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1年初夏，耀邦同志带领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调查组写的一份调研报告。报告成稿于5月5日，送中央办公厅登记后，直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的政治秘书陈伯达首先看到这份报告，他在向毛主席报送时写道：“读了胡耀邦同志带领的调査组所写的这个材料，觉得非常好，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引人深思。”毛主席看后，于5月29日写下批语：“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
调研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说的“工作会议”是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前，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请他起草通知，明确会议内容仍然是讨论并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若干关键问题——此前，中央已多次开会研究过这些严重的问题了。毛泽东在信中的最后还提到，“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也要进行调查研究，并要求到会同志提前“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各部委和各地省委都有很多同志下去调研，耀邦同志则领下了关于手工业和供销社问题的调研任务。
党中央自1958年入秋以来就觉察到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问题，但九个月的初步纠“左”在庐山会议上中断，进而发生了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广大农村普遍过上了“瓜菜代”的日子。当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各种“左”的偏差。
首先，党中央于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承认，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并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当时的问题固然是人民的生产生活遇到巨大困难，但更严重的是，大多数干部不敢讲真话，人民的声音很难听到，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想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也是难上加难。1961年5月，当收到井冈山时期老战友陈正人反映农村情况的来信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借复信的机会，他催促各级各地领导同志到农村去做调查。他在信中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提出：“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硏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毛泽东内心的孤寂愁闷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深入农村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1月他安排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个调查组，分别去广东、湖南、浙江调查农村情况，每个调查组调查十天至十五天。毛泽东本人也离开北京南下，沿途听取各地领导人汇报，同时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
最后，党中央于1961年4月25日为召开本文开篇时提到的工作会议发出通知，其中提出了在农村进行重点调查的题目，包括食堂、粮食、供给制、山林分级管理、全面整风和退赔等，最后还列了恢复手工业和恢复供销合作社两个问题。耀邦同志选择最后两个问题作为调查题目，在辽宁海城牛庄公社、南台公社等社队做了一番调查，并听取了鞍山市财贸工作会议上的意见，综合成文后，正式向毛主席交上报告答案。
调研报告分析了农村商业体制存在的问题
调查组将1956年以前的农村商业体制形象地概况为：“两条腿”，即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三条渠道”，即国营、集体商业渠道和集市贸易。1956年开始，农村多种形态的商业体制逐渐单一化。1958年公社化后，“两条腿”变为国营商业“一条腿”，“两种所有制”只剩下全民所有制一种，“三条渠道”也相应地变成了“一条渠道”。对此，调研报告明确指出：“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
调查组认为，在农村，“国营商业实际上是不可能全部担负起庞杂的商品调节和分配业务的”。“做买卖的权力那么集中，商品生产又那么分散，作为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对于社员需要的细小商品，国营商业既无力供应，又不准社员去外村串换，致使历史上形成的互通有无的传统交易中断了。
农村的供销社变成国营商业后，社员反映：“过去供销社是咱办的，干部也听农民的话，社员需要什么就进什么，社员要卖什么就收什么，现在是不管需要不需要，有什么卖什么，照顾国家多，照顾农民少。”报告指出：“社员群众对于供销社大大疏远了，不关心，不监督，也不积极支持。由于失去了群众监督，供销社经营管理水平下降了，丟款差货的现象普遍增多。”
既然如此，是否应该“走回头路”，恢复供销社的原有体制呢?调查组通过听取广大社员、干部的意见，最终提出：对农村现有商业体制应作彻底改变，恢复供销社的原有性质，改回农民入股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在是否“走回头路”的问题上来了个否定之否定。
“三条渠道”中的第三条是集市贸易，而集市贸易的主体是社员家庭。调查组指出，在商品生产方面有几种所有制，包括“全民的、集体的和家庭的”。实际上，哪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期也是如此，尽管那时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和喂养的禽畜，到头来纠正“左”的错误时，还要允许家庭在这狭小的领域中进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进而才能进行商品生产。
报告反映，调研中有同志认为：“对于第三类物资还要允许公社和农民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采购，自由推销，恢复旧有的购销关系。”当时，国家对重要物资实行分类分级管理，一类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二类物资由中央各主管部门负责分配，二者都不准进入集市；三类物资则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其他物资，允许上市，如麸皮、草席、浆果，以及小土产、部分山货等。只有进一步放开三类物资的购销，家庭所有制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供销社才能更好地与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计划经济真是“铁桶江山”，管理得“滴水不进”；所谓家庭所有制，真是在针尖麦芒中存留下来的“奇葩。
调研报告提出了做活农村商业工作的一些设想
商品生产和交换问题原本不应成为“禁区”，早在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其间专门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讲话，强调人民公社也要生产用于交换的商品，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经济核算。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他表示，“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
话虽这样说，实际上“共产风”却屡禁不止，愈刮愈烈。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与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在很多人眼里，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如此，耀邦同志带队的调查组在报告中，却放开胆量大谈农村的商品生产。不是说他有多么高明，而是他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有自己独到的学习体会。
调研报告清楚地指出，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也说到了“商品生产规律”，认为“应当以刺激商品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购销为原则”，“对集体商业的活动不宜限制太多太死”。报告没有多讲理论，而是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中，分析尊重或违反商品生产规律的利与弊。
其一，农民对二类农副产品收购比例过高的做法表示不满。他们说，种花生的吃不到花生，种麻的没有绳子用，种烟叶的没有烟抽，种果树的没有果子吃，养蚕的不光穿不到绸子，还吃不到蚕蛹。这几年，很多产品全都被收购了，结果农民只好瞒产私分。
其二，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农村中什么产品都统起来、管起来，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分配，连杀猪也要实行“一把刀”政策，农民连猪下水都吃不到，结果是国家购什么就少什么，少什么就统什么，完全是逆规律而行。如牛庄公社1956年收购草席7.5万片，1960年只收到1.6万片；1956年收购扫帚6万把，1960年只收了1.2万把……农民赌气地说：“我们不能好好地卖，你们也别想好好地吃。”
其三，某些农副产品的价格很不合理。农村许多产品的价格都是1955年定下来的，“快马赶不上青菜行”，这几年一些手工业产品的价格甚至低于原材料成本。牛庄公社社员反映，一片一丈二的苇席成本费是8.35元，国家收购价是4.7元。农民抱怨道：“烧木炭不如卖木柴，编席子不如卖秫秸，织草袋不如卖稻草，采药材不如搂干草。”农民心中都有一个“小九九”，赔钱的买卖谁也不肯做。国营商业的买卖价格不如农民自由议价，原因在哪里?我觉得，一是相关物资都是工业化范围之外的，不被重视；二是国营商业存在官僚主义、“坐商”习气。调研报告指出：供销社“人员那么多，几乎每个队都设一个“驻在员’，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经营作风又不那么‘文明’，翻东翻西，又不参加劳动，群众意见很多”。
“大跃进”运动提出了“全民办企业”的号召，可是很多地方不具备办企业的条件，很多地方又认为“大办企业”就是“大办钢铁”，更是不切实际。但是，农村中是否应该兴办一些合乎“地宜”、合乎“时宜”、合乎农民“人宜”的农村企业呢?调研报告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调查组重点关注了与种植业、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有关的农村企业，具体讲就是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这些适合农民在农村兴办的企业(作坊)，那时都被搬到城市里去了，说是因为“城市生产成本低”。
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可不这样认为，农民认为传统的“种地经”就是种地增产以后，可以多养猪，猪多了以后可以多积肥，肥多了以后可以种地多增产。1958年，南台公社办粉坊最多，曾达到159个，养了3400多头猪，积了35万多堆优质肥，在240余垧地里施肥，每垧可增产粮食六七百斤，垧产达到5500斤。社员回忆说：“那一年有六多：粉坊多、养猪多、积肥多、粮食多、社员吃的多、国家得的多，真是一举数得。”农民的“种地经”中竟有循环经济的影子，多么有意义!可在那时，这些乡间作坊都被搬走了，粉浆、豆腐浆加工时顺水流走，粉渣、豆腐渣无处利用，很多都发霉了。农民认为这是莫大的浪费，既气愤又心疼，更不要说“四坊”原料的运输成本了。
我国的计划经济造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势必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被打破，具体路径之一就是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其中，农村副业的活力和潜力相当巨大，上面说的手工业“四坊”
(“四坊五匠”泛指与屯堡人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手工业和工匠，包括豆腐坊、米坊、酒坊，篾匠、绣匠等)，完全可以发展为农村现代化的支柱产业。回想改革之初，大城市里的人没有豆腐吃，为此甚至惊动中央领导同志。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全国劳模王崇伦被“逼上梁山”，亲自抓哈尔滨豆腐生产，一时间在全国传为佳话。
调研报告指出：“要把农村‘四坊’办起来，首先要解决原材料的安排问题。”调查组支持社员的要求，即“把农村需要的油、米、面、粉条、酱油、醋等食品原料，给农村留下，由他们自己加工，自给自足。加工的副产品，如糟、渣、饼、浆、水等用来发展畜牧业生产”。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农村的食品加工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调研报告的这个意见，不仅冲击了政府对二类物资的计划收购，也冲击了对一类物资的统一收购。不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建议有无争论。调查组执笔时，不知耀邦同志是否想到了毛泽东在1960年11月28日写的那句话：“即使(公社所有制)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而不是社共队的产。”耀邦同志1969年还记着这句话，此时他想必也一定记得住。让广大农民保留部分一类物资、二类物资，只要生产发展、人民得以温饱，又有何不可?
此外，调查组还反映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那就是在辽宁这一工业发达、城市人口占一半的省份兴办“集镇公社”，以示和农村公社区别。集镇公社的社员以从事非农产业的副业、手工业、小作坊、食品业为主。这一设想极具预见性，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现了许多产值过亿的小集镇。
耀邦同志这次关于农村商业体制的调研，离不开鞍山市委的帮助，从那时起他和鞍山市委第一书记杨士杰、书记杨克冰便成为一个时期内经常来往的朋友。这次调研形成的报告，获得了毛泽东积极的、鼓励性的批示。此后，耀邦同志对经济问题更感兴趣了。1984年视察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时，他还情不自禁地说起这份报告。
原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
