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国内酷热难耐，沾孩子们对网络比较熟悉的“光”，从网上签证、购票、定便宜旅店，实现了去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自由行。俄罗斯（苏联）和我们这代人有割不断的情结，从小就知道这个国家和民族，而且都是正面的，“以俄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依然记忆犹新。苏联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发展的道路。以至于脑海中所谓“外国”就是只有苏联好，上了中学学的外语课只有俄语。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先是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就开始被否定，继而庞大的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作为一个普通人，过去对国外的认知主要是被动接受传输来的信息，对于亲自去看看外国只能是梦想。如今有了改革开放，了解国外的渠道大大增多，甚至有了走出去的机会，这对我们清理自己杂乱的认知，获得如何认识国家、民族的清晰思路是有帮助的。

认识国家、民族需要注意的问题。世界是复杂的，同时又是多变的。现实中任何具体的个人所能接触到的只可能是局部的，某时刻的信息，不经过思考，不可能得出对“国家”、“民族”的正确认识。同时绝大部分的普通人对外国和其他民族的认识主要都是来源于自己熟悉的语言，直接和你对语言概念理解有关。《圣经》中建立巴比塔的故事很有意思，人类各种纷争不断，要为此受难，“赎罪”没有尽头，无法到达“天国”，而原因就是人们各有各的文字，造成交流的困难。我们每个人对他国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源于“文字”，而看到的“文章”又是各种各样的人在某个时代“创造”的，又只能从浩瀚的文章中看到很少一部分，由此来知道他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如果文字上的东西再不进行思考分析，得到“真知”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自己国家，自己民族，不通过思考分析，也谈不上有什么认识。如果我们坚持只有“实践出真知”的原则，则我们对他国的任何认知都首先要抱一个怀疑态度，因为那只是“文字”，并非现实。现在回想我们对苏俄历史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教训。

人就是“人”，无论中国人、俄国人都是一样的。麦当劳在俄国比较盛行，每个麦当劳店人都很多，我们在俄也常光顾。无非是说明麦当劳抓住了人在吃饭上的共同需求，人的“共性”使其风靡世界。出国旅游可以亲身体验异国风情，但没必要抱着看“另类”的想法。任何一个概念都有笼统抽象的一面和具体实在的一面，“国家”、“民族”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只存在“张三”、“李四”，而没有“中国人”；只有亚洲的地理区域，而没有笼统的“中国”。我们提到“俄国”，是指一定的地理位置呢？还是指俄国政府，一个俄国人呢？还是笼统的“俄国”（一个概念）？这是我们看文章、写文章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是引起人们争吵的原因，也是产生错误认知的原因。正因为只是一个“概念”，以“国家”、“民族”作为谈论对象的话语只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看法，是没有“对”、“错”之类的评论意义。我们举个例子就清楚了，前一段有篇文章谈到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懒惰、肮脏，于是很多人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不满，认为从此改变了对他的尊敬之情。爱因斯坦在日记里只是谈个人的看法，并没有侮辱具体的某个中国人，也就是谈不上做错了什么，如何能遭到谴责呢？再如柏杨所著《丑陋的中国人》也是谈一种看法，并没具体指责谁，这里“中国人”也只是一个“概念”。再例如我们认为俄国中年以上妇女胖子居多，你去俄国看看，随便可以找到“同意”和“否定”的“证据”。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问题的路径：任何思想观点我们只能从分析推理上去评论，任何记录“实在”的话语文字，只能提供思考（思想）的内容，而不是“肯定”和“否定”某种思想的证据。由此推理：任何笼统的“概念”做主语的说法（也就是一种思想观点），不值得为之“兴奋”、“高兴”或者“沮丧”、“愤怒”。

由莫斯科地铁想到的。在俄国的公共场所都清楚标注着“出口”和“入口”，显示了一个社会的“有序”。人的需求是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任何“秩序”的确定，一定会给一部分人带来方便，也会给一部分人带来不便。例如在莫斯科对不熟悉某座地铁站的人，你走出来后发现错了，想重新回去，很可能要走不少冤枉路去找“入口”。人类社会肯定是“有序”的，“无序”谈不上是文明社会，关键是这个“序”是如何形成的。是大家参与，相互争让，达成一种默契，形成“自然的秩序”；还是靠“强者”来规划，制定“规则”，形成“人为秩序”。由前一种思维使社会形成了“市场经济”；而由后一种思维形成了“计划经济”。俄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功实行了“计划经济”，取得世人瞩目成就。莫斯科地铁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昔日强国的“辉煌”。地铁就是一个大半圆柱形巨大通道斜插入地下，又在地下四处延伸，莫斯科不少地铁站入口往往在上面看不到“底”在哪里，让人感到“恐怖”。上、下行的人流分开，中间立起一排柱灯，主要光线不是从上面照下来，像是人们举着火把去地下探险。轰鸣着的滚动电梯源源不断把人流送下去又“捞”出来，永不停息。莫斯科地铁站空间宽阔，照明充分，也有不少艺术装饰。身在地铁站，好像是在普通车站，感觉不出是在几十米深的地下。地铁车次也很密集，几分钟就会有到站的车，虽在地下，但这里并不平静，疾驰的列车促生高频率的刺耳噪音，在长长隧道中来回飘荡，甚至被放大共鸣。这里的地铁不少就是为了战争而建，这噪音让虚弱的人难以承受，突显了“胜者为王”。地铁是现代城市的标配，莫斯科地铁完全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产物；而纽约也有发达地铁，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有人能详细考察一下两个城市地铁的建造历史，对城市产生的影响，现在的运营情况和对将来的预测，做一个全面论述和比较，由此来比较两种经济形式，不是很有说服力吗？

现实的历史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形式现在很少有国家去实践了，俄国经济也在起变化。记得有位哲人讲，把私有市场经济转化成公有计划经济是容易的，如同骟掉一匹公马一样；但把公有计划经济恢复到私有市场经济是困难的，如同让被骟掉的公马恢复生育能力一样。俄国正是面临这种“困难”，在俄国看不到繁荣的商业经济，俄国自己没有现代知名公司和品牌，反而可以见到不少计划经济遗留的痕迹。相信这种经济局面并非俄政府和民众所希望的。

一本书引起的“瞎想”。在圣彼得堡居住的附近有一个小广场，有果戈里青铜像，正在举办小型图书展，无意浏览了一下，多是俄文，有一部分英文版的书。惊奇看到一本书封面上印着隶书体“商君书”，是一本俄文版的《商君书》，但众多书中没有“孔孟”唯有“商君”。这个现象不是碰巧出现的，可能反映了俄国思想界的迷茫。中国有一段“尊法批儒”的狂热时期，如今是大力提倡“国学”，屡屡出现尊孔闹剧。诸子百家的著作几乎所有书店都在出售，但估计多是滞销品。从清末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基本达成这样一种观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朝代更迭频繁但治国理政没有脱离“秦政”，而秦政的思想基础就是“法家”，多数朝代表面上推崇的又都是“儒家”，形成“儒表法里”的历史。其原因是《商君书》之类的法家著作都是为帝王写的，是所谓的“驭民术”，自然不好鼓励百姓去读，更不可能去广泛普及。当年“批儒尊法”最甚时期，也没见《商君书》大量出版发行，人们只是知道商鞅变法的故事，而不知道他的思想基础。如今商鞅的著作在俄罗斯出版并不值得奇怪，俄国是有很重帝王情结的国家，而且对沙皇的崇拜不是在于“高贵”，而是在于帝王的“强势”。《商君书》的确对如何“强国”，如何做一个强势君王，有其独到的见解，也是有成效的。该书将“国家”和“帝王”混为一谈，一朝“帝王”的兴亡也是“国家”的兴亡。既然“君王”就是“国家”，自然就有了“君王利益”和“百姓的利益”是两回事，该书指出的是“国家”也就是“君王”富裕和强盛的路，而非富民之路。这个观点显然是陈旧的，并不符合现代政治观点。多年前，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灭亡，作为“胜利者”一方的西方国家没有去占领、殖民一寸领土，何来“亡国”之说？所发生不过是国家治理方式和“执政者”（“君王”）巨大变化。相信俄罗斯民族是睿智的民族，能够认清自己应该走那条道路。从“苏联”变为今天的俄罗斯基本上是和平过渡来的，在俄罗斯随处可见苏联的遗迹，最重要的镰刀和锤子的图案不少地方都保留了下来。这样的“和平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连续而稳定，也容易使很多认知停留在旧意识上，和社会实际变化就显得不合拍，对社会下一步发展走向感到迷茫。

对宗教问题的遐想。在俄罗斯随处可见的就是教堂，旅游景点不少也是选择教堂，如果说中俄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可以说就是对宗教的态度了，正因为这一巨大差别，中俄两国不可能走同样的路。俄国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中的一个分支——东正教。世界最大最好的东正教堂大概都在俄罗斯。我对基督教了解不是很多，见过的教堂也很有限，但从基督教三个主要分支的教堂去看，有这样一个特点，新教（基督教）教堂最简单，彻底的朴实无华，像一间教室；天主教有图片布置，大堂“主席台”有壮观背景；东正教堂复杂，从里到外处处可见装饰，有些完全是“富丽堂皇”（去俄罗斯旅游不可能不去看教堂）。看看基督教有关“十诫”的基本教义，再看看这不同的教堂，颇有感慨。社会行政组织和“宗教”都是人独有的现象，两者都和“人类社会”有关系，但新教（基督教）受世俗社会行政（指权威、等级制度）影响就很低；而天主教和东正教就受世俗行政影响比较大，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也和为了争“谁是正统”有关。“宗教”本质是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基督教“十诫”中前三条直接和人的“精神”有关，而第四条讲了如何在现实中“做到”，这就是要恪守安息日。其中“不得设置偶像”，更是道出“宗教”的精神意义。虔诚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信徒用富贵的饰品和精美的图片、雕像来表示对神的崇拜，而这恰恰淡化了宗教的意义。人们安息日进教堂，是为了通过自责来求得“上帝”的帮助，是“大脑”的活动，和视觉没有关系。如同通过直观的图片去进行数学教学，只能得到最初级的数学，要得到更多数学知识，除去思考并无它法。更多现实主义的美学掺杂到宗教中，对增强对“神”的信仰并非“福音”。把眼光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不难发现，富裕而且社会稳定的欧美国家几乎都是信仰新教的国家，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次之，而各种问题多的国家多是信东正教的国家，也就是国家稳定人民富裕和教堂的豪华成反比，这真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俄国有一段否定宗教的历史，中断了东正教正常的传承，世界基督教传承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出现萎缩，进教堂的人次在减少，很难想象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人类社会又需要在宗教问题上做出抉择。如今来到俄罗斯，这是一个重新重视宗教的国家，我不具备深入了解俄国社会的条件，但我分析俄国具有坚定信仰东正教信徒不是很多，东正教的影响是有限的，要恢复昔日东正教对俄社会的巨大影响是不可能的。

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俄罗斯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国家，不仅在公众场所，就是在家庭也可以见到“艺术”。北京机场的宏大莫斯科机场不能比，而莫斯科机场各种艺术性装饰北京机场不能比。在俄住宿的三处都是由民居改造的家庭式旅店，都有文化气息很重的装饰，一处的整体装饰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房间贴有较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凡是有点历史的建筑到处都有雕刻来作为建筑装饰，遍及城市有很多青铜塑像。塑像高大而形象，或立于门口，或立于公园广场；或立于“地”，或立于屋顶“高高在上”。人物有宗教故事中传教士、文学艺术大师，科学家，尤其是俄罗斯建国过程中与邻国发生诸多战役中的将军，应有尽有。除去塑像数不胜数，俄罗斯也是一个热爱美术的国家，不仅有众多民间艺人，还有不少大型油画作品藏于博物馆和画廊，车站铁路旁遮挡工地的挡板也涂鸦不少动漫画。在各种艺术体育中，俄罗斯选手都有出色表现。俄罗斯真是一个追求“美”，也懂得“美”的民族。我在观看俄罗斯诸多油画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俄国美术馆实在是藏品太多，匆匆过客不可能仔细欣赏，我没有太多的“艺术细胞”，观看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也就是“看看而已”。在记忆上给我印象深的是俄国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但没有找到。回过头想想，所看过的美术作品几乎没有类似题材的，感慨万分。真是：“昨日游画廊，归来泪满巾，栩栩如生像，没有劳苦人”。在我辈接受的思想中，通常把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作为“美学”最高境界，文学艺术又必须为人民，也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他们应当是一切文学艺术品的“主角”。这些思想的发源地是苏俄，但从如今俄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不用翻译的美术雕塑作品，看不出这些思想的遗留。思考这些问题，对我们认识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真正作用是有帮助的。文学艺术，“美学”，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并不是人的第一需要，好的作品只能产生于解决温饱之后。对于民众来讲，你如果认为他们太苦、太累，就请具体帮助他们，而不是“歌颂”他们。文学艺术的“主角”不可能是劳苦大众，社会现实问题也不可能靠“文艺”来解决，“艺术家”对解决人世间诸多苦难是无能为力的，不负责任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去表现“苦难”，很可能是嘲笑、戏弄劳苦大众。这些简单“常识”至今在我国也未必认识清楚，在我们两会代表中文学和演艺人员所占比例很高，就说明这一点。莫斯科最值得骄傲的伟大工程应该是地铁，而且很多都是在二战之前修建，当时工程机械化有限，一定有不少人工投入，修建工程场面一定是很壮观的，按理应该围绕这一伟大工程有不少优秀美术作品问世。苏联革命政权有多半个世纪，但如今见不到这段时期的文艺作品传世，让人不好理解。如果是因为政权更迭，但革命政权期间重要的徽记随处可见并没有去掉，列宁棺木依然在红场停放，都说明不会刻意埋没当时优秀文艺作品。答案只能是一个，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早就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真谛，没有去创造和实践“革命的美学”。常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知识分子工作比他们的“老师”做的好多了，例如油画“父亲”估计在中国美术史会留下记忆。“现实主义”，发挥“正能量”，都将是很长时间我国文学艺术的主调。

外出旅游是十分辛苦的，吃、住、行都是问题，尤其是到国外，还要受语言不通的困扰，忍受进、出关口时“白眼”。然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乐此不疲，这实际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说明国人也开始重视精神生活，真正的旅游应该是对自己“梦想”的现实追求，而实际上很多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是茫然的。只是“购物旅游”，“拍照（看景）旅游”，“随大流旅游”，有些甚至是为了“显摆”。但无论何种目的，走出去就是社会的大进步，不引起人们的联想是不可能的，打开的大门很难再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