂范后昆的理论是亡命山涯的血性铸就。从这个意义看，凝练这珍贵遗产著述及思想的不是笔墨，是汗与血，是时间在刀尖上舔血的砥砺及不屈生命中透映的血性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